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是生命的真相吗（禅被日本佛学家译为Zen）

禅是生命的真相吗（禅被日本佛学家译为Zen）很多人或许以为，“禅”对于欧美人来说，是一个新鲜的玩意。可事实并非如此，关于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且待庵主为您娓娓道来。“禅”这一关键词，在英语中被译为“Zen”，“禅宗”则为“Zen Buddhism”。很显然，“zen”这样别扭的音译不可能来自中国，我们只能将之音译为“Chan”，“Zen”乃是来自日文中的音读系统。众所周知，日本佛教的历史远不如中国佛教长，它实际上是隋唐时期传入东瀛的，禅宗更是在“镰仓时代”（我国为南宋）才系统传过去的。那为何本属于中国的禅与禅宗，反倒被日本人译成了“Zen”后传播的呢？中国文化学者难道就无动于衷吗？

“禅”、“禅宗”，这两个字眼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即便没有佛教信仰的人群，看到它们时，脑海中也近乎本能地浮现出一些关键词。

“菩提达摩、六祖惠能、本来无一物、少林寺、面壁......”

虽不能说禅宗起源于震旦，但其在斯土发扬光大，着实为不争之事实。一千多年来，“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无数文人墨客都留下关于它的作品，这种影响力直到今天依旧存在。

然而，在中土之外的广阔西方人视野中，他们对“禅”的第一印象却是日本。

“禅”这一关键词，在英语中被译为“Zen”，“禅宗”则为“Zen Buddhism”。很显然，“zen”这样别扭的音译不可能来自中国，我们只能将之音译为“Chan”，“Zen”乃是来自日文中的音读系统。

众所周知，日本佛教的历史远不如中国佛教长，它实际上是隋唐时期传入东瀛的，禅宗更是在“镰仓时代”（我国为南宋）才系统传过去的。

那为何本属于中国的禅与禅宗，反倒被日本人译成了“Zen”后传播的呢？中国文化学者难道就无动于衷吗？

关于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且待庵主为您娓娓道来。

从“中国的Chan”到“日本的Zen”

很多人或许以为，“禅”对于欧美人来说，是一个新鲜的玩意。可事实并非如此，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前后，西方“垮掉的一代”中，就兴起了一股关于“Zen”的狂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写出《在路上》的凯鲁亚克、写出《嚎叫》的金斯堡等人，他们可都是十分狂热的禅宗爱好者。

除了这些作家之外，西方极为重要的知识分子中，也极度关注从东方传来的“禅”。

日本禅宗的“枯山水”

比如“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人本主义哲学家”弗洛姆、“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海德格尔等，都对“禅”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只可惜，他们手中翻阅的相关著作，并非是中国人撰写的，而是一个出生于1870年的日本人——铃木大拙。

这些西方作家、学者、哲学家，通过铃木大拙写的《禅宗入门》、《禅与心理分析》等书，打开了通向东方智慧的大门。

或许很多人会嗤之以鼻，佛学家能懂什么禅，而且还是日本的佛学家。虽然庵主很想附和这种情绪，但实事求是地来说，铃木大拙的确是极为难得的“有佛教信仰的佛教学者”。

做一个有佛教信仰的佛教徒，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穷经皓首成为一名佛学家，也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但难就难在，一个佛教徒既有坚定的信仰，又有学者般深厚的学识。或者说，一位佛学家能够超越理性的范畴，仍旧保持一份坚定的信仰。

很显然，日本佛学家铃木大拙就是这样的人，他的生平经历印证了这一切。

荣格

铃木大拙于明治三年（1870）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他的祖母和母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因而少年的铃木就得以跟着当地的禅师学习。

这种家庭氛围以及教育环境，使得铃木成为“明治维新”时代的保守派，他成年以后便专门研习佛学。

铃木21岁时，在镰仓圆觉寺跟着北洪川法师参禅，北洪川圆寂后又拜释宗演为师。同时，他又在友人的资助和推荐下，先后在“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东京帝国大学”系统学习，主修的科目是西方哲学以及文学。

在这里要提一点的是，铃木的英文一直很好，他19岁的时候还担任过英文教师。

正是这种信仰与学术的“双重加持”，使得铃木大拙年纪轻轻就崭露头角，他曾在芝加哥“万国宗教会议”上，担任释宗演的英文翻译，并且将释宗演的日文演说稿译为英文。由此，铃木27岁得以在释宗演的推荐下，进入美国伊利诺斯州从事编辑工作。

那一年，他将《道德经》等道家典籍翻译为英文出版，30岁时又将《大乘起信论》译为英文出版，由此受到美国学界重视。

享誉世界的铃木大拙

此后的铃木大拙在禅宗上发力，连载了系列关于禅的英文文章，逐渐地影响了西方的民众。其中，《东方佛教徒》这本英文杂志，连载时间长达20年。而在这本杂志之前，英国的《新东方》杂志也是铃木传播禅学思想的重要阵地。

经过铃木大拙等人的不懈努力，“禅”这一来自东方的独特哲学思想，终于在西方广为流布。而一战二战的创伤引发世界性的迷茫，西方人开始寻找生命的意义与心灵的慰藉，禅宗思想在这一时代的洪流中引发西方人狂热的追捧。

它的影响力非常大，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他青年时期也热衷于参禅。不过，乔布斯并未到中国来寻找禅学的真谛，他先是去印度体验了一段苦行生活，而后又到了日本的西芳寺寻找真谛。

这其实不足为奇，因为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到本世纪结束的末期，“禅”在西方人甚至说东方以外的世界人民眼中，都属于“日本的Zen”，而不是“中国的Chan”。

不仅一般的民众如此认为，就连权威的辞典也是如此认为的。

乔布斯

“A form of Buddhism， originally developed in Japan。（佛教派别之一，最初发展于日本。）”——《剑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这是早期的英文权威词典，对“Zen”这个词的释义，很显然就是胡说八道。连中国人都不敢说禅宗最初发展于中土，只敢追溯菩提达摩为“西天二十八祖”，他是“中土禅宗初祖”。中国禅宗以“拈花一笑”的典故，来说明禅宗“心心相印，不立文字”的义理，将摩诃迦叶奉为初祖。

面对西方世界如此“颠倒黑白”的行径，当时的中国学者也并非全然没有反应，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学者便开始撰文抗议。

胡适的“消化不良”与“虎头蛇尾”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胡适便着手于研究佛教历史与哲学，禅宗自然是重中之重了。在此期间，日本佛学家铃木大拙实际上帮过胡适很多忙，集中体现在搜集资料以及文本比对上。

当时的日本正处在上升期，即便佛学研究这样极为小众的领域，也能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中国近代以来饱受战火摧残，许多一手的资料已经不复存在了。国内的民众朝不保夕，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救亡图存”上，佛教与禅宗等诸多文化研究已然式微。

在铃木大拙等日本佛学家的帮助下，胡适通过中日禅宗文本比对，的确有了一些新奇的发现。

剑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 第一，他通过比对日本古代禅宗资料，发掘整理出了《曹溪大师别传》，并且借助敦煌出土资料厘清了禅宗典籍《坛经》的演变史；
• 第二，他根据圭峰宗密的《圆觉经大疏钞》以及敦煌发掘出的佛经写本中，重新定位了荷泽神会和尚的历史地位，撰写了《荷泽大师神会传》一书；
• 第三，他重新审视了禅宗发展初期神秀与惠能的地位，南宗惠能在世是不过是南方的领袖，而北宗神会在僧俗间的地位远远超过惠能；
• 第四，他指出菏泽神会在弘法的过程中编造故事，对北宗一系进行贬低和打击，同时南宗弟子不断篡改《坛经》中的内容，以形成今日之面貌；
• 第五，他对神秀禅和惠能禅进行了比较，认为神秀禅没有偏离印度禅的核心，而惠能禅则吸收了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改革成为了今日的中国禅。

这些观点在史学上基本能站住脚，相当一大部分也被今天的学者所接受。比如，《坛经》文本的嬗变过程、荷泽神会地位的重新确立等等，这些观点都成为了研究禅宗史的主流意见。

但是，胡适凭借着这些“禅宗史”的研究成果，并未在与铃木大拙等日本佛学家的争论中胜出。

胡适先生

比铃木大拙小21岁的胡适，自幼蒙学的是儒家经典，他对佛教的理解并不深。10岁那年，胡适就读到了《神灭论》且大为震撼，少年时期的胡适还接触到了梁启超的革命文章，此后又系统学习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16岁那年暑假，胡适兼职担任英语老师，并且为当时的报社撰写文章。3年以后，他乘坐轮渡从上海出发，抵达美国的康奈尔大学留学，师从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

不同的成长环境与教育背景，造就了迥然不同的两位学者。其实，我们从胡适与铃木两人的生活态度，也能看出其中端倪。

胡适走的是“才子路线”，抽烟喝酒、拈花惹草这些行为，都被视为“雅事”。此外，胡博士还有打麻将的爱好，而且是通宵达旦地打。铃木大拙可没有这么多绯闻，他在生活上类似于僧侣，保持着深居简出的方式。虽然铃木也娶妻生子，但两人的感情一直非常好，妻子还充当了助手的角色。

这种巨大的差别，不仅体现到生活中，还极为深入的贯彻到两人的学术思想上。

杜威

对于胡适来说，学问是学问，生活是生活，这两者不会有什么关联。他虽然在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开始在中国佛教历史以及哲学方面发力，但始终都以“局外人”的身份参与其中。

可铃木就不同了，他不仅有着深厚的治学功底，还有着极为坚定的信仰。因而，“禅”于他而言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一种贯彻始终的生活方式问题。

换而言之，胡适没有任何宗教体验，而铃木大拙在这方面的心得颇多。因而，胡适与铃木在“禅”的问题上，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分歧。

“禅宗佛教呈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

胡适通过考证诸多的历史材料，指出禅宗史上存在许多虚构的故事，这是他学术研究的核心所在。铃木大拙对胡适在“禅宗史”上的学术成果，还是比较认同的，称赞他“眼光敏锐，考据科学”。

但一提到“禅”的本质，铃木大拙就对胡适的那一套嗤之以鼻，日本佛学家甚至讥笑其“一窍不通”。

敦煌本坛经

“在禅宗史上，一定有某种把事实和想象编织在一起的必要性。但禅的开始在于‘悟’，而‘悟’这种独特的体验是直觉的察照，与分析、逻辑、推断出来的知识并无关联，它既不是知识也不依靠知识，而是超越在理性与逻辑之外。”

这是铃木大拙对“禅”的整体性看法，其实也代表了当时日本佛学家们的看法。他们并非全然不知道禅宗文本的嬗变，只不过认为这些枝节不重要，没有花费大力气澄清的必要。胡适所看重的“科学的、历史的、分析的、比对的”研究方法，铃木等一众日本佛学家是看不上的，而中国本土的佛学家其实也看不上。

比如著名的太虚大师，就曾经批评过胡适的考据——“任你聪明，也未见得天下人尽是聋盲。”

原因就在于，秉持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思想的胡适，实在是太敢说了。他在整理出《坛经》文本的流变过程以及荷泽神会和尚的生平后，就公然撰文声称其为“大骗子、作伪专家”，同时又对六祖惠能以及其法嗣下的门人大放厥词。

铃木大拙等日本佛学家深受西学影响，倒是能接受这种学术上的分歧，但当时的中国佛教界可不能容忍。

太虚大师

胡适先生在完成《中国哲学史》上半部分后，就没办法再写下去了，因为对佛教思想“消化不良”。

他的很多看法都是惊世骇俗的，比如认为《维摩诘经》是一部“随意编造的小说”，认为“楞伽宗”的法嗣很可能是后人杜撰的。即便是随蒋赴台后，他仍旧从事着佛学研究的工作，而历史考据则是其中的重点。

终于，胡适在1959年11月捅了大篓子，他在一场大学演讲中表示，“虚云和尚120岁的年龄不可信，是禅门弟子以一贯的手段编造的”。由此，胡博士遭到了两岸佛教人士的声讨，此事最终也就不了了之了。直到今天，质疑虚云的胡适和提出《楞严百伪》的吕澂，都不太受佛教徒的欢迎。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史考据不能完全作为佛学研究的凭证，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梳理手段。而且，佛教内部的各种势力过于庞杂，自说自话、自圆其说的不在少数，要想一下子就改变这种局面是不可能的。

比如到了今天，很多信众仍旧不接受“学僧进行佛学院教育”这一事实，只偏向于实际性的个人体验。

中国最早的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位于福建省厦门市南普陀寺内，距离庵主的住所只有几十公里

当然，这件事情说起来就复杂了，历史的惯性还是十分强大的。就庵主个人来看，“佛学院教育”还是十分有必要的，胡适先生在禅宗史或者说佛教史上的研究成果，并不能全然被否定。即便他有时候说话不是那么中听，但事实就是事实，这也不能听任佛教内部的一面之词。

可惜的是，学问出众的胡适缺少宗教体验，并不能为中国人争得学术上的话语权。就禅学而言，大拙在教内教外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胡适这样纯粹的研究者。而对佛学并未深入的胡适，其《中国哲学史》也只完成了以先秦而主的上卷，未能继续行笔导致虎头蛇尾。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对本国文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近年来又重新获得了“禅”的话语权。

从“日本的Zen”，再到“中国的Chan”

在过去的百年岁月中，继承和阐扬中国文化最好的，并非是我们自己，反倒是一衣带水的日本。这不仅体现在以儒学为代表的“汉学”上，也体现在深刻影响日本的佛学上。

中国近现代佛学的起步非常晚，而且研究的深度也不够。日本佛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在于，教内和教外并非是“冰火两重天”的全然对立，他们之间是能够进行交流的。而中国佛学则不同，教内和教外根本无法进行交流，两者似乎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中日黄檗宗僧侣之间的交流，摄于福建省福州市福清

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化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断层，而日本的精神与文明并未被打断过。

所以，中国佛学就陷入了一大困境当中，那就是“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两大阵营。我们能看到的研究著作，要么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原则写成的，代表人物有任继愈、蒋维乔等人。不然的话，就是完全站在佛教本位的立场所写的著作。

前者固然是“讲科学，重考据”，但各种史料对比和分析判断，将佛教思想割裂得支离破碎。而后者虽然“圆融无碍”，但充斥着神秘荒诞的种种说辞，而且不乏牵强附会的地方。因而，这两大阵营谁都看不上谁，一个指责对方迷信，一个讥笑对方没有信仰。

而日本学界则没有这种困扰，他们在佛学研究上十分领先。这里的领先，并非指的像胡适那样，一味地套用当时流行的方法，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去做研究。日本佛学的领先，更多地体现在包容度和交流度上，也就是教内教外形成良好互动。

他们也有非常激进的主张，比如至今都不被中国信众接受的“大乘非佛说”、“楞严存伪论”等等，这些理念全部都是日本佛学家提出的。

毁誉参半的吕澂大德

但是，日本教界也并未一边倒地对此进行驳斥，而是接受其中某些看法后进行反思。这一现象，与日本古老文明与现代思潮的碰撞息息相关，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一方面，日本国内保存着大量古老的佛教典籍，而这些典籍在我们国家因为种种原因失传或者被毁了。而且，日本国内在文化传承方面着实可圈可点，没有因为某些原因出现割裂与断层。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民国时期出现过著名的“请回唐密传承”的运动，虽然基本上失败了，但也能看成是日本佛教界反哺中土的先声。后来唯识宗、禅宗以及净土宗的很多典籍，也都是从日本请回来的，在杨仁山等大居士的传记中记述得非常详细，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另一方面，日本教内的许多僧侣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在世俗学问上也十分出众，因而思想上也相当地开放。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佛学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日本佛学家的作品，主流佛学院也并不避讳采用日本佛学家的著作当成教材。

比如日本平川彰的《印度佛教史》、池田大作的《论生命》、铃木大拙的禅系列文章等等，都被译成汉语且长期以来被中国人广泛阅读。以池光雪庵个人为例，我的启蒙书之一就有平川彰的《印度佛教史》，而它也是闽南佛学院、福建佛学院等一众的必读书目之一。

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太虚大师曾经也致力于僧众的“现代化佛学院教育”，可惜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未能如愿。

以学风闻名的福建佛学院，男众部设于福建省莆田市广化寺，女众部设于福州市象峰崇福寺，1983年创立至今

不过也不必妄自菲薄，1983年中佛协成立30周年之际，赵朴初会长提出了新时代背景下佛教发展的三大方向。

• 第一，坚持“农禅并重，自给自足”的传统寺院经济体系；
• 第二，注重学术交流和佛学院教育，摆脱佛教巫魅神秘的阴影；
• 第三，加强与上座部、藏传传承的交流，同时加强与国际佛学界的交流。

事实上，从1925年在厦门南普陀寺创立闽南佛学院（最早的佛学院）之后，我国有陆陆续续修复和创办了十余所佛学院，以满足僧众的现代化教育。此外，以赵朴初的《佛教常识问答》为代表的普及性佛学著作，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陆陆续续出版发行。

这些普及性的著作包括但不限于常识、禅宗、净宗、戒律、因明、俱舍等方面，从各个层次满足一般信众的阅读需求。此外，国家专门对一些重要的寺庙以及造像拨款维护，同时还对现存的文本资料进行保护研究，以推动我国佛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而教内教外也不断地进行交流，以此来弥合不同立场下的分歧，相关的著作也不断地涌现。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之下，中国佛学近些年来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

尊敬的赵朴初居士

“A Chinese school of Mahayana Buddhism which emphasizes the value of meditation as a means of finding spiritual insight and enlightenment and which gave rise to the development of Zen in Japan.”（中国大乘佛教的一个宗派，强调禅定在觉悟中的作用，从而催生出了日本禅宗。）

在2018年10月，《牛津英语词典》收录了“Chan”这一词汇，并且给出了较为公正的释义。从日本的“Zen”到中国的“Chan”，这也算是中国文化学者所取得的一大进步吧，至少与之前相比要好得多。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Zen”这个词汇最早出现于1727年，并于上个世纪被西方人普遍接受。而中国的“Chan”则最早在1902年出现，1961年才被美国的《韦氏大词典》收录，2018年才真正意义上为自己正名。

这其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除此之外，koan（公案）、satori（悟）、mushin（无心）、zazen（坐禅）、Rinzai（临济）、Soto（曹洞）、Obaku（黄檗）等诸多以“Zen”为核心的词汇，也由日本人输出后堂而皇之地被当成日本文化，这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被中国人弃之如敝屣的文化，却经由日本人发扬光大，而后成为他们文化输出的重中之重，这无疑是荒诞又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因而，保护、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刻不容缓，这并非是危言耸听的陈词滥调，而是当下所需要的重中之重！

谨以此文，与各位读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