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品大明宣德霁蓝釉留白鱼藻纹碗（金立言日本回流的清瓷瑰宝）
真品大明宣德霁蓝釉留白鱼藻纹碗（金立言日本回流的清瓷瑰宝）毋庸赘言，从雍正到乾隆初期，景德镇官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雍正十三年（1735）唐英《陶成纪事碑记》记录有多达五十七种彩釉技术，直接展现了当时技术水准之高。这是基于雍正帝高雅细腻的艺术美感，以及年希尧、唐英合力达成的结果。江西省景德镇所设官窑当然也是隶属造办处的地方分部机构之一，其在《活计档》有详细的记载，与“珐琅作”等作坊一起，以“江西烧瓷处”和“江西”的名义记录了相关事宜。因此，由内务府官员管理景德镇窑务成为雍正以来的通例，雍正四年（1726）成为内务府总管的年希尧（？-1738），以及后来的唐英(1682-1756)也以内务府员外郎的头衔于雍正六年(1728)八月赴任景德镇的。▲ 图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纵观整个清朝，宫廷相关的美术品、工艺品、调度品的制造工作始终由造办处负责。造办处隶属于内务府，因康熙初年置于紫禁城养心殿内，亦称
日本回流的清瓷瑰宝（15）——乾隆蓝地珐琅彩螭龙纹碗
金立言
【说明：原文（日文）载于日本《陶说》杂志2022年8月号，现由比罗冈翻译成中文。】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朝内务府造办处相关档案体量庞大。其中，雍正、乾隆两朝档案被整理汇编为《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图1、2005刊行），共五十五卷。自公布以来，我们对官窑瓷器等各类清代宫廷艺术品的研究有了飞跃性进展。而此连载中频频提及的《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后文简称《活计档》）则是收录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最主要的内容。因此本文将参照《活计档》的记录进行论考。
▲ 图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纵观整个清朝，宫廷相关的美术品、工艺品、调度品的制造工作始终由造办处负责。造办处隶属于内务府，因康熙初年置于紫禁城养心殿内，亦称“养心殿造办处”。此后，于康熙三十年（1691）移至慈宁宫南侧，康熙三十二年(1693)设立了制造各类器物和工具的“作坊”。综观《活计档》，作坊总数共达60余处，根据所作之物、原料以及工艺技法分门别类，多种多样。主要有画作、玉作、铜作、木作、珐琅作、油漆作、镶嵌作、匣作、弓作、砚作、眼镜作、做钟处、造经处、造屏风宝座处等（注 1）。
并且，隶属于造办处的作坊不仅限于紫禁城内所设，还包括北京市内的景山、圆明园，以及散布于杭州、苏州、扬州、广州、江西等地，其制造网络覆盖全国。
江西省景德镇所设官窑当然也是隶属造办处的地方分部机构之一，其在《活计档》有详细的记载，与“珐琅作”等作坊一起，以“江西烧瓷处”和“江西”的名义记录了相关事宜。因此，由内务府官员管理景德镇窑务成为雍正以来的通例，雍正四年（1726）成为内务府总管的年希尧（？-1738），以及后来的唐英(1682-1756)也以内务府员外郎的头衔于雍正六年(1728)八月赴任景德镇的。
毋庸赘言，从雍正到乾隆初期，景德镇官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雍正十三年（1735）唐英《陶成纪事碑记》记录有多达五十七种彩釉技术，直接展现了当时技术水准之高。这是基于雍正帝高雅细腻的艺术美感，以及年希尧、唐英合力达成的结果。
此后，为了满足乾隆皇帝对“新样”的执着追求，唐英设计了转心瓶等颇具技巧的鉴赏瓷器。同时，迎合皇帝的喜好，写有御制诗文的壁瓶也在景德镇御窑厂烧造，风靡一时。装饰技法方面更是推陈出新，在瓷器色地上刻划出状如针绣的缠枝花卉纹，即开发了所谓“轧道”技艺，景德镇官窑彩绘瓷器“洋彩”迎来全盛期。以上都是伴随着乾隆改元，给官窑烧造带来的新风，乾隆十年（1745）左右就已臻于顶峰（注 2）。
然而，雍正至乾隆初期，只有一种名贵彩瓷的制作最终并不是在景德镇完工的，那就是“瓷胎画珐琅”，即珐琅彩。正如前文所述，各作坊生产的器物及负责的功能是有所不同的，《活计档》中有关珐琅彩的相关记录也散见于各作坊记事档案。当然，相关记录虽集中于“珐琅作”（不仅是瓷胎，也包括金属胎画珐琅的生产），但存放珐琅彩瓷器的木匣制作属于“匣作”，而底座则是“木作”负责，横跨数个作坊。另外，在记载造办处各种杂事的《记事录》和《记事杂录》中也常常见到珐琅彩的字句。乾隆时期，因珐琅彩及洋彩器物一部分收纳于“乾清宫”，故而其相关记载也不容忽视。
因此，本文将聚焦《活计档》中与珐琅彩瓷器相关的记录。
- “本月初十日，怡亲王交西洋珐琅料，月白色、白色、黄色、绿色、深亮蓝色、浅蓝色、松黄色、深亮绿色、黑色，以上共九样。新炼珐琅料，月白色、白色、黄色、浅绿色、亮青色、蓝色、松绿色、亮绿色、黑色，以上共九样。新增珐琅料，软白色、秋香色、淡松黄绿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以上共九样。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将此料收在造办处做样，俟烧玻璃时照此样，着宋七格（内务府官役）到玻璃厂每样烧三百斤用。再，烧珐琅片时，背后俱落记号。闻得西洋人说，烧珐琅调色用多尔那门油，尔着人到武英殿露房去查，如有，俟画上用小珐琅片时，即用此油。造办处收贮的料内，月白色、松花色有多少数目，尔等查明回我知道，给年希尧烧磁器用。”——雍正六年七月《记事录》（图 2）
▲ 图2 记载珐琅彩原料制造成功的档案 雍正六年七月《记事录》
- “二月十九日，怡亲王交有釉水瓷器四六〇件（系年希尧烧造），郎中海望奉王谕：着收起”——雍正七年二月《珐琅作》
- “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对，奉旨：着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撰字言诗诵题写。（后略）”——雍正九年四月《珐琅作》（图 3）
▲ 图3 珐琅彩竹石诗文碗及其相关《珐琅作》档案记载 “雍正年制”铭(雍正九年) 口径14.2cm 故宫博物院(台北)
- “二十八日，柏唐阿邓八格、宋七格来说内大臣海望谕：邹文玉所画珐琅，数次皇上夸好，应遵旨用本造办处库银赏给十两。”——雍正十年十月《记事杂录》（图 4）
▲ 图4 珐琅彩山水诗文碗及相关《记事杂录》档案记载 “雍正年制”铭(雍正十年) 口径14.5cm 故宫博物院(台北)
- “司库常保，首领太监萨木哈持来白瓷胎画珐琅青山水小酒圆一对，白磁胎画珐琅荷花饭碗一对，白瓷胎画珐琅绿地长春花酒圆一对。传旨：著配锦匣盛装。”——雍正十一年五月《匣作》
- “白釉双耳瓶七件、白釉长嘴瓶十二件、白釉双管瓶十四件、白釉葫芦瓶八件、白釉蒜头瓶二十三件、白釉观音瓶十二件、白釉长圆瓶四件、白釉三级瓶十二件、白釉胆瓶二十一件。（中略）奉旨：将填白釉水（素白瓷）瓶俱烧珐琅；（中略）于本日催总邓八格将填白瓶共一百十二件领去烧造珐琅用。”——乾隆三年五月十日《江西》
- “将乾隆刻款珐琅器皿送进呈览。（中略）瓷胎珐琅大碗一对、瓷胎珐琅膳碗一对、（中略）持太监胡世杰呈览。”——乾隆四年十月二十日《珐琅作》
- “磁胎画珐琅合欢瓶”等瓷胎画珐琅共计十一对二十二件，“着配匣入乾清宫珐琅器皿内”。——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乾清宫》
- “瓷胎珐琅锦上添花人物盘一对，瓷胎珐琅锦上添花长方三阳盒一件。传旨：着配匣入乾清宫珐琅器皿内。”——乾隆八年二月五日《乾清宫》（图 5）
▲ 图5 珐琅彩西洋人物图盖物及其有关《乾清宫》档案记载 “乾隆年制”铭(乾隆八年) 长7.7cm 故宫博物院(台北)
- “交白瓷暗龙酒盅一件，白瓷靶盏二件（俱系头等，俱无款）。传旨：俱著烧珐琅，要急得。”——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珐琅作》
以上摘取《活计档》的记录，与两岸故宫博物院所藏雍正、乾隆的珐琅彩瓷器进行比较研究，其烧造背景及特色可总结为下文。
1、雍正时期珐琅彩的生产由皇帝自身主导，皇帝的喜好在器物层面反映明显。另一方面，负责实际事务的是其弟弟怡亲王允祥（1686-1730），也是当时的内务府总管之一。在雍正八年（1730）怡亲王去世以前，其名字频繁出现于《活计档》中，可知他参与了造办处各作坊的运营管理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传达皇帝命令、人事任免、工匠管理等多方面实务。在怡亲王之后，海望（？-1755）继任内务府总管。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承担了联结皇帝与造办处的重要职责（注 3）。内务府总管之下还有郎中、员外郎、笔帖式等数个官职，各自负责具体的宫廷之事。
2、珐琅彩虽在珐琅作赋彩，但使用的是景德镇官窑进献的白瓷胎，其数量颇多。雍正七年（1729）二月，进献有460件素白瓷。未曾使用的白瓷胎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 6）留存至今（注 4）。值得注意的是，景德镇官窑进献的素白瓷分为有釉与无釉（包括仅外侧无釉）两种，赋彩时的使用有所不同。《活计档》中也可见“有釉无釉白瓷器”“无釉白瓷碗”等相关记载。景德镇进贡的素白瓷皆无青花款，而是在宫廷内赋彩阶段写料彩款(用蓝色或红色料彩)。
▲ 图6 白瓷蒜口瓶(珐琅彩白胎，左图)和珐琅彩牡丹纹蒜口瓶(“乾隆年制”铭，右图) 均为故宫博物院藏品
3、康熙珐琅彩不曾见到画面留白部分配置诗文的形式，这是雍正以后的创新之作。《活计档》中多次出现雍正皇帝对“内廷恭造式样”工艺品的要求，而在器物上添加格调高雅的诗文正是一具象化的体现。关于诗文的书写，雍正帝似乎非常中意书法家戴临，同时《活计档》也记有数位绘制器物纹样画师的名字。其中最著名的是擅长山水图的邹文玉以及擅长水禽图的谭荣等，他们都从事珐琅创作。与之相一致的作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并于特展“金成旭映——清雍正珐琅彩瓷”一并展出。
4、景德镇官窑也使用了珐琅作制作的彩料。依据《活计档》雍正六年（1728）七月的内容可知，月白、松花二色给内务府总管年希尧“烧磁器用”。这是一则重要信息，乾隆八年（1743）唐英在《陶冶图册》“圆琢洋彩”项提及“所用颜料与珐琅色同”（图 7），说明景德镇官窑所烧洋彩瓷器与珐琅彩是使用了同一类彩料。
▲ 图7 唐英解说的《陶冶图册》“圆琢洋彩”中“所用颜料与珐琅色同” 乾隆八年
5、乾隆时期，珐琅彩上的人物图，特别是西洋人物图样成为流行。这是雍正时期未见的特征，表现出乾隆帝对西欧的浓厚兴趣。例如，乾隆八年（1734）《活计档》提到“瓷胎珐琅锦上添花长方三阳盒”，研究者将此与台北故宫所藏西洋人物三羊图盒（图 5）进行了比较讨论（注 6）。
6、珐琅彩瓷器的大规模烧造在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画上了句号（注 7）。究其背景，据《活计档》中相关记载可在，在乾隆十年（1745）左右景德镇官窑烧造的洋彩工艺之精湛，即已达到了可与珐琅彩相匹敌的水准。
那么，珐琅彩与洋彩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正如前文列举《活计档》的记录所述，珐琅彩是画师使用景德镇官窑白瓷胎赋彩后烧造。因此，宫廷屡屡要求年希尧及唐英提供素白瓷。与之相对，在景德镇官窑运用彩绘完整烧造的则为洋彩。前篇已提及，洋彩的名称初见于雍正十三年《陶成纪事碑记》，于《活计档》最早出现的洋彩瓷器则是乾隆二年（1737）八月“洋彩花盆”。
洋彩蕴含西欧的强烈影响。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中做了如下说明，“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羽毛、无不精细入神。”提到洋彩是模仿了西洋珐琅画法。具体而言，其纹样赋彩明暗层次分明，极具立体感。
那么，《活计档》中又是如何记载景德镇官窑烧造的洋彩的呢？接下来，笔者想讨论有关珐琅彩的重要文献。
- “太监高玉交洋彩红地锦上添花四团画山水瓷碗一件，传旨：着照此洋彩红地锦上添花四团花山水碗上山水花样做盂盘共。盂做有耳，与托盘或圆形或葵瓣形。”——乾隆七年九月十日《江西》（图 8）
▲ 图8 洋彩红地山水文碗、杯、杯托及相关《江西》条档案 “大清乾隆年制”铭(碗)(乾隆七年) 故宫博物院(台北)
- “谕旨：将此诗交与唐英烧造在轿瓶上，用其字并宝玺酌量收小，其安诗地方并花样亦酌量烧造。”——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唐英奏折（图 9）
▲ 图9 洋彩黄地御制诗文壁瓶及其相关《活计档》记载 “大清乾隆年制”铭(乾隆七年) 高19.2cm 故宫博物院(台北)
- “（唐英将烧造瓷器送到）大运上色，洋彩锦上添花尊、瓶、茶圆、茶盘合记六十二件。（中略）洋彩冬青地四团山水象耳尊二件（图 10）（后略）交园内总管。”——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记事录》
▲ 图10 青釉洋彩山水御制诗纹象耳瓶及相关《记事录》档案记载 “大清乾隆年制”(乾隆十二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从上述文献可一窥究竟，洋彩确为景德镇官窑烧造。乾隆七年（1742），乾隆帝将自己所咏诗文交于唐英，要求写在壁瓶上。同年的文献还记有，乾隆帝中意一写有御制诗文的状罐，命令今后在其他器种上也要写御制诗文。实际上，题御制诗文在除壁瓶外的各器形也颇为流行，其布局与珐琅彩所见的“诗、书、画、印”的设计可谓如出一辙。并且，唐英忠实迎合了皇帝的嗜好以及要求，乾隆十年（1745）前后烧造并进贡了大量题有御制诗文的洋彩瓷器。
本文聚焦于宫廷珐琅作赋彩的珐琅彩瓷器，对雍正至乾隆初期《活计档》中记录情况及其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不容忽视的是景德镇官窑烧造的洋彩瓷器的存在，两者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时常会遇到一时难以区分的情况。除了彩料、技法、设计等方面外，还有皇帝的嗜好、源于西欧的影响、活跃于造办处的传教士画家们、宫廷与地方间工匠的往来及交流等诸多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值得再思的是，景德镇御窑厂作为内务府造办处的地方分支机构之一，成为了连接宫廷与地方的重要桥梁。
最后，回到本文讨论的对象——图11所示珐琅彩瓷碗。蓝地上绘两条螭龙腾于花卉纹之间，图案上所施黄、绿、浅紫等色料令人赏心悦目。内底饰折枝牡丹纹，富贵高雅。圈足中心同样用蓝料彩书“乾隆年制”四字楷书款。并且，此对碗的另一只收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
▲ 图11 清乾隆 蓝地珐琅彩螭龙纹碗 “乾隆年制”铭 口径16.1cm 私人收藏
值得瞩目的是该件珐琅彩碗底所绘花卉纹样，在雍正时期不曾见是其特征之一。台北故宫所举办“风格故事 乾隆年制珐琅彩瓷”特展（图 12）中介绍了多件类似作品，碗内底常见运用细腻笔触描绘的各种花卉纹或是鱼藻纹。
▲ 图12 《风格故事——乾隆年制珐琅彩瓷》特展图录 故宫博物院（台北） 2021年
此珐琅彩碗是二十世纪早期十分活跃的日本石油大王中野忠太郎（1862-1939）氏旧藏。2011年6月，于香港佳士得“中国宫廷御制艺术精品”专场中亮相，以业界瞩目的高价释出。
附 记
“瓷胎画珐琅”，即珐琅彩的研究及鉴赏始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民国时期。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迫离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设立，着手整理紫禁城内留下的各类术品。此过程中，乾清宫侧殿端凝殿内的珐琅彩瓷器再度被集中发现。参与整理的杨啸谷于1933年出版了《古月轩瓷考》（图 13），这是第一本以珐琅彩（当时称“古月轩”）为专题的出版物。几乎与此同时，受袁世凯委任督陶的郭宝昌也对珐琅彩抱有浓厚兴趣，在他的著作《瓷器概说》（1935）中特设章节进行了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者中曾对珐琅彩进行研究的先驱有朱家溍、杨伯达、耿宝昌、叶佩兰、王健华等诸位先达。由于绝大部分珐琅彩被运到了台湾，因此台北故宫迄今数次举办相关特展，研究者辈出。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请参照注释各处。
▲ 图13 杨啸谷《古月轩瓷考》 北平琉璃厂海王村公园内雅韵斋发行 1933年
日本方面，东京国立博物馆、永青文库、藤井有邻馆等美术馆及个人也有珐琅彩器收藏。研究者尾崎洵盛、杉村勇造、小林太市郎、佐藤雅彦、长谷部乐尔、中泽富士雄等诸位先生则为珐琅彩研究的推广与推进尽心尽力。
注 释：
1、参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的《清宫造公所档案总汇》前言(序文)。人民出版社，2005年。
2、廖宝秀主编《华丽彩瓷一乾隆洋彩》图录，故宫博物院(台北)，2008年。另外，她的一系列研究：《是一是二——雍乾两朝成对的瓷胎珐琅彩》(2006年6月完稿)、《锦上添花话洋彩一兼谈珐琅彩、粉彩》(2006年7月完稿)等被收录在论文集《典雅富丽一故宫藏瓷》(台北故宫博物院，2013年)中。
3、陈国栋《怡亲王允祥与内务府造办处》，《金成旭映一清雍正珐琅彩瓷》图录，故宫博物院(台北)，2013年。侯皓之《恪慎勤谨从档案论海望其人其事与在造办处的作用》，《故宫学术季刊》第30巻第3期，2013年。
4、高晓然《珐琅彩烧造过程中的几件物证——从景德镇到皇宫》，《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48期，2010年。
5、余佩瑾主编《金成旭映一清雍正珐琅彩瓷》图录，故宫博物院(台北)，2013年。另外，由他策划的乾隆珐琅彩特别展“风格故事一乾隆年制珐琅彩瓷”也于去年在台北故宫举行。以下列出他的相关研究：《唐英与雍乾之际官窑的关系以清宫珐琅彩瓷的绘制与烧造为例》，《故宫学术季刊》第24巻第1期，2006年、《唐英监造转心瓶-花朵方块相关问题》，《故宫学术季刊》第31巻第4期，2014年、《丹青之外——郎世宁拍摄乾隆朝画珐琅装饰文样的层面》，《神笔丹青一郎世宁来华三百年特展》图录，故宫博物院(台北)2015年。
6、施静菲《日月光华一清宫画珐琅》，故宫博物院(台北)，2012年。
7、周思中《清宫瓷胎画珐琅研究1716一1789》，文物出版社，2008年。
THE END
| 金立言博士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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