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史的维度看丝绸之路（从丝绸之路到）
从世界史的维度看丝绸之路（从丝绸之路到）北京大学的丁莉发表了题为《永远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语的中国叙述与中国书籍》的演讲，着眼日本平安时代物语文学中有关中国的叙述，从物质、文本、图像三方面分析中国书籍传入日本后对本土文化生活等各方面产生的影响。汉籍与唐绘源源不断经由书籍之路抵达日本，不论物质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对古代日本而言均是巨大的滋养。郑州大学的葛继勇的演讲题目是《域外出土简牍与中日书籍之路》。他以朝鲜半岛、日本等东亚各国出土的《论语》简牍为中心，从东亚的整体视野出发，将东亚各国出土的汉文典籍简牍置于特定的时间、空间坐标中定位考察，梳理中国文化在域外本土化过程中的化用与变异。王勇教授的演讲题为《奈良时代的书籍之路——以第十二次遣唐使为例》。他指出正仓院761年文书《奉写一切经所解》中所列当时日本“一切经”总数较之三十一年前的《开元录》多出三百二十四卷，进而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何以日本的一切经竟比中国开元年间的一切经卷数还
十余年前，浙江大学的王勇教授提出“书籍之路”的概念，意在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东亚文化交流的新模式。强调自古以来中国与西域的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丝绸等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层面；而中国与东亚诸国的交流，则主要体现在以书籍为媒介的精神文明层面。十余年来，更多资料被发现、出版、电子化，跨学科合作及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学者们有关“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的探讨更为丰富，认识也益发深刻。
2018年9月21日至23日，题为“从‘丝绸之路’到‘书籍之路’：中亚与东亚之间贸易、艺术品与书籍的网络”的国际会议（From the Silk to the Book Road(s): Networks of Commerce Artifacts and Books Between Central and East Asia）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由天柱佛学与东亚文化国际网络（The Tianzhu Network of Buddhist Studies & East Asian Culture）、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佛学论坛（UBC Buddhist Studies Forum）、“拔地入云”研究项目（UBC SSHRC FROGBEAR Project UBC－SSHRC）主办，加州大学伯克利佛学研究中心 (UC Berkeley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协办。围绕着“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这一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研究领域的三十余位学者汇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书籍流通”、“佛教艺术”、“政治意涵”、“物质文化”、“文学作品”、“信仰崇拜”等议题进行了为期三日的发表与讨论，与大家分享自己最重要或最新的研究成果，使得此次会议不仅拓展了学科的宽度，又加深了研究的深度。现场反响十分热烈。
主题发言
9月21日下午，六祖寺教育办主任、茂名灵惠寺方丈登觉大和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佛学研究中心主任夏复（Robert Sharf）教授，以及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拔地入云”研究项目主任陈金华教授分别致辞欢迎。之后，首都师范大学的郝春文教授与浙江大学的王勇教授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郝春文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从敦煌写本看丝绸之路上的文献交流》，对敦煌文献的数量、来源地和内容做了具体考察。他指出，敦煌不仅是东西经济贸易的中转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交汇点。敦煌藏经洞的文献既有东来西往外地人遗留下的书卷，也有敦煌人东去西行携带回的写本。它们是敦煌与外地交流的见证、是中华文化与外域文明汇聚交融的见证，也是东西文化融入敦煌、影响敦煌的见证。
王勇教授的演讲题为《奈良时代的书籍之路——以第十二次遣唐使为例》。他指出正仓院761年文书《奉写一切经所解》中所列当时日本“一切经”总数较之三十一年前的《开元录》多出三百二十四卷，进而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何以日本的一切经竟比中国开元年间的一切经卷数还多？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缀合正仓院文书收录的四份佛经目录，并尝试复原第十二次遣唐使的求书历程，王勇从新的角度探讨了唐代佛书东传的轨迹，解开了这个谜团。当时日本举国体制编制佛经阙本目录，朝廷直接参与写经事业，遣唐使在中国极力搜集书籍，日本佛教界精心保存珍贵的东来唐本，使得奈良时代的一切经数目巨大。
书籍之路
主题演讲之后，进入不同主题的部会 (panel)。第一、二部会同名为“书籍之路：汉语言”，分别由斯坦福大学宗教系教授、系主任柯嘉豪 (John Kieschnick) 和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的蒙曦 (Nathalie Monnet) 主持。与会学者围绕多种语言、多种印刷物载体，展开了精彩的演讲。
郑州大学的葛继勇的演讲题目是《域外出土简牍与中日书籍之路》。他以朝鲜半岛、日本等东亚各国出土的《论语》简牍为中心，从东亚的整体视野出发，将东亚各国出土的汉文典籍简牍置于特定的时间、空间坐标中定位考察，梳理中国文化在域外本土化过程中的化用与变异。
北京大学的丁莉发表了题为《永远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语的中国叙述与中国书籍》的演讲，着眼日本平安时代物语文学中有关中国的叙述，从物质、文本、图像三方面分析中国书籍传入日本后对本土文化生活等各方面产生的影响。汉籍与唐绘源源不断经由书籍之路抵达日本，不论物质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对古代日本而言均是巨大的滋养。
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的吴疆利用《舶载书目》，就大庭修的先行研究中尚未得到重视的佛教书籍进行了致密的分析。通过研究黄檗僧侣在十七、十八世纪中日贸易中有关书籍交流的活动，重点关注日本佛教界对《嘉兴藏》的购买及黄檗僧侣所起到的作用，解明了中国佛教利用蓬勃的长崎贸易在京都宇治开辟黄檗宗的具体情形。并指出，随着幕府对长崎贸易管控愈严，书籍贸易亦不复昔日活跃，中国僧侣在日本的影响逐渐减弱，至十八世纪中叶以降，黄檗宗已被完全日本化。
香港中文大学的吴伟明带来了一场有关《易经》在西藏本地化研究的精彩报告。这项研究广涉汉藏文献，探讨了西藏地区对《易经》及其相关概念和符号的接收。譬如五行、八卦皆可在西藏神话、宗教、文学、艺术、医学等领域找到，阐明西藏地区《易经》的历史接受是将传统中国学说融入西藏文化和宗教的过程。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的纪强（George Keyworth）对敦煌文献和正仓院的圣语藏、妙莲寺松尾社一切经、七寺一切经等作了极为细致的对照、比勘，指出书写格式，卷末识语（奥书）都显示出它们共同的源流，为可将日本视为丝绸之路的终点——这一论题提供了丰赡并富说明力的证据。并强调佛经写本的识语内容富含考察文本来源的重要信息，描绘出从中国西部至日本广泛的佛教写本制作传统的图景。
日本二松学舍大学的町泉寿郎基于多年来对各地图书馆所藏之调查，为我们介绍了19世纪欧洲东洋学者的藏书情况，并概述美国收藏的日本古典文献，由此考察东西书籍文化的交流。重点介绍了德国博物学家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的藏书、19世纪法国学者Léon-Louis-Lucien Prunel de Rosny（1937-1914）所藏日文书与汉籍。指出从他们的藏书目录可知，19世纪欧洲的东洋学者普遍对中国西域、日本南海离岛等“边境地区”深感兴趣，且同时期日本学者也对“边境地区”怀有研究的热情，从前对儒学典籍绝对重视的日本学者也开始关注海外及边境，视野逐渐扩大至世界史的范畴。
日本京都大学的瞿艳丹关注在罗振玉、内藤湖南等中日两国学者之间承担重要桥梁之责的珂罗版印刷工作者——小林写真制版所主人小林忠治郎的生平事迹，利用小林写真制版所后人保存的图像资料，及相关书信、图录、珂罗版复制本等多种文献，重点考察了满洲国时期《大清历朝实录》的复制过程，指出学者、技术者共同参与复制的典籍往往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学术取向甚至政治风气。
丹佛大学(University of Denver)的戴德安（Benjamin J. Nourse）关注清代的北京如何成为西藏宗教经典进出口地，又是如何成为藏、汉、满、蒙文翻译的重要中心。他对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的刻经行为进行了个案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的索罗宁(Kirill Sololin)重新探讨了西夏汉传佛教的来源问题。对三种西夏文文献（《洪州宗师教仪》及《洪州宗趣注解记》《支那碧岩禅师随缘录》《金刚经科颂纂要》）作出细致分析，论证了西夏汉传佛教主要来源为北宋杭州地区华严宗体系中的思想这一观点，认为西夏流传的禅宗文献实际属于该体系，钱塘一带可以作为西夏佛教的起源之一。西夏汉传佛教另一起源是辽，从杭州地区传入西夏的文献内容与辽代资料十分接近，大致属于晚期华严思想及晚期唯识宗资料。
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黄士珊（Shih-shan Susan Huang）探讨了在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蒙古统治之下，畏兀儿精英从中亚地区入徙中原地区，作为传播佛教典籍文化的中间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除了传统的文字资料外，该研究还广泛利用吐鲁番出土的佛教版画，以及在中国东南及西北地区发现的石刻资料。凭借元代的驿传体系，畏兀儿精英巨大的网络可以从中国延伸至中亚，再到南亚及东南亚等佛教国家，皆可阐明佛教典籍与版画是如何流传的。研究对象是那些在漫长路途中赞助出版、使用、翻译并传播佛教典籍的人群，着重考察了蒙速速（即忽必烈近臣孟速思）与亦黑迷失这两个人物。在对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所藏蒙速速家族供养图进行细致分析后，还将吐鲁番出土的元代杭州里贴纸纸铺所在地在地图上定位，具体展现出“佛教文化之路”“版刻之路”的恢弘画卷。
艺术之路
龙门石窟研究院的张乃翥发表了题为《西域艺术风尚与洛阳中古石刻美术之互动》的演讲。他以洛阳石刻文物实例为线索，指出出现于汉地文化圈石刻装饰艺术中的美术题材，诸如千佛图、莲花、神异动物等佛教艺术样本，及卷草纹、连珠纹、忍冬纹等西域世俗艺术样本，都是异域文化题材移植东方的结果。而掺杂其中的四神、十二生肖等汉地传统纹样，则体现出东方美术创作采用西域表现技法的情势。进而又说明， “密体意致”的美术事像，实乃起因于两汉以降佛教艺术东渐中国的引进和西域文化播越汉地的移植。究其含蕴其间的文化渊源，无疑来自西方造型艺术装饰风尚的美学感染。
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蒙曦围绕敦煌千手观音画像以及十二世纪大理国梵像卷进行了比较研究，她提出佛法的传播路径被传统地冠以“丝绸之路”的名号，但是实际上佛教信仰的渗透并非总是自西向东、经过中亚和长安，最终到达日本的。在中国最西南端的云南流传甚广的密宗便是一个最好的反例。她注意到张胜温所绘的大理国梵像卷中出现了观音菩萨的多幅图像，并以此为对象和敦煌的千手观音进行了对比，并发现了二者在艺术上惊人的相似。
陕西师范大学的沙武田以敦煌画和唐墓骆驼俑为中心，考察了丝绸之路上的绢帛图像。他从形象历史和图像认识的角度，仔细观察敦煌壁画图像和隋唐以来墓葬中出土的、以各类骆驼俑为主的考古实物材料，对历史时期丝绸之路上作为财富象征乃至货币流通的绢帛形象作出了全新的考释。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孙明利以初盛唐时期一佛五十菩萨像从西域向中国的传播为着眼点，罗列出这一题材分别在印度、唐两京地区、敦煌，以及四川地区的图像表现，并比较这些图像之间的异同，以此探讨初唐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情况。
来自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的黎北岚 (Pénélope Riboud)以粟特人节日图像为研究案例，主要考察了拜火教（祆教）的仪式以及中亚地区对宗教仪式的参与。通过分析多种图像，进而分离语言和视觉符号，从而追溯其起源及意义，最后尝试识别这些仪式。在关注特定图像主题的同时，也旨在为中亚宗教在中国传播的多方面叙述提供更好理解的方式。
来自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王慧兰以一件收藏于大都会博物馆的九至十世纪的孔雀明王绢画为切入点，探索其独特的图像和风格特征及其反应的南亚、伊朗、中亚，尤其来自于和田的图像原型。她还从归义军时期十世纪曹氏家族和和田王族的联姻这一角度，进而考虑和田地区在孔雀明王信仰传入敦煌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最后，她还阐释了在可携带和不可移动的图像中，文化传播是如何在不同的地区发生的。
来自佛罗里达国际大学(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的衣丽都围绕云岗地区的石窟艺术进行了研究，她指出云冈石窟是相当复杂的跨文化现象的成果，在其中可以观察到希腊、罗马以及印度犍陀罗的影响。但是这种复杂性并没有出现在中国、甚至整个亚洲其他的佛教石窟之中。2009年、2010年和2012年云冈石窟考古发掘出的寺院遗址成果引发了她研究云冈石窟遗址和白沙瓦盆地、巴基斯坦等地区寺院遗址建筑结构相似性的兴趣。以此为契机，她在论文发表中详细探讨了不同文化的艺术和建筑通过丝绸之路的传播与融合。
政治意涵
之后进入“政治意涵”这一主题。首都师范大学的刘屹重点探讨了憍赏弥国法灭这一预言故事在于阗和吐蕃地区的流传。通过比较不同时代汉译本印度佛典、于阗语《赞巴斯坦书》、吐蕃语《于阗阿罗汉授记》《释迦如来牟尼像法灭尽记》等文本中关于“憍赏弥国法灭故事”描述的异同，揭示出来自印度本土佛教的“法灭传统”在先后传入于阗、吐蕃的过程中，如何与当地文化和宗教传统相融合，尽可能地实现“本地化”，但又始终不曾突破印度佛教固有的传统。相反，中国佛教在南北朝时期最初也接受并固守过“憍赏弥国法灭故事”的传统，但很快就突破了这一印度传统的束缚，乃至最终发展出中国版的“法灭思想”，并确立起印度佛教中完全没有过的“末法思想”。
加拿大劳瑞尔大学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的祢杰生 (Jason Neelis) 尝试将佛教写本制作中心之一的吉尔吉特与一个由岩画、碑铭标记的信仰网络地区联系起来，并通过公元五世纪至八世纪印度河上的东亚旅行者们留下的记录中得到证明。其研究还对印度河谷上游的Shatial Bridge进行了田野调查，证明这是粟特人、印度人以及通过“悬渡”的本地旅行者们商贸、文化、信仰的重要交流地。
安史之乱一直是中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陈金华以世界史的宏大视野对安史之乱进行了全新考察，从唐周帝国与中亚商贸、宗教的联系这一角度出发，阐明安史之乱与东亚佛教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武周时期的唐帝国完成了史上最成功的佛教全球化努力，建立起庞大的国际商业贸易网络，对唐周帝国的维持与扩张有重要意义。但在玄宗时代，很快摒弃了这一佛教全球化的方针，转向传统的农耕文明，减少与中亚诸国的贸易往来，导致财政锐减，并疏于对中亚地区的经营。支持唐帝国的宗教体系与贸易体系一旦崩坏，终于触发了安史之乱。
来自斯基德穆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的欧锐恩(Ryan Overbey)利用中国佛教的历史和佛教徒传记勾勒出突厥人对于佛教的支持，并以来自健陀罗的僧人阇那崛多 (Jñānagupta; 523-601)为缩影探究了在北周灭佛时期突厥人在对佛教典籍的保存和传承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兰州大学的魏文斌以高僧帛法祖、法祚兄弟的遇害为关注点，从文献记载、帛法祖兄弟遇害及其译经与著述情况，以及陇右羌胡的佛教信仰与供养等多个方面，探讨了3世纪后期至4世纪中国北方佛教的发展情况。他指出，秦州地区与关中地区的交通以及文化密不可分，这为后来十六国北朝时期秦州佛教及其艺术深受关中佛法的影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麦积山等石窟的图像反映了关中地区佛经及佛教信仰对秦州地区的深刻影响。
物质文化、书法与诗歌
浙江大学的张涌泉为我们介绍了敦煌残卷的缀合方法论，而这项巨大又细致的工程所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也不言自明。他指出，现存敦煌卷子约六万多号，其中大约六千至八千号皆可缀合。目前此项工程进展甚速，已经完成了约略四千至五千号的缀合工作，恢复了许多件写本的原貌，也厘清了原本模糊的写本信息，委实令人惊叹、振奋。
来自斯坦福大学的黄爱伦(Ellen Huang)重点介绍了作为受到丝绸之路流动性影响的瓷器发展历史，她指出瓷器中蓝色的引入是与白瓷的发展相平行的，进而报告了中国瓷器在连结文化与历史的重要作用，以及其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原材料全球化结构网络的形成的重要影响。
北京大学的史睿报告了题为《唐代书法文献的东传——以最澄和空海为中心》的研究。空海在长安求学，最澄则在台州、越州一带求法，他们携回日本的书法文献性质及内容亦有差别，由此也可以看出唐代两京与江南越州、明州、台州等地书法文化的差异。具体言之，空海得到了唐玄宗、王羲之、欧阳修等人的墨迹或模本以及颜真卿、徐浩等一流书家的拓本，更有机会亲炙韩方明，学习当时最新的书法技巧。而最澄所得皆为拓本，全无真迹或摹本，且多为越州、台州本地的碑帖。空海入唐之时正是各种书法新样式、新技法不断涌现的时代，他所留下的详实记录传至日本，为今天我们考察唐代书风、书法提供了重要线索。
南京大学的卞东波考察了中国诗僧文集传入日本后所出现的各种注释本，指出不少在中国本土失传的诗僧文集在日本则多见翻刻、注释本，于重现文本有重要意义。而这些注释本的作者基本都为江户时期的日本禅师，故而可以“以释注释”，学术水平较高，颇值参考。
来自旧金山大学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的斯定文 (Stephen Roddy) 探讨了从多摩川到玉龙喀什河，诗歌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发展。他着重考察了竹枝词中固有的其他语种 (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吴方言，韩语和日语) 词汇及语法的合并，这一特征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极为特殊的，也使之成为传达泛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地区文化的强有力的载体。
教育、交通与信仰崇拜
来自复旦大学的余欣指出，典籍流布是精神文化领域的深层次交流，其意义迥异于物质文化传播。《汉书》作为贯注正统论意识形态的官方史学代表，沿着丝绸之路在西域广为流传，是非常值得深究的“历史大事件”。论文首先对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汉书》、《汉纪》及相关写本作了考证，讨论它们的传抄状况。目的在于将写本文化引入社会史研究，从经典文本的社会化制造的视角加以考察，超越将出土文献仅仅视为史料加以运用的固有立场，试图通过文本分析，将文本重置于其产生与流通的历史语境之中，探讨各种抄本背后撰述者和传抄者的立场与意图，发掘其深层内涵。接着，从知识的获得与利用方式的角度，对精英传习《汉书》之学的实态进行了考察，讨论了职业历史学家、武将、胡人、妇女的学习方式，并揭示了《汉书》在学术活动中的实际运用和在人生实践中所发挥的道德教化功能。进而通过对蒙书、类书、俗文学等材料的分析，考察经典知识和历史意识又是以何种方式转化为实际的、日常的、地方性的知识和集体记忆，进入一般人的思想与生活领域，成为一种通俗文化。
来自威廉姆斯学院的倪健（Christopher Nugent）探究了敦煌地区精英家庭的教育情况。虽然地处偏僻，敦煌的许多精英家庭仍然和京畿维持着文化连结。他指出敦煌的精英家庭教育更多地集中在寺院，精英家庭将孩子送到寺院作为在家的学生学习。著名的17号洞窟中的恢复的诸多材料（包括千字文，雑抄等）成为了他们阅读、抄写的资料。通过对文本内容及物质层面方面的考虑，可以深入了解到从都城到敦煌以及其他地区的中世纪教育实践。
来自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的乌兰主要研究了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从加德满都到北京的、以书信为形式的佛教网络。她着重探究了题为“中国佛教史”的非寺院原稿的产生和接受，并旨在寻求在宗教网络和贸易网络交融下的知识的产生与传播。
来自哈佛大学的南波マリ子 (Mariko Namba Walter) 主要研究了在和田以及前现代中亚的维吾尔人对于《法华经》及观世音菩萨的崇拜。南波指出主要有两种与《法华经》相关的现存维吾尔文字文本。其一是提婆达多的章节手稿，其二是与观世音菩萨相关的文本；《法华经》最早是由印度（或健陀罗）传教僧人经由克什米尔等中亚国家传播而来的，但真正对此经的信仰崇拜则是根植于中国。
专题报告之外，每场的点评及问答环节亦精彩纷呈。学者们分享各自掌握的资料，提出富有创见的问题，使报告内容更得深化。来自东亚、北美及欧洲的与会学者专攻广涉宗教学、历史学、佛教美术、艺术史、考古学等多种领域，讨论材料涵括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地域的文本、图像、石刻等资料，现场呈现出许多精彩的碰撞与交流，是一场跨学科协作的国际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