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除了达利马格利特)
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除了达利马格利特)爱德华·马奈《草地上的午餐》,帆布油画,208×264.5cm,1862-1863年到了19世纪末的印象主义时期,女性形象并未发生太大变化。虽然马奈在《草地上的午餐》和《奥林匹亚》中大胆描绘了被视为庸俗、不道德的娼妓,引发巨大争议,但画中的裸体女性依然端庄美丽,符合男性的幻想,同时也侧面体现了当时男性对女性肉体的消费可谓唾手可得。在古典绘画中,女性往往是被观看、被凝视的客体,是艺术创作的对象,而非创作者。她们在绘画中的形象几乎都是由男性艺术家建构起来的,通常与“柔弱”、“美丽”、“淑女”和“母性光辉”等词联系紧密。大卫《荷拉斯兄弟之誓》,帆布油画,330×425cm,1784年就如《荷拉斯兄弟之誓》中这样男强女弱的强烈对比在古典绘画中比比皆是,无不向世人传递着古代的性别观念——男性的权力绝对凌驾于女性之上,而女性的功能只是料理家务与养育儿女。
雷梅迪斯·瓦罗(Remedios Varo)《Ascension at Mount Analogue》,胶合板油画,26.5×12.3cm,1960年
近日,美国历史上第二位最高法院女性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她曾在推动司法中的性别平等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由此被世人铭记。而就在她出生前后,有一群人开始对艺术中的女性形象进行重新建构,她们就是超现实主义中的女性艺术家。
沉重枷锁
传统的女性艺术形象
在古典绘画中,女性往往是被观看、被凝视的客体,是艺术创作的对象,而非创作者。她们在绘画中的形象几乎都是由男性艺术家建构起来的,通常与“柔弱”、“美丽”、“淑女”和“母性光辉”等词联系紧密。
大卫《荷拉斯兄弟之誓》,帆布油画,330×425cm,1784年
就如《荷拉斯兄弟之誓》中这样男强女弱的强烈对比在古典绘画中比比皆是,无不向世人传递着古代的性别观念——男性的权力绝对凌驾于女性之上,而女性的功能只是料理家务与养育儿女。
到了19世纪末的印象主义时期,女性形象并未发生太大变化。虽然马奈在《草地上的午餐》和《奥林匹亚》中大胆描绘了被视为庸俗、不道德的娼妓,引发巨大争议,但画中的裸体女性依然端庄美丽,符合男性的幻想,同时也侧面体现了当时男性对女性肉体的消费可谓唾手可得。
爱德华·马奈《草地上的午餐》,帆布油画,208×264.5cm,1862-1863年
爱德华·马奈《奥林匹亚》,帆布油画,130×190cm,1863年
待到超现实主义兴起之时,情况反而变得更加糟糕。1924年,法国作家、诗人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理论基础,强调直觉与潜意识。他写道:“它(超现实主义)是思想的笔录,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赖于任何美学或道德的偏见。”
这就意味着男性艺术家在描绘女性时完全不受束缚,可以尽情展现自己潜意识里的想法。于是,他们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对性欲的表达,女性通常以一种扭曲、破碎,或遭受侵害的姿态出现。
雷内·马格利特《受威胁的凶手》(The Threatened Assassin),150.4×195.2cm,1927年
雷内·马格利特《泰坦尼克号的日子》,帆布油画,91×79cm,1930年
同时,犹如孩子般年轻、天真而纯洁的女性(femme-enfant)是超现实主义画家眼中最理想的形象。在汉斯·贝尔默(Hans Bellmer)的《玫瑰暗夜盛开》中,一具未成年女性的身体以一种自我解剖的姿态暴露在画家面前,如同没有感情的机械人,令人感到惊悚。
萨尔瓦多·达利《Young Virgin Auto-Sodomizedby the Horns of Her Own Chastity》,帆布油画,40×30cm,1954年
这种物化女性的形象也频繁出现在达利的作品中。可以说,超现实主义男性艺术家的创作更加肆无忌惮地发扬着传统父权制与厌女思想。
打破建构
“我不是任何人的缪斯”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群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虽然她们大部分是在男性艺术家的影响下才走上超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但很快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首先,她们做的就是重塑艺术中的女性形象,尽管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
利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自画像》(Self Portrait,又称为The Inn of the Dawn Horse),帆布油画,65×81.3cm,1937年
在利奥诺拉·卡林顿的第一幅超现实作品《自画像》中,她所描绘的自我形象头发凌乱,面容难辨雌雄,身着丝绒夹克和白色紧身裤,姿态轻松而桀骜不驯,一种模糊了性别边界的女性形象开始建立起来。
利奥诺拉出生于英国一个富商家庭,从小性格叛逆。十岁时,她在巴黎看到超现实主义艺术展,并为之深深着迷。尽管家里人并不支持,但她依然决心要成为一名艺术家。
利奥诺拉·卡林顿《星期三手术》(Operation Wednesday),硬纸板蛋彩油画,60.3×44.8cm,1969年
1938年,在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的介绍下,利奥诺拉进入到当时以布勒东为核心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圈。虽然她并不打算屈服于布勒东的权威,但在这一过程中她结识了莱昂诺尔·菲尼(Leonor Fini)和雷梅迪斯·瓦罗(Remedios Varo)等女性超现实主义画家。
在她们的绘画中,性别模糊而神秘的炼丹术士、女巫、雌性怪物反复出现,挑战着传统的性别体系,体现了她们对女性自我意识的探索,成为其艺术创作的重要母题。
莱昂诺尔·菲尼《哈塞尔特夫人肖像》(Portrait of Mrs. Hasellter),帆布油画,78.7×67.3cm,1942年
雷梅迪斯·瓦罗《无用的科学或炼丹术士》(The Useless Science or The Alchemist),纤维板油画,41.2×21.3cm,1958年
女性形象不再只是单调的端庄美丽、天真烂漫,男性视角下的固化形象逐渐被打破。女性艺术家开始挣脱父权制下的性别枷锁,成为艺术中自我形象的塑造者,而不再只是被观看的模特,就像利奥诺拉所说:“我没工夫当任何人的缪斯,我一直在努力反抗自己的家庭,以及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艺术家。”
剖析自我
展现女性内心世界
除了重塑女性形象,超现实女性艺术家开始通过艺术表达自我的内心世界,这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古典时代,女画家本身数量就非常少,而这些屈指可数的女画师通常是在宫廷中为达官贵人,尤其是女贵族画肖像,创作技法、风格和题材都极为受限。
伊丽莎白·路易丝·维热·勒布伦(Elisabeth Louise Vigée Le Brun)《格兰德夫人》(Madame Grand),帆布油画,92.1×72.4cm,1783年
不过,由于超现实主义注重对梦境、潜意识的表达,因此该流派的女性艺术家将绘画与摄影视作自我情绪的发泄口,让人们看到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
在雷梅迪斯·瓦罗的绘画中,主角往往孤身处在封闭或空旷的场景,传递出一种强烈的孤独与隔阂,这与艺术家本人的经历有关。在二战期间,瓦罗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墨西哥。虽然在那里她结识了一些艺术家朋友,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滋味依然让其感到孤独不已。
雷梅迪斯·瓦罗《和弦》(Harmony),纤维板油画,29.5×36.6cm,1958年
雷梅迪斯·瓦罗《吹笛人》(The Flutist),纤维板油画,29.5×36.6cm,1955年
与瓦罗的经历相似,利奥诺拉也因为躲避二战来到墨西哥。在这之前,她本来是与恩斯特在一起,但后者不幸被抓进了集中营,这让利奥诺拉备受打击,情绪一度崩溃,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创作了插画日记《低落之下》(Down Below),记录自己的精神状态与变化。
利奥诺拉·卡林顿《低落之下》内页插画
如果说瓦罗的孤独与利奥诺拉的精神失控令人感慨,那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一系列自画像则让人感到心碎。在这之前,艺术史上从未有一位女性画家如此毫不留情地将自己的痛苦展现在世人面前。
弗里达·卡罗《破碎的脊柱》(The Broken Column),纤维板油画,30.5×39cm,1944年
躺在床上创作的弗里达
1925年,18岁的弗里达遭遇了一次惨烈车祸,身体受到严重损害,此后一生至少经历了32次手术。在病愈过程中,她开始创作自画像,将血淋淋的痛楚画在画布上,呈现出直观震撼的视觉效果。
然而我们并不只会感到绝望,还能体会到一种生命的力量,一种希望与韧性。对于弗里达来说,她并不喜欢超现实主义者这个标签,她说:“我从来不画梦境,我画的是自己的现实。”
弗里达·卡罗《自画像与断发》(Self-Portrait with Cropped Hair),帆布油画,40×27.9cm,1940年
新的契机
表现形式多样化
为什么超现实主义中会诞生这样一群女性艺术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女性开始有更多接受艺术教育的机会。从19世纪中期开始,欧美许多艺术院校开始招收女学生,不过她们依然被禁止参加人体素描课,这意味着在起跑线上她们就落后男性艺术家一大截。
Marie Bashkirtseff《在画室》(In the Studio),帆布油画,188×154cm,1881年
到19世纪末,女性终于可以和男性一样画裸体模特,招收女学生的艺术院校也更多了。1855年,女性艺术家协会(The Society of Women Artists)在伦敦建立,并从1857年开始每年举办女性艺术作品展。
在画室中的利奥诺拉·卡林顿
受益于这一变化,大部分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都多多少少接受过艺术教育,这为她们的艺术生涯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原因是超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十分丰富。除了绘画外,还有雕塑、摄影、电影、文学,甚至表演。相对于绘画而言,其他形式更加容易入门,无需多年的素描基本功练习,例如摄影只需要一台相机就可以捕捉世界,文学只需要纸和笔就可以抒发内心。
超现实主义战地摄影师李·米勒(Lee Miller)《运河里的纳粹党卫兵》(SS Guard in Canal) 1945年
李·米勒《防火面罩》(Fire Masks),1941年,伦敦遭受德军闪电战轰炸时
因此,超现实主义这个流派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女性艺术家,尽管她们的名气比不上达利、马格利特等主要代表人物,但是她们在塑造女性形象、表现女性内心世界等方面为后来的艺术家们带来诸多灵感,也为女性主义艺术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养料。
编辑、文张剑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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