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人间的诗歌（遇见行知诗歌集）

行走人间的诗歌（遇见行知诗歌集）为了悼念陶行知，友人们成立了“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大孚”赶排了《行知诗歌集》，1947年4月出版，郭沫若对全书做了校读。购自老李处的这本旧书，封面上题赠的“孟邹”是汪孟邹，上海出版机构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陶行知与汪孟邹是安徽同乡与多年的友人，他的第一本著作《中国教育改造》便是由亚东出版的，其后又交付了《知行书信》出版。当年亚东的常客中有陈独秀、陶行知等。当年7月25日上午，田汉带着女儿去看望在泰安路佛光疗养院治疗黄疸病的翦伯赞，午餐时一位青年人慌慌张张跑来告诉他们陶行知中风了：“已经断了一次气，现在很危险！”听到这消息，翦伯赞因病情较重无法行动，医院的李医师换了衣服，与田汉一起随青年人焦急赶往爱棠新村。未等上楼，就听大家说：陶先生不在了。他们不信，仍然提着药箱上了三楼，三楼站满了人。李医师查了脉搏，查了心脏，叹息着摇了摇头。没多会儿他们回到医院，悲痛地带回了陶行知逝世的噩耗。翦伯赞从

《行知诗歌集》

【光明书话】

老李狭小的旧书店有两排破木架子，一架靠着墙、一架对着门，上下六层各装了两三百来本旧书。我没有问过他这些书是从哪里来的，对他们这种做旧书买卖生意的人而言，寻到书龄二三十年的书不足为奇，五六十年的稀松平常，上了百年的也总有办法。每本书都经他仔细辨别、重新定价，用铅笔在书背面左下侧的空白处写好价格，绝无二价。

旧书店里来来往往不少“书虫”，视线大多停留在中间三四五层上，少有人蹲下来看看一二层，更少有人踮起脚来翻一翻两米多高的第六层，于是他把好卖的小说、传记放在了三四五层，一二层以毛笔字帖为多，六层则放了砖头重的大画册。那天我偶然抬抬头，见到六层一本建筑摄影的画册边上竖着本小书，书脊印了“陶行知”三个字，便好奇踩了小凳子，取了下来。

一本500页的诗歌集，书页昏黄暗淡、斑驳稀松，已然抹上岁月的痕迹。封面靠上半部勉强粘连，否则“骨肉”便分离散架了。正中的书名，“行知诗歌集”，粗粗五个黑字倒让这本书既显眼又厚重。书名左侧印着“大孚出版公司发行”，右侧是毛笔手写的两行小字：“孟邹先生惠存，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敬赠”。

1945年，陶行知与多位文化界人士在重庆创办了一家出版公司，酝酿名称时，郭沫若说：“人民要大声疾呼，就叫‘大呼’出版公司吧! ”大家表示赞同，不过谨慎考虑后，他们取了“大呼”的谐音“大孚”完成登记手续。这个出版公司，陶行知担任总编辑，总经理是沙千里，编辑是翦伯赞、周竹安。

任宗德是位电影制片人，创办的昆仑影业公司拍摄过《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经典影片，他的太太周宗琼是位爱国实业家，抗战胜利后两人自重庆来到上海，买下了徐家汇附近的余庆路爱棠新村13号，一栋三层楼的连体花园别墅，作办公和寓所之用。1946年4月间，陶行知也由重庆回到上海，“大孚”随即迁回上海，在山东路开了业，陶行知为“大孚出版公司”题写了招牌，以后这一手迹就印在了“大孚”版的书籍封面上，正如这本诗集封面所印着的一样。不久“大孚”搬入了爱棠新村13号，至此13号的底楼是会客厅、餐厅，二楼用作“大孚”的办公处与任宗德夫妇的卧室等，三楼住了陶行知。

当年7月25日上午，田汉带着女儿去看望在泰安路佛光疗养院治疗黄疸病的翦伯赞，午餐时一位青年人慌慌张张跑来告诉他们陶行知中风了：“已经断了一次气，现在很危险！”听到这消息，翦伯赞因病情较重无法行动，医院的李医师换了衣服，与田汉一起随青年人焦急赶往爱棠新村。未等上楼，就听大家说：陶先生不在了。他们不信，仍然提着药箱上了三楼，三楼站满了人。李医师查了脉搏，查了心脏，叹息着摇了摇头。没多会儿他们回到医院，悲痛地带回了陶行知逝世的噩耗。翦伯赞从床上用力爬起，拉住李医师的手问：“是不是中毒？”李医师说：“不是中毒，是脑溢血。”“真没有救了吗？”“太迟了！”李医师答。翦伯赞禁不住流下热泪，放声大哭起来。

为了悼念陶行知，友人们成立了“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大孚”赶排了《行知诗歌集》，1947年4月出版，郭沫若对全书做了校读。购自老李处的这本旧书，封面上题赠的“孟邹”是汪孟邹，上海出版机构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陶行知与汪孟邹是安徽同乡与多年的友人，他的第一本著作《中国教育改造》便是由亚东出版的，其后又交付了《知行书信》出版。当年亚东的常客中有陈独秀、陶行知等。

陶行知是教育家、思想家，他似乎从未说过自己是位诗人，于是这本《行知诗歌集》唤起了我的好奇。这是我第一次读他的诗，小心仔细翻读每一页，时而会心一笑，时而陷入沉思。他的诗没有朦胧的意境、隐逸的词句，写人描景绘物不拖沓、不啰嗦、不故作风雅，通俗易懂，内容多是表现时代离乱中的儿童、农民及弱小，用他自己的话评论，他的诗：“是冰天雪地下的穷人的窝窝头和破棉袄。”1932年陶行知在宝山大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提出了“小先生制”，由于大多时间他穿着自己唯一一套藏青色的学生装，旧的不成样子，农民们为他写了一首诗，诗里说：“衣裳农民化，知识化农民，用了新的思想化农民，对待百姓如亲人……”陶行知逝世后，几位农民给《民主报》寄去了一封信，他们告诉报社，他们是乡下人，不会写文稿，来信是想通过报社告诉大家，那位常与农村、与孩子们在一起，给他们剃头、洗澡、教书的穷先生陶行知，是好人。

曾有人读了陶行知的诗，认为他没有幽默感的。然笔者认为，这到底怀了偏颇之意。诗歌集里有几首为“小先生”写的诗，有一首《送三岁半的张阿沪小先生》：“我是小娃，床上滚冬瓜，妈妈教我，我教妈妈的妈妈。”也有《雪罗汉》“大胖子，笑嘻嘻，太阳一来，化作烂污泥”，《雪狮子》“雪狮子，假威风，太阳公子会打猎，把你活埋污泥中”等洋溢天真童心的句子，这何尝不是一种幽默？沈雁冰说，初识陶行知只觉得他是位古板的老先生，日子久了、来往多了，才发现这位古板老先生骨子里原来是个“顽皮的孩子”。

按老李封底的价格，我把书买下了。书的责任编辑是周竹安，负责校对的是助理编辑王敏，周竹安逝于1977年，王敏新中国成立后是上海文史馆馆员。前几日请教文史馆友人陈挺打探，得知王先生已去世了。真遗憾，封面上那一笔恭恭敬敬的小楷是谁的手笔，暂时无从考证了。对于陶先生，我却越发敬慕。

（作者：唐吉慧，系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