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强大时期（马来群岛的穆斯林）

马来西亚强大时期（马来群岛的穆斯林）自上而下的大起义：19世纪的革命浪潮但殖民者的假仁假义没有迷惑马来群岛的人民，恰恰相反，从苏门答腊西段的米南加保，到爪哇东端的龙目，无论是穆斯林贵族阶层，还是底层的教士与老百姓，都深知这些小恩小惠不足以掩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他们打出宗教和民族的旗帜，逐步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革命力量。这就是贯穿整个19世纪的“马来群岛大起义”——具有民族革命性质的起义运动。相比起强硬推行天主教的葡萄牙殖民者，无论是英国殖民者还是荷兰殖民者都学会“以本地制本地”的策略，一方面扶持傀儡，例如东印度公司对同属马塔兰王族的日惹和梭罗的交替扶持，以此维护上层权威；另一方面英荷都不再强行派遣传教士逼迫苏丹改宗基督教系统，而是自己了解伊斯兰教的礼仪，以一种“宽容长官”的姿态介入各区域的宗教事务。以龙目为例，在宗教信仰上，直到18世纪末马塔兰已经分裂为两部分的年代，龙目和爪哇岛东端部分区域依然是印度教占较大比例。当地

刘梓琳

从中世纪开始，“万岛之邦”马来群岛各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在南海、印度洋等跨域海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这里也成为各种文化汇集的地方，其中以伊斯兰文化表现得最为突出。

如今的伊斯兰文化的叙事（例如新闻报道、时事讨论）出现失衡化的状况，大多数媒体关注的都是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上层建筑类话题，对于民生百态、社会阶层等经济基础基本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和介绍；而华人华侨在马来群岛特殊的历史遭遇，加上华文域外研究长期单方面借鉴欧美学术界的经验，也使得海内外中文媒体对于马来群岛存在非常严重的偏见。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梳理马来群岛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思考在严重失衡的舆论氛围下，如何以正常的心态看待马来群岛的文化发展。本文是该系列的第三篇，介绍19世纪以来马来群岛穆斯林对于独立自主民族国家追求，以及革命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相比起强硬推行天主教的葡萄牙殖民者，无论是英国殖民者还是荷兰殖民者都学会“以本地制本地”的策略，一方面扶持傀儡，例如东印度公司对同属马塔兰王族的日惹和梭罗的交替扶持，以此维护上层权威；另一方面英荷都不再强行派遣传教士逼迫苏丹改宗基督教系统，而是自己了解伊斯兰教的礼仪，以一种“宽容长官”的姿态介入各区域的宗教事务。

以龙目为例，在宗教信仰上，直到18世纪末马塔兰已经分裂为两部分的年代，龙目和爪哇岛东端部分区域依然是印度教占较大比例。当地贵族不是印度教徒，就是名义上的穆斯林——即处于“科佳温”（Kejawen）信仰体系。

荷兰殖民者为了巩固统治，也为了过渡好解散东印度公司、成立殖民总督府的工作，以东部穆斯林君主的名义对龙目领主发起进攻。最终，在1776年，龙目最后两个印度教贵族在荷兰殖民者的逼迫下，和另外6位本家族子弟一起改宗伊斯兰教。藉由基督教殖民者推广伊斯兰教，这在历史上属于比较罕见的现象。

但殖民者的假仁假义没有迷惑马来群岛的人民，恰恰相反，从苏门答腊西段的米南加保，到爪哇东端的龙目，无论是穆斯林贵族阶层，还是底层的教士与老百姓，都深知这些小恩小惠不足以掩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他们打出宗教和民族的旗帜，逐步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革命力量。这就是贯穿整个19世纪的“马来群岛大起义”——具有民族革命性质的起义运动。

自上而下的大起义：19世纪的革命浪潮

无论是梭罗还是日惹，苏丹的继承都按照传统的长子继承制。一般情况下，殖民者并不会干涉此事。到了1814年，亲西方的太上苏丹哈孟古布沃诺二世（1750-1828）在长子哈孟古布沃诺三世（1769-1814）驾崩的时候，不顾亲族反对，跳过长孙蒂博尼哥罗（Diponegoro，1785-1855），而是拥立当时年纪尚幼的次孙伊布努贾拉特（Ibnu Jarot，1804-1823），即哈孟古布沃诺四世。

哈孟古布沃诺二世，这是他1792年继承父位时的画像

哈孟古布沃诺二世早在1812年的时候就退位给长子，但他一直操纵日惹的朝政。在日惹，他是太上苏丹，也是殖民者的盟友，无论是儿子还是孙子都听命于他。

对这样年长、有权且听话的太上苏丹，荷兰殖民者必然是非常欣赏的。但对于爪哇人民来讲，这样权势大且亲西方的幕后领导人，无疑是一种灾难。尤其是哈孟古布沃诺二世为一己之私抛弃有威望且年长的长孙，拥立年幼且体弱的次孙，自己还心安理得地摄政，更是引起爪哇人民的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清后期的劳工贸易，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华工和华裔群体。与早期以穆斯林为主、而且高度本地化的爪哇土生华人不同，这些华人大多数不是穆斯林，与本地人具有高度的隔离状态。为数不多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与本地人有着同样的苦难。在1740年，巴达维亚的荷兰殖民者就对华人展开过一次血腥的镇压，史称“红溪大屠杀”。虽然此时有一批亲荷兰的华商买办，但对于大多数基层华商来讲，殖民者对他们形成了残酷的压迫。

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次浩浩荡荡的“爪哇大起义”，就藉由1823年的继承权大危机引起了。

说到这里笔者提一个小细节：相比当年还能写进教科书、作为世界史一章课程的蒂博尼哥罗起义，现今已经没有被教材所列入。而且即便是当年的教材，对于蒂博尼哥罗的介绍存在一定的漏洞。这除却是对过往强调“革命史观”的“反思”，也与世界史教育中强调“全球性”，对于一些“碎片化”的细节出现淡漠趋向息息相关。但笔者依然认为，蒂博尼哥罗的起义值得世界史教材借鉴，这不仅仅是东南亚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殖民斗争，也是第一次的跨族群合作革命尝试。现在的一些介绍中把蒂博尼哥罗的起义归咎于不满税务和所谓的“原教旨主义思想”，这对于蒂博尼哥罗以及参与爪哇大起义的各族群众而言，都是不公平的。

蒂博尼哥罗虽然终其一生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他的旗号并不完全是宗教，而是为了国家独立。1823年，他同父异母弟弟哈孟古布沃诺四世去世，膝下只有年幼的儿子，即后来的哈孟古布沃诺五世（1820-1855）。已故苏丹年迈的祖父依旧借助殖民者的盟约，强行拥立年幼的曾孙，这对日惹而言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蒂博尼哥罗和他的妻子、顾问

在这种背景下，蒂博尼哥罗决定联合三方势力起义，以推翻祖父和殖民者的合作统治。这三方势力分别是：爪哇本地的土著居民，包括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这些人代表爪哇各邦居民的核心力量；来自群岛的各族（包括苏门答腊人、马来亚人、华人和哈德拉米人）穆斯林长老，他们是起义军的精神支柱；还有就是非穆斯林的其他族群，最典型的便是华商和华工。

对于这场起义，年迈的哈孟古布沃诺二世不当一回事。他认为长孙的部众是“乌合之众”，起义军加上缺乏武器弹药的华工，根本不是日惹正规军和荷兰总督军的对手。谁知道蒂博尼哥罗擅长山地战，在初期几乎把日惹正规军和荷兰军打散。对此，荷兰殖民者建议太上苏丹复位。而老苏丹去世后，他年幼的曾孙在荷兰总督的“庇护”下，参与到与伯父的拉锯战之中。

在哈孟古布沃诺二世去世的时候，起义的情况也发生转变。一方面，梭罗苏苏胡南帕库布沃诺六世加入对日惹和荷兰东印度总督府的反抗的确壮大蒂博尼哥罗的军力，但也导致起义军上层经常发生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梭罗大臣极力反对蒂博尼哥罗自命“爪哇苏丹”，他们坚持认为日惹和梭罗地位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很多担心被起义军清算的华人买办在殖民者暗中支持下，利用宗族、地域、宗教信仰等因素动摇华商、华工团体的信念。

起义期间因为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的不同，客观上难免发生冲突，华人对起义军的不满为此日益剧增。最终大批华商带着他们麾下的华工离开战场。这既激化华人与爪哇本地群体之间的矛盾，造成诸多后患，进一步弱化起义军对于非穆斯林团体的号召力。

1829年，蒂博尼哥罗派遣长子和殖民者谈判，希望殖民者对爪哇事务有所退让。当时日惹的大臣基本上都是亲荷兰的，他们与殖民者同流合污，绑架蒂博尼哥罗的长子，以此逼迫蒂博尼哥罗立刻投降。

面临这样的威胁，加上起义军内部的纷争与分裂，蒂博尼哥罗决定孤注一掷，继续抗争。殖民者则继续绑架其长子，以这个青年为诱饵试图让蒂博尼哥罗投降。最终，到1830年，由于持续不断的背叛和内讧，起义军已经弹尽粮绝。蒂博尼哥罗为了起义者的生命安全，也为了自己的长子，只能宣布投降。

蒂博尼哥罗（着绿色长袍、缠头巾者）宣布投降

背信弃义的日惹大臣和殖民官员当天就绞杀蒂博尼哥罗的长子，并把蒂博尼哥罗和他剩下的妻儿尽数关押在望加锡。后来日惹苏丹赦免了蒂博尼哥罗的妻儿，但对于蒂博尼哥罗的终身监禁一直没有取消。1855年，70岁的蒂博尼哥罗去世，他的“蛇纹剑”也被荷兰殖民者掠走。

2020年3月，荷兰文化大臣以国王名义向印尼返还蒂博尼哥罗的“蛇纹剑”

蒂博尼哥罗起义初期能对殖民者产生沉重打击，原因就是其起义口号和组织方式具有正义性和多元性——为区域的独立自主、为人民的尊严奋斗。他虽然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但他自始至终都争取非穆斯林为主体的“新客”华人（爪哇土生华人绝大多数已经本土化且多为穆斯林）的支持，这体现他的多元与包容思想。

可惜的是，现实政治并没有给这样的机会，蒂博尼哥罗在没有实现实际统一的前提下，草率宣布自己是“爪哇苏丹”，忽略井里汶、梭罗、万丹和加里曼丹诸邦合作者的感受，无疑是给自己造成无穷的后顾之忧；他强调宗教信仰在起义中的支柱作用，虽然这个在当时的环境下无可厚非，但无疑给这些完全不了解伊斯兰教文化的华商和华工极大的隔阂感。在这种情况下，蒂博尼哥罗的起义走向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蒂博尼哥罗的失败，使得大批马来群岛穆斯林领主都不再想着革命。因此，到19世纪中期，革命的主导者从原本的王公贵族，逐步下移到宗教人士，而且行动愈发激烈。伊玛目朋佐尔（Iman Bonjol）就是这样的典型。

相比起古典文化尚存、而且殖民者和本地王侯实质势均力敌的爪哇，苏门答腊此时除了亚齐，基本上都被殖民者完全控制住。殖民者的花天酒地，和本地居民的穷困潦倒形成鲜明对比。而且，英国和荷兰在此的争霸，更是刺激当地人对于“异教欧洲人”强烈不满，相对激进且保守的罕百里学派在苏门答腊发展起来了。而作为罕百里学派中最为保守的一个分支、后来广受争议的瓦哈比教派，也在苏门答腊得到发展与活动。

1803年，31岁的经学学生朋佐尔从阿拉伯半岛学成回国。他原籍班加尔，是米南加保人，相比起在马来群岛神学群体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哈德拉米人”，他算是为数不多能在神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本地学者。

巴达维亚的大穆夫提奥斯曼·本·叶海亚（Usman ibn Yahya，1822-1913），哈德拉米人出身

在他的求学历程中，正好经历中东地区的大变革。1799年法国进攻埃及，1802年埃及打退法国入侵者，而同时奥斯曼的军队也被纳季德（Najd）的沙特家族（Saud Clan）打败，而鼓舞这些游牧民族打败西式奥斯曼部队的理念，就是瓦哈比主义。虽然瓦哈比主义以狂热和不宽容在穆斯林内部饱受争议，但在当时反抗帝国主义（法、英、荷）和强权政治（奥斯曼、沙俄）都起到局部效果。

自1821年开始，朋佐尔打出宗教的旗帜，在苏门答腊掀起大起义，发誓要驱逐所有的殖民者，成立一个以伊斯兰精神为核心的“乌玛之国”（Ulma，穆斯林的共同体概念）。

印尼货币上的伊玛目朋佐尔，他被视为印尼的民族英雄

朋佐尔的起义在苏门答腊持续了16年，但由于势单力薄，加上亚齐和爪哇始终没有答应和朋佐尔的起义军合作，1837年朋佐尔的起义失败。按照荷兰殖民总督的判决，已经年过花甲的伊玛目朋佐尔被终生流放到苏拉威西，在苏拉威西度过最后的27年。之后的苏拉威西起义、亚齐大起义铸造了不同宗派、不同性别和不同区域的民族英雄。由此，马来群岛的穆斯林也逐步萌生出基本的民族主义意。

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但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扩大化，是导致现今马来群岛族群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诱因。

朱月婷（Cuk Nyak Dhien，1848-1908），亚齐起义军著名将领

民族国家的兴起：20世纪上半段的群岛政治

虽然马来群岛的苏丹国看似同文（马来文化系统）同宗（伊斯兰教），但承接的法理不一样，这种区别的体现就是马来亚地区和荷属东印度。

马来亚半岛除1903年被泰国强行吞并的北大年苏丹国（Patani Sultanate），基本上都处于英属马来亚总督府的管控中。这些苏丹国大多数都承接马六甲苏丹国的法理和政体。英国的殖民统治者为了分化马来亚的苏丹政权，防止下一个“马六甲苏丹国”这样的实权体出现，他们一方面加强一部分权臣的家族，从而瓦解苏丹家族的直系传承，另一方面通过劳工贸易等形式，雇佣大批南印度移民和华人移民前往定居。

与15世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南印度人和华人不同，英国殖民者有意引进非穆斯林移民，并给其中一部分买办（印度裔以印度教徒为主，华人以基督徒为主）授以“甲必丹”（Captain）的头衔，从而进一步分化族群与阶层。这样的隔阂出现，导致马来亚地区出现罕见的族群纠纷事件。

例如一些家承几百年的南印度穆斯林家族因为自己的祖籍“非马来”，被当地人用“克令”（Kling）的词汇予以划分并区别看待，为此在清真寺的祷告中不同族群都出现一定的隔阂。虽然华人穆斯林（主要是回族）在马来亚的活动自明代以来一直都有，但殖民当局有意识把“华人”和“伊斯兰教”割裂开来，从而导致华人穆斯林处于非常尴尬的自我认同局面。

同样的，在荷兰东印度总督府为代表的荷兰殖民者统治下，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都出现族群隔阂的情况。

在20世纪上半段，左翼运动的风潮、民族主义的东进，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冲击，的确促成马来群岛穆斯林的新局面形成。

哈孟古布沃诺七世，哈孟古布沃诺五世之子，被认为是日惹的中兴之主

在1912年，日惹官员艾哈迈德·达兰（Ahmad Dahlan）在日惹苏丹哈孟古布沃诺七世（1839-1921）的支持下成立名为“穆罕默迪耶”（Muhammadiyah）的团体。这个团体以先知穆罕默德为名，通过借鉴埃及著名穆斯林宗教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的思想，从现代化的角度解读经训，以鼓励更多来自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的穆斯林努力进取，更有效地抵抗荷兰殖民者的统治。

阿卜杜卡里姆（Abdul Karim），穆罕默迪耶的一个早期活动家

这个团体培养大批活跃于20世纪上半段的各界人士，为后来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成立奠定基础。按照穆罕默迪耶的理念，虽然他们坚信自己的信仰（伊斯兰教），但也必须与时俱进，从而建立真正的“印尼民族国家”。这个团体即便是民族主义情绪最高涨的苏哈托军政府时期，依然努力促进本地族群和华人之间的来往，是现代印尼建国的重要基础。

同样的时间段，不少留英归来的马来亚贵族子弟，他们也从欧洲的文化中了解到“民族主义”的概念。他们号召马来民众联合起来，把十个马来亚系统的穆斯林君主联系起来，建立真正的“马来亚联邦”。

除文莱不同意并入，其余九个穆斯林君主，即吉打、吉兰丹、雪兰莪、森美兰、玻璃市、霹雳、彭亨、柔佛和登嘉楼，他们达成共识，同意形成马来亚联邦；而与此同时，由于左翼运动的南进，很多被国民党迫害的进步知识分子从中国流落到东南亚，例如游历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王任叔先生，他们号召华裔尤其是底层的华工，拿起武器，不再延续买办体制下的旧路，从而参与浩浩荡荡的“第三世界革命”之中，以此和马来亚的民族主义者合并，为马来亚联邦成立贡献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尤其是日军“南进”，给东南亚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灾难。日军为了巩固自己的霸权，以“大东亚共荣”迷惑两大殖民领，特意孤立华人。日本入侵者给当地的民族主义者通过武器和资金，从而进攻欧洲殖民者。

不得不说，虽然日本入侵者的最终目的是奴役东南亚人民，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一部分右翼团体，例如各路民族主义“志愿军”，的确通过日式装备给殖民者造成最后的打击。英荷两国在战后不久陆续退出东南亚，与日本入侵者这方面的“支持”息息相关。

日本入侵者根据马来群岛的特色，在荷属东印度设计的宣传画

不过，当时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深知华人等少数族群在东南亚具有较大影响力，例如敦·马六甲（传统译作“陈马六甲”，Tan Malaka，1897-1949）等左翼穆斯林人士反复提醒两地的民族主义者日军的阴谋，号召各族群人士应该以欧洲殖民者为主要敌对对象，而不是把民族独立的希望寄托于排华。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遭到可耻的失败，东南亚两个重要的穆斯林独立国家——马来亚联邦和印度尼西亚，在二战后逐步形成自身的雏形。

但国家的独立不意味着殖民地时期的麻烦得以解决。在20世纪后半段，尤其是美苏争霸后半段中东-南亚地区局势的进一步紧张化，对于海上交通重要中转站的马来群岛，民族主义带给国家内部族群关系、对外关系的负面影响也随之逐步增加。

敦·马六甲生前设想的“伊斯兰与人民”，至今依然没有实现。自从以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旗帜上位的军事独裁者苏哈托执政以来，整个马来群岛都陷入一种反左翼的右转局面。甚至包括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也同样对华人左翼运动持以敌对态度。

敦·马六甲是印尼独立先驱，也是马来群岛穆斯林左翼领袖，主张联合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因此他的理念和追随者在苏哈托时期被排斥

马来亚1960年代的民族主义风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新加坡的独立——因为马来亚分裂的前车之鉴，新加坡著名领导人李光耀（1923-2015）对族群关系的关注显得非常谨慎，他和其他新加坡政治家至今都在致力淡化新加坡的民族主义属性；印度尼西亚在苏哈托时期采用民族主义政府体系，这导致长达30余年的排华浪潮。掺杂宗教因素的民族主义，给马来西亚（原马来亚）和印尼这两个国家都造成极大的困扰。

笔者2013年在新加坡看到的纪念独立48周年宣传画，民族团结是重点

结语：延续的信仰，变化的社会，有待讨论的未来

从历史长河来看，由于处在海上交通的要道，马来群岛承载的必然是“大海的文化与信仰”。无论是上古时期到中世纪前期盛行的佛教-印度教“曼陀罗体系”，还是中世纪以来传承至今的群岛伊斯兰文化，马来群岛的信仰并不是孤立、突兀的，而是符合海上交流的大背景。

笔者认为，部分舆论把马来群岛穆斯林的信仰视为“雨林中的精神沙漠人”，既非常不符合历史与地理，也是不公允的简单结论。暂且不说伊斯兰文化是马来群岛文化基础之一，即便是来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本身，更多也是一种海洋的信仰。

朝觐者去麦加必经吉达，而吉达就在红海之滨。更何况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客商，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本身也是一股重要的主力军，哈德拉米人出身的学者，自15世纪以来一直积极参与马来群岛的学术构建。

印尼泗水郑和清真寺，象征着印尼的族群、宗派和解

在大多数舆论中，没有人关心促进中国和印尼关系的穆罕默迪耶（印尼影响力最大的穆斯林团体）、活跃于促进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学生团体，以及由华裔穆斯林修建的郑和清真寺，更多人关注的是印尼极右翼军官普拉布沃，和马来西亚右翼政治家那句经典的“让不忠诚的血见染我的蛇纹剑”（以此间接针对马来西亚华人）。

近年一些跨国的极端主义组织（例如“达伊希”，即ISIS）影响到东南亚的底层民众，以致于他们对于社会的不满转为原教旨主义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原教旨主义还是排外主义，都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两种极右翼思想的衍生。现实中支持合作、宽容的大多数，在舆论中反而成为“少数”，因为这种观点很难吸引已经固化既定思维的读者。

这导致一些来自各领域的研究者和文字工作者出现一定的认识偏差甚至误区，这些看似“吸引眼球”的讯息占舆论主体，导致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是“原教旨主义”这种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而且不是真正意义上主要的上层建筑），对于历史结构、社会发展等“社会基础”相对关注较少。

对于马来群岛的主体信仰群——各族裔的穆斯林，研究结论普遍存在把一个本身多元化且具有不同社会结构的群体予以“铁板一块”来看待，从而导致涉及相关论题的研究甚少关注他们现实的社会结构，更多是用“文明冲突论”的浅薄观点去解读现实的问题。

以史为鉴，不仅仅是反思历史本身，更重要的是历史并不仅是过去式。在历史的阅读、讨论乃至研究中，同时兼备“大局观”和“碎片化”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关注人群庞大、但细节亦多元的群体。

他们可以被概括为“马来群岛穆斯林”，但即使看似“同文同宗”，一个正常的人文社科研究者也应该第一时间自问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研究的，是哪一个马来穆斯林中的哪一个时期、哪一批族群？”

因为在商道活跃、人流密集的马来群岛，不同地域、族群的穆斯林，甚至同属广义马来文化圈的穆斯林，他们经历的历史和现实都大相径庭。伊斯兰教在马来群岛长达1000余年的发展史，涉及到的国家也不仅印尼、马来西亚两者，也包括现今属于泰国境内的南部三府（也拉、北大年和陶公）、文莱和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地区。

如何以正常心看待历史、从而能从人文中反馈现实的社会思考，这是研究者、传媒工作者等业内人士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有关人文社科的论题，并不单纯对信息的“阅读”就可以解决的。无论是专业的研究者，还是其他相关从业者，都需要对不同信息、不同观点进行认真的比对，从多个角度予以趋近中立的“同理心”思考。

对于夺人眼球的“文明冲突论”，在现实的社科研究必须谨慎对待，不可轻易引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某种程度上就是被“文明冲突”的名义掩盖背后的现实社会发展。

对马来群岛穆斯林的发展历史书写，笔者的文本实属单薄至极，仅能以“简谈”概括之，不能说是严谨的历史研究。但笔者希望这种“简谈”能引起相关领域学者对于历史等人文社科论题的认真思考。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