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的江晓源教授（江晓原是反科学文化人）
上海交大的江晓源教授（江晓原是反科学文化人）是的，真的是这样！因为科学是一个不断进步的阶梯，今天‘正确的’结论，随时都可能成为‘不正确的’。我们判断一种学说是不是科学，不是依据它的结论，而是依据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但是，即使洗刷了托勒密的恶名，考生们的问题仍未解决——难道‘不正确的’结论也可以是科学？“为什么托勒密的《至大论》、《地理学》这样的伟大著作，会被认为不是科学？许多考生陈述的重要理由，是因为托勒密天文学说中的内容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然而，这个理由同样会使哥白尼、开普勒甚至牛顿都被逐出科学的殿堂！因为我们今天还知道，太阳同样不是宇宙的中心；行星的轨道也不是精确的椭圆；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空’是不存在的，……难道你敢认为哥白尼日心说和牛顿力学也不是科学吗？我知道，考生们绝对不敢。因为在他们从小受的教育中，哥白尼和牛顿是‘科学伟人’，而托勒密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个近似于“坏人”的人。”
我之所以说他是反科学文化人，是有原因的。
本文作者是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
搅混水的方法很多，江晓原教授的《必须正确才是科学吗？——以托勒密天文学说为例》也是在“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上搅混水。
平心而论，江晓原的文章是这些文化人中是最严谨的，轻易不会露出破绽，不像吴国盛那样充斥着非典型逻辑[1]。江教授在《必》文中，表面上是花费了大量篇幅为托勒密天文学平反昭雪，就像为曹操、武则天、李鸿章平反一样，这是史学家感兴趣的事，老百姓脑袋里还是《三国演义》里乃至戏台上那个白脸曹操。江教授说明托勒密并不主张“地心说”之后，小心翼翼的回避了正面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是科学吗？”然后就直接跳到抽象的一般论：
“为什么托勒密的《至大论》、《地理学》这样的伟大著作，会被认为不是科学？许多考生陈述的重要理由，是因为托勒密天文学说中的内容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然而，这个理由同样会使哥白尼、开普勒甚至牛顿都被逐出科学的殿堂！因为我们今天还知道，太阳同样不是宇宙的中心；行星的轨道也不是精确的椭圆；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空’是不存在的，……难道你敢认为哥白尼日心说和牛顿力学也不是科学吗？
我知道，考生们绝对不敢。因为在他们从小受的教育中，哥白尼和牛顿是‘科学伟人’，而托勒密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个近似于“坏人”的人。”
“但是，即使洗刷了托勒密的恶名，考生们的问题仍未解决——难道‘不正确的’结论也可以是科学？
是的，真的是这样！因为科学是一个不断进步的阶梯，今天‘正确的’结论，随时都可能成为‘不正确的’。我们判断一种学说是不是科学，不是依据它的结论，而是依据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
江晓原
在这里，江晓原教授处心积虑的选择事例，把哥白尼、开普勒、牛顿这些基本上“正确的”学说拿来做例子，却有意舍弃了燃素说、自然发生说、获得性遗传、地心说等“不正确的”例子。而按照江教授的“程序科学论”，这些“学说”仍然满足“程序正义”。江教授是否认为燃素说和获得性遗传也是“科学的学说”？如果真是这样，科学根本不可能纠正错误，不可能进步。
江教授巧妙的（所以是故意的）混淆了“科学方法”与“科学结论”的区别。一个人使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我们可以说他是科学家，他做的工作是科学工作，但如果他所提出的学说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们不认为他的学说是“科学结论”或“科学知识”。我们判断一种学说是不是科学，恰恰是要依据它的结论在检验中的表现，而不是是依据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虽然检验也是程序的一部分）。
“不正确的结论也可以是科学”是否认科学可靠性的反科学言论，同属“搅混水”的一类反科学方法。
江教授为了论证“‘不正确的’结论也可以是科学”可谓用心良苦。不像吴教授的“拣回来再塞回去”那样轻巧。也不像田松双博士的“旋转相对论”那样漏洞百出，随处可见：
“如果一定要问：究竟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即使牛顿物理学，也只能回答：这取决于你以谁为参照系。如果以地球为参照系，假定地球静止，那就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只要在日心说的基础上做一个坐标变换，就完全可以把地球放在宇宙的中心，并得到与日心说同样的结论。尽管这个运动图景要复杂一些。运动是相对的，这个问题并不存在绝对正确的答案！”
给错误的东西打上惊叹号并不能使其变成正确的。如果田松双博士想“把地球放在宇宙的中心，并得到与日心说同样的结论。”不妨试一试在地球静止的坐标系中如何用“牛顿物理学”解释季节的变化？或者计算一下一光年之外的恒星，每天绕地球转一圈，其切向速度是光速的多少倍？作为科学史的研究，不妨问一下：“为什么牛顿生在哥白尼之后而不是之前？”
反科学文化人江晓原和刘兵在谈论“第三种文化”时，不忘借题发挥，为自己获得的“反科学文化人”称号鸣冤叫屈，可惜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一曰“布罗克曼还是基本上站在科学这一边，并表现出了对于人文文化的某种轻视。问题在于，一些人甚至比他还要极端，干脆站在极端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全盘否定人文文化的价值。”指责别人是“制帽专家”的人，自己随手也抛出一顶“极端唯科学主义”的大帽子，但是这顶帽子却不成个形状，又没有带子拴住，谁也戴不上。“人文文化”是个无所不包的范畴，其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的有正价值，有的有负价值。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自由主义、专制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都在其中，其“价值”自然无法“全盘否定”，一旦否定了，岂不是连“极端科学主义”也没了藏身之所，人们只剩下茹毛饮血了。但是“人文文化”又是个没用的空洞概念，既然无所不包，人家也就不知你说的是什么，变成皇帝的新衣，所以这词汇使用价值确实不大。
二曰“只要有人站在那怕稍有人文精神的立场来分析一下科学时，就会有人跳出来给扣上‘反科学文化’的大帽子。如果设置了这样的禁区，那怎么还会有什么第三种文化呢？”分析是可以的，谁也没设置禁区，但是分析错了，也禁止不了别人指出。刘兵的反科学立场也不是搞什么“分析”而暴露的，只是推荐了一本宣扬伪科学、反科学的书参加科普书籍的评奖，而评奖的标准恰恰是不能评选出伪科学、反科学的书来。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书的落选本来不算什么事，众人也不知这书是刘兵推荐的。怎奈刘兵（在北大科学传播中心网站上被尊为“刘爷”的）偏偏咽不下这口腌臜鸟气，觉得失了身份，指使手下的硕士生、博士生出来为伪科学、反科学辩护，而且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敢做敢当，不失“刘爷”风度），宣布“就此别过”，这才座实了“反科学文化人”这把交椅。整个过程，没见他“分析”过什么，所以也没什么“禁区”可“禁”的货色。至于那“第三种文化”，如果不拿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终归还是个“亩产万斤”式的空头口号而已。
三曰“那顶‘反科学文化’的帽子，事实上是无的放矢。在被称为‘反科学文化人’的群体中，没有任何人不热爱科学，而且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学精密科学——比如物理学、天文学等等——出身的，有的还在科学前沿做过研究工作，对于现代科学，比那些‘制帽专家’有着更真切的了解。科学是天下公器，并不是只有科学家才有资格谈论科学。”真是吹牛不要本钱。“那顶‘反科学文化’的帽子”是他们自己缝了戴在自己脑袋上的，不是谁“放”的“矢”，只要看看在他们网站上那些争取“搞伪科学、反科学的自由”的喧嚣就够了。是否“热爱科学”，是自己心里的事，别人不知道，但是如果一谈科学就出一大堆硬伤，连最基本的常识方面都要出错，什么“有着更真切的了解”都是说大话。谁都“有资格谈论科学”，只不过科学是个可以分得出正确与错误的地方，谈错了也不能禁止别人指出。
四曰“至于布罗克曼大力主张科学家应该自己直接面对公众，当然暗含着不喜欢别人充当媒介的意思。只要科学家们确实能将这项工作做好（就象那些为本书撰稿的科学家那样），这当然再好不过。但是如果科学家们无暇及此，或不屑为之，那就只能依靠其他人了——因为公众有理解科学、与科学对话的需要，媒体也会直接反映这种需要。”这又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似乎这些人要搞反科学传播，是因为科学家不做科普。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他们倒没有非要把科普改成“公众理解科学”或是“科学传播”的必要，看见洋人反科学成了点气候，而国内还没人干这种坏事，想着靠倒卖洋垃圾“不吃力而讨好”，才是“反科学文化人”的本意。如果公众通过这些“媒介”与科学“对话”，“理解”的当然不会是“科学”，天晓得会理解出什么来。看来布罗克曼也是知道这路人物的底细的。
吴国盛
[1]例如吴教授的“人文老妈论”，让人哭笑不得。人文是科学的老妈，已经成年的科学就应该听从“人文”么？这个逻辑不仅不符合现实的社会生活习惯，即使搬出“礼教”，查查“三从四德”，那也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吴教授搬出“孝道”，以避免科学的“僭越”，虽然没有直率的说出科学应该服从人文，但在那场“反克隆人闹剧”中还是勇当主角，对着科学发号施令，实践着人文领导科学的“僭越”活动。
作者：赵南元，清华大学教授，科普作家，互动百科科学顾问，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