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如何取信于民（大国崛起）

商鞅变法如何取信于民（大国崛起）“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商君书》变法从国之根基农业开始，废除“贵族土地所有制”（井田制），推行“新田制”，国家按照土地的大小和质量来收税，改变了以往公田收入归封邑内贵族所有的农业体制，这也是变法的轴心所在，在农业社会里，土地的重要性是相当重要的，土地分给农民私有，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收取税收，粮库充实，而没收的贵族土地还可以当做战争的激励工具，从而达到富国强军的目的。与此同时，商鞅制定法律，打击工商业，强迫百姓转为从事农业生产。在商鞅的理论中“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除了农业和战争，国家不需要别的活动，随之而来的便是军事改革。“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汉书.商君列传》虽然在变法与否的争论中，贵族们坚持反对，但商鞅的“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更符合秦孝公的口味，在秦孝公的

改革意味着牺牲，同时也代表着进步，两千多年前的一场改革让中华大地出现了第一个统一国家，这场后世称为“商鞅变法”的改革，不仅促进了时代的发展，也书写了一篇可歌可泣的悲壮赞歌。

• 君臣相遇、一拍即合

商鞅本是卫国人，投入魏国公叔痤门下为客卿。公叔痤在病重之时，将名不见经传的商鞅推荐给魏惠王，并建议魏惠王将举国之事交付与商鞅，如若不用则杀之，以免流于他国而成后患。可魏惠王并没有听从公叔痤的话，既没有用，也没有杀。其实早在魏文侯时期，李悝变法，吴起强兵，魏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吴起的新编特种军队“魏武卒”向黄河以西扩张，将国土扩张逼近咸阳一带，使秦国国都栎阳几乎成为边境。然而到了魏惠王这里，魏国似乎停止了图强的意愿。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弱秦被当时的东方六国鄙视为“戎狄之俗”，反观列国，齐国在邹忌变法后逐步强大，赵国在公仲连变法后也日渐繁荣。秦孝公面对如此困局，欲奋发图强、振兴秦国，他将求贤纳仕作为强国的第一步，于是广发求贤令。与此同时，魏国公叔痤病逝，商鞅彻底失去了晋升之路，于是他奔着秦孝公的求贤令一路向西，来到了秦国。

商鞅到了秦国，通过宦官景监得以面见秦孝公，第一次见面，商鞅并未透漏家底，而是试探性的向秦孝公阐述“五帝之道”、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秦孝公听此“帝道”之词，显得尤为不满，并当面斥责景监举人不明。但景监毕竟是秦孝公的近臣，紧接着安排了商鞅第二次面圣，这一次，商鞅依旧没有透露家底，改用“王道”阐述治国理念，建议以德治国、实行仁政、停止战争。秦孝公的态度依然很冷漠，这便坚定了商鞅心中“以法家思想”主导的治国理念才是秦孝公想要的。在第三次的见面中，商鞅亮出家底，提出“霸道”和“法制”的观点引起秦孝公的重视。坐而论道的理念是这位急于建功立业的秦王所不能接受的，而立竿见影的强国之术才是秦王所想要的，商鞅的思想与秦孝公的野心不谋而合。在战国这一个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时代，战争是唯一的主题，“帝道”、“王道”这种经历几代人达到繁荣局面的理念是无法让秦国走出困境的，孔孟的“仁义”在这个时代注定是理想的存在，只有法家的强国之术、“霸道”之路才符合时代的主题。

• 力排众议、强势改革

“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汉书.商君列传》

虽然在变法与否的争论中，贵族们坚持反对，但商鞅的“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更符合秦孝公的口味，在秦孝公的强力支持下，商鞅开始了秦国的变法改革。商鞅以“徙木立信”为开端，宣传了自己的变法思想，告诫臣民唯有遵守君主和国家的意志，无需考虑事情的对与错。在确立中心思想以后，他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变法从国之根基农业开始，废除“贵族土地所有制”（井田制），推行“新田制”，国家按照土地的大小和质量来收税，改变了以往公田收入归封邑内贵族所有的农业体制，这也是变法的轴心所在，在农业社会里，土地的重要性是相当重要的，土地分给农民私有，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收取税收，粮库充实，而没收的贵族土地还可以当做战争的激励工具，从而达到富国强军的目的。与此同时，商鞅制定法律，打击工商业，强迫百姓转为从事农业生产。在商鞅的理论中“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除了农业和战争，国家不需要别的活动，随之而来的便是军事改革。

“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商君书》

在军事上，商鞅没收贵族特权，采用军功授爵，设置20级军功爵位，贵族如果不参与战场杀敌，原来的爵位也不可世袭。反而平民在战场上杀敌立功，可以通过爵位的提升变身贵族。在商鞅眼里“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只要给予人民爵位、官职、金钱、土地，便会激励起他们的作战欲望，才会达到强军的目的。商鞅规定，在作战时杀敌一人，赐爵一级，赐田一顷，赐宅九亩；得一甲首者，若为官可当五十石俸禄之官；得二甲首者，可为百石之官。这使得秦国军队的战斗意志空前的提高，秦国军队一跃成为东方六国谈秦色变的根源。与此同时，爵位与封地不在关联，国家将贵族的封地收回，用以做战争的激励工具。

卫鞅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史记》

为了推动变革措施的顺利推行，商鞅制定了诸多严厉的法律，对于犯法者采取严厉的惩治办法，车裂、腰斩、剁手、削鼻、黥刑等手段也显示了商鞅的冷酷一面。而秦太子犯法时，是商鞅面临的一道难题，同时也是给予了商鞅在贵族面前树立法律威严的机会，铁面商鞅虽未对太子施以刑罚，但做变通之下，治了太子的一位老师公子虔的不教之罪，处以刑罚；另一位老师公孙贾更是被处以黥刑（刺罪于面）。而在新法施行的第四年，公子虔再度犯法，商鞅毫不犹豫的对其施以削鼻的重刑。这种与贵族结下的矛盾也让商鞅一步步的走向了危险边缘，正如《史记》记载，赵良劝说商鞅已经是“亡可翘足而待”。而对于人民，他采用连坐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知罪不告者治以同罪，这种手段确实加强了国家对人民的控制，但也使人民陷入恐慌之中。

• 励精图治、检验成果

魏国是秦国走向东方的第一个障碍。历经了10年新法的秦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拿魏国作为东出的第一层台阶。当秦国的大军压境之时，魏国派遣了商鞅的好友公子卬迎战，商鞅深知此次军事行动是检验其变法效果的重要举措，于是不顾君子之风，诱骗公子卬这位旧友入帐宴饮，正当欢饮之际，埋伏已久的刀斧手突然杀出，活捉了这位魏军主帅，随即秦军便吞噬了这支没了主帅的魏军，魏国迫于无奈的献河西六百里土地给予秦国以作求和，并将都城由安邑迁往大梁。作为秦国，收复河西之地，成为东方六国不再蔑视的西部饿狼，而这场胜利的大功臣商鞅也得到了於商之地15个城邑的封赏，并被赐予了商君的称号，本名卫鞅的他也从此被尊称为商鞅。

• 兔死狗烹、功成身死

“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战国策》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文王。这个曾经被商鞅治罪于其师的国君，心中一定记着那份屈辱，与此同时，被剥夺利益的贵族们谗言不断，被商鞅割去鼻子的公子虔也等到了复仇的机会，他向秦惠文王举报商鞅企图谋反，这也使秦惠文王得到了名正言顺惩治商鞅的机会，以商鞅之法惩治商鞅，这才叫“咎由自取”。当然，秦惠文王并不是善杀贤臣的昏君，只因为商鞅新法在秦国步入正轨，秦惠文王无需再做过多变革，诛杀商鞅并不会对秦国造成任何损失了，在这一点上，公子虔是聪慧的，他看准了这一时机，迎合了秦王的心态，成为压死商鞅的最后一根稻草。

商君叹日：“嗟乎，为法之蔽一至此哉”——《史记》

商鞅的逃亡道路充满着讽刺，当他出关时，被守关将士拦下，告知“商君令，黄昏后非公事不得出城”；当他避雨投宿时，被客栈告知“商君令，明身份者可宿”。在其严苛的法律之下，没有人敢帮助他，因为害怕连坐。商鞅也就这样被自己所编织的法网给牢牢困住。当商鞅决定逃往魏国时，却发现故国已经将他作为了全国的仇人，尽失河西六百里地，数万魏国将士血撒疆场，都是这位叛国叛友的商鞅所致。商鞅回不去了，做了一辈子的变法，却将自己画地为牢，何等的讽刺。无路可逃的商鞅回到封邑，等待着法律的制裁，当他被抓获至咸阳后，处以了车裂之刑，家人也受连坐一一处死，一代变革家就这样死于了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下。

商鞅虽死，其法未更，秦国依旧延用着商君之法，国力日渐强大。商鞅也是秦国广开纳贤门路的典型案例，至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士投奔秦国效力，张仪、范睢、蔡泽、吕不韦、李斯等外来名臣为秦国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虽然受郑国间谍一案的影响，秦王嬴政发出了“逐客令”，但在李斯的纠正下及时撤回，依旧广开门路，招贤纳士。秦国也在嬴政时代走向了统一六国的进程。嬴政十七年灭韩国；十九年平赵国；二十二年定魏国；二十四年扫楚国；二十五年荡燕国；二十六年收降齐国；至此，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

商鞅作为一名改革家，也许在入秦的那一刻，就看到了自己未来的遭遇，但心中的抱负，胸中的理想使他奋不顾身的站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以功成身死书写了一段传奇，为历史的发展贡献了一切，他也将自己写进了后世敬仰的卷卷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