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历史意义（义和团的崛起主要是利益之争）
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历史意义（义和团的崛起主要是利益之争）什么叫做乡绅自治？清末的中国，仍然是古代那种“皇权不下乡”，地方是乡绅自治。义和团的崛起主要是利益之争：1900年5月21日英、美、法、德各驻华公使再次照会清政府，敦促严厉镇压义和团及惩办镇压不力的官吏。义和团为什么会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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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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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沙讲史堂第一千五百五十五期】（历史系列第766讲）
义和团的崛起主要是利益之争：1900年5月21日英、美、法、德各驻华公使再次照会清政府，敦促严厉镇压义和团及惩办镇压不力的官吏。
义和团为什么会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清末的中国，仍然是古代那种“皇权不下乡”，地方是乡绅自治。
什么叫做乡绅自治？
基本就是以家族或者大的村庄为单位，推选出族长或者有名望的人，进行自我管理。
毛主席曾经说过：在我们湖南，族长、乡绅可是握有生杀大权的。
确实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的浸猪笼，就是民间乡绅的私刑。对于通奸的女人，族长也不去告官，直接放入猪笼丢入池塘里面淹死。
而一般家族遇到纠纷，无论大小都会找族长的评理。当然族长也要按照规矩办事，不能有明显的偏颇，大家才会遵守。
然而，家族内部是一回事，家族和家族之间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中国乡下，都是大家族压迫小家族，人多欺负人少。
在乡绅一般是大家族推选出来的，主要维护大家族的利益。
相反，小家族尤其是零散的居民，则难以有什么真正的公道可言。
这个制度虽看起来不合理，然而在中国已经实行了几千年，大家都默认为就是世界的规则，就像太阳升起和落下一样。
被欺压的人，谁让你家族势力弱小呢？活该被欺负。
这一切随着洋人来到中国，被彻底打破。
洋人真正在中国扎根的不是军人，不是商人，不是外交官，而是神父、牧师、传教士。
他们肩负着传教的使命，往往深入中国的乡下。
在红军长征时期，发现即便是西南偏僻的小县城，往往也有天主教堂。
不过，中国乡民完全不信教。他们无论是佛教徒，还是道教徒，哪怕什么都不信，也不接受耶稣基督上帝的观念。
那么，传教士为了拉拢中国人信教，就要想出各种方法。
本来只有两种方法，第一就是给好处，第二就是治病。
开始传教士给一点好处，比如给少量钱财、食物、日用品之类，确实可以争取到一些中国乡民信教。
但是，教会不是大财主，不可能持续拿出巨款来做散财童子。
而中国乡民往往很实在，给我东西我就信教，不给立即就不信了。
给钱给物，看来是行不通的。
第二种方法看病呢？听起来似乎不错。
孔祥熙儿童时候得了腮腺炎，久治不愈，就是依靠传教士介绍的西医治好的。
但是，孔祥熙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还会选择西医。
而普通中国乡民压根不信西医，就算快死了也不会找西医看病。
其实不要说乡民，就算清末最后几年，满清王公大臣又有几个去看西医的？很多人认为西医就是洋人的妖术。
况且，当时西医和今天也有很大不同，不可能包治百病。
西方医学真正突飞猛进，主要还是20世纪的事情，尤其是一系列新式药物发明以后。
以上这些方法都行不通，然而传教士却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个方法。
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可以短时间内吸引大量乡民信教。而且他们一旦入教，就不会随便离开。
这就是：打官司。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面对洋人军队，百战百败。
洋人政府成为太上皇，即便皇上也不敢随便得罪。
而地方一旦出现涉及洋人的官司，地方官就极为警惕，不希望事情闹大。
著名的文章《制台见洋人》这么写：文制台一到任，就有过吩咐的，凡是吃饭的时候，无论什么客人来拜，或是下属禀见，统通不准巡捕上来回，总要等到吃过饭，擦过脸再说。因此巡捕拿了名帖，只在廊下盘旋，要进又不敢进，要退又不敢退。正在为难的时候，文制台早已瞧见了，忙问一声：“什么事？”巡捕见问，立刻趋前一步，说了声“回大帅的话，有客来拜。”话言未了，只见拍的一声响，那巡捕脸上早被大帅打了一个耳刮子。接着听制台骂道：“混帐王八蛋！我当初怎么吩咐的！凡是我吃着饭，无论什么客来，不准上来回。你没有耳朵，没有听见！”说着，举起腿来又是一脚。那巡捕挨了这顿打骂，索性泼出胆子来，说道：“因为这个客是要紧的，与别的客不同。”制台道：“他要紧，我不要紧！你说他与别的客不同，随你是谁，总不能盖过我！”巡捕道：“回大帅：来的不是别人，是洋人。”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后首想了一想，蓦地起来，拍挞一声响，举起手来又打了巡捕一个耳刮子；接着骂道：“混帐王八蛋！我当是谁！原来是洋人！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早回，叫他在外头等了这半天？”
看看，就是这么个意思了。
所谓制台，也就是总督的意思。这个制台应该就是两江总督。什么是两江总督？他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辖区为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正二品。如果加兵部尚书或都察院右都御史衔者，则为从一品。可见，这个制台已经是满清官员最高层了，见了洋人仍然像孙子一样，知县、知府之类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官员并不是惧怕洋人，洋人也是爹妈养的，不是三头六臂的妖怪会吃人。
官员惧怕的，是自己的乌纱帽。因为涉及洋人的官司，都是通天的，甚至闹大了以后连皇上也会关注。
一旦处理不太好，官员就很可能迅速丢掉职务。
于是，官员秉承所谓瞒上不瞒下的官场原则，一旦遇到洋人来告状，无论有理没理，首先就偏向于洋人。这样一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官员可以保住自己的官职。
于是，洋人就成为乡间比传统乡绅还要强的力量。
如果乡绅和洋人打官司，大部分是不可能赢的。
用电影《神鞭》台词：天津租界随便一个洋人，都比咱大清知府大三品。
很快，传教士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开始替自己的教民打官司，大多都能打赢。
这样一来，原本乡间实力弱小的家族，或者零散的乡民，终于找到对付大家族乡绅的方法。
他们纷纷成为教民，让传教士作为靠山。一时间，教民数量猛增。
然而，此举却撼动了中国乡村的权力均衡。
乡绅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话在家族外已经没用了。明明是家族越大，说话的份量越重，此时却失效了。
反而，很多教民本来只是盲流和最底层平民，似乎人人都可以欺负，却摇身一变成为乡间的强大力量，谁都不敢惹了。
于是，这形成了普遍的不满，在乡村逐步形成了仇恨洋人的氛围。
自然，这并不是什么宗教冲突、意识形态冲突、甚至种族冲突，就是赤裸裸的利益冲突。
那么，为什么南方没有什么义和团，北方却有呢？
即便洋人和教民成为乡村的强者，毕竟中国人都是委曲求全的人，未必因此去杀人放火，大闹特闹。
然而，北方在义和团出现的时代，屡屡遭受各种天灾和战乱，人民生活非常艰难，到了难以生存的地步。那么，本来乡民就是勉强维持生计。现在那一点可怜的生活和生产资料，还被教民优先占据，当然就是天大的事情，足可以搞出人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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