王献之的千古之谜（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真相探赜）

王献之的千古之谜（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真相探赜）洛神赋 关于王献之书《洛神赋》的记载，最早的当属北宋的《广川书跋》。《广川书跋》卷六有《洛神赋》与《洛神赋别本》两条记载，原文如下：1关键词：王献之 洛神赋 玉版十三行 宝晋斋法帖《洛神赋十三行》碧玉版原石 首都博物馆藏一、 王献之《洛神赋》墨迹的流传

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真相探赜

作者：胡迪军

内容提要

《洛神赋》是曹植的名篇，流传甚广，而相传由王献之书写的小楷《洛神赋》更是一件书法史上的经典名作，此书妍丽流美而又风神秀逸，是楷书中追求写意书风的代表作，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后世小楷对所谓晋人格调的追摹，无不以《洛神赋》为圭臬。但到宋代时，此作仅存其中十三行共二百五十字，而原作并未流传至今，刻本又辗转翻刻，流传有多种版本，本文以传世文献为依据，通过对史料的甄别和归纳，试图拨开迷雾，探究这件经典名作背后的真相。

关键词：王献之 洛神赋 玉版十三行 宝晋斋法帖

《洛神赋十三行》碧玉版原石 首都博物馆藏

一、 王献之《洛神赋》墨迹的流传

关于王献之书《洛神赋》的记载，最早的当属北宋的《广川书跋》。《广川书跋》卷六有《洛神赋》与《洛神赋别本》两条记载，原文如下：¹

洛神赋

逸少此赋，当以为第一，今无复存者。但子敬所书犹传，疑未可以伯仲间论也。谢安石尝疑子敬不逮父书，后世或谓不复可辨，且曰：外人那得知，岂书法虽一艺，彼亦自有至处，恐非造其域者，不能致论也。此书摹传失据，更无神明，点画存尔，非子敬书法尽此。

洛神赋别本

今世所传《洛神赋》，余见者四本矣。王和甫家者号最胜，结字疏密得法，然不若此书，亦自与周子发家者稍异。子发谓：子敬爱书《洛神赋》，人间宜有数本，似未见其馀也。昔马澄评右军书，谓购进《洛神赋》诸书十余种，皆作今体。知逸少尝书此赋，子敬当是习其家学耳。然《书录》不记子敬《洛神赋》，其传之失，实将后人摹搨不可知也。字法端劲，是书家所难。偏旁自见，不相映带，分有主客，趣向整严，非善书者不能也。 大观元年正月为安希古书

《广川书跋》作者董逌，字彦远，山东东平人，北宋藏书家、书画鉴定家，精于鉴赏。根据他的记载，王羲之也曾写过《洛神赋》，而王献之所书《洛神赋》很可能是“习其家学”，北宋时《洛神赋》传本尚多，就董逌所见，有安希古藏本、王和甫藏本、周子发藏本等四件，虽然外界传闻王和甫藏本最好，但董逌认为安希古藏本更好，董逌文中并未提到有残缺，但认为都是摹本，“此书摹传失据，更无神明，点画存尔”。

上文中所提到的周子发，即北宋书法家周越，其藏本后来入藏宣和内府，被著录于《宣和书谱》。 在《宣和书谱》卷十六《草书四王献之》中记有“ 正书：洛神赋，不完 ” ² ，可知此件入藏北宋内府时，已残缺不全，残损情况不明。

经过靖康之变，宋室南渡，至宋末元初时，见于记录的仅有两件。赵孟頫在所著《松雪斋集》卷十《洛神赋跋》中记载：³

晋王献之所书《洛神赋》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间止有此本，是晋时麻笺，字画神逸，墨彩飞动。绍兴间，思陵极力搜访，仅获九行（百）七十六字。所以米友仁跋作九行，定为真迹。宋末贾似道执国柄，不知何许复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续于后，则与九行之跋自相乖忤，故以绍兴所得九行装于前，仍依绍兴以小玺款之，却以续得四行装于后，以“悦生”胡卢印及“长”字印款之耳。孟頫数年前窃禄翰苑，因在都下见此神物，托集贤大学士陈公颢委曲购之，既而孟頫告归。延祐庚申，忽有僧闯门，持陈公书并此卷，数千里见遗，云陈公意甚勤勤也。陈公诚磊落笃实之士，不失信于一言，岂易得也！因并及之。至治辛酉既装池，适老疾不能跋。壬戌闰五月十八日，雨后稍凉，力疾书于松雪斋。（图1）

图1、《松雪斋集》中的《洛神赋跋》

此跋赵孟頫书于壬戌年闰五月，即元至治二年（1322），赵孟頫于这年六月去世，当时赵孟頫身体已经每况愈下，这件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很可能是他最后的收藏。⁴

按照跋文中的记述，赵孟頫购得的这卷墨迹是写在晋代的麻笺纸上的。宋高宗赵构极力搜访，得到此卷墨迹的前九行，共176字，命米友仁作跋，米友仁鉴定为真迹。米友仁为米芾之子，在宋高宗内府所藏名迹后多有米友仁跋文，是南宋皇室御用鉴定家，具有很高的权威。

此卷后流入贾似道之手，赵孟頫跋中提到“不知何许复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续于后，则与九行之跋自相乖忤，故以绍兴所得装于前，仍依绍兴以小玺款之，却以续得四行装于后，以‘悦生’胡卢印及‘长’字印款之耳。”也就是说，贾似道得到后四行74字后，并未将十三行连在一起装裱，而是按前后两段的顺序装裱的。

跋的最后，赵孟頫谈到了自己的收藏经过。跋中记载赵孟頫数年前在京城（元代京城在大都，即今天的北京）翰林院任职时见到此卷，委托集贤大学士陈颢代为购买。延祐己未（1319）四月，赵孟頫护病妻回家乡吴兴。延祐庚申（1320），陈颢托僧人带至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赵孟頫家中。至治辛酉（1321）重为装裱，但因病不能题跋，直到壬戌（1322）闰五月才加以题跋，一个月后，赵孟頫去世。

《松雪斋集》卷十《洛神赋跋》后还提到了另外一卷：³

又有一本是《宣和书谱》中所收，七玺宛然，是唐人硬黄纸所书。纸略高一分半，亦同十三行二百五十字，笔画沉着，大乏韵胜。余屡尝细观，当是唐人所临，后却有柳公权跋，两行三十二字，云：“子敬好写《洛神赋》，人间合有数本，此其一焉。宝历元年正月廿四日起居郎柳公权记。”所以吾不敢以为真迹者，盖晋唐纸异，亦不可不知也。

因为赵孟頫亲自鉴赏过这两卷传本，还是真迹卷的收藏者，故而他的叙述，可信度极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条递藏线索。王献之书《洛神赋》麻笺纸真迹，北宋时藏处不明，南宋时流入杭州，入藏宋高宗内府，仅存前九行，由米友仁题跋，后流入南宋权相贾似道之手，贾似道另购得后四行，与内府所藏前九行连为一卷。元代时此卷被带至北京，赵孟頫见后，委托集贤大学士陈颢代为购得，后由僧人送到湖州，藏于赵孟頫松雪斋中。可见此墨迹迭经宋高宗赵构、米友仁、贾似道、赵孟頫赏鉴，流传有序。

不幸的是，这件真迹卷在元代之后却失去了踪迹，未再在以后的各种记载中出现，消失在了历史的烟尘中。

而另一卷《洛神赋》十三行本，唐代经柳公权、柳璨题跋，北宋曾为周越所藏，后入藏于宣和内府，著录于《宣和书谱》，钤有宣和七玺。因为是写在硬黄纸上，被赵孟頫鉴定为唐人临本。

此卷明代时曾著录于董其昌的著作中，当时为嘉兴书画收藏家项子京所藏。

董其昌《容台集》卷之五：题跋（三）《书品》记载：⁵

赵吴兴曾得洛神十三行于陈集贤灏，自题此晋时麻笺，思陵极力搜访，仅获九行百七十六字，故米友仁跋作九行，宋末贾似道复得四行七十四字，乃续于后，则以九行之跋不相属，遂以四行别装于后，以“悦生”及“长”字印款之，今此本不知犹在人间否？余所摹秀州项子京藏是宣和中所收，吴兴云更有唐人临本，后有柳公权跋，亦神物也。视世传十三行宋榻，何啻霄壤耶？

此跋手迹也见于董其昌辑刻的《戏鸿堂法书》卷一《洛神赋十三行》之后，而《戏鸿堂法书》中收录有《洛神赋十三行》三件，第一件为柳公权、董其昌跋，很可能翻刻自越州石氏本；第二件翻刻自玉版十三行；第三件称为唐搨本，有柳公权、周越、蔡襄跋，项子京所藏很可能是第三件。（图2 ）

图2、董其昌辑刻《戏鸿堂法书》卷一《洛神赋十三行》柳公权跋本

董其昌在其所著《画禅室随笔》卷一《临洛神赋后》一文中也提到这件项子京藏本：⁶

大令《洛神赋》真迹，元时犹在赵子昂家。今虽宋拓不复见矣。今日写此四行，亦唐摹冷金旧迹，余见之槜李项氏，遂师其意，试朝鲜鼠须笔。

此件曾入藏北宋内府的《洛神赋十三行》墨迹，末尾有柳公权题跋，文为“子敬好写《洛神赋》，人间合有数本，此其一焉。宝历元年正月廿四日起居郎柳公权记。”此卷笔画规整朴茂，稍乏韵致，不如真迹本华美，与赵孟頫所见唐临本的记载相符，后人多认为是柳公权所临，但并无依据。唐宝历元年（825）柳公权题跋时四十七岁，从笔迹来看，符合其早期书迹的特点，当为柳公权真笔。根据历代刻帖显示，其后还有柳公权堂侄孙柳璨的题跋，北宋时，有周越、蔡襄题跋。此卷流传至明代，为大收藏家项子京所藏，在明亡后失去了踪迹，也未能流传至今。

此卷与真迹本刻石相比，基本情况相同，第二行第十二字“悵”字也已缺笔，但竖心旁中竖尚存，“長”字首横尚在，第八行同样衍一“飛”字，以四点点去。可知唐代时真迹本就仅存十三行，“悵”字也已破损，唯最后一行第五字“轻”字未损，真迹本刻石中仅存右下角的“ 工”字 。

二、《洛神赋十三行》的版本

《淳化阁帖》卷九、卷十两卷刻有王献之作品，但并未收入王献之《洛神赋》，可能淳化年间此帖尚未收入内府。但《洛神赋十三行》自北宋以来不断刻入各种丛帖，版本众多，目前所能见到的宋代的《洛神赋十三行》刻本，是北宋潘师旦刻的《绛州帖》、南宋石邦哲的《博古堂帖》和南宋曹之格的《宝晋斋法帖》。

1、《绛州帖》

《绛州帖》，又称《绛帖》，是北宋潘师旦摹刻，因刻于绛州，故名。《绛帖》以《淳化阁帖》为底本而有所增删，刻于北宋皇佑、嘉佑年间，《绛帖》刻入诸家古法帖、历代名臣法帖、二王帖、历代帝王书、唐、宋法帖等，是最早的私人所刻丛帖，集宋以前书法名家之大全。此帖今仅存宋拓残本，王献之卷未存。

明代翻刻本《绛帖》卷六刻王献之书法，有 “晋中书令宪侯王献之书” 标题。首帖即《洛神赋》，首行为帖名“献之洛神赋”，下有“御书”半印，每行字数已经缩减重排，实际为十四行。后有唐末柳璨跋二行“天祐元年五月六日堂侄孙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户部璨续题”，上有“贞观”连珠印，此帖中虽无柳公权跋，但从柳璨跋可以推知此帖应该有柳公权跋，其自称“堂侄孙”即是针对柳公权而言。

柳璨（？－906），字照之，河东郡（今山西省永济市）人。唐朝末年文学家、史学家。唐代书法家柳公绰、柳公权的族孙。（图3）

图3、《绛帖》卷六之《洛神赋十三行》，山西新绛县图书馆藏

2、《博古堂帖》

《博古堂帖》，又称《越州石氏帖》，由南宋石邦哲刻于越州（今浙江绍兴）。石邦哲(《嘉泰会稽志》作邦圻)，字熙明，会稽新昌 (今浙江新昌)人，官福建参议。南宋藏书家、书法鉴赏家。南宋绍兴初年，辑刻《博古堂帖》于越州。其中《洛神赋十三行》宋拓本今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此本末尾有柳公权跋。（图4）

图4 《洛神赋十三行》越州石氏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3、《宝晋斋法帖》

《宝晋斋法帖》，此帖是由南宋曹之格辑刻的一部丛帖，共十卷，刻于无为（今安徽省无为县）。北宋书法家米芾在担任无为军使时，将所藏东晋王羲之《王略帖》、王献之《十二月帖》及谢安《八月五日帖》的墨迹，刻于无为官署，并将书房命名为“宝晋斋”。后因兵火，石刻残损，后任无为军使葛祐之根据旧拓本重刻。南宋咸淳五年（1269），曹之格任无为军使时，再次将三帖摹刻，并增加了家藏的晋帖及米芾帖多种，集为十卷，题名为《宝晋斋法帖》。

此帖宋拓十卷全本今藏上海图书馆，为存世孤本。其中卷六第一帖即是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此刻书法笔画舒展，妍丽流美，但因拓本墨拓浓重，侵入字内，使部分字迹略显模糊。（图5）

图5 南宋《宝晋斋法帖》卷六中的《洛神赋十三行》，上海图书馆藏宋拓孤本

可见，《绛帖》《博古堂帖》所刻为柳跋本，《宝晋斋法帖》所刻为真迹本。

明代以后的刻帖中，除了翻刻以上几个版本之外，又出现了两个新的版本：

其一是《碧玉版十三行》，又称《玉版十三行》。据传明代万历年间，在杭州西湖畔葛岭之上出土了一块玉版，传说以于阗碧玉刻成，因其地为南宋贾似道半闲堂旧址，故称“玉版十三行”或“碧玉版十三行”，此本残损十余字，但字体笔画舒展，线条丰润，末尾刻有“宣和”印（“宣”字凿损），因赵孟頫文中提到贾似道曾收藏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真迹，故此版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最接近真迹的一个版本。（图6）

图6 《玉版十三行》（晋字未损本），上海图书馆藏

其二是《白玉版十三行》，此本以白玉刻成，残损情况与碧玉版完全相同，笔画比碧玉版丰满，世称“白玉版十三行”。

对于白玉版十三行，杨澥（1785—1850）有跋文记载如下：7

玉版有二，一用青玉，一用白玉。青玉版康熙中进入天府，人间流传墨本皆未经进时所拓。其白玉版至今尚存杭郡吴姓家。白玉本较青玉稍瘦。或曰一为宣和内府所刻，一为贾似道所刻，亦莫能确指矣。至如帖内空白大者十一处，前人每谓玉版出自西湖，名为篙伤痕，岂知两本空白悉符，曾是篙伤而雷同若是乎？实则墨迹书于麻笺，笺有蚀痕，钩摹时作此空白。篙伤二字，千古笑柄。西湖船篙头从不用铁包，则遇石安得受伤？余在杭一年，每游西湖询诸船工，云湖中之船与外河隔绝，从古篙头不用铁也。且青玉版万历中出于葛岭，即半闲堂旧址，可知青玉实为贾刻。葛岭在西湖，因名为“西湖本”，而附会为篙痕矣。余说可打破三百年疑障。自明迄于昭代，翻本如林矣。若白玉则前人未有知者，近时如张叔未（廷济）亦未之知而不深信，其它无论也。

邵松年（1848—1924）《古缘萃录》中有记载如下：8

第一种白玉本也，龚定庵《学海谈龙》云：“雍正八年庚戌渔人得于西湖葛林园，亦有篙痕，不及碧玉本之肥古，而以神采胜。童氏得之，以归制府，李卫进于朝。在童氏才十日，李五日，人间拓本皆此十五日中幸而留出者。其石至嘉庆三年乾清灾，毁于火。”此拓笔意虚和，与碧玉有刚柔之别，非以神采胜，直以神韵胜耳。篙痕与碧玉不尽合，“棄”字中直一贯，惟此本为胜。

（《旧拓玉版十三行二种跋尾》）

杨宾(1650—1720)《铁函斋书跋》卷三中有多条关于翻刻玉版的记载，摘录如下：⁹

……朱文盎云：“从祖四桂老人见其外祖钱塘洪清远翻刻《十三行》于玉。”

……朱文盎云：“此非宋刻也，乃钱塘洪清远所刻，余从祖四桂老人亲见玉工镌字。”

以上三跋中可知，白玉版十三行以白玉刻成，据龚自珍记述，原石清雍正八年（1730）发现于西湖中，旋被进呈内府，嘉庆三年（1768）毁于乾清宫之火灾。再据杨澥记述，白玉版与碧玉版所刻相同，甚至连篙痕都完全相同，所以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一件根据《碧玉版十三行》拓片伪造的翻刻本。（图7）

杨宾跋中的朱文盎即朱昆田（1652—1699），字文盎，号西峻，清初学者朱彝尊之子。洪清远名瞻祖，字诒孙，号清远山人，浙江杭州府钱塘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兵部郎中，翰林院庶吉士，兵科给事中，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抚江西南赣，赠少保兵部尚书等职。后辞官归乡，隐居杭州四十余年。著有《西溪志》《清远山人稿》。

根据杨宾的记述，白玉版很可能是明末洪清远雇玉工据碧玉版拓本翻刻的，而龚自珍所言雍正八年发现于西湖中的说法显然是附会了碧玉版的谣传。

在传世的大量十三行拓本中，有一种流传较广的旧拓本，石花处有明显的刻制痕迹，字迹稍显丰肥，比较符合明代馆阁体的审美，这个版本极可能即是白玉版，这个版本的显著特征是“宣和”印的“宣”字铲痕与碧玉版不同，碧玉版铲痕为斜向的方形，而白玉版为水平的方形。但此白玉版原石并未流传至今，也无近拓本，可见龚自珍记述中白玉版嘉庆三年（1768）毁于乾清宫火灾的情况是有依据的。

图7 张廷济旧藏《玉版十三行》剪裱本，张廷济误为碧玉版，实为白玉版

以上是《洛神赋十三行》的几种主要版本。明末以后，《洛神赋十三行》声名大盛，被刻入各种丛帖，其中明代的有：万历年间松江董其昌刻入《戏鸿堂法书》卷一；万历三十年苏州章藻刻入《墨池堂选帖》卷一；海宁陈增城刻入《玉烟堂法帖》卷十一；金坛王秉刻入《泼墨斋法书》卷五；刻入海宁陈氏《海宁陈氏藏真帖》卷二；刻入嘉兴项氏《澹虑堂墨刻》卷四；刻入涿州冯铨《快雪堂帖》卷一。清代的有：刻入卞永誉《式古堂法书》卷三；刻入《秀餐轩帖》卷二；刻入《翰香馆法书》卷三；刻入康熙内府《懋勤殿法帖》卷九；刻入扬州《李书楼正字帖》卷一；刻入《滋蕙堂墨宝》卷二；刻入《聚仁堂法帖》卷一；刻入《玉虹鉴真帖》卷三；刻入《契兰堂法帖》卷二；刻入钱泳《写经堂法帖》卷一；刻入《餐霞阁法帖》卷一；刻入《筠清馆法帖》卷一等等，不胜枚举。¹⁰（参考容庚《丛帖目》）

因《洛神赋十三行》尺幅较小易于翻刻，故而作为单帖翻刻者也不可胜数。但无论丛帖还是单帖，基本上都出自以上五种版本，事实上出自两种版本，即真迹本和柳跋本。而其中最负盛名的还是相传为贾似道所刻的真迹本《玉版十三行》。

三、《玉版十三行》刻石流传始末

相传，《玉版十三行》发现于明万历年间的杭州。一说出自西湖之中，并附会其上大小十余处泐痕为湖中蓬船船篙所伤，故曰“篙痕”；一说出自湖畔葛岭。因葛岭为贾似道故宅所在，其既得真迹，而门下廖莹中、王用和二幕僚乃摹刻高手，且贾似道曾将右军《兰亭》镌于玉枕，号称《玉枕兰亭》，故也将《十三行》刻于玉上，即《玉版十三行》。然这些都只是传说而已，并未见明确的文字记载。但此版长期以来被作为最接近真迹的一个重要版本。

关于《玉版十三行》，清初金石学家杨宾(1650—1720)作有跋文多篇，收录在《铁函斋书跋》卷三中，详述了此石从明末至清初的递藏经过，兹录如下：

王耳溪再赠《玉版十三行》⁹

《玉版十三行》相传贾秋壑得子敬真迹，镌于于阗碧玉，万历间或从葛岭斫地得之，归泰和令陆梦鹤。”今此版转入京师，余曾见之，水苍色似玉，实则石也。模糊“书、令”等十八字，后有宣和印“宣”字亦模糊，按《容台集》云，赵吴兴得十三行于陈集贤灏，自题此晋时麻纸，思陵获九行，米友仁跋。贾似道复得四行，作两截装，以“悦生”“长”字印款之。夫似道既以于阗玉刻十三行，岂有“宣和”印而无“悦生”等印及小米跋，则非悦生堂所刻明矣。朱文盎云：“从祖四桂老人见其外祖钱塘洪清远翻刻《十三行》于玉，则似乎别有一本，然清远至今不百年，不应模糊若是，况字画疏宕精采要在吴兴临本之上，岂清远所能办耶？癸未秋王子耳溪赠一本，既易东阳《稧帖》矣，耳溪又复赠此，故特识所闻见，以竢世之知者。

翁萝轩《玉版十三行》：⁹

陆冰修先生云：“贾秋壑得子敬书十三行，镌于于阗碧玉，万历间或从葛岭斫地获之，归泰和令陆梦鹤。”朱文盎云：“此非宋刻也，乃钱塘洪清远所刻，余从祖四桂老人亲见玉工镌字”。是二说者，向未知其孰是。甲申三月，于维扬吴禹声家见宋拓本，与此纤毫无异，但“我”字戈法尚细，“宣和”印“宣”字尚全耳，始信宋时已有此刻。若洪氏本亦于维扬杜氏见之，妍媸不啻径庭，文盎徒闻四桂老人之言，遂尔误认为一，不知其又从此本翻刻也。陆说余亦未敢深信，盖此刻独有“宣和”印，而无“悦生”“长”字印，又无小米跋，与《容台集》所载秋壑家晋时麻笺不同，岂秋壑所刻非麻笺耶，抑此玉不刻于秋壑而刻于宣和耶。自泰和后，又经观桥叶氏、王氏，数年前转入京师。其主意欲问售，余谓此吾浙旧物也，不宜使之沦落于此。萝轩遂以重价购之。乙酉、丙戌间，余客闽中，萝轩则督学岭南，遗余墨拓数本，且属余考其源流，因为述所闻见如此，若夫字之秀劲圆润，行世小楷，无出其右者。赵文敏题《曹娥》卷云：“亲见吕仙吹玉笛。”余于此刻亦云。

杨宾(1650—1720)，字可师，号大瓢、耕夫，浙江山阴人，清初金石学家。

由此可知，《玉版十三行》在杭州发现后，先归泰和令陆梦鹤，后迭经观桥叶氏、王耳溪收藏，后翁嵩年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以三百两银子从王耳溪处购得，后赠拓本请杨宾考其源流，跋于其后。翁嵩年在岭南任学使期间，以端石刻杨宾跋及自跋（四明厉大标刻，翁嵩年自跋收录于《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附于《玉版十三行》之后（图8），并使此《玉版十三行》渐行于世。康熙四十五年（1706）翁嵩年学使差竣回京，将其贡入内府。

图8 翁嵩年刻端石正反两面

《玉版十三行》在北京内府收藏了一百三十余年，其后的流传，在王壮弘先生的记录中颇为详细，兹录原文如下：

王壮弘《崇善楼笔记》之《玉版十三行（原石）》条中记云：¹¹

十三行贾刻本，万历时于半闲堂旧址得之，……康熙末期进呈。康熙时未进呈以前拓本，有杨大瓢、翁嵩年石刻题跋，……入内府后一百三十余年极少椎拓，故原石较进呈时丝毫未损。圆明园一役遭兵火之灾，该刻又复流传民间，初为安徽旧家所得，邹景叔曾见之。……

一九六二年冬原石流于一无知青年之手，售于上海博物馆。此为紫色端石，曾来朵云轩求售，尤老误为翻本，余当时有事外出，未见之深以为恨。后上海博物馆有人以拓片示余，余细审之，确是世传所谓玉版十三行者。

王壮弘《帖学举要》之《晋王献之书洛神赋十三行》记：¹²

此刻一九六三年余曾见之，乃一水苍色之石（与端石无异），非玉。”后又记：“一九六二年冬一无知青年求售于沪上，为上海博物馆所得，近转归首都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历代碑帖法书选》之《晋王羲之洛神赋十三行》1981年2月第一版的《前言》末尾指出“原石藏上海博物馆”，时间标为“一九八〇年五月”，可见之前这件刻石还收藏于上海博物馆。¹³关于后来此石入藏首都博物馆的过程，可以参看以下新闻。

2001年4月的《北京晚报》上曾刊登了一则新闻：

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献之所写的小楷《洛神赋》自宋代以来只残存中间的十三行，所以被称为“玉版十三行”。1982年，吴氏兄弟将“玉版十三行”以18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北京文物商店，如今他们又来到北京打算讨还这件文物。

吴氏兄弟目前暂住在崇文区一家招待所，据弟弟吴先生说，这件“玉版十三行”是他们家的祖传之物，1979年落实政策发还他们家之后，父母让他们兄弟来京出售。1982年他们兄弟两人带着“玉版十三行”来到当时的北京文物商店，可是文物商店对他们故意隐瞒了真实情况，当时是按照旧物价格将其收购的，价格为18000元，并载名为“旧刻王献之书”，隐瞒了它是文物，具有文物价值，而且是国家珍贵文物。在后来的十多年间，他们多次找到文物商店，要求补偿损失，可是都被拒绝了。吴先生还说，文物商店明知这件文物的材质是玉石，却以“旧石刻”认定，材质不同，价值也相差甚远。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是，当年来卖“玉版十三行”时，哥哥患有精神病，有医院的证明，因此双方的转让行为不平等、不公正，他们要求文物商店返还这件祖传文物。

当年的北京文物商店已经成为现在的北京文物公司，据他们说，当年收购“玉版十三行”是根本不存在隐瞒真实情况的事，收购商品四联单上写明“南宋王献之洛神赋刻石”，吴氏兄弟都签了字。据了解，已故的原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秦公先生在他撰写的《秦说碑帖》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件事，书中说“玉版十三行”实际是块石头，不是玉，所谓玉版实际是一种美称，当年花18000元收购的，这在当时是一个天价，但这是国宝，后来捐献给首都博物馆收藏。

吴氏兄弟在讨还无果的情况下已经把北京文物公司告到了宣武法院，昨天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个案件，但没有作出判决。这件文物命运如何将等待法官的裁决。

次月，《人民法院报》刊出了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结果：“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南宋王献之洛神赋刻石十三行仍为北京市文物公司所有。”

秦公所著的《秦说碑帖》也记载了这件事，但收购时间标为1981年。¹⁴

也就是说，《玉版十三行》在北京内府收藏了一百三十余年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从圆明园中劫掠出此石，使此石流入民间，此时杨、翁跋已失，玉版被安徽吴氏所收藏。1962年冬，吴氏后人将玉版带至上海，求售于朵云轩被拒后，出售或寄存于上海博物馆，1979年落实政策发还原主，1982年吴长生兄弟以18000元的价格将玉版出售给北京文物商店，后北京文物商店捐献给首都博物馆。

《玉版十三行》原石，长295毫米，宽270毫米，厚12毫米，石质细润，为青黑色河南石，并非碧玉，现藏首都博物馆。（图9）

图9 《玉版十三行》原石，首都博物馆藏

四、《玉版十三行》的真相

（一）《玉版十三行》是否贾似道所刻

杨宾在其《铁函斋书跋》卷三《王耳溪再赠玉版十三行》中就对《玉版十三行》为贾似道所刻的说法提出怀疑：“夫似道既以于阗玉刻十三行，岂有“宣和”印而无“悦生”等印及小米跋，则非悦生堂所刻明矣。”⁹

其在《翁萝轩玉版十三行》中再次质疑此说：“陆说余亦未敢深信，盖此刻独有“宣和”印，而无“悦生”“长”字印，又无小米跋，与《容台集》所载秋壑家晋时麻笺不同，岂秋壑所刻非麻笺耶，抑此玉不刻于秋壑而刻于宣和耶？”⁹

另外，再从镌刻的材质上看，也与贾刻的说法不符。《玉版十三行》刻于水苍色河南石上，此种石质在北方刻石中较为常见，但在江浙一带的刻石中极少见到。

2009年北京翰海十五周年庆典拍卖会拍品《宣示表》宋贾似道刻本原石为太湖石质，此刻石明代在杭州西湖葛岭贾似道半闲堂旧址出土（图10）。另外2007年在杭州文澜阁旧址发现了南宋翻刻《淳化阁帖》原石二十五块（部分双面刻字，实际共四十六面，浙江图书馆藏），当代碑帖鉴赏家仲威先生通过与传世宋帖比对，确认这是南宋贾似道“世堂本” 《淳化阁帖》原石，刻于宋度宗咸淳间，由贾似道门客廖莹中摹刻，而这批帖石也同样刻于太湖石上。

图10 2009年北京翰海十五周年庆典拍卖会拍品《宣示表》宋贾似道刻本原石，为太湖石质

浙江是太湖石的主要产地，太湖石质地细腻，石质坚韧，笔者至今所见江浙一带刻帖，几乎都以太湖石刻成，几乎可以排除用河南石刻帖的可能。

故而这方《玉版十三行》刻石应该是从北地带来，并非刻自杭州，也并非贾似道所刻。

（二）《玉版十三行》与《宝晋斋法帖》的关系

在《洛神赋十三行》的各个版本中，《玉版十三行》与《宝晋斋法帖》最为接近，无论是字形结构还是章法位置都极其接近，尤其前端的“晋中书令王献之书”楷书标题，两者如出一手。

如此一来，就出现了几种可能：第一，《宝晋斋法帖》翻刻自《玉版十三行》；第二，《玉版十三行》翻刻自《宝晋斋法帖》；第三，《玉版十三行》就是《宝晋斋法帖》的帖石。

《宝晋斋法帖》每卷前都有楷书标题，标明作者，书法与《玉版十三行》前的标题完全一致（图11）。若将此笔迹与《宝晋斋法帖》卷十末尾的曹之格跋稍加比对，即可发现，此标题书法应该出自帖主曹之格之手。故而排除了《宝晋斋法帖》翻刻自《玉版十三行》的可能。

图11 《宝晋斋法帖》标题与《玉版十三行》标题对比图

首都博物馆叶渡先生在《洛神赋十三行碧玉版考》一文中认为《宝晋斋法帖》是《玉版十三行》的母本，即《玉版十三行》翻刻自《宝晋斋法帖》（载《首都博物馆丛刊》1986第三期），这是首次提出的《宝晋斋法帖》与《玉版十三行》的关系，具有创见。

为了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我将《宝晋斋法帖》中的《洛神赋十三行》两页重新拼合。宋代时书帖大多装为蝴蝶装，中缝不用截断，而《宝晋斋法帖》目前已装成册页，《洛神赋十三行》已经截断后装为两页，重新拼合可以使之恢复原貌。

仔细观察《宝晋斋法帖》的《洛神赋十三行》可以发现，篆书卷题“宝晋斋法帖卷第六”与《洛神赋十三行》部分不属于同一张纸，之间没有相连，而每一页拓片上下左右均有黑色接纸。我去除图像上的接纸部分，加以拼合，第五行“懼”左上角有一小块石花，贯穿两页，我以此为基准，将两页拼合，这应该是《宝晋斋法帖》的《洛神赋十三行》割裂前的原貌。（图12）

图12 南宋《宝晋斋法帖》卷六中的《洛神赋十三行》拼接图

为印证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将此图像反色，使之显现黑色字迹，再半透明叠盖于《玉版十三行》原石平面图之上，然后对应字迹与石花（图13）。通过校对，详述如下：

图13 《宝晋斋法帖》卷六的《洛神赋十三行》与《玉版十三行》原石的对应关系图

1、 文字位置基本可以对应，局部有微差，考虑到《宝晋斋法帖》历经七百多年中的多次重装，纸张受到局部牵拉变形和撕裂的情况，基本可以确定文字和石面的相对位置吻合。

2、 《宝晋斋法帖》中，从第三行“託微”，至第四行“人之”， 至第五行“而为”， 至第六行“棄”， 至第七行“自持”， 至第八行“擢”， 至第九行“衡”， 至第十行“迺”， 至第十一行“明”，有一道自右上至左中的斜向沙痕，这道沙痕在《玉版十三行》上已经磨平，但从石面上依然可以见到此处位置石质稍显粗暗。

3、 《宝晋斋法帖》第五行“懼”字左上方有一小块石花，在《玉版十三行》上可见这块石花向右上扩大。

4、 《宝晋斋法帖》第十行“雜”字“木”部上横的破损完全吻合，第八行“而”字右肩破损完全吻合，但破损反而减少。

5、 《宝晋斋法帖》第八行“踐”字、第九行“兮”字下方有小块空白，似非石面凹陷所致，从图片来看，很可能是拓片纸面与下部粘连后，表面撕裂所致，并非石面残缺。

6、 《宝晋斋法帖》第一行末尾“湍濑”二字因纸面撕裂，装裱时右部上移，有错位现象；第二行“悵”字捺脚部空白为纸面破损。

以上情况证明，《宝晋斋法帖》中的《洛神赋十三行》与《玉版十三行》出自同一石，即《玉版十三行》原石很可能是南宋《宝晋斋法帖》的残存帖石。但此石表面已经经过打磨，部分笔画已经经过剔剜，笔画反而比旧拓更丰润。

当一方碑石被多次椎拓、打磨、剔剜之后，以比对石花校碑已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时，可以通过校验字迹、石花的相对位置来确定是否翻刻，因为以古人的手工摹刻水平，要做到相对位置的精确几乎是不可能的。

历经多次打磨和剔剜的一些名碑，如《九成宫醴泉铭》《集字圣教序》等，到清代时的拓本基本已经面目全非，若以校勘石花与笔画校碑，无疑是行不通的，好在这些名碑我们可以找到其历年演变的中间样本，找到其历代的考据点。但《玉版十三行》却缺失了从南宋末至明末之间的演变样本，所以我们唯有通过校验其相对位置才能发现端倪。

《玉版十三行》末尾有“宣和”印，这个位置在《宝晋斋法帖》中被裁去，加上《宝晋斋法帖》是宋拓孤本，这方印到底是刻帖时就有的，还是后人妄添的呢？

按“宣和七玺”的钤盖位置来看，此处应该盖“宣和”印，但这方“宣和”印与真正的“宣和”印相比，不但缺少边框，字形也不相符。（图14）。另外，此本《洛神赋十三行》未曾入藏宣和内府，故而这方“宣和”印后人伪添的可能性更大。

图14 《玉版十三行》中的宣和印对比

《玉版十三行》末尾“宣和”印的“宣”字有明显的铲损痕迹，铲损时间当在明万历年间此石在杭州出现之前，因为之后的流传中，从未有“宣”字未损的记载。

杨宾在《翁萝轩玉版十三行跋》还向我们透露了一些《玉版十三行》之前的信息：

……甲申三月，于维扬吴禹声家见宋拓本，与此纤毫无异，但“我”字戈法尚细，“宣和”印“宣”字尚全耳，始信宋时已有此刻。

杨宾在在《再跋玉版十三行》再次叙述：

……甲申三月过芜城，见新安吴禹声宋拓，与此较对，毫发无差，惟“我”字戈法更瘦劲，而“宣和”印“宣”字则比余本完好，始知康饴所得确系原物，不然何与宋拓本符合如是耶？

康熙甲申(1704)三月，杨宾在安徽芜湖吴禹声家里见到了《玉版十三行》的宋拓本，古人所谓的宋拓多有水分，但至少是明代以前的，与清拓本相较对，完全吻合，毫发无差，惟“我”字戈法更瘦劲，可知明代以前尚未剔剜，“宣”字也完好无损。

（三）《宝晋斋法帖》的来源

《宝晋斋法帖》每卷后题有帖子的来源，分两种：“右曹氏家藏真迹”和“右曹氏家藏帖”。《洛神赋十三行》编于卷六，末题为“右曹氏家藏帖”，可知并非源自“真迹”，而是来自其它刻帖。

据上海图书馆仲威先生考证，《宝晋斋法帖》所据底本主要为：曹士冕刻《星凤楼帖》、薛绍彭刻《清閟堂帖》、单炜的襄州刻石等。¹⁵

《宝晋斋法帖》王献之书部分大多摹自《星凤楼帖》，而《星凤楼帖》之王献之书部分，摹自单炜的襄州刻石，这可在曹士冕《法帖谱系》中得到证实，因而可以确定，《宝晋斋法帖》中王献之书部分，应该就是单炜襄州刻石的再翻本。也就是说《宝晋斋法帖》的《洛神赋十三行》本身就是屡次重翻的翻刻本。

五、结论

南宋曹知格刻成《宝晋斋法帖》后，石版留存在安徽无为州学之中，明代已陆续散失，据明代王佐《新增格古要论》记载¹⁶，明宣德九年（1434）王佐尚见无为州学中有残石六七块，今已片石不存。

明代万历年间，其中的《洛神赋十三行》一石被人携到杭州，以贾似道旧刻的名义出售，更附会出“碧玉版”“篙痕”的传说，使这件宋代帖石罩上重重迷雾。事实上，这只是一件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的宋代翻刻本，并非真迹上石，再加上后人加以打磨和剔剜，早已仅存形骸，无复晋韵，无怪乎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认为：“不似晋人之笔！”¹⁷而《宝晋斋法帖》中的《洛神赋十三行》应是《玉版十三行》真正的宋拓。

当贾刻本的这件华丽外衣褪去后，我们再来对比《玉版十三行》与柳跋本《十三行》，柳跋本无疑有着更为显赫的身世，有唐柳公权题跋，曾被北宋周越、宣和内府递藏，其可靠性更强。而赵孟頫关于真迹本与唐临本的判定，是否一定正确呢？是否包含着矜贵自藏本的意识呢？

《玉版十三行》华美秀逸，柳跋本《十三行》朴拙古茂，两者之间，可能柳跋本更接近于晋人小楷的风貌，而被我们奉为圭臬的《玉版十三行》却是经过后人篡改的翻刻本，或许这就是《洛神赋十三行》的真相，真相令人遗憾，但探寻真相、破除谎言是我们接近书法真谛的不二法门，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

参考书目：

1、《广川书跋》，（北宋）董逌著，民国，商务印书馆1939 年12月版

2、《宣和书谱》，北宋，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

3、《松雪斋集》，（元）赵孟頫著，黄天美点校，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4、《赵孟頫年表及历代评传》，王似峰、黄惇编著

5、《容台集》，（明）董其昌著，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6、《画禅室随笔》，（明）董其昌著，叶子卿点校，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7、转引自《〈别下斋藏本十三行〉及其白玉本问题》，周小英撰，载《新美术》2014年第5期

8、《古缘萃录》 十八卷，（清）邵松年著，澄兰主人辑录，上海鸿文书局光绪甲辰年（1904）石印本

9、《铁函斋书跋》（清）杨宾著，柯愈春注解，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

10、《丛帖目》，容庚著，中华书局1984年2月第一版

11、《崇善楼笔记》，王壮弘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202页《玉版十三行（原石）》

12、《帖学举要》，王壮弘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210页《晋王献之书洛神赋十三行》；《碑帖鉴别常识》，王壮弘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180页《注意石花石痕一则》

13、《历代碑帖法书选》之《晋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第一版

14、《秦说碑帖》，秦公、王春元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

15、《宝晋斋法帖》，（宋） 曹之格辑刻；上海图书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仿真精印第一版，仲威《宋拓真本〈宝晋斋法帖〉考》

16、《新增格古要论》，（明）王佐 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艺术文献丛刊》之一，2011年12月第一版

17、《学书迩言》，（清）杨守敬著，文物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一版

18、《宝晋斋法帖》，（宋）米芾、曹之格辑刻，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

附：

《洛神赋十三行》拓本册 18×10cm 台北故宫物院藏

清 潘宁跋：昔白下有一老宿。笃好十三行帖。收藏至十六本。所赏必以古肥为贵。余尝得尽观之。犹记一肥本最旧。言是宣和前物。又宣和二种。肥瘦适均。有损与不损之异。其馀则已忘之矣。今见虞泉此本。字之笔法位置。石之鑱损。皆与今之玉版同。惟笔画稍肥。不类其瘠。又浑璞藏神。毫无纤露。乃肥瘦适均之宣和古本。白下所见者。正有此一种在也。因歎古肥之评。出自张颠。岂知千百年后。犹藉此说以定洛神之优劣哉。雍正乙卯（西元一七三五年）重九前五日。对菊漫书。平野潘宁。时年七十有五。

张廷济藏《洛神赋十三行》宋拓剪裱本局部 白玉本

《洛神赋十三行》柳公权跋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故-帖-000007-00005）

柳公权跋：子敬好写洛神赋。人间合有数本。此其一焉。（宝）历元年（825年）正月廿四日。起居郎柳公权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