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冯家山忆峥嵘岁月（长篇连载22）

走进冯家山忆峥嵘岁月（长篇连载22）在工地上形成这样一种情况，人们除称陈杰远为陈司令员或陈政委以外，其他领导不论官职高低一律称老什么老什么的，很融洽的一种感觉和很亲切的一种滋味。这当然与当时领导干部经常在群众中共同劳动所建立的一种很正常的干群关系有关。各级领导带领人民修水利都是向人民负责，上下级目标一致都一个心眼为人民服务，谁还有心在乎下级如何称呼我而我怎样称呼上级；广大群众一门心思完成繁重的劳动任务，出类拔萃的先进模范人物的荣誉都是靠血汗换来的，领导提拔重用的都是有能力贡献大的实干家，谁有上进心尽管在工作中表现，根本用不着成天追领导要引起领导注意或揣摩领导心思干事，见了领导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更不用见了领导点头哈腰什么长什么长的暗送意思。总之在冯家山，称呼老什么不会使称呼者担心得罪领导而被称呼者也不会感到降低身份。指挥部后来又先后调整配备了马锋、车廷权、刘瑛、谭克智、左达、王建章、党仲昆、郝耀民等多名副总指挥，还增派了一名

二十二

领导的职责就是领和导，“领”就是要走在前头，“导”就是要做出样子，不下到一线怎么领和导？这是对“领导”最通俗又十分到位的注解。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毛主席的著名论断，当时经常被用来强调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

冯家山水库这么宏大的工程，在当时异常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完全靠10万人民的血肉之躯只用了4年时间就下闸蓄水并投入灌溉，创造了陕西水利建设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与各级领导身体力行亲自上阵指挥、干部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是密不可分的。

1970年工程上马之后，指挥部率先搬到工地附近的一排平房里。办公室的墙壁上，张贴着毛泽东的著名论断：“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清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水电部负责人（右女）视察水库工地

从那年7月在枢纽坝区召开誓师动员大会，吹响冯家山水库工程破土兴建号角的那一刻起，领导干部的领导作用就显出其特殊的威力。指挥部由一名叫刘庸的原宝鸡行署副专员担任总指挥兼党委书记，一名叫陈杰远的宝鸡军分区副司令员担任政委兼党委副书记，副总指挥有刘锦儒、豆海洲、杨福元等。他们都不是住在市里坐在办公室喝着茶看着报遥控指挥，也不是隔一段时间上去督查督查。他们完全脱离机关住在工地，就跟战争年代的前沿指挥所是一种情景，迫不得已的紧急关头就得提起枪冲出去和战士生死与共，因而指挥员时刻都有牺牲的危险。他们要现场解决随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白天在工地上操劳，半夜三更放心不下睡着睡着衣服一穿又到工地上去。那时讲领导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总指挥和政委等领导们刚上去时住的也是潮湿的土窑洞，他们的身体本来就带着病的。因连降大雨，道路泥泞，他们拄着木棍到200米开外的食堂和其他人一同排队买饭。他们生活上没有一点特殊，操的心却那么庞杂艰难，许多事情常常要亲自出马，既联系投资拨款又解决急需的物资，既统筹安排施工力量又四处求援施工机械，既讨论工程设计又讨论工程试验，既研究枢纽工程又研究灌区工程，凡是工程急需解决的各种问题都得又快又好地一一落实。所以刘总指挥累出了病住进医院，陈政委最后也累出了病住进医院。但是刘总指挥住进医院后立即又有市委副书记董宜斋顶替上阵，陈政委住进医院后立即又有军分区副司令员刘钰顶替上阵，这种情景很有点“前仆后继”的悲壮意思。

指挥部后来又先后调整配备了马锋、车廷权、刘瑛、谭克智、左达、王建章、党仲昆、郝耀民等多名副总指挥，还增派了一名叫姚树木的军队领导任副政委。副总指挥在总指挥和政委的带领下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下面，受益区4个县7个民兵团都有一名县级副职领导、一名县武装部副部长或副政委担任领导。凤翔县上了两名县级领导，岐山、扶风、宝鸡县均上了4名县级领导。这数十名领导像被巨大的战车甩出去似的，因而远离权力的中心，只有工程、进度的压力，没有争权夺利的条件。不论指挥部还是在兵团，因为都没有别的奢望而只有一个目的，他们的作风正如同志们总结的：班子领导研究工作认真负责，听到反映互相通气，遇到困难抢着去干，有了问题争担风险，发生争议主动斗私批修，作出成绩归功于党。

在工地上形成这样一种情况，人们除称陈杰远为陈司令员或陈政委以外，其他领导不论官职高低一律称老什么老什么的，很融洽的一种感觉和很亲切的一种滋味。这当然与当时领导干部经常在群众中共同劳动所建立的一种很正常的干群关系有关。各级领导带领人民修水利都是向人民负责，上下级目标一致都一个心眼为人民服务，谁还有心在乎下级如何称呼我而我怎样称呼上级；广大群众一门心思完成繁重的劳动任务，出类拔萃的先进模范人物的荣誉都是靠血汗换来的，领导提拔重用的都是有能力贡献大的实干家，谁有上进心尽管在工作中表现，根本用不着成天追领导要引起领导注意或揣摩领导心思干事，见了领导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更不用见了领导点头哈腰什么长什么长的暗送意思。总之在冯家山，称呼老什么不会使称呼者担心得罪领导而被称呼者也不会感到降低身份。

指挥部及兵团领导正在学习

钱正英先后几次莅临冯家山视察水库工地，坐的都是帆布篷吉普车。有次天下大雨，她却要到大坝上去看看，负责接待的领导说雨这么大咱坐车上吧!钱正英说不，穿雨鞋走!她穿上雨鞋就在前边走，其他人在背后撵。她每到一处，正在干活的干部群众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国务院这么高级的领导亲临现场了。因为没人通知没警车开道没那么多记者前呼后拥，更没有通知全体员工打扫卫生布置现场作热烈欢迎状。就餐的时候她不要三碗四碗，她提出她的要求。按照她的要求，郝耀民打电话给办公室：“告诉食堂调一碟红萝卜丝，烤几片馍，做一碗臊子面。这事就不要给别人说了。”老领导从会议室听完汇报出来，看见饭场上满是蹲在地上吃饭的民工，个个手里举着“枣木方”，她就过去亲切地询问民工够吃不够吃，辛苦不辛苦。群众感到领导不是高高在上而就是自己中的一员，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那么体贴群众、爱护群众。

现在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叫《常回家看看》，表达着人们对亲人一种轻松舒缓的思念和很有情味的体贴关照。可是我们的先辈为了创业，他们把家抛在脑后，根本没有这样轻松的感情也强力压抑着这种亲情的萌生。

最早一批上山搞筹建工作的办事组组长王建章似乎好几年都是那么忙碌，以致忙得患了阑尾炎都抽不出时间去就医，后来阑尾化脓疼得他不得不看时，医生说你要是再晚一点世界上就没有你了。有一次妻子住院动手术需要他签字，他却不在妻子身边，医生疑惑地问妻：“你和丈夫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吗?”提起这事妻子至今还有点想不通。1976年是我们国家大灾大难的艰难岁月，三位伟人的逝世，四川松潘、平武和唐山大地震使全国人民陷入悲痛和紧张交迫之中，宝鸡地区阴雨连绵而余震频频发生。这时期，陈杰远司令员已积劳成疾住院，刘庸总指挥也住院，已升任副总指挥的王建章肩上的担子好沉好沉啊!水库已经蓄满了水，在地震中安全问题事关重大，他日夜冒雨在大坝上巡查。宝鸡市稍开阔的地方全搭满了防震棚。一个缺少男人力量呵护的家，依靠母亲的坚韧带领着一个初中两个小学的孩子在连阴雨地震威胁中像一窝鸟似的到处搬家，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会突然地动山摇。一天妻子工作的单位(畜牧局)所属马场发洪水，妻子必须到前线去，三个孩子只能自己照顾自己。王建章根本不敢离开工地。水库蓄满了水，在地震中放水不行不放也不行，这重大决策都要在现场根据地震情报来决定。家是什么?谁还顾得了家啊!正常情况下他也是几个月回一趟家，妻子后来总结说：“你一回来就一句话，老说娃娃们又长高了!”

副总指挥王建章（中）与宝鸡军分区副司令员陈杰远的警卫员合影

因为领导干部白天操心晚上操心遇到一些事故还要承受各方压力，所以领导干部积劳成疾的比比皆是；因为领导干部常常深入一线协调工作检查现场或参加劳动，所以领导干部因公负伤的不在少数，受到死亡危胁的几率并不比民工少。在大坝填筑53米拦洪小断面的关键时刻，雨季提前，工期相当紧迫，上劳问题、物资供应问题、技术问题一大堆，董宜斋毅然将地区的工作交给别人，自己亲自上山住了三个月，坚持日夜现场办公解决问题，结果下山后就病倒了。当时工地上有一个地质三队的干部叫蒲升荣，他对宝鸡地区的地质结构比较熟悉，尤其对千河流域地质特精通，他是南方水乡人，自小学到了在水中抓鳖的诀窍，他抓了鳖谁要给谁，指挥部、民兵团以至营、连干部中的熟人，都向他要过鳖。可是这次他抓到了一只大鳖，谁要也不给，他把它交给指挥部，要指挥部带给住院的董主任补身子。用大团鱼慰问董宜斋这样的好领导，使人不由想起《龙江颂》中阿坚伯端着鸡汤去看望大队支书江水英的情景。一只大团鱼代表了10万建设大军和四县灌区人民的心愿，说明真正的人民公仆，就会被人民放在心上！董宜斋却对人讲：“我上冯家山水库工地蹲了三个月，是学省委李书记的样子做事。”

一些材料写到个别基层干部存在临时凑合思想，有言道：“咱这干部有时间，一出灵化就丢官，管事多了有危险，还是闭着一只眼。”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领导有活思想也感染一些群众产生怕苦畏难情绪，有道是：“来到冯家山，走路一条线，看天见半面，吃的没味饭，一天忙到晚，尽和石头干。”实际情况是，那时当领导确实不容易，有人总结是“出的力多，跑的路多，熬的眼多，得罪人多，挨的骂多，受的批评多”，想是无官一身轻，当个一般民兵好安逸好自在，所以有人不愿当领导，就有了批判“当干部吃亏论”的一种活动内容，这在今天听来好像不能自圆其说，在中国哪有当官吃亏的道理？哪有批判着逼你当官的事情？是那样的话许多人就活得非常轻松了，世界也就非常简单了。可是那时当领导就是那样，不仅没有任何特权赚不到任何便宜，还要冒政治风险付出更多的心血。1970年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71年又被评为“三代会”代表的扶风一兵团某营教导员田科，已经52岁了，带领民工搞营建，成天忙得连轴转，曾冒着风雪一天往兵团跑过6趟，曾三天只吃一顿饭，曾六天六夜没有睡过觉；在大战截水槽的寒冬腊月，由于劳累过度，旧病复发，迫使回家；回家后念念不忘冯家山工程，正月初三又提前来到工地。扶风一团南阳营5个连，营、连干部17人，1972年8月1日至9月10日共40个劳动日，干部参加劳动达22天的3人，达33天的14人，平均每人参加劳动31天，占干部实到工地天数的82.5%；实做工日282个，平均每人16.6个。法门营三连干部到工地和民兵实行“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当好“三员”（政治工作员、生产战斗员、工程施工员），做到“三不”（工间无事不留连队，劳动不怕苦，生活不特殊）、“五勤”（勤动脑筋多想问题，勤宣传多讲政策，勤检查发现问题，勤劳动多出主意，勤跑腿多指挥）。民兵说：“我们连干部都是老黄牛，一身扛到底。”一句话，当领导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由此可见当时领导干部确实很辛苦，有人怕当领导也就不难理解了。批判“当干部吃亏论”，就是要你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积极地当领导安心地当领导。

岐山一兵团工程组有个王志岐。这个于1949年7月随西府解放就投身革命的老革命，参加过北山剿匪和建立人民政权的艰苦工作，从那时起，他就养成了一种对工作极端负责以至到了“认死理”的程度。与王志岐同过事的一位姓孟的老干部回忆，1961年“低标准”时期，孟干部本人与其他三人在岐山底寺水库工作，他们开了一块荒地种上萝卜，萝卜丰收了灶上吃不完，他们就商量卖成现金后买了一辆自行车。这辆自行车只有他们四人知道也只有他们四人使用。可是这事后来让负责人王志岐知道了，他们被严肃质询并受到严厉批评。四个人又商量欲卖了自行车把卖车的钱私分了，一个人可得20来元，他们侥幸地想如果把老王拉进来，也分给他一份肯定就会没事的。于是派孟干部去给王志岐说，孟干部满以为他会受到领导的奖赏，谁知孟干部把话还没说完，王志岐霍地站起桌子一拍大发雷霆：“你们把我王志岐当成什么人了？我就是这样一个见利忘义失去原则性的人吗？你们跳沟还想拉我一起跳，我告诉你们，没门！”孟干部一路汗颜，回去后与其他三人商议，最终把自行车交公。王志岐的认真负责“认死理”从此出名，十年后秉性不改，依然是一个“认死理”的人。

冯家山工程大会战打响了，兵团领导真会用人，决定让王志岐负责工程质量；大坝就是要靠这种“认死理”的人保证绝对质量。为了把好取土质量关，他在大坝附近的山顶上搭起一座工棚，这个地方处于风口浪尖，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他就住在这里现场指挥，称为“前线指挥部”。有一晚狂风四起，吼得满山起啸，刮得人站不住脚，两对面喊话听不见声，前线指挥部的工棚被揭去了屋顶，牛毛毡不知被卷到哪去，剩下屋架也在风中摇摇欲倒。在此情况下许多人就下山去了，可是王志岐没下山。原来狂风把兵团的架子车刮到沟里去了，王志岐领着一帮年轻人摸黑在沟里找架子车，摸到一辆往上扛一辆，一直扛了一晚上架子车，一只脚指头也被石头碰得皮开肉绽。第二天有人知道了就说你50多岁的年龄了，要注意身体哩，他说：“咱得领着干，咱不领着人还不都跑散了。”随着孔头沟库渠结合工程的开工，王志岐转到孔头沟任质检股股长。他在工地班班要点名，谁有事要离开必须请假。有人有充足理由须进城出趟公差，他就一再叮咛：“事情办完了你就回兵团，别处不能去，更不能回家去。”岐山二兵团团部在城里，晚上10点左右，他绝对打电话到团部，问谁谁谁到兵团来了没有？被称为王股长“电话点名”。可见王志岐“认死理”并不是一时一地的偶然现象，他认了一辈子死理。

中国有句谚语：“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冯家山工作的每一位领导干部，都是“革命的火车头”！

崔虎是一个连的副指导员，他有一句口头禅经常被各种宣传材料运用：“心不离革命，身不离群众，手不离劳动。”他忍着病痛坚持在一线带班劳动，甚至有次连续工作40个小时不叫一声苦。其他领导发现他走路时用手撑着腰，咳嗽很厉害，就劝他干些内务不要带班了，他却说：“领导干部如果脱离了群众，不参加劳动就失去了威信，他说的话就没人听了。”于是他坚持一线带班不间断，大家称他为“刻苦学习的模范，勇敢战斗的先锋，群众的贴心人，‘三不脱离’的好党员”。岐山马江营樊鸿斌到工地后，组织上让他当干部，他觉得当干部吃亏，还怕麻烦，就不想当这个干部。可见那时当干部确实不是自己求情钻眼的。后来组织给他做工作，干部他是当上了，当上了却没见他牛起来，仍然与战士们在一起，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

干部带头参加劳动

李世仁是负责古河道防渗工程的领导。坝右肩截渗是该工程的第二个地下施工项目，这项工程要在地下挖一条深近30米、0.8米宽的深槽，下接大坝主截水槽，上连河道岸边岩石，不能不让人想而生畏和身临欲退，被称为“人埋了没死”的施工项目。而且这段古河道地质情况更为复杂，706高程以上为黄土层，下到697高程时变成了沙石、卵石和红沙，再下到690高程又全为强、弱、微风化层和碎硝层，设计要求下接大坝主截水槽上连河道岸边岩石，筑一道厚0.8米、顶高到712高程、全长177.8米的混凝土截渗墙，其施工艰难危险可以想象，似乎就在地狱的门口施工。为保证安全和质量，施工采取跳槽开挖、分期浇筑的方法，一共挖了30个条井，有的井深达24米，平均深度也达十七八米，完全靠的是人工开挖辘轳吊渣。初到工地的民兵见井深望而生畏，领导李世仁就带头下井，给民工认真讲解支护和开挖要求。三个深井开挖到下部时多处出现大悬石，取不出又打不掉，形成落而不落又时时让人提心吊胆状，继续向下开挖，形成鹞子翻身，出渣要几次手举笼子接递才能挂勾上吊。呼吸也很困难，不由人心惊胆怯。又是领导李世仁带头绕过巨石下到底层，转吊石渣。

浇筑开始了，李世仁在井下振捣，给大家作出示范。他的先锋模范作用和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民兵赞口不绝，称他是“党的好党员，人民的好干部”。李世仁说谁叫咱是领导呢？领导的职责就是领和导，“领”就是要走在前头，“导”就是要做出样子，不下到一线怎么领和导。这是对“领导”最通俗又十分到位的注解。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官”的最初要义：官是族人在打猎或抵抗异族侵扰中勇猛地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人，是被族人推举出来率领他们并让他继续打头阵的。

按照李世仁的注解和古代的惯例，前不见“领”现场不曾“导”，整天坐在办公室或大会上夸夸其谈或纯粹靠手机遥控的首长，就算不得领导。李世仁的领导方法要在今天，我们就称他为“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

李三虎，岐山县凤鸣镇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史志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困惑山庄》，长篇纪实小说《冯家山的激情岁月》，报告文学集《步入辉煌》，编辑《岐星村志》《岐山县水利志》《岐山县军事志》《宝鸡市人民政府志》《宝鸡市烟草志》《宝鸡市国资监管志》《宝鸡市中心医院志》等10部专志。文学作品和专志均有作品获奖，被誉为“地方志与文学创作的双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