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词的渊源和厚重的丰富内容（彰显高远切实的研究气派）
中华诗词的渊源和厚重的丰富内容（彰显高远切实的研究气派）有关唐诗的各种现象、规律、逻辑，原本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像恕诚先生这样予以精深揭示的却并不多见。原因在于，恕诚先生对科学理论有深入体会，对世道人情有深切体察，对作品本身有深刻体认，而这尤为今天的古典文学研究所应重视。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更多强调“诗穷而后工”，后来曾一度将二者的矛盾对立提到不恰当的地步。《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则不仅详论特殊的高层政治体验给李杜诗歌创作各阶段各方面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且由此拓展至诗史演进全局，得出“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唐诗反映了深广的时代生活，但若认识仅及于此，甚至以为“唐诗最优秀的部分基本上不出怨刺讽喻的范围，价值似乎就在于它对当时社会的揭露”，就未免狭隘。《唐诗所表现的生活理想与精神风貌》重点关注唐诗对生活美与精神美的书写，揭示出“唐诗以前所未有的艺术
【光明书话】
作者：王树森（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唐诗研究，源远流长，确实几乎没有哪一块稍具价值的领地未被前人时贤留意过。尽管如此，似是而非者有之，语焉不详者有之，未遑深究者亦有之。著名唐诗研究专家余恕诚先生（1939—2014）在逾半个世纪的教学科研生涯中，特别是1970年代中期以后，既协助刘学锴先生长期从事李商隐诗文整理，又独立撰写出《唐诗风貌》《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诗家三李”论集》等高水平唐诗理论研究著作。恕诚先生对许多问题的纠正、深化与开拓，使当代唐诗研究的品位获得显著提升。
日前，由恕诚先生生前工作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精心策划编选的《余恕诚唐诗研究论集》出版。该书共收其代表性论文18篇，集中反映了恕诚先生对当代唐诗研究所做的重要推进。
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更多强调“诗穷而后工”，后来曾一度将二者的矛盾对立提到不恰当的地步。《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则不仅详论特殊的高层政治体验给李杜诗歌创作各阶段各方面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且由此拓展至诗史演进全局，得出“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唐诗反映了深广的时代生活，但若认识仅及于此，甚至以为“唐诗最优秀的部分基本上不出怨刺讽喻的范围，价值似乎就在于它对当时社会的揭露”，就未免狭隘。《唐诗所表现的生活理想与精神风貌》重点关注唐诗对生活美与精神美的书写，揭示出“唐诗以前所未有的艺术力量，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在它繁荣昌盛期所呈现出来的生活美，也表现了这样一个时代中人们比较健康的精神状态”这一唐诗最重要的诗史价值。唐诗繁荣受到各种力量旁推交通，非精鉴深思而殊难捕捉。如20世纪60年代传出毛泽东主席喜欢“诗家三李”，但此前评论更多只分别注意到李白与李贺、李贺与李商隐之间的相似相通，至于“三李”何能被认作一个整体却未有深探。《“诗家三李”说考论》通过细致考辨，指出共同的“倾向写主观、写自我”“继承楚《骚》传统、多用比兴”“有才气，富文采”的艺术追求是“三李”得以被并称的根本原因。在关注唐诗纵向演进的同时，恕诚先生尤其重视不同文体间的互动互融在推动一代诗歌繁荣和具体诗人创作达到高水平上的支撑作用。杜牧称李贺诗为“《骚》之苗裔”（《李贺集序》），但长吉诗风所以瑰奇诡谲，单凭诗体内部承传变化难以解释其成因。《李贺诗歌的赋体渊源》集中考察“赋体进一步确立之后，以司马相如等为代表的赋家对于李贺诗歌的影响”，证实钱锺书所谓“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都在第二义”（《谈艺录》）的判断，从而在根本上破除笺释李贺诗歌穿凿附会的土壤。书中对唐代文学异体相生的多方展论，深具启示。
《余恕诚唐诗研究论集》
余恕诚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有关唐诗的各种现象、规律、逻辑，原本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像恕诚先生这样予以精深揭示的却并不多见。原因在于，恕诚先生对科学理论有深入体会，对世道人情有深切体察，对作品本身有深刻体认，而这尤为今天的古典文学研究所应重视。
革命未有离开科学理论的指引而能获得成功，学术研究亦然。恕诚先生一直高度重视理论学习，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从黑格尔到歌德，从梁启超、胡适到高尔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古今中外一切被实践检验的正确理论都被他自觉转化为审视古代作家作品的积极助力。他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本身是科学的，对它的曲解或假借其名号的某些功利主义做法，并不能损害它的光辉。”正是基于对文艺的终极价值在于表现真善美的认同，才注意到唐诗始终保持对生活健康一面追求的积极态度是其最可贵之处。也因为认识到事物总是在对立统一中辩证发展的规律，才看出初唐诗坛在百年徘徊中自蕴前进性的积极因素，从而得以重估宫廷诗苑对迎接唐诗高潮到来的历史贡献。本质上，唐诗是中国社会历史、民族性格的文艺结晶。如果不能对盛唐那个辉煌时代有正确理解，忽视李杜对于那个时代，对于那个时代涌现出的各领域杰出人物的真心倾慕，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他们对抗性的一面。由于充分考虑诗人的人生经历，考虑诗人对盛唐时代尤其是玄宗本人的特殊感情，作者才认为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犹如一幅充满眷恋的“盛世的招贴画”。盛唐边塞诗，究竟是呼唤爱国主义还是鼓吹穷兵黩武，过去往往莫衷一是。但由于注意到其中实有战士之歌与军幕文士之歌两种类型，作者对相关复杂性则有更近实际的认识。唐诗研究的一切结论，都来自理解作品，又终需由作品来检验。李白与长江地域文化之关系、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一味根据相关理论标签的指示，叠床架屋，看似七宝楼台，其实难免空泛，甚至经不起推敲。恕诚先生则坚持一切从作品出发，既宏观把握、高屋建瓴，又深入作品的最幽微处，所谓“细辨‘风色’，蹑‘风’追影”，无疑是最老实也最可靠的追根溯源之道。
作为新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代唐诗研究专家，恕诚先生以“他生未卜此生休”（李商隐《马嵬二首》）的献身精神毕生研治唐诗。他的文字，展示出一种植根于共和国沃土中的高远切实的研究气派。而浸润其中的理念情怀，尤其值得永远珍视。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14日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