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克沃尔科特诗集（德里克沃尔科特）

德里克沃尔科特诗集（德里克沃尔科特）撩动着他周围的空气读的人就流露出一行行的欢欣艺术就是这个奇迹。或者说，人这种神奇的生灵，和艺术结合起来时，能获得的超越阶层、文明代差的力量比通常想象的大得多。一开始这男孩承继父业，学习绘画，开发了心灵视觉。之后通过诗歌，找到了更强、更自我的声音。在他后来的自传长诗《另一生》中，他记录最初读到一本诗集的神秘瞬间：每过一行

撰文|王志军

另一生：诗人的诞生

先来想象一个场景：整整90年前，遥远的东加勒比海向风群岛中部，一座被称为圣卢西亚的火山岛上，诞生了一个黑白混血的小男孩。当时那里还是英国殖民地，为茫茫大海包围，远离大陆和主流文明，居民是各移民种族的混融，没有完整的传统、文化、历史，闭塞、原始、混乱，可以说是一片虚无。如果不是因为地球是圆的，那里多半会被认为是世界的尽头。而这个小男孩，婴儿期就失去父亲，由当教师的母亲养大。他会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呢？

这很令人好奇。面对极端的落后和匮乏的教育，他成长中如何摆脱普遍的命运而获得更高的视野呢？看起来困难重重，几乎没什么希望。就像他多年后回忆的，缺少文化滋养，“秧苗随意插入土壤，其扎根的深度与种族绝望的程度成反比。”要想在贫瘠中长成大树，非要点奇迹不可。

艺术就是这个奇迹。

或者说，人这种神奇的生灵，和艺术结合起来时，能获得的超越阶层、文明代差的力量比通常想象的大得多。一开始这男孩承继父业，学习绘画，开发了心灵视觉。之后通过诗歌，找到了更强、更自我的声音。在他后来的自传长诗《另一生》中，他记录最初读到一本诗集的神秘瞬间：

每过一行

读的人就流露出一行行的欢欣

撩动着他周围的空气

就从这本书里，另一生恍若重新开始。

这个另一生，是他作为诗人，而不是社会人的一生。其开端是自我觉醒，投身艺术的新生——诗人的诞生。从此男孩看待这个世界，就有了一种更高的视野。现在读者应该知道了，这男孩就是沃尔科特。成年后，他在《安的列斯：史诗记忆之碎片》中的一段话正好对应了这重生的瞬间：“现在，一个男孩打开了练习本，心怀感恩的喜悦，又有些受宠若惊。他在页边的限制下，写下一行又一行诗；那里或许闪耀着无名岛山顶的光，珍藏着我们的微不足道。”无名岛，微不足道——被漠视的地方和事物。可对诗人来说，这就是他的全部。

我们必须得再次强调他面临的环境：没有传承，欧洲文化是陌异的，对群岛既有蔑视，又有令人不舒服的驯化。当地仅有的文学，更多表达着控诉与绝望。失忆的历史和当下的沉重，梦魇般压着每个在那儿生活的人。要想开创道路，一切都要自己摸索。

好在那里有丰富、绚烂的事物，艰难却真实的生活。在失忆的国度，所有东西都值得被记忆。他要做的，正是为这一切未被命名的事物命名。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另一生》的结尾说的就是这种感受：

我们有福了，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处女般、不曾涂画的世界

我们拥有了亚当的任务，为万物命名。

面对纷繁的有待命名的事物，其激情和振奋可以想象。于是我们读到，《热带动物寓言集》中的炫目的博物志，《圣卢西亚》对村庄、动植物不厌其烦地罗列，《星苹果乐园》透过海岛看世界——他在这些事物上倾注想象和隐喻，赋予它们独特个性。他也一直关注那里正发生的事：人民、分裂的文化、族群的命运。

这就让诗人的诞生，有了双重含义。一方面是亚当式命名的开始。在蛮荒海岛，带着惊奇清点一切。命名在他这儿有特别蕴意，有文明传承的诗人没这么多未被书写的事物。为此，他把各种技巧，隐喻、方言、叙事等，都用在了他开创的事业。另一方面，他感到自己必须为正发生的事担起责任。要寻求改变，单靠个人太过艰难。但脆弱的心灵，以良知驱动，同样能赋予现实以历史感：不只沉浸于事物的美，还深刻领悟其内涵，及其与人的处境的关系。

亚当、克鲁索、上帝

随着他的成熟，那种最开始就现出端倪的身份意识，凸显了出来，成为他创作的一条主线。

他身上的黑人血脉和热爱的英语带有的宗主国色彩是有冲突的。“我如何能无视非洲，又能活下去？”

就像童年进入青年，身份焦虑带来忧郁、痛苦、迷茫甚至绝望。但这一点他无法选择，必须接受。他意识到西方文明和加勒比海本质间的巨大鸿沟，西方语系中加勒比不可能被准确描述。当地人都面临同样的困境，向往变革又渴望和解。可以说，身份中内含的冲突，构成了他诗歌的原生动力。

克罗索成了他表达身份意识的一个象征。这个笛福小说中的人物，流落荒岛，身陷没有文明历史的虚无之地，也因此获得了命名的初始特权。这和诗人内心感受是对应的，一种包含着苦涩的幸福：“感谢你们被逐出伊甸园后，带我领略了另一个乐园的奇妙。这就是我继承的遗产，你们赠予我的礼物。”《漂流者》《克鲁索的日记》《克鲁索的岛》等直接写克鲁索的诗，通过原型改写，反思了加勒比地区的民族性和尴尬处境。亚当是乐园中的命名者。而克鲁索，第二亚当，是一个文明世界的遇险者，历史被割断，处境更荒凉。他不能只靠亚当那种无忧无虑的纯真来看世界，发现诗意，而要从新的处境中出发创建新天地。

而这个新开创的世界，必然是西方认知所不习惯的。他笔下的加勒比事物变成了主角，那些丑陋、平庸的人，变成了平民英雄，史诗人物。《另一生》中他自问：“为什么要为这些哑巴的事物哭泣？”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世界，不写，就永远消失了。

他从未摆脱克鲁索那种巨大的孤独。在世界各地旅行生活，似乎只让他更渴望家乡。在英格兰游历的诗《火车》：“有一半的我，还在家乡。”身份焦虑无法通过远离得到消解，写于美国的《北方与南方》：“当我从小地方的药店，收到找回的零钱，/收银员的指尖，依然对我的手，畏缩不前/仿佛她的手会被它烧焦——好吧，没错，我是猴子。”而在《纵帆船“飞翔”号》中，身份意识的反思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人和故土的关系，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使命。他终生带着这样的身份感和对加勒比的忠诚，将焦虑转化为创造力，以人类的爱慢慢平衡孤独带来的疯狂。即便是无法带领民众提升的苦恼，也因诗中逐渐成型的新加勒比而部分地缓解了。

于是这个加勒比的命名者，第二亚当克鲁索，变成了上帝，或者说：诗人沃尔科特。他比克鲁索在更高的层面，为其造物注入思想和性格。他晚期的诗轻盈，凝练，开阔。始于《仲夏》，在《浪子》《白鹭》等诗集中愈加明显的焦虑缓解后的自如，意味着使命即便不能说最终完成，也带来了一个更好的结果：和解。

一种新语言

语言作为诗人的命名工具，效力在其独特性。

正如沃尔科特自己说的，“要想摆脱奴役、获得拯救，就必须铸造一种超越模仿的语言，一种具有启示力量的方言，让它为万物命名。”诗人当然是要做语言的发明者，革新者。但沃尔科特的情况，因他私生子般的感受而有些复杂。在英语特别是古典文学的继承权上，他多少感到有点不合法。他强烈渴望创造新的语言。

为此，他发明了一种充满新颖隐喻和加勒比词汇的英语。用这种带地方色彩的新语言，为本地争取发声的机会。他从不用已有的象征去规定事物，而是发现事物之间新的联系。他的诗歌语言，高度凝练，有着散文的明晰，也有着绚丽的繁复。

清晰是他一开始就抱定的追求。在《群岛》中他自言“写的诗句，犹如清爽的沙，晴朗的阳光，平白如一杯岛上的淡水。”在写克罗索的诗中称写诗是“木匠的工艺”。散文的清晰和逻辑，是他的文风中重要一面。值得强调一下，他追求清晰，也从未放松修辞要求。他有一套处理现实的独特手法。如《游廊》，虽是写实，但不靠事件而是靠想象和情感推动，事实被打散，只有最重要的画面拼贴镶嵌到了诗绪中。有日常性，但反情节，他追求的是高度艺术化的语言，不允许诗句过于琐屑，对精确表述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涉及了他语言另一方面：隐喻。这也是他诗歌的核心特征之一。隐喻在他这儿是个人化的庞大系统，借助歧义、含混和矛盾表述，获得更深层的指涉。读者很多时候像置身意象的森林，各种奇异果实装点小径。每个果子都是一个谜语，指向小径尽头隐藏的答案。他诗中最平常的经验，也体现着想象的绚丽。同样，痴迷意象也从未放弃逻辑的清晰，椰子、海鸟，黑与白，都有明确指代，一次狂欢节的表演，实为表达着政治思考。这是他命名的一个方式，让平白获得内涵，带读者在更高层级理解这些事物。

独自创造一个隐喻体系，包含很大的危险。这又让我们想起那个小岛上的男孩。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所有事物都有独特、崭新的含义，这是他语言体系的词汇基础。对他而言，隐喻不是象征，而是交谈。每个诗人都是从无知开始，都要经历每个名词重新命名的痛苦。他的语言，分担言说的痛苦，和创造的欢乐同时到来。

最终，他达到了一种糅合着隐喻和复杂技艺的明晰。他的风格就像大海中的冰山，海面之上清晰直观，但只占十分之一。水下意蕴丰富，必须用心探索才会发现。这种风格，繁复的隐喻和修辞，与清晰认识反复交织，兼具火山的爆发力和大洋超日常的深邃，令他那些巨作绚丽精致、宏大深沉、绵延诡谲。并在某些时刻，达到诸如《幻影和平之季》中崇高的体验和认知。

它们季节性的迁徙，就是它，爱，但除此之外，

它没有季节，从它们降生这一崇高特权中，

对于没有翅膀的人们，有什么比怜悯，还要明亮，

在它们之下，他们共用着窗间和房中的黑洞

而它们越升越高，用无声之声，牵起那网

在一切变迁之上，背叛了坠落的太阳，

这一季，持续一刻，犹如停顿

在黄昏和黑夜之间，在狂怒与和平之间，

但为了我们大地，为了这样此刻存在的事物，它已持续良久。

繁复的比喻、想象，在激情释放中，达到现实的神秘之境。这样的时刻在沃尔科特诗中很常见。有时，其罗列和铺陈到了令人厌倦的程度，这恰恰是他强大命名力的一部分。而那个小男孩的声音，成长为强壮的男性声音。他的总体史诗，成为了加勒比历史记忆的母本。

世界的光

群岛有着乐园般美好、原始，现实中又是失落的乐园。沃尔科特以艺术抗争，重建第二乐园的努力包含的艺术伦理，是真正的人性关怀。他写出了一种高贵、带着怜悯和爱的诗。

在努力发出本地声音的同时，他一直有种亏欠。感觉自己的艺术好像利用了圣卢西亚人。虽然艺术能带来的直接改变很少，但他能做的，只有靠诗歌来冲和现实中的分裂。如诗中说的：“海鸥，搜寻着海边/盘旋，像我们的生命，寻觅着值得怜悯的东西。”这种观照在《世界之光》中达到极致。在耐心、冷静地描述了那些工人、妓女等最底层的人们之后：

我转身，藏起我的泪水。

他们别无所求，我什么也给不了他们

除了这个东西：我称之为“世界之光”。

最后的泪水，同情和爱，完成了这首诗。世界之光四字用了引号，指它的标题，即这首诗。诗歌的功用，在于它自看似无能为力处，以爱弥合着整个世界的伤痛。当艺术赋予蛮荒以人性，改变就已经发生了。这也是他在《爱复爱》中探讨的话题：必须回到自身，才能从失去的现实之爱中得到本质的爱。他的诗地域色彩极浓，也因此更易上升到普遍。他书写的加勒比事物，成为对人类文明的整体反思。他写种族关系，进行政治批判，对看不到出路的现实表达幻灭不满，又把人民塑造成英雄。他既不放弃建设本土文化，也不对西方一概否定。尽力去弥合分裂，这在当地反西方的潮流中是勇敢行为，要承受更多压力。

世界之光是贯穿他整个写作的意象。美是世界之光，爱和人性也是。他承认人的脆弱和怀疑，也相信艺术的建设能力和爱的强大。在他的诗中，一直有着对世界的好奇和赞美，写出了人身上的神性和世界的光彩。从《鲸，他的堡垒》中的“我赞美这不可思议之物”，到《大海鲢》，发现残酷和美共存，通过儿子的天真视角和对自然法则的顿悟，道出生命的本质。一切事物都有美的一面，最卑微的也含着神性光辉。这就是在他的《另一生》的结尾宣告过的：

我们拥有的一切，并不古老得难以创造，

就把你那粗糙的木头之星高悬于万物之上

它的光芒就由可朽的微暗之火化成。

个人与历史

作为惠特曼、聂鲁达的同路人，孤独大陆文明的创造者，沃尔科特的历史意识是一种深入骨子里的感受方式。在《星苹果王国》的开头，最简单的场景都带着历史眼光：

旧日田园牧歌的残片还存在于

这座岛的郡中，那里的牛群，饮着

古老天空里自己的一汪汪倒影，

是那时留下的残片，那时的风景还复制着这样的主题：

“赫里福德牛，日落怀河谷。”

田园牧场和英国牛，都是此刻视野对殖民历史的回顾。他对群岛爱恨交织，但相信“我走出的路会变革他们的思想。”

一个人能够创造一个地方的历史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真的成功了。

这归功于艺术自古以来的功能之一：创造并保存记忆，为人类描绘精神生活图景。文学是更高层面的现实。正如他自己说的，“西印度群岛的强盛，其希望在于艺术。”加勒比的事物和现实，随他的诗纳入到了艺术史，即文明史之中，增加了文明的维度。这种维度极宝贵，因为它从弱者出发，带有更多人性和怜悯，更新鲜的进取精神，丰富了现有的世界观。它构成了理解世界的新视角，让主流文明避免在获得强势统治地位时陷入傲慢的封闭和一元，或因活力不足变野蛮、自我委顿。新的维度是文明生命力的来源之一。

也归功于他孤独的勇敢。从诗歌的角度，历史不是大事记，而是这地方、人的痛苦、困境、希望、梦幻。他明白，在一段生命意识前，一座大楼的坍塌并不是更了不起的事。普鲁斯特的个人史，也不比同时代法国政治变迁更不重要。不是重大事件，而是心灵精神生活，构成文明的根基。他的诗不是为了记录，而是追问意义。他的悲剧意识，将内心的冲突上升到了人类文明的高度，他的个人生活史，也就成了西印度群岛族群的成长自传。

还归功于他反虚无的正面哲学。他的诗，很少反讽。他勇敢站在生活对面，带有《星》中“与我们心中的极恶较量”这样强烈的正义观念，他以《星苹果王国》《奥麦罗斯》替最弱小者发声，写族群命运，如同荷马史诗、贝奥武夫一样，是古老的诗人使命的复活。

《沃尔科特诗集》，译者：鸿楷，版本：上河卓远|河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

在个人和历史之间，诗歌构成共同的心跳。一方面，在历史之中，个人如胚胎一样成长，接受文明滋养，继承传统，结出文明果实。另一方面，个人借诗歌背负、反哺历史。以人的悲痛挣扎写出文明困境，以人的爱和赞美带来希望。

在这一点上，后者更让我们振奋。一个更理性、文明、艺术的世界，让我们相信生命的意义，提醒我们弱小的一方拥有的权利，和精神生活的价值。

……当我写下

这首诗，每一段都会浸在海盐中；

我会拖着每一行，将它打结，使之绷紧

如这副索具的缆绳；在单纯的言辞间

我普通的语言如风飘过，

我的一页页纸就是纵帆船“飞翔号”的帆。

《纵帆船“飞翔”号》中这段诗喻示了他一生的写作。浩瀚的历史淹没一切。在哑巴般的海岛，潮汐日复一日磨洗着岩石。而个人的声音，诗歌，在虚无的大海上出现。每一行诗，都是浸了海盐的缆绳，越绷越紧，语言之风助力，诗歌之帆扬起。我们远远看到它的影子，感到心也被那缆绳绷紧了。因为“词语中包含的历史之痛”，为我们共有，而帆影是诗带给我们的最后的希望和慰藉。

撰文 | 王志军

编辑 | 宫子

校对 | 赵琳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