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大通古镇怎么样（古镇大通的昨天与明天）
西宁大通古镇怎么样（古镇大通的昨天与明天）一切文学作品，都是生动鲜活的历史，它以艺术的方式描绘了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沧桑。由此可见，自宋自明清，大通一直作为商业繁华的镇池闻名于世。而大通的繁盛，所得力者，正是那条流淌千年的长江。扁舟经月住林隈，谢得黄莺日日来。何曾怨川后，鱼蟹不论钱。 这首名为《舟泊大通》的诗，作者为宋代诗人杨万里，诗歌描述了当时大通江面一带水运之险以及渔业的发达。明代大儒王守仁也有《舟过大通镇》诗：
大通，位于吴头楚尾，长江中下游江南水岸，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有通达四方之利，是曰大通。
淮上云垂岸，江中浪拍天。
顺风那敢望，下水更劳牵。
芦荻偏留缆，渔罾最碍船。
何曾怨川后，鱼蟹不论钱。
这首名为《舟泊大通》的诗，作者为宋代诗人杨万里，诗歌描述了当时大通江面一带水运之险以及渔业的发达。
明代大儒王守仁也有《舟过大通镇》诗：
扁舟经月住林隈，谢得黄莺日日来。
一切文学作品，都是生动鲜活的历史，它以艺术的方式描绘了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沧桑。由此可见，自宋自明清，大通一直作为商业繁华的镇池闻名于世。而大通的繁盛，所得力者，正是那条流淌千年的长江。
其实，早在六朝时期，大通即是长江沿岸一座重要的商业集散地，时名澜溪。唐代曾在此设置水驿，名大通驿。大通者，“取其四通八达之意也”。基于这一历史叙事，大通地名的由来，已然往事越千年了。
大通有民谣：“江南大通，靠山临江，上接两湖，下通苏杭。”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天然水道便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交通枢纽。
大通位于安庆与芜湖这两座水岸城市之间。安庆、芜湖虽然都有着较早的历史，但其兴盛是在明清以后。安庆自清康熙六年（1667）安徽建省始，直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二百多年里，一直是安徽省布政使所在地，与下游的芜湖、南京遥相呼应。芜湖自明代开设芜湖港，清代形成庞大的米市，为当时中国“四大米市”之首。而大通恰恰处在这两座城市之间，成为下游芜湖以及上游安庆水上交通的重要中转枢纽。
2006年，母亲和大哥最后一次走在故乡的街道上
人们习惯称大通为“通河两岸”。说大通，就不能不提到和悦洲。和悦洲的形成，传说是因新罗国太子金乔觉在上游某处登上九华山时，踩断的一截莲藕随激流漂至大通江面，生出一块绿色沙洲，状若荷叶，是名荷叶洲。而据顺治年间《福德祠碑记》所考，荷叶洲清朝初期就已形成了自然村落，距今已有近四百年历史。
人们总是不会忘记那些创造了历史，并在这种创造中作出不朽贡献的历史人物，譬如曾国藩，譬如彭玉麟。
先说曾国藩。那一天，曾国藩站在水师营坚硬的甲板上，江风吹拂着他的顶带花翎，眼前，两岸青山如黛，浑黄的江水在他的身后激起一路浪花，于是，像当初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样，曾国藩一下子就被这片浮游于江面的沙洲吸引住了，惊呼道：“天赐吾一良港也！”。我相信，曾国藩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还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地理学家，否则，长江上无数这样的沙洲都一一被他忽略了，为什么偏偏捕获了那个名叫荷叶洲的地方呢？有人说，将荷叶洲更名为和悦洲的即是这位曾文公大人。“和悦”替代了“荷叶”，读音没变，意义却不一样了。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统治者不希望他的人民是为顺民，曾国藩当然也是，他希望他属下的这片土地和平安宁，商贾之间公平买卖，鸡犬相闻，歌舞升平，这当然也是百姓的愿望。
太平天国战争暴发，清政府为了对抗太平军溯江西进，在大通设驻了“大通水师营”，隶属湘军的长江水师提督。
再说彭玉麟。彭玉麟在大通镇守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大通的老人们仍能说出关于他的一系列故事。譬如他的禁烟，譬如他怒斩阎王渡，譬如他智断鸡案，当然也包括他错杀了一名秀才等等。以至有人说，宋有包青天，清有彭玉麟，可见他在这一带的影响。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社会的安宁和进步，完全依赖于包括官员在内的统治者一己的德行。传说来自民间，传说是人们口口相传的文学，它反应了人民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与对未来理想的憧憬。流传在大通一河两岸的关于彭玉麟的传说，足见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从史实来看，和悦洲的繁盛，与盐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说到盐以及盐的历史，便自然会想起一本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奇书《盐铁论》。盐，自古即是关乎国计民生之大计也。《汉书》：“吴煮东海之水为盐，以致富……”中国古代盐商一般都具垄断特权，所以盐商多依靠国家机制，都有官方背景，盐商们也十有八九都富甲一方。汉以后，对于盐，历代朝廷都以国家机制加以垄断，清廷当也不例外。
世事沧桑，今天，人们在和悦洲已无法看到那座临江而居的大清王朝属下的盐务招商局，但大关口那片轩昂的高地经历百年风雨，仍向人们展示着当年的霸气和威武。
大通和悦洲的盐务机构，最早设置于清同治四年（即1865年），庞大的官办盐务机构在和悦洲的设立，促进了大通航运业的迅猛发展。当时，每天停泊和悦洲夹江内的过往盐船均在二百艘左右，鼎盛时期达五百余艘。“唯闻满江动樯橹”、“帆影江声万马奔”，这就是大通港当时盛极一时的真实写照，这也让大通因此成为仅次于芜湖的全国第二大米市和长江沿线最为著名的“渔盐城市”。
“一业带来百业兴”，盐业的繁盛，带来了通河两岸历史上的一段商业兴起与繁华。可以说，古镇大通的一部兴衰史，离不开和悦洲当年盐务的兴起与发展。
数百年来，大通是商家巨子心中的福地，是政治家眼中的黄天厚土，必然引起西方列强的觊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大通与上游的安庆，下游的芜湖均被作为通商口岸，由此，古镇大通步入了近代史的前沿，大通也开始从容面对国门大开之后的欧美世界。至今矗立的那座天主堂钟亭上醒目地刻着“1873”的字样，可见在1876年《中英烟中条约》的签订下，大通与上游的安庆、下游的芜湖同被列为外国轮船的停泊港前，高鼻梁黄头发的西方传教士就已经在和悦洲捷足先登。
在黄土地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话中，开始了更为理性更大视野的锻造，这应该是大通记忆中颇为风光的一笔了。而作为长江沿岸一座重要的水陆码头，当时的大通已成为安徽四大商埠之一，从城镇布局上，仅和悦洲就已有了三街十三巷，在这三街十三巷上，有八大钱庄，八大银楼，三家报纸，五座中西不同的宗教场所，其繁华之盛，前所未有，在长江沿岸，有了“小上海”之称。
二
不可忽视的是，大通在清末民初的兴盛，更与江南佛教圣地九华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九华山距大通不足百里，以地藏菩萨道场而闻名海内外。由于大通坐踞江右，自九华山成为地藏道场而闻名遐迩于海内外后，大通作为九华山的咽喉，历来为朝山进香者的必由之路。
九华山以新罗国僧人金乔觉的生前逝后种种异相而被人认为是佛教中地藏菩萨的化身。金乔觉的事迹发生于唐，而九华山佛教香火之盛，则是在明清，尤其是清以后。由于当时统治者的推崇，九华山开始成为地藏菩萨的道场，从此而与山西的五台山、四川的峨眉山、浙江的普陀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民国编《九华山志》将大通大士阁列入九华山七十二道场之一，称为“大九华山头天门”。直到笔者幼时，仍时常看到有一批批香客从大通列队而过，前往九华山。当时九华山很多寺庙都在大通设有下院或联络点，一些寺庙专门派人在大通码头接迎香客。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僧人曾向笔者描述了当时九华山寺庙之间在大通码头争夺香客的故事，九华山头天门可谓名至实归。越来越多的朝山进香者往来于大通，不仅拉动了大通的消费，盘活了大通经济，也将外地世界的文化信息及生活方式带到大通，从而影响着大通人固有的生活习惯。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通仍然是一座相当热闹的水陆码头，为铜陵首镇。
宗教是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自产生以来，不仅被统治者所利用，也成为一切非平等社会中民众用以调节心理情绪的精神手段。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看这个地方寺庙及教堂建设便能知道。大通不仅有被称为“九华山头天门”的大士阁（原名相水寺），也有分布于鹊江两岸的天主教堂、圣公会、万字会等西方宗教场所。弹丸之地的大通两岸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宗教活动场所，足见当时大通文明程度足以与南京、上海等城市相左。
人类的文化，是人类历史发现的结果，也是历史发现的见证。大通独特的政治经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产生了属于大通地区的独特的人文景观。千百年以降，在大通这弹丸之地既有自唐朝即建立的澜溪书院，也有民国开放后创立的女子学堂。大通有自己的报纸和新闻机构，有规模相当的剧院和会馆，在当时名噪一时的艺人都以能在大通演出而荣耀。这是一座文化庞杂的水陆镇池，一座东西方文化兼容的开放商埠，四大酒楼和七大夜场让这座水岸码头的三街十二巷灯红酒绿夜夜笙歌，冒险家及旅行家们可以在这里挥金如土一掷千金；人们可以在洋教堂里对着上帝做自己的礼拜，也可以在释迦的寺庙中与佛陀安详对话。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东方的佛，西方的神，再加上本土的土地爷们，乃至水神、山神、火神、门神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人们可以由着自己的心性崇拜着各路神仙，也崇拜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结果是，大通人既有开放的胸襟，又有内敛的品质，从而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能够随意从容收放自如。一首《十舍不得》的民谣可看出大通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面对艰难时世的乐观与豁达：
舍不得和悦洲的花花世界
舍不得关门口的鲜鱼小菜
舍不得“生源”干子一个铜钱一块
舍不得“万春”瓜子一磕两开
舍不得“芝兰宝”的包子和烧麦
舍不得“洄字巷”的拉拉拽拽
舍不得八帮大会千奇百怪
舍不得端午节的龙舟竞赛
舍不得鸦片烟馆的殷勤招待
舍不得长龙山上的黄土一块
生活是艰难的，但有生源干子，有鲜鱼小菜，有龙舟竞赛，也有令人眼花瞭乱的花花世界。这就够了，对于很多大通人来说，这就是生活，真实的生活，这是一种自足与自在，也是一种生活的平衡。然而，在世界动荡的大格局中，在穷与富，贵与贱的社会矛盾中，平衡注定是短暂的。
1900年8月9日，大通爆发的自立军起义，便是这种社会矛盾的一次爆发。以清末政治活动家唐才常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鄂、湘、赣、皖等地组织的反清武装斗争组织的一次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大起义。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从而为辛亥革命拉开序幕。
中华民族自古有反抗外侮，捍卫民族尊严的传统。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5月20日，日本侵略军出动多架飞机，对大通进行轮番轰炸，千年古镇也在这次的轮番轰炸中受到致命的破坏。紧接着，国民党大通守军川军独立十四旅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在旅长田钟毅授意下，乘日军大肆轰炸大通街市的混乱，一把大火就把繁华一时的大通、和悦洲化作一片废墟。
三
大通，这座水岸古镇，命中注定了它要在水与火的交融中或者毁灭，或者重生。
日寇的狂轰滥炸让大通遭到致命的破坏，而国民党的“焦土抗战”最终让和悦洲化作一片废墟。
濒水而居的大通兴于水，也毁于水。自上世纪中叶开始，随着长江河床的逐渐抬升，洪患越来越多地肆虐着这片黄金土地。我们这些在大通出生而成长的人，对水的记忆应该是顽强的。那水漫街道的情境曾一次次进入我晚年的梦境中，那曾经让无数大人焦虑的水街道，正是我们儿时单调生活的乐园。洪水毕竟是无情的，它一次次浸泡着那些古老的徽式建筑，于是，一座座先人留下的房屋在洪水中倒塌了。对于今人来说，失去的不仅仅是房屋，也是一个个对这片土地的记忆。
任何诞生和消亡都是历史的必然，当历史的潮音带着现代的气息扑向我们时，我们的心情是平静的，我们不必为失去了的一切而痛楚，也不必为逝去的生命而叹息。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时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岁月的更替，往昔大通的一切风流与繁华都已不再，而大通也像一个老人，在看惯了太多的历史大戏之后，自己似乎也到了该退居舞台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至二十世纪末，大通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昔日的“小上海”繁华不再，曾有着十条通江深巷、三条宽敞马路的和悦洲已是荒草累累，瓦砾成堆。走在和悦洲那条破败的街道上，文学家或许能从那断垣残壁中挖掘到一些泛黄的故事，摄影家则能寻觅到类似庞贝古城似的颓废之美。唯有对这片土地一往情深的故子们仍以一颗赤诚之心，希望这片土地再现奇迹，重铸辉煌。而改革开放的紧迫脚步，也让管理者意识到，大通的重铸辉煌已时不我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