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阿根廷(艾克拜尔米吉提)
现代文学阿根廷(艾克拜尔米吉提)2004年10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巴黎书展。那天随团参观凡尔赛宫,旅游大巴的门刚一打开,几位高高大大的黑人青年就围拢过来,他们每人手上都拿着几块手表,开口就对我说,大哥,买我的表。我很惊奇,随口就问,在那里学的中文,他们说,北京,二外。我一下乐了,北京二外的毕业生,在凡尔赛宫门口兜售手表。我说,是什么表。他们说,雷达表,深圳的。中国电子产品就是这样随着中文走向世界。2000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登上纽约双子座摩天大楼的110层,忽然迎面遇到一位美丽的黑人姑娘冲我招手,过来,帅哥,买我的!她说。我一下惊呆了,她居然一口流利汉语,而且是字正腔圆的京腔!我问她,在哪里学的中文?她不假思索地说,北京,芳草地小学。语气中充满了一种自信和霸气。我当即就对同行的作家同行们说,咱们买这位姑娘的纪念品,就冲她这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同行的作家朋友纷纷解囊来买这位黑人姑娘展位的纪念品,大家一边掏着美元,一边心
语言的故乡(随笔)
(哈萨克族)艾克拜尔·米吉提
2018年1月,艾克拜尔·米吉提在塞纳河上
也许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喜好,我自小对语言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每听到一种新的语言,便会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遗憾的是,那是一个封闭的年代,没有像今天这样全面开放的时代环境,任何语言你都有可能足不出户便可以自由接触。所以,只能局限于你所处的生活环境,有限地接触语言。
有趣的是,我从草原爷爷奶奶那里进城上学,开始学习汉语,不知不觉第一学期已经结束,我已经学会用汉语口语和同学们交流。寒假作业也完成得不错。第二学期开始了,以一种ā、á、ǎ、à的拼音学习四声发音方式,略显枯燥,却也十分有趣。那天中午放学,回家吃饭途中遇到一位维吾尔族同学,我们沿着路边的小河走着,天气暖洋洋的,嫩绿的小草已经冒芽,小河边上一片浅绿,真是一片春意融融。此时的草原也应该积雪融去,冰百合已经开过,牧草已经开始泛绿。那是一种多么美丽的旷野景色。你看看,春天已经到了。我对我的维吾尔族同学试图用维吾尔语会话。你在说什么?我的维吾尔族同学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我又重复了一遍:kuk lam kal di。我的维吾尔族同学问我,你说的kuk lam kal di是什么意思?我只好转换成汉语对他说,是春天来了的意思。他一下笑了起来,对我说,维吾尔语不叫kuk lam kal di,而是叫Ati yaz kal di。我以为把哈萨克语kok tem单词发音方式尾音浊化,便会成为维吾尔语,原来是我错了。这时我笑了起来,维吾尔语竞是这样称呼春天的,Ati yaz直译过来是早夏之意,语言的世界真是奇妙无比。而今过去了五十多年,这一切依然历历在目。
我的父亲是西医内科医生。他有一个习惯,喜欢把每一种新出的西药处方揣在上衣兜里,在家里一有闲暇时便会把那些处方拿出来仔细浏览。处方都是用拉丁文写成,同时还有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译文。我当时就很好奇,这些处方为什么没有中文呢?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我正在看《参考消息》,我的视线忽然被一篇文章所吸引。是一位香港学者所写。文章内容几乎是在悲叹,在一个1 一个0的时代,由于汉字笔画复杂繁多,已经进入不了电脑编程,我们将落后于电脑信息时代。我发现自己从来没有从这一角度想过这个问题,难道真的会是这样?好在那时写作我还面对的是15x20每页300字的稿纸,所以没有遇到太大困难,也没有产生那种落伍的挫折感。
1995年夏季的一天,北京市政协组织委员参观王永民的电脑公司,我记得是在北图新楼座二层。第一次见到这位王码五笔字型输入法的发明者,对他充满敬意。原来当那位香港学者几乎悲叹的同时,王永民却在河南埋头苦干,探索汉字输入电脑编程之路。现在很多人已经忘却王永民是何许人也,但是,现行两百多种汉字输入法,基本源自王码五笔字型输入法。王永民这位饱受河洛文化的熏陶者,创造的王码五笔字型输入法,应当说是仓吉再世,其历史地位怎样评价都不为过。我至今珍藏着王永民亲自签名赠送的《王码五笔字型输入法》一书。而当时我正在和上小学的小儿子一起学习如何使用电脑,王永民的发明使我们如虎添翼。
2000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登上纽约双子座摩天大楼的110层,忽然迎面遇到一位美丽的黑人姑娘冲我招手,过来,帅哥,买我的!她说。我一下惊呆了,她居然一口流利汉语,而且是字正腔圆的京腔!我问她,在哪里学的中文?她不假思索地说,北京,芳草地小学。语气中充满了一种自信和霸气。我当即就对同行的作家同行们说,咱们买这位姑娘的纪念品,就冲她这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同行的作家朋友纷纷解囊来买这位黑人姑娘展位的纪念品,大家一边掏着美元,一边心里却是美滋滋的,那叫一个心甘情愿。2001年的9月11日晚上9点来钟,我正在位于北京红联北村的家里,漫不经心地随意挑看电视频道,当无意间换到央视4频道时,一幕画面突然映入眼帘:一架喷气式客机,在纽约早晨的阳光下,直接撞向双子座东楼。火光霎时腾起,烈焰卷着黑烟袭向楼顶。不一会儿,又一架喷气式客机撞向双子座西楼,同样的惨景映现在眼前。而我第一反应就是那位讲着字正腔圆京腔的黑人姑娘是否安好。我在心里暗暗地给她设计了无数种可能:那天正好是她的轮休日,她没有来上班,所以就躲过了这一场劫难;那天早上她睡了个懒觉,没有赶上准点的地铁;那天早上,她的小汽车抛锚,没有赶上准点上班;那天早上,她正在加油站加油,所以没有遭遇那一幕;那天早上,她正在地下车库找车位,所以还没有来得及上到她在110层的展位,用一口流利的中文招揽顾客。总之,一千种可能,一万种可能,那天早上她没有在不幸遇难的3000多条生命的名单里,那从楼顶纵身跃下的人也不应该是她。这些年过去了,这位美丽的黑人姑娘音容笑貌始终在我眼前浮现,她的个人安危一直以来是我心头一个结。但愿她平安活在人世间,讲着她一口流利的中文。有时候,一个人就是一种语言的故乡。
2004年10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巴黎书展。那天随团参观凡尔赛宫,旅游大巴的门刚一打开,几位高高大大的黑人青年就围拢过来,他们每人手上都拿着几块手表,开口就对我说,大哥,买我的表。我很惊奇,随口就问,在那里学的中文,他们说,北京,二外。我一下乐了,北京二外的毕业生,在凡尔赛宫门口兜售手表。我说,是什么表。他们说,雷达表,深圳的。中国电子产品就是这样随着中文走向世界。
2018年1月,我和几位朋友在法兰克福落地,一路北上,途径科隆,不知不觉间就进入了荷兰(这里的国界就是在高速公路边上立着一块蓝色提示碑)。这里已经落过雪。但是,除了林荫底下,雪已融化,满眼是一片绿色。这里的草地冬天里也是一片鲜绿,一群群的天鹅栖息在草地上,煞是美丽。朋友傅穹亲自驱车一路为我们做着向导。在阿姆斯特丹风车湿地公园,一群群的水鸟起起落落,游来游去。风车却在那里兀自默想。有一层薄雾,却没有风。小傅把我们带到一处荷兰木屐展销馆。男主人开始用中文给我们讲解荷兰的木屐文化和生产技巧。这让我很惊奇。我问男主人,你是在哪里学的中文。他说,在阿姆斯特丹学的。我说是哪所大学?他说,不是大学,是夜校。这更让我称奇。小傅说,现在很多华人开办了中文夜校,倒是方便了这些喜欢学习中文的人。这两口子就是其中的中文爱好者。几年前,国内来人观光,小傅带他们到这里来,都是由他做口语翻译。没出三五年时光,两口子已经学会中文,并且可以自己用中文讲解了。为了表示对自学中文的这两口子的敬意,我为孙女玛丽娅、孙子巴特尔选购了两双男女儿童木屐,付款时发现在付款台赫然摆放着支付宝,用手机一扫码就可以用人民币支付。这个世界真是变得越来越小。
离开阿姆斯特丹且行且住,一路南下,几天后我们驱车来到巴黎。黄昏时分埃菲尔铁塔华灯初上,一派妖娆。不知怎么那天只开放了一部电梯,排队的人阵已成长龙。许多运动爱好者已顺铁塔铁梯攀援而上。我们倒是有个约会,一位法国朋友邀请我们去吃晚宴。此时,时光已经不早,我们只好辞别埃菲尔铁塔去赴晚宴。当我们坐在79层楼顶餐厅时,发现埃菲尔铁塔就在眼前。小傅是德语专家,也精通英语,但是唯独法语不通;而我们的法国朋友除了法语,英语、德语一概不讲。善意的微笑和友好的眼神也能传达情感,但是毕竟不如语言沟通那样畅达。我们忽然想起手机上的百度翻译软件。于是,我们输入中文,然后按键钮译成法文;我们的朋友输入法文,再按键钮译成中文。这种交流虽然有点繁琐,但毕竟有了沟通。偶尔也会出现“金山快译”式的译误,我们只会会心地一笑,摇一摇头作罢。我在想,软件再好也不如硬件,要是我们会讲法语,或者我们的朋友会讲中文,就不会出现这种场景。艾菲尔铁塔的灯光每隔一小时会大放异彩,我们欣赏着奇异的灯光照亮巴黎的夜空,就这样缓缓交流着,倒也其乐融融。
2019年的元旦我是在办公室度过的。那天史大姐过来洽谈电影和艺术交流事宜,说着说着话题便转到莫斯科现在很多小孩时兴学习中文。她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好多朋友,就让自己的孩子学习中文。这也是一个新的语言现象。有一次我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下榻酒店,一位服务生主动与我用中文搭讪。我问他在哪所大学学的中文,他说他是在自学中文。我为他这种好学精神感动。年轻人喜欢学习是一种优秀品质,一个国度的年轻人喜欢学习,那这个国家一定会充满活力。
2008年年中,我接任《中国作家》主编后,便提出了新的办刊宗旨:用最优美的中文,写最美好的中国人形象,为全世界热爱中文的读者服务。我想,这也是我对一种语言作用的特殊理解。
夜色下的埃菲尔铁塔|艾克拜尔·米吉提 摄
艾克拜尔·米吉提在凯旋门前(2018年1月)
(《中国副刊》2019年1月22日
收入散文集《留在草原的琴声》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