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第一次结集与第二次结集（近现代汉传法师出家因缘录）

佛教的第一次结集与第二次结集（近现代汉传法师出家因缘录）佛陀出家就是在婆罗门教和沙门思潮下进行的修行实践行为。佛陀本身及僧团一直处在托钵乞食、大居士供养、国王护持的游历式说法传教过程中，尽管后期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如笈多王朝兴建的那烂陀寺，但总体来说大部分僧众还是保持着古印度原始的生活方式。这种“动态式”的传教习惯一直流传到了汉地。在古印度，佛教未诞生之前。婆罗门教的信徒一生的轨迹是在年幼时拜入师门进行学习，成年后回家结婚生子完成社会义务，年老时退隐山林过着游方生活。佛陀所处的沙门时期，修行者采取的是相对于婆罗门教更加“精进”乃至严苛的方式，长成以后直接进入禁欲、苦行的修行状态。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正如上面说的，所谓“开悟”是一种体验性的存在，历代的高僧传和僧人神异故事连篇累牍，就算把这些“开悟瞬间”集结起来，也无非是又多了一本“传奇”罢了。说“开悟”多少有些不接地气，说“出家”又会充斥不少争议。且不要急着抬杠“开悟”与“出家”的先后问题，也不要着急

学佛者尤为重视两点，一是精进实修，二是明心见性。

对于初学佛者却关心，一是如何入门，二是何时开悟。

看似前者与后者描述的是同样的两个问题，其实相对来说后者是个伪命题，“入门”靠的是精进，“开悟”靠的是体验，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问题又何来“如何入”与“何时开”呢？

“入门”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开悟”给人的感觉又总是玄之又玄的。试想一下，如果把人们心目中的历代高僧大德的“开悟瞬间”全部集结起来，是不是就拥有“开悟大全”或是“成佛秘籍”了？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正如上面说的，所谓“开悟”是一种体验性的存在，历代的高僧传和僧人神异故事连篇累牍，就算把这些“开悟瞬间”集结起来，也无非是又多了一本“传奇”罢了。

说“开悟”多少有些不接地气，说“出家”又会充斥不少争议。且不要急着抬杠“开悟”与“出家”的先后问题，也不要着急罗列“出家”的殊胜功德。一直以来，僧人出家的过程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但其实这个看似敏感的话题，其中所揭示的现实意义与人文关怀，比“开悟”来得更加真切。

谈及“出家”就要追溯这一行为的源头。

在古印度，佛教未诞生之前。婆罗门教的信徒一生的轨迹是在年幼时拜入师门进行学习，成年后回家结婚生子完成社会义务，年老时退隐山林过着游方生活。佛陀所处的沙门时期，修行者采取的是相对于婆罗门教更加“精进”乃至严苛的方式，长成以后直接进入禁欲、苦行的修行状态。

佛陀出家就是在婆罗门教和沙门思潮下进行的修行实践行为。佛陀本身及僧团一直处在托钵乞食、大居士供养、国王护持的游历式说法传教过程中，尽管后期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如笈多王朝兴建的那烂陀寺，但总体来说大部分僧众还是保持着古印度原始的生活方式。这种“动态式”的传教习惯一直流传到了汉地。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佛教与汉地文化、汉地信仰、汉地政权的调和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的之前的酝酿时期，正处于秦汉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政权由封建分权转向专制集权，管理由氏族宗亲转向官僚政治。

如果说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地理上的大一统，那么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思想上的大一统。

历经二百余年以后，地理上大一统的中国进入长达三百六十年的分裂，思想上大一统的华夏也被黄老之学与浮屠之教分去三分之二。

自此，佛教与儒、道三家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僧人这一社会群体也被确立起来。在佛法备受隋唐王朝的推崇以后，各大宗派纷纷出现，佛教在中华大地俨然已经形成气候。

长期以来，由于天生自带的士大夫佛教与文人学佛的“高贵”属性，就算是经历了“三武一宗灭佛”也无法阻挡佛陀这扑面而来的“觉者”气息。

终于在大唐时期，佛教发生了两件大事，一者是禅宗确立，二者是百丈清规。前者是佛教中国化的思想产物，后者是佛教中国化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禅宗不仅占据了教理的“制高点”，又有“根据地”意识，禅门自然最广大，子孙何止半天下。

百丈清规的“普请制”也即“出坡制度”，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改变了传统托钵乞食的行为，让佛教在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存在得到了保障。然而，由于大量僧人驻庙，导致僧人拥有庞大的耕地和寺产，僧人无形中成为了“地主”，这也为后世对寺僧的诟病留下了隐患。

世俗化是宗教发展的必然结果，佛教也不例外。

佛教在与本土文明拉锯的过程中，不免出现与儒道之争后的“自我修正”。除了教义上的互相借用互相诠释以外，地位较高的儒家注重子嗣讲求入世，道教在这方面就相对宽松，而佛教某种程度上就处于伦理的尴尬境地。尽管佛家也拿出经典佐证自己也是尊崇孝道的，但毕竟是不能娶妻生子。

尽管元代佛教没有被打压，但是包括汉地以外的佛教传承及各类宗教充斥社会，加之佛寺的扩张导致围绕佛教经济关系越来越庞杂。明代以秘密宗教起义立国，获得政权后不分佛教与附佛外道，均遭受无差别打击。清顺治以后，废除最后的名义上的防线“度牒制”，当和尚的门槛越来越低。

原本在宗教传播的过程中，就要解决更广泛的传教与保持教义纯洁的矛盾，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政治”“经济”支持，没有足够权威统摄佛团的组织形式与规范，又丧失了佛法核心义理的传承能力。明清以后多数人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纷纷投身科举追名逐利，沦为政权的工具与世俗的宠儿。

为了发展教徒，僧人们很自然地开始接收没有文化的贫民甚至犯罪人士，有的还会采取欺骗恐吓的手段蛊惑认知薄弱的群体；为了生存或者所谓的“护教”，僧人们“被迫”热衷于从事经忏佛事、堪舆看相乃至非法敛财，以至于给人一种毫不违和的江湖气息。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明逐渐渗透，西方传教士大肆传教；甲午海战失败，日本民族主义高涨，日本维新蔑视华夏。中华大地上的仁人志士开始从思想上反思，都不约而同地找到了佛法，一时之间各路人士开始钻研佛典是为显学，他们坚信佛法之中有调和东西文化的秘钥。

祛除迷信、摒弃偏见、延续教理、直指人心；僧人卫教、大德传法、居士研佛、学者思哲。一派景象，前所未有。

近现代汉传法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家、学佛、弘法，走上复兴佛教荷担如来家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