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懂讲海南话怎么讲（海南人为什么说的是）

不太懂讲海南话怎么讲（海南人为什么说的是）海南黎族民居海南闽语的分布为什么海南话会属于“闽方言”呢？这其实与海南人的来历有关。当然，这里所说的“海南人”仅指汉人而言。毫无疑问，海南岛同样也是多个兄弟民族的故乡。从人数上看，主要的少数民族为黎族。黎族称“田地”为“三”。如今的旅游胜地“三亚”，在黎语中的本义就是“乌鸦田”或是“鹭鸶的田地”。有意思的是，虽然今天海南岛上的壮族为数很少，清初的《广东新语》却记载海南黎族地区有一种奇怪的四字地名，如曹奴“那纽”、曹奴“那劝”、曹奴“那累”。“那”是壮侗民族语言“水田”的意思。由于壮侗语族将形容词置于名词之后，故而在壮、傣、布依族聚居的广西、云南一带，有着许多冠以“那”字开头的地名：“那波”即“有泉的田”；“那隆”则是“大块的田”的意思……如果将海南岛那些“四字地名”中的“那字”地名看作是典型壮语地名的话，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看法：原来这些在海南岛的地方先有壮族居住，故而先用壮语地名，后来壮族撤

海南岛隔琼州海峡与祖国大陆遥遥相望，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是仅次于台湾的祖国第二大岛。海南岛上通行最广的一种汉语方言叫做“琼文话”，也叫“海南话”。在语言学上，海南话属于“闽方言”，这一事实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呢？

海南人的来历

地处天涯海角的“海南话”，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是名副其实的太难了。难到什么地步呢，可以听听近年知名度比较大的歌曲《石榴园》。

显然，即便是有着歌词，对于许多人而言，将其对号入座仍旧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谁能想到，“心酸酸”在海南话居然会读“丁对对”？有趣的是，海南岛距离广东省只隔着一个琼州海峡，但海南话倒是一点也不像“广东话（粤语）”。民国《海南岛志》里就说，“琼山、文昌、安定、琼东、陵水、万宁、感恩各县语，谓之‘琼州语’，略似闽之漳、泉音。”这里所说的“闽之漳、泉音”，也就是“闽南话”。因此，这么“南”的“海南话”，在学术上称为“海南闽语”，又以与闽南话的关系最为密切。只不过，相比福建本土的闽方言，海南话里的有些语音现象发生了有规律的变化。比如“虫”字，在闽南话里读“tang”已经很不寻常——保留了“古无舌上音（如“澄”读如声旁“登”）”的中古音特征，海南话（海口、文昌）里干脆变成了“hang”，这下外人就更认不出来了。

海南闽语的分布

为什么海南话会属于“闽方言”呢？这其实与海南人的来历有关。当然，这里所说的“海南人”仅指汉人而言。毫无疑问，海南岛同样也是多个兄弟民族的故乡。从人数上看，主要的少数民族为黎族。黎族称“田地”为“三”。如今的旅游胜地“三亚”，在黎语中的本义就是“乌鸦田”或是“鹭鸶的田地”。有意思的是，虽然今天海南岛上的壮族为数很少，清初的《广东新语》却记载海南黎族地区有一种奇怪的四字地名，如曹奴“那纽”、曹奴“那劝”、曹奴“那累”。“那”是壮侗民族语言“水田”的意思。由于壮侗语族将形容词置于名词之后，故而在壮、傣、布依族聚居的广西、云南一带，有着许多冠以“那”字开头的地名：“那波”即“有泉的田”；“那隆”则是“大块的田”的意思……如果将海南岛那些“四字地名”中的“那字”地名看作是典型壮语地名的话，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看法：原来这些在海南岛的地方先有壮族居住，故而先用壮语地名，后来壮族撤离，黎族迁入，即在旧地名上复加以黎语成分，于是才有了这些层次重叠的地名，而地名的层次重叠反映出居民族群的先来后到。不过，至迟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两郡时，黎族应当已经成为岛上的主要居民了。

海南黎族民居

武帝将海南置为汉家郡县，标志着汉人从此登上了海南岛的历史舞台。只不过，由于瘴气盛行的恶劣环境以及“土民屡反”的处境，不过几十年后的初元三年（前46年），珠崖与儋耳两郡俱废。一直要到隋代复置珠崖郡，海南岛才被重新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经过这样的波折，直到唐代，海南岛上诸郡县的汉人总人口，仍旧不到2万户。决定性的变化，出现在宋代。

流传至今的许多海南汉人的族谱，都将自己家族的源头追溯到了宋代。比如下面这个：“陈氏迁琼始祖，乃闽之莆田县人，举进士第招宗朝出知建州，缘尚书章淳于符年间（北宋1098-1101）摈斥元佑旧臣为奸党，始祖遂相机避地于琼莞而治于苍毫之所。”根据王俞春先生对历代各姓迁琼先祖（共176人）祖居地和迁入地的统计分析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除了祖籍不明的12人之外，闽籍迁琼共97人，占总数的59%；而两宋时72人迁入，除5人的祖籍不明外，福建籍有50人，约占75%。结论因此就突然显得很清晰了：“海南话”像福建话，是因为许多海南人的祖先来自宋代的福建。

千年前的抉择

汉朝末年，从今浙江坐船由海路到达今越南北方的大学者许靖曾经感慨，一路途经的福建等地居然“不见汉地”。经过几百年的开发，宋代的福建早就不是昔日的蛮荒之地了。“昔欧粤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宋人张全真的这一句话，道出了当时人对宋代福建变化之快的震惊。苏辙在《林积知福州》更是说，“长乐大藩，七闽之冠，衣冠之盛，甲于东南。工商之饶，利尽山海”。

在农业社会，经济发展往往体现在人口数量上。隋代福建仅有12400多户，平均每平方公里仅一户人家。人口如此稀少，根本谈不上经济开发。唐五代之际，北方人口移民大量进入福建，迄至宋朝统一中国，福建约有46万多户。其后，福建人口大幅度增长，北宋末年，已经有了100多万户。南宋中叶，福建人口已经达到160万户。作为福建路的治所，福州“生齿繁夥”。另一座大城市，泉州同样也是“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甚至位于福建西南，交通闭塞的汀州这样本是人口非常稀少的山区，到庆元年间（1195-1200年）也出现了“地狭人稠”的局面。

宋代福建人口的增长

这样一来，宋代福建人口过剩的现象就变得非常突出了。虽然从表面上看，当时福建人口的密度还不到邻近的两浙路（今浙江、苏南、上海）的一半。但对于养活人口所需的农业而言，单纯的土地多寡其实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能够开垦成耕地的平原。

福建地形图

偏偏在这方面，福建极为吃亏。有句话叫做“八山一水一分田”，用来形容福建的地形的确恰如其分。由于全境土地都以丘陵山地为主，宋代福建的户均耕地倒是只有人口最稠密的两浙路的一半多一点了。

这就使得宋代的福建感受到强烈的人口压力：“土地迫狭，生籍繁夥；虽跷确之地，耕耨殆尽”。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时，福建的折纳米价“每斗至于八百有奇”，而邻近的饶州（今属江西）不过“每斗四百五十”，仅及福建一半稍多。这还仅是平常年景的情况，《三山志》说福州“岁小俭，谷价海涌”。也就是说，凡遇歉收，必定粮价飞涨。无怪乎时人要感叹“其养不足”了。

宋代福建的人口与耕地

为了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福建民众不得不以杀婴溺婴的手段控制家庭人口规模。“闽之八州，惟建、剑、汀、邵武之民多计产育子，习之成风，虽士人间亦为之，恬不知怪”。平常之年，一家五口靠地之所出和草根野菜方可勉强糊口，若多一丁口，这种临界线上的平衡状态就会被破坏。所以要限制生育，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俗语说“虎毒不食子”，何况是当时教育事业兴盛（宋代状元五分之一出于福建）的福建百姓呢？由此也足以想见福建人地矛盾异常尖锐。

所谓“闽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为了活下去，福建民众自发向外移民。福建原住民闽越人据说是习水善舟的，《汉书·严助传》说他们“习于水斗，便于用舟”。看起来，后世闽人这一手学得很成功，当时他们所造海舶是国中上品。欧阳修在《有美堂记》里就说，“闽商海贾，风帆浪舶”。他们架起木船一路南行，在今天的广东沿海择地而居。赵汝适在《诸蕃志》里就有这样的记载，“闽商值风飘荡，资货陷没，多入黎地”，说明闽人已在黎族聚居的海南岛定居了。从史籍记载来看，广东东、西两端的潮、雷二州唐初才有8千多户，一片蛮荒。连海南岛计算在内，到了宋初也才有10万户（其中还包含不少少数民族）。可是到了元代则增至73万户，增长7倍多（同期闽南本土才增一倍多）。

看谁跑得快

当然，也有人要问了，福建距离海南岛毕竟遥远，为什么不是广东人近水楼台先得月，捷足先登呢？

这就要提到宋代的“珠江三角洲”是怎么样的景象了。诚然，从汉代以后，广州一直是中国海上贸易中心。盛唐时期更以世界东方大港著称于世。然而，广州贸易所经营的是以富人集团为消费对象的奢侈品，只能与京都和岭北各大都会相联系，在岭南当地却形如“孤岛”一般。广州的海上繁华贸易与未经开发的周边农村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居住于斯的俚人，“率皆半羸，生齿不蕃”。粗放的农业和自然水产，已足供“饭稻羹鱼”之需。有人搜罗唐代诗文，勾勒唐代全国的水稻连片的分布地，竟然没有岭南。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稳定的从事稻作的大片农业聚落在岭南还没有出现。更有甚者，直至唐代，广州还是一个兼营奴隶买卖的“生口”市场。

唐代广州的海上贸易

到了宋代早期，广东的地广人稀现象仍旧非常突出。珠江流域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8%，开垦土地占全国0.68%，与黄河、长江流域比起来实在是少的可怜。

北宋末年，珠江三角洲终于迎来了机遇。靖康元年 （1126 年），金兵南侵，北宋首都汴京陷落，宋高宗仓惶南逃。大批南迁的中原士民越过大庾岭，先是居住南雄珠玑巷一带，继而进入广州一带。南宋末年，朝廷曾下诏迁移南雄的居民 （实际上是暂住于此的南来中原士民） 充实珠江三角洲。德佑二年 （1276 年），元军攻陷南雄、韶州时，原居住南雄地区的北方士民随即继续南迁。

当代在珠江三角洲操粤语的广府人中家喻户晓的“珠玑巷移民”传说，正是表彰这一移民集团历史功绩的口头纪念碑。生活在明末清初，有着“广东徐霞客”美称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就写道，“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矶巷而来”。根据黄慈博所辑《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及《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所记，分布在今珠江三角洲广府人的211个氏族中有191个氏族是从南雄迁入的，而其中有187个氏族是宋代从南雄迁入珠江三角洲的，占了总数的98%。由于众多南迁移民的集中到达，唐时珠江三角洲每平方公里仅有1.2户。到宋末己有4.8户。广州在唐朝开元年间只有4万户人家，到南宋后期也已经上升到将近20万户。

珠玑巷

这一次的移民潮，极大地改变了珠江三角洲的原始面貌。北宋时的新会，到南宋已是“海有膏田沃壤，仓廪舟楫多取给”。东莞县茶山“周围百里皆浅泽……宋以来诸姓始从此居”，后来逐步变成一个农商兴旺的“巨镇”。乃至珠江三角洲南部原属南海 、番禺、新会、东莞四县的五桂山一带岛洲，也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 年）建置了香山县，这便是后世中山、珠海、澳门等地的前身。

南宋香山形势图

只不过，当作为汉族一个支系的广府人在集中精力开发珠江三角洲而无暇他顾时，宋代的福建人却迫于人口压力四外迁徙而直到海南岛。就连珠江三角洲核心地区的开发，也有宋代的闽人前来分一杯羹——在广州城南，“濒江多海物，比屋尽闽人”。直到今天，中山市内还存在一个闽南话“方言岛”。根据《香山县志》的记载，这正是因为在宋元期间，有福建沿海一带的移民前来定居于此。

结果，待到珠江三角洲开发宣告大成的明清时代，举目四望，海南岛与广东沿海的雷州、潮州，已然成为“福建话”的天下了。
参考文献：
王丽歌：《宋代人地关系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叶显恩：《宋代以降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开发》，珠江经济，2007年6月
詹长智：《中国古代海南人口迁移路径与地区开发》，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