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奢淫逸的古罗马完整版（罗马的兴衰）
骄奢淫逸的古罗马完整版（罗马的兴衰）根据记载，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一次战争从公元前264年一直打到公元前241年，持续不断地打了23年。这意味着战争开始时出生的婴儿已经成长为老练的战士了。在持续不断的绞肉战中，农业国家占据有利地位，因为他们只有春种和秋收这两段时间比较忙，其他时候都由大自然替他们“生产”。而经商国家则必须细心操作每一笔交易，很难分出心来跟人拼命。迦太基在雇佣兵身上花费了大笔金钱。然心雇佣兵担心拿不到报酬、反而在其国内发动叛乱，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令迦太基国力持续衰落。以纪律性著称的罗马军团，作为农民军队，热衷于进行土地兼并战争。到公元前3世纪时，罗马人已经基本统一了意大利半岛。当他们向迦太基宣战时，战争的目标也是西西里岛上的耕地，而不是商路或者掠夺。在客观上，发达的农业支持了更大数量的人口。这决定了罗马不可能像希腊那些只有两三万公民的城邦一样，实行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事实上，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人口上限
在许多人的脑海中，地中海是与欧洲紧密相连的。一说到濒临地中海的国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西班牙、意大利或者法国等国。意大利半岛就像是一只伸入海中的长靴，而罗马城的位置，似乎正处于整个地中海的中心。
然而实际上，西欧国家只不过位于地中海的西北一隅，远远谈不上中心。在地中海的西南方向，有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在东南方向，有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在东北方向，有土耳其、希腊和塞尔维亚等国。这四个方向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地中海世界。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地中海世界的格局大致是这样的：埃及和两河流域是两大原生文明，依赖本土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发展；希腊和迦太基则是两个次生文明，需要借助外部资源的输入，而罗马不过是一个次次生文明。
重新确定了视角的中心之后，我们不难看出罗马的尴尬处境：黑海与地中海的交流必须经过希腊，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必须经过迦太基，这是它俩成为次生文明的天然条件。但是当时没有任何一条重要商路需要经过罗马，它所处的位置，实际上是地中海世界中一个孤零零的角落。因此地理环境就决定了罗马不可能以商业立国。在拉丁语中，财富和牲口是同一个词。由此可见农耕对于罗马人的重要性。意大利半岛也许是地中海世界最能锻炼农民的地方。这里的火山灰质土壤十分肥沃，但是土层很薄，容易被山洪冲走。激励与挑战并存的环境，促使这里的居民在水利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史前水坝和排水沟的遗迹。今天我们在旅游景点还能见到罗马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高大宏伟的引水渠。
在客观上，发达的农业支持了更大数量的人口。这决定了罗马不可能像希腊那些只有两三万公民的城邦一样，实行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事实上，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人口上限是5040人。
罗马的政治系统要复杂得多。罗马最早实行君主制，有自己的国王。古希腊文化传入之后，君主制被推翻。随后整个罗马被分为35
个部落，平均每个部落有数千人。以每个部落推出1名代表的形式议论政治，史称“部落会议”。有财产的市民还可以参加“百人队”，以每队推出1名代表的形式议论政治，史称“立法会议”。此外还有大地主组成的元老院，这里实行1人1票。这三种体制的混合，构成了罗马人的“共和制”。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换算：普通罗马人每人1票，有钱的商人每人100票，大地主每人1000票。总之，在罗马共和国中，不同人物的话语权各不相同。我们这里的具体数字只是示意性质的。
以纪律性著称的罗马军团，作为农民军队，热衷于进行土地兼并战争。到公元前3世纪时，罗马人已经基本统一了意大利半岛。当他们向迦太基宣战时，战争的目标也是西西里岛上的耕地，而不是商路或者掠夺。
根据记载，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一次战争从公元前264年一直打到公元前241年，持续不断地打了23年。这意味着战争开始时出生的婴儿已经成长为老练的战士了。在持续不断的绞肉战中，农业国家占据有利地位，因为他们只有春种和秋收这两段时间比较忙，其他时候都由大自然替他们“生产”。而经商国家则必须细心操作每一笔交易，很难分出心来跟人拼命。迦太基在雇佣兵身上花费了大笔金钱。然心雇佣兵担心拿不到报酬、反而在其国内发动叛乱，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令迦太基国力持续衰落。
当然，迦太基也曾经在战场上获胜。那时他们会逼迫罗马签订城下之盟。内容包括不许罗马人到某处经商，罗马船只不得驶入哪片海域，罗马水手不得在哪个港口上岸。不过诸如此类的要求对罗马来说，无异于隔靴搔痒。而当罗马最终打赢的时候，他们就只有一个要求：割让土地。第一次迦太基战争的结果是，罗马占据了盛产小麦的西西里岛，传说罗马只是征收了西西里岛十分之一的小麦，就足以养活自己一半的人口。
对农业社会来说，土地就等于粮食，粮食就等于人口，而人口则是古代战争的核心资源。所以存在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钱赔了不要紧，只要有地，迟早可以把钱抢回来。然而如果地丢了，那么你手里有再多的钱，恐怕也保不住。
当然，迦太基也不是完全看不到这一点，所以第一次战败之后，他们就开始全力以赴，准备跟罗马人决一死战。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爆发于公元前218年，也就是第一次战争结束后的23年。这差不多又是一代人的时间，罗马的人口又已经大大増加了。从地理位置上看，罗马在南欧，迦太基在北非，两者隔地中海相望。但是这一次，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出奇兵，绕道西班牙，翻越阿尔卑斯山，从北向南横扫意大利。
汉尼拔与高卢的蛮族联盟，建立了一支极其彪悍的军队，以至他在十几年的漫长战争中，竟然没有一次败绩。当然，这不单单说明他兵法高超，同时也是精确权衡利弊的结果。汉尼拔从来不啃硬骨头。因为罗马人是好农民，也是好工兵。他们的防御工事能够让汉尼拔的轻骑兵无从下手。所以他纵然野战无敌，却只能绕罗马城而过，不敢强攻城池。
不能破城，就无法彻底征服罗马。汉尼拔被迫在敌人的领土上打起了持久战。迦太基人对组织农耕没有兴趣，他们每到一处，就破坏水
利、蹂躏农田。然而在意大利本土遭受了巨大破坏的同时，罗马人仍然在西西里，西班牙甚至北非保持攻势。因为在这些地方作战时，罗马军团除了有限的后勤补给，很多物资都是在当地解决的。所以骚扰罗马本土无法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
《孙子兵法》云：“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ニ十钟。”有智慧的将领，必须尽可能地占有对方的补给。吃掉对手的1份粮食，造成的此消彼长，效果就跟自己拥有了20份粮食差不多，按照这个标准，汉尼拔可以算是猛将，但还算不得智将。归根结底，迦太基是商业民族，他们能够意识到土地是罗马人的力量源泉，也能够想到去破坏它，却不懂得如何吸收、占有这个源泉，所以最终逃不过失败的
命运，很显然，当年罗马的国运在农业。农业兴则罗马兴。
深刻的变化发生在战争之后。迦太基一方的大量人口沦为奴隶，促进了罗马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即使是那些逃脱了奴隶命运的人，也不得
不把他们的一部分经营成果作为赋税上缴给罗马人。从西西里和北非输入意大利的廉价谷物如此之多，以至当地的自耕农因为无法与之竞争而纷纷破产。军事上不曾败北的罗马军团，却输在了自家的田庄里。更有意思的是，战后的罗马农业迅速出现了“产业升级”。葡萄、橄
榄等多年生植物园代替了谷物和粮食的大田。一方面，这些经济作物需要多年的培育投入，后续的酿造和榨油也需要大量的资本来购置工
具设备。另一方面，这些种植园占地面积大，对人力的需求却比较低。无法吸收大量佃农在其间工作。
在这种“资本密集型农业的挤压下，土地迅速向大地主手中集中，破产农民只能涌入城市，成为无业游民。为了抑制失业人口带来的不安定因素，罗马只能让他们参军，并且发动更多的对外战争。
这对罗马的国运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结束之后，罗马的经济和人口都遭受重创，但是他们却进入了一种更加疯狂的战争状态，似乎手中的铜剑完全停不下来。他们进攻高卢，进攻萨丁尼亚，进攻希腊。但是战争越是顺利，进入罗马的奴隶就越多。罗马俗语“便宜得像萨丁尼亚奴隶”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这是一个自我加强的循环，罗马的小农经济迅速瓦解，罗马人开始从农民变为军人。
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中，罗马基本上把整个地中海西部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当然，如果向北翻越阿尔卑斯山，他们还可以进取今天的法国，德国等地域。但是当时占据法国的高卢人穷得叮当响，根本没有征服的价值。我们前面说过，当年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在东方。那里有埃及和两河流域两大原生文明，以及希腊这个次生文明。既然另一个次生文明迦太基已经被罗马征服，那么下一个目标显然就是希腊了。
公元前200年，罗马人进攻希腊城邦马其顿。这并不是罗马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发起战争，但却是第一次不以土地为目标的大型战争。马其顿是希腊诸城邦中最强大的一个，纵横欧亚的亚历山大大帝就出自马其顿。因为地理上隔着一个亚得里亚海，所以罗马人知道自己不太容易把马其顿完全消化兼并，于是他们通过战争胁迫马其顿缴纳了一大笔赔款，并且获得了希腊各个城邦名义上的臣服。随后他们又以希腊为跳板，成功进击叙利亚。这些远离本土的战争虽然名义上为帝国增加了许多东部行省，但实际上掠夺战利品才是罗马人的主要收获。
在罗马人东进的过程中，他们把军需后勤都外包给商人来做。所以在战场上，前面是士兵，后面就是商人。士兵们在前面抢到奴隶、珠宝，就直接拿到后方换酒肉。出生入死的士兵，哪懂得什么讨价还价，所以这一群商人发战争财赚得盆满钵满。
打完了仗，商人又出来调停了，说领土就别占了，狠狠地收他一笔赔款得了。其实商人的小算盘是这样的，第一，领土占了就结束 了，下回没生意做了；第二，那么大一笔赔款，对方肯定是交不出的，所以先由我们商人垫付，回头再让我们分成几年，连本带利去找对方慢慢算。这就是所谓的“包税制”。
在“包税制”下，罗马城的大地主是总包商。他们会预先向罗马国库支付一笔税款，以换取收税的权力。然后由他们负责在各地收税，实际收得的税款与预支税款之间的差额就是总包商的利润。税收当地的大商人通常会担当第二层分包，下面可能还会有第三层乃至第四层。当然每一层都会力保自己的收入大于承包的标额。
与两次迦太基战争相比，罗马在地中海东部进行的那些战争算不上激烈，持续时间也短得多。掠夺式战争就像一场旋风，对社会基础的破坏不大。但是正因为没有打烂，所以也就无法融合。从长远历史进程看，这些地方罗马化的程度也比较低。500年后罗马帝国分裂，其中西罗马帝国的疆域，基本上就是罗马在两次迦太基战争中确立的势力范围。而在罗马的影响力抽离之后，东罗马帝国也很快分裂成原本就独立的希腊、叙利亚和埃及3个部分。可以说，当年罗马选择了“包税制”的时候，其国运在冥冥之中已有定数。
在行政上，罗马人把海外领地划分为一个个行省，然后派总督去管理。行省总督这个位子很有意思。一方面，他的权力极大，行省之内无人能够制衡。就算他在任期内犯下天大的罪行，也得等他卸任，回到罗马城之后再论。在任期之内，元老院是绝对不能干涉总督的，这就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
另一方面，行省总督在组织结构上也是真正的“孤家寡人”。因为无论是罗马的共和制，还是希腊的民主制，都是根据本地人民自治的要求设计的，没有预留对外统治的“接口”。所以总督到了行省以后，向上没地方请示，向下没人听他布置，想跟罗马联系些什么事情，找不到对口的部门。
现代世界的各国政府，虽然也有各种制度上的不同，但是其实只有最上面10％的区别，剩下90％都是一样的，叫作文官系统，或者叫公务员系统。现代公务员系统有两大特点，一是必须经过考试，二是讲究升迁序列。前者要求公务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后者要求循序渐进，小事办得好，才能办大事。
古罗马的行省总督想要快速建立自己的“公务员系统”，求之于罗马本土是不可能了。所以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依靠商人，一个是依靠军队。前者具备专业知识，后者有严格的升迁序列，都是可以出人才的地方。
地中海东部的各个行省，经济条件比较好，历来有经商的传统，所以东部行省依赖商人比牧多。商人控制的行省是怎么治理的呢？第一，修k路造桥这些基础设施实施难、见效慢，都别搞了。第二，没有基础沿施，就无法大量输出农民到行省来搞开垦，怎么办？没关系，农 业不要了，我们经商。第三，度量衡都没统一，经商收税也很麻烦，那就干脆由商人承包，每年认缴一个固定的金额，类似于包税，其他的
事情就不劳总督操心了。
地中海西部的各个行省开化比较晚，蛮族没有彻底归顺，治安都成问题，所以西部行省依赖军队比较多。军队控制的行省是怎么治理的呢？第一，必须有仗可打，这样才能维持住军队和权力。第二，大仗少打，小仗不断。战争损耗不能大于战利品的收获，军队才能越打越大。第三，打仗之余，做一些省力来钱快的勾当，比如说打劫，收保护费、开采金银矿之类的。
东部行省搞的那套制度，与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十分相似。而西部行省搞的那套制度则更接近于蛮族的君主制。无论如何，它们都找到了足以支撑自身存在的社会基础。反倒是罗马本土，此时还实施着部落会议，立法会议和元老院三者并行的传统共和制。罗马的国运再一次面临着道路抉择。
随着外部征服达到极限，大量老兵相继返乡，罗马本土的社会矛盾开始日益激化。这时候有一对格拉古兄弟，他们向元老院提出三个要求：一是限制兼并，分配土地；二是开发殖民地，输出农民：三是改变行省的包税制度，让罗马人自己担任包税商。
这三个要求，直指问题的核心。但是元老院是由罗马本土地主和商人组成的，在他们看来，这三个方案无一条可行。第一条是要割他们的肉，他们当然不愿意了。第二条、第三条说得好听，可是改革行省治理需要做大量顶层制度改革，触动一大批人的利益，谈何容易！所以他们就采用掩耳盗铃的办法，暗杀了格拉古兄弟，这样就没人再提意见了。
老兵的待遇没有着落，军队战斗力也在持续下降。公元前100年左右的一段时间，罗马共和国的几大版图，包括西班牙、北非、小亚细亚都先后发生骚乱，罗马军团疲于应付。最后连阿尔卑斯山北面的蛮族日耳曼人也蠢蠢欲动，准备南下劫掠罗马。
这下元老院慌了。他们找到老将马略，请他到罗马来主持大局。这位马略，是西部行省的实权派，帝王一般的人物，长期在西班牙和北非担任总督和将军。他也不客气，提出约法三章：第一，只要打退了日耳曼人，立刻分地；第二，提高军饷待遇；第三，装备和训练费用由元老院承担。这三个条件，比30年前格拉古兄弟的方案严厉多了。但是蛮族已经兵临城下，元老院不答应也不行啊。这就叫“敬酒不吃吃罚酒”。
按照罗马共和国的传统，执政官任期一年，不得连任。但是马略一口气连任了5届。为了打击马略，元老院又把马略的副官苏拉扶植起来。可是苏拉的胃口更大，他先是带兵赶走了马略，然后挥师杀进罗马城，把反对他的元老斩首示众，最后自任终身独裁官，几乎成了罗马的皇帝。不过这个命运对苏拉来说可能太过突然，他自觉还无力建立起一个新的制度，所以在自己临终前突然宣布退位，留下一个已经残缺不堪的元老院继续执掌罗马。苏拉死后4年，斯巴达克起义爆发，超过10万名奴隶参与了
这场起义，南起西西里岛，北至阿尔卑斯山，战火席卷了整个意大利。罗马人终于认识到，有没有选举权不重要，甚至财产多少都不重要，安全和轶序才是他们现在最紧迫的需求。
经过一番混战，公元前50年左右，罗马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名正言顺的终身独裁官﹣恺撒。他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至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册封为神。罗马的共和制就此终结。
在战前，恺撒就以劫富济贫闻名。为了资助无产者，他甚至把属于神庙的土地拿出来瓜分。通过战争消灭了其他对手后，他又宣布战前形成的所有债务，以债务人战前的资产为限。换句话说，那些通过战争翻身发家的无产者，可以合法地赖掉战前的全部债务。
恺撒曾经长期在高卢作战，深知同盟军的重要性。只要指挥得当，蛮族士兵完全可以发挥出不亚于罗马士兵的战斗力。所以他上台之后就力排众议，坚决削减了罗马城中无业游民的福利口粮，以减轻对行省的搜刮。在他看来，逐步减少罗马城的特权是必须的。他还极力主张让罗马人去各个行省“下乡锻炼。虽然此时罗马帝国还没有正式形成，但恺撒无疑是第一个站在帝国整体角度去思考的人。
恺撒的雄才大略超越了时代。他既要带领罗马平民去革贵族的命，又要允许蛮族革罗马的命。他想把所有的力量都融为一体。可惜这个步子迈得实在太大了。公元前44年，元老院组织人暗杀了恺撒。
纵观人类历史，恺撒的悲剧反复重演，引无数人为之扼腕。公允地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是合理应对的前提。过于超前或者落后的认识，本质上都属于“审题不清”，只能说是很可惜的。
在恺撒遇刺之后，罗马又经历了十多年的内乱。最后屋大维胜出。他打败了所有对手，并且还把埃及并入了罗马的版图。元老院封他为奥古斯都，意思是至尊者，也就是皇帝。因为他是恺撒的养子，所以他的名字中有恺撤·奥古斯都。后来的罗马皇帝，无论与恺撒有无血缘关系，多冒称恺撒之姓。再后来俄国的统治者称为沙皇，也是因为沙皇正是恺撒（ Caesar ）一词在俄语中的发音。
与恺撒不同，奥古斯都不是一个改革家，而是一个矛盾调和者。他既贵为皇帝，又很尊重元老院。中国有个“三辞不受”的典故。说的当年汉献帝把帝位禅让给曹丕时，曹丕曾经反复拒绝了三次以示谦虚。奥古斯都也曾经向元老院提出要交还军政大权。元老院当然毫不犹豫地
拒绝了这个要求。不过这样一来，还是给足了元老院面子。他自称为元首（Princeps )，我们现在也把它翻译为皇帝，其实它的字面意思就是指元老院的首席元老。
奥古斯都也很注意照顾罗马平民的生活。恺撒赏赐士兵，是为了激所他们更加勇敢地作战。奥古斯都同样慷慨地赏赐士兵，目的却是让他们告老还乡。他恢复了恺撒削减的福利口粮，并且大量兴修免费剧院、浴场和斗兽场，确立了罗马城“福利娱乐”的传统。据估计，当时罗马城人口大约100万，而其中坐吃福利的无业游民竟然多达30万。
在讨好罗马城中各个阶层的同时，行省的负担居然也没有增加。奥古斯都广泛授予行省城市自治权，使它们在法律上成为罗马的同盟而不再是罗马的附庸。不仅如此，他还在各个行省设置了税收官员，让他们对各省的包税商进行监督。总的来说，行省的税赋变得更轻了。他还邀请各地首领把他们的继承人派到罗马，学习拉丁语，接受罗马教育，以此培育行省与罗马之间的长期向心力。
一切“仁政”的背后，是一个在恺撒时代还不曾拥有的财富源泉一埃及。根据当年的航海记录，埃及每年运往罗马的谷物多达10万吨。仅此一项，养活罗马城中几十万游民就已经绰绰有余。据说，当年奥古斯都满载埃及的财宝归来后，罗马城中的金银泛滥，以金币计算的物价竟然翻了一倍。
然而人性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幸福感来自实际享受与预期水平之差。所以无论物质享受多么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心理预期越来越高，一次性改善带来的幸福感终究是会消失的。
奥古斯都没有恺撒那样的集权手段，所以在他身后，军队和元老院就开始争权夺利，大搞宫闱政治。皇权衰落又导致了帝国瘫痪。各行省纷纷叛乱，罗马城所依赖的给养也无法保障。在长期的军事混战中，罗马城表现得软弱无能，毫无原则。谁稍占上风，就封谁为帝。旋即帝被杀，就马上改封篡位者。
公元81年，罗马城中的各派终于闹够了，册封了一个西班牙出身的大军阀图拉真为皇帝。这是罗马历史上的第一位非意大利籍皇帝。图拉真对罗马城中的那一套不感兴趣。他的大部分统治时间都在军营里度过，最后也死在军营里。
图拉真戎马一生，南征北战，把罗马帝国的版图推向了巅峰。但是他征服的都是一些贫瘠之地，得不偿失。仅就对外扩张而言，罗马的国运在征服埃及之后就已经达到了顶点，此时的主要矛盾在于理顺内部。
图拉真的侄子哈德良继位后，毅然放弃了图拉真打下的大部分土地。他与图拉真一样，保持着务实勤勉的品质，游历四方，很少回到罗马城中。他利用罗马城的虚弱，推进其与行省之间的平等。他一方面致力于发展行省，包括增加行省出身的元老数量，给行省免税，给行省自治权、财政补助，在行省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等等；另一方面，他推翻了罗马从公元前3世纪流传下来的宪法，剥夺了罗马城立法会议的立法权，收归皇帝所有。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元老院只是罗马城这一座城市的元老院，只有罗马帝才能站在帝国全体利益的角度上去判断是非。这是一句大实话。因为受制于交通、通信、语言等技术条件，一个全国的“元老院”对罗马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哈德良无子而终，高卢人安东尼·庇护继任皇帝。这一时期，罗马帝国的连续几任皇帝，或出身于蛮族，或崛起于行省，给本已衰败的罗马人注入了新鲜血液。历史上，把这七八十年的中兴盛世称为“五贤帝”时期。它被公认为罗马帝国国运的最高点。
熟悉东西方历史的人很容易发现，罗马与秦朝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个帝国原本都处于文明的边缘地带，开化之后，他们又都反过来吞并了文明中心，成为世界级的大帝国。
不过有一点不同。秦朝的存续时间实在太短了，一共只有15年，就被汉朝取代了。所以如果要跟罗马帝国做比较，单单把秦朝拿出来是不合适的。于是有人就把秦朝和汉朝放在一起，合称秦汉帝国。
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人口和国土都差不多，文化、科技、建筑等方面也各有千秋，不相上下，分别代表了东西方的最高水平。不过在政治影响力方面，这两个帝国差距可就大了。秦汉帝国开创了中华文明2000多年的基本框架，后来的唐宋元明清都是在这个框架上再做点细节装修而已。汉朝的国号“汉”，更成了中国主体民族的名称。
从罗马帝国灭亡到今天，大约有1600多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几次分分合合，到现在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可是地中海世界一旦分裂，就再也没有合起来过。更加奇怪的是，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它的帝国框架似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房子倒了，连地基都没留下。现在的地中海周边，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它们语言不同，风俗各异，完全看不出它们曾经是“一家人”。
东西两大帝国对后世的影响，为何如此不同？这个话题历来受人关注，引发了无数讨论。
不过实际上，这样的比较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因为如果是拿技术、工艺来比，那么秦汉帝国本身就代表了四大古国中的中华文明，罗马帝国的疆域则包含了四大古国中的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区域，它们是同一个级别上面的东西，可 以比较。
但是如果拿政治制度出来比，那么秦汉帝国的君主制早在夏商周时代就按部就班地传、发展，到秦朝时就已经有不下一两千年的经验了。而罗马帝国则在短短500年内，从蛮族部落到王国，再从王国到共和国，一路加速“冲刺”进入帝国的。两者在实质上的差异远远大于形式上的相似。
事实上，罗马能够从地中海的一个次次生文明迅速崛起为庞大帝国，绝不仅仅是因为罗马人命好。在它的背后，还有更大的历史趋势在动、这个大势，就是地中海文明从中心向外扩散。各地的次次生、次次次生文明兴起，急切需要一个与原生文明和次生文明交流的平台。正是借助这个最大的国运，罗马才有机会败而复战，衰而复兴，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政治体制，直至称霸。
现代考古学家对法国和西班牙海岸附近的海底沉船进行了研究。由于沉船的数量很多，人们把它们按照年代分类，发现在公元前后200年
月的沉船数量特别多，而这恰好是罗马共和国晚期到帝国早期的阶段。
沉船的数量，取决于两个变量：一个是在海上航行的船只总数，一个是船只沉没的概率。历史学家经过研究，确认在那段时间，造船和航海技术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提高，也没有显著的倒退，所以船只沉没的概率应该是差不多的。因此沉船数量的变化说明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到帝国早期这段时间，地中海西部的航海有一个突然兴盛，然后又突然委缩的过程。
陆地上的考古学家对各地遗址中发掘出来的硬币进行了分析，发现罗马货币的铸造数量也是在帝国早期出现激增，然后就迅速回落。历史学家也有类似的发现。他们收集了大量历史文献中对商业活动的描述，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帝国中后期的商业记录也明显减少了。
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自然会促使内部交流兴旺。这是显然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在一两百年的高峰期过后，交流活动又会迅速萎缩？罗马国运的最终衰落是否与此有关呢？因为罗马帝国没有正史，我们找不到太多的宏观历史资料，但是考古学家还是给了我们一些微观的线索。
在高卢行省，人们曾经大量进口罗马的葡萄酒。但是到了公元2世纪，高卢自己的酿酒业就发展起来了，高卢人不仅停止从罗马进口，还反过来向罗马出口一部分葡萄酒。
在不列颠行省，人们一度特别喜欢使用罗马风格的家具。但是这阵时尚并没有持续很久，也是在公元2世纪左右，出现了大量工艺同样精美但是具有不列颠本地风格的家具。
在北非的罗马遗址中，曾经出土过许多双耳瓶。这种瓶子很有特色，是典型的罗马产品。但是考古学家发现，在时代较晚的遗址中，有很大比例的双耳瓶其实与罗马无关，都是在本地仿制的。
以上几个案例总结起来，正应了一句中国古话：“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我们知道，文化、科技的学习比创新容得多。地中海东部文明几千年的积累，西部蛮族大概只要经过几代人时间，就学了个八九不离十。
对于古代人来说，地中海本来就是难以跨越的天堑，商船从罗马城出发，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再返回，整个过程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所以在山河连绵的中国，统一是不需要理由的，割据是需要理由的。而在天各一方的地中海世界，统一才是需要额外理由的，分裂则是不需要理由的。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地中海两端的发展水平差异极大。西部蛮族为了跨越天堑，进军东部是可以不计代价 的。但是经过帝国时代一两百年的频繁交流，西部蛮族己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体系。虽然发达的程度还不能与东部相比，但它们对东部的渴望无疑已经大大减弱。
罗马帝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地中海东西部交流的政治平台。正是当年西部蛮族对东部的向往，成为帝国崛起的推力，而当这个推力不复存在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国运也就开始摇摇欲坠了。
在中国史书中，提到王朝覆灭，经常用到的说法是“席卷”“燎原” 这些词非常形象。因为中国的改朝换代，通常都是从一条边、一个角开始，逐渐扩散到全国的。而罗马帝国的灭亡景象就完全不同了，它就像一个瓷器盘子，往地上一摔，裂成两半；再一摔，碎成更多片。
公元293年，出身于蛮族的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宣布实行“四帝共治制”，分别设置了4个首都。公元476年，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地中海西部从此分属十多个不同的国家，再也没有统一过。当然，东罗马帝国的好运气也没有持续太久。公元6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罗马帝国失去了埃及和叙利亚，只剩下希腊和小亚细亚那一小片领土，成了历史上一个普通的中等国家。
罗马帝国的一代雄风，从此只付笑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