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本书的选题（如今打开一本书）

最近一本书的选题（如今打开一本书）这种主体性的展现欲望也可能导致注释“过剩”，把没有必要注释的、没有必要写那么长注释的地方都一一大加注释，而这在译著中并不少见。此时需要的反而是克制。比如，《破产书商札记》的译者注多是关于“破产书商”提到的一些书和作家的介绍。有的注释，一两句也可。有的注释同时解释了某本书的出版情况，帮助我们了解“破产书商”为何在书中会提它，而这些才是有稀缺性、更有意义的资料，哪怕未必能展现译者本人的翻译意志。其实，也可以说，译者注是译者某种主体性的展现。这是因为只有在“译者序”“后记”和译者注等为数不多的地方，译者才有表达其本人思考的正当性。当译者写译者注时，他们能暂时不受原书的限制，围绕某个词语自主地添加内容，有时是对原书的延伸，有时是接着原书的某个观点继续谈论，在译著印刷上留下“我读过，我思考过”的痕迹，成为它的一部分。译者的这一资格，是其他人没有的。就拿身边的一本新书来说。上面这张照片是《破产书商札记

作为书的读者，我们或许有个直观感受是，这几年注释的篇幅似乎比以前更大了。打开一本书，有的注释篇幅甚至超过了正文。

这当然不是指整本书一大半都是注释，而是有许多书，翻看几页，会发现有那么一两页是满篇的注释。如果是尾注，放在书的最后，有注释的页数加起来几十上百也是可能的。这些繁多的注释，似乎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宣告我们没有能力读下去。而我们本身也经常以一本书有没有满篇的注释，来决定是看还是不看，背后的假设都是，一本流畅的、没有注释或参考文献也能把事情讲清的书，似乎才是好书。

一本采取“尾注”的书的注释厚度（右边是注释）。

原本处于纸的边缘的注释，仿佛一直在悄无声息地向纸的中间扩张。过去，一般的两三行，多的十几行，现在再多一些的能占去大半页。甚者，有的书的某几页，一眼望去只有顶部的一行字是正文，其他部分都是密密麻麻的、一行接一行的注释。当然，这个说法指的，不包括经典专有的注释版或者评注版。

就拿身边的一本新书来说。

上面这张照片是《破产书商札记》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22年6月）的第68页。其实这一条注释还未完，翻篇，下一页接着还有几行。全书中像这样注释篇幅过半的还有几页。

译者注，是译著最常见的一种注释类型。假如原著出版的年代久远，并且文化背景与本国语境有比较大的差异，那么译者注是必要的。而这些必要性就体现在原书提到的某个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某本陌生的书、某个远去的作家或学者等。要是译者注没有完成这项工作，通常还需要由编辑写“编者注”对此补充。

其实，也可以说，译者注是译者某种主体性的展现。这是因为只有在“译者序”“后记”和译者注等为数不多的地方，译者才有表达其本人思考的正当性。当译者写译者注时，他们能暂时不受原书的限制，围绕某个词语自主地添加内容，有时是对原书的延伸，有时是接着原书的某个观点继续谈论，在译著印刷上留下“我读过，我思考过”的痕迹，成为它的一部分。译者的这一资格，是其他人没有的。

这种主体性的展现欲望也可能导致注释“过剩”，把没有必要注释的、没有必要写那么长注释的地方都一一大加注释，而这在译著中并不少见。此时需要的反而是克制。比如，《破产书商札记》的译者注多是关于“破产书商”提到的一些书和作家的介绍。有的注释，一两句也可。有的注释同时解释了某本书的出版情况，帮助我们了解“破产书商”为何在书中会提它，而这些才是有稀缺性、更有意义的资料，哪怕未必能展现译者本人的翻译意志。

《马大帅2》（2005）剧照。

除了译者注，最常见的还得是作者本人的注释。

这部分注释有一个基本功能是告诉读者某个概念、描述或判断的来源出处，有时相当于“参考文献”，却又不同于“参考文献”，作者在注释这里有更自由的写作形式，比如出处可能未必是有固定引用格式可写的文献，而只是朋友之间的交谈。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作茧自缚》一书中谈论到人类用火历史时说，初民用火的证据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十万年前，甚至更早，总之远早于智人的出现。这个判断是怎么得来的呢？他在注释中说，“根据的是我和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的个人交流”。后者是考古学家，其职业身份和研究领域使斯科特这一段引用具备判断上的合理性，向读者宣告这一判断的知识依据。注释比“参考文献”更自由的写作形式还体现在，作者可以借助注释来说明是通过何种方式得知引用的文献。巫鸿在《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月）中探讨了墓葬与艺术的关系，他引用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图像的生与死》的一个结论，即“图像源于丧葬”，并添加一条注释说明，“在此我感谢郑岩使我注意到这本书的中译本”。他这样说不意味着是因为郑岩才知道《图像的生与死》，而意味着因此才得知该书已经翻译出版。而这也是一种对读者的“交待”。他在书中更关键的一处“交待”是在讲中国墓葬美术发展的转变部分，其转变是从“器物观点”到“建筑观点”，而这个看法不是他本人的原创。他在注释中是这样说的：“在我教的一门有关墓葬艺术的研究生讨论课中，赖德林最先提出了这一对概念。”只不过，此处的“赖德林”应该是指赖德霖。

除了能对无法列入“参考文献”的出处作说明，注释也能对那些能列入“参考文献”的出处作更多说明，有时甚至可以独立成文。法国学者保罗·利科（Paul Ricœur）在《弗洛伊德与哲学：论解释》（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7年4月）一书中关于弗洛伊德与“压抑”研究的一条注释，竟跨三页纸，不得不说是注释成文的最佳例子了。

下图是这条注释的一部分。

社会学家米切尔·邓奈尔（Mitchell Duneier）的《人行道王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在人行道与居民福利这个故事中的一条注释，也可以称之为能单独成文的一篇文章了。

而在现代出版中，注释不是从最初就有这么大篇幅的。1899年，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写出《有闲阶级论》，看不到注释，连参考文献也是没有一处的。我们当然也可以推测，注释是现代学科分工，或者说现代知识分工和学科专业化的产物。知识积累到某种复杂程度，没有百科全书式人物，没有哪篇文章、哪本书没有对其他知识的引用。即便在遥远的过去，圣贤可立言，他们在表达思考时也参考和引用，耳熟能详的经典例子有孔子和《论语》，此外，古希腊哲人老普林尼的《博物志》也说，“承认我从哪些文献中受益是一件愉快的事，体现了一种光荣的谦虚”。问题在于，他们的出处可以融入正文当中。这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前半叶尚且是可能的。因此，作为老制度经济学派的奠基者，凡勃伦能将他人的研究和他本人的思考融在正文，出版《有闲阶级论》，到了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比如诺斯（Douglass North）等人，他们就只能写满篇的注释了。反叛者如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在批判社会科学研究若干取向的时候也没有抛弃注释。

在这个过程中，注释的有用性被发现了，它也成为学术写作的一种必备格式。不过我们无法得知这些转变的具体时间，因为归根结底，注释成为格式只是一种过程，而算不上事件。当一个人进行写作尤其是学术写作时，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在格式上无拘无束了，只有接受注释格式，才有可能被人认同。有了这层认同，也才可能发表或出版，否则不被接纳，有被当作“民科”的风险。而随着注释的演变，它不只有文本叙述，还有数学模型，甚至后者已经变得比较寻常了。

上图是安瓦尔·谢克（Anwar Shaikh）的《资本主义 : 竞争、冲突与危机》。这位并非“正统”“主流”的经济学家，也一样会将数学模型（哪怕是简易的）写进注释。用公式进行论述是整个学科绝大多数人对话的基础。

注释象征的——并且实际上也是——严谨性确实是其他形式比不了的。且不说它限制了作者“天马行空”的边界，迫使作者不断思考哪些部分是他人的，是借鉴的，或者是需要对话的，而且它也让出版社和期刊的编辑们可以查询并核对引用，对错误的地方加以修正、确认。糟糕的情况当然是注释沦为学术性、专业性的修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提供了面纱，用复杂而高级的格式掩盖平庸无奇的思考。

然而，注释也建造了某种虚妄的高墙，以至于我们现在拿到一本书，若是打开发现无处不在的注释，会不自觉地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读下去。结果，我们把“有没有满篇注释”当作识别一本书是否有意思的标准，如果有似乎就是死板的、没意思的，是不适合阅读的。

写作者和出版社大概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减少脚注，把注释统一放在书的最后也成为这几年比较流行的方式。

历史学家王笛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这本书原本和其他书不一样，它并不是常见的文章合集，而是有整体性的专著。不过，王笛是在注释中回顾关于哥老会、袍哥的研究的，并指出缺乏专门研究。而这部分相当于“研究综述”的内容却没有放在正文，最终，读者看到的是，他写了一条整整一页多的注释，而且排在了全书的最后。的确，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叙事增加了许多连续性和可读性。经济学家汪丁丁的《思想史基本问题》（东方出版社，2019年3月）则将注释直接写入正文，在处理注释上也不同于一般做法。他在“情境与表达”这一章，在讲完企业家与“我执”、“破我执”问题之后，转而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在人力资本的时代，由于创造价值的核心因素是人——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称之为“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而不是物质资本，当代社会正在逐渐重新定义“企业”，从而重新定义“企业家”（最新发表的著作，可参阅：Kate Raworth，2017，Doughnut Economics：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我建议的中译标题是“甜甜圈经济学：七种方式像21世纪经济学家那样思考”，Random House Business Books）。

如果以句号为结束的标识，以上就是一句话。它使用了破折号、引号、括号和斜体。其中括号里关于“最新发表的著作”的内容基本上等同于一条注释，换作其他作者，它可能出现在脚注或尾注，而不太可能被放进本来有点复杂的句子。这一写法，有一气呵成的阅读感。因为正如我们知道的，注释和正文虽在内容上为一体，实际是两部分。有的时候，注释甚至是在正文初稿已经完成后，为了修改格式而添加上的，该加什么，如何加，都是学术发表这个流水线工程非常理性的考虑结果。

以上这些改变，其实都没有放弃注释。纵然是以“业余者”而非专业者身份写《业余者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的法学家王人博，跳出学科专业化的范围，进入那些他不专长的领域思考，也还是在按照一般的方法做注释和参考文献。除此外，再比如，罗翔写《刑法学讲义》（云南人民出版社·果麦，2020年8月）、陆铭写《向心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言语之间，都在试图克制专有术语，多有口语表达，可就是这样的“通识写作”也没有改变做研究的注释习惯。“通识写作”是面向大多数读者的。注释让有好奇心进一步追问的读者知道，作者的想法从何产生，依据是什么，不至于产生“他什么都懂”的幻觉。于他们的同行而言，“通识写作”有了注释和参考文献，能尽量避免被以“非正式论文”等名义窃取。

然而，一种形式一旦产生就有其逻辑和命运。注释也一样。注释是一种理性的格式，而这种理性可能使人误以为它能保证书中论述的，是可靠的，是客观的，而忘记了对什么注释、写什么作为注释，引用谁、绕开谁，感谢谁、提及谁，都有作者的个人意志。更别提比较混乱的二手转引。

《围城》（1990）剧照。

前面提到的斯科特，在《作茧自缚》的“谷物立国”这一章节有个有意思的注释。他比较水运和陆运，认为用轮船或者小驳船来运载货物，其效率远高于驴子或马车的陆路运输。这一结论差不多可以算作常识了，不需要什么论证。而斯科特偏偏习惯的是叙事，于是，他讲起了故事，说一直到1800年（在汽船或铁路出现之前），一个人乘坐马车从伦敦到爱丁堡的时间，另一个人若乘船，可以从英格兰的南安普敦抵达南非的好望角。这句话有具体的数字，那么有何依据？没有料到的是，他在注释中是这么说的，“我确切地记得是在一本讲述19世纪英国历史的著作中读到的，就在开篇的段落，不过我的一位审读者却对此提出挑战，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城市的迷思’。虽然我无法找到原初的引文，但我可以更扎实地呈现这一论断”。接着他开始论述，一条大篇幅的注释也就产生了。

这个注释使人怀疑，这是否能写进注释，斯科特本人难道就不能去检索一下，凭回忆找找当初那本书，接着按照一般的格式写成注释或参考文献吗？或许，这件事的确有难度，他早就不知道到底是哪本书哪个人说的，也不可能回忆起来——出版《作茧自缚》原版时他81岁。

至少，他没有跳过这处需要注释的地方，也没有另找或曲解文献。其实，注释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兴趣，也不是都有需求读的部分。有了这个准备，再复杂的注释也未必能妨碍我们的阅读过程，而当我们需要检索时，又能找到靠谱而真实的注释。这就够了。

作者/罗东

编辑/西西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