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逃狱最后戴罪立功（禹作敏私设公堂）
三次逃狱最后戴罪立功（禹作敏私设公堂）俗话说人一有钱就变坏，欲望多了，野心大了，开始任性，禹作敏也不例外，犯了常人都会犯的错，穷困的时候他是大邱庄的，富裕后大邱庄是他的，以”救世主自居”，开始无视国法，走上犯罪的道路。1992年大邱庄已经由当初的一个厂发展成了拥有50家企业的津美、万全、津海、华大和尧舜等五大集团公司，成立集团公司董事会 禹作敏退居第二线 担任董事长 总经理由 24岁的禹绍政担任。大邱庄产值从10万元猛增至41亿元。大邱庄一跃成了全国首富村。伴随着成就而来的是荣誉，先后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党员、全国当代最佳农民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并于1988年当选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77年冬，在选举党支部书记时，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禹作敏认为这是个好机会，自己一定要抓住。他向社员保证，三年摘掉贫困帽子，如果实现不了，自动下台。禹作敏因此取得了群众信任，走马上任，担任大邱庄队党支部书记。为了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了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我国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有无数黑马异军突起，被誉为“天下第一庄”的大邱庄率先扛起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大旗，实行统包结合，集体经济，积极探索“以工养农，快速致富”民营企业经营发展模式，甘愿做我国农村经济第一个吃螃蟹的村庄，创造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神话。
大邱庄到底有多穷，禹作敏是如何带领大邱庄发展起来的，禹作敏是如何走上犯罪之路的，衰落后的大邱庄是再次如何兴起的？
大邱庄是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南头一个大村，地势低洼、土地盐碱。当时全大队耕种着 400多亩土地，年收人只有 20万元 。除去各项开支剩五六万元，年年都有超支户、 欠款户。最穷的队一个劳动日分红只有2角钱，都是“穷光蛋”。村民住土还房，穿破衣服，年年不是旱就是涝，遇到数天阴雨，水位到腰的位置，什么都不能种地，只能种高粱，大部分人都外出要饭去了。当时民谣说：“大邱庄，大邱庄，喝苦水，吃菜帮，糠菜代替半年粮。”当时全村有二百五十多个光棍，其中四、五十岁的老光棍有四十来个。因为穷都去不上媳妇，因此有“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说法。
这样的苦日子何时是个头，村民觉得他们应该选一个有本事，有能耐，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的人，担任大邱庄的书记。
1977年冬，在选举党支部书记时，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禹作敏认为这是个好机会，自己一定要抓住。他向社员保证，三年摘掉贫困帽子，如果实现不了，自动下台。禹作敏因此取得了群众信任，走马上任，担任大邱庄队党支部书记。
为了摘掉大邱庄这顶穷帽子，禹作敏决定带领村民”搞副业”，但又不知道做什么能挣钱。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禹作敏想到了村里唯一的一名技术工人一刘万明。人送外号“刘万能”，原来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工人，后提拔为设备科副科长，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返乡务农，还当过生产队长。此人不仅懂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他受禹作敏委派考察项目，知道搞冷轧比热轧成本低，能赚钱。禹作敏当机立断，从大队筹集了几万元，又从别的单位借来几万元，凑足15万元，要刘万民、刘万全兄弟俩从天津买来废旧设备，。在刘万明的指导下，1977年下半年，大邱庄集资建起了第一个工业企业——大邱庄冷轧带钢厂。投产当年即收回投资，除还清乡亲们的集资款外，还有30万元盈利。第二年大邱庄冷轧带钢厂又赚了60多万元。有了办企业的经验，大邱庄如法炮制，“母鸡下蛋”，以滚雪球办法，不断发展壮大。
1984年9月，大邱庄已经拥有带钢、管、印刷、电器4个厂，加上下属工厂，年利润1000万元。他提倡高工资、高消费。当年一般劳年工资是1000元，奖金2000元，比当地一般民的收人高过十几倍。
1992年大邱庄已经由当初的一个厂发展成了拥有50家企业的津美、万全、津海、华大和尧舜等五大集团公司，成立集团公司董事会 禹作敏退居第二线 担任董事长 总经理由 24岁的禹绍政担任。大邱庄产值从10万元猛增至41亿元。大邱庄一跃成了全国首富村。伴随着成就而来的是荣誉，先后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党员、全国当代最佳农民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并于1988年当选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俗话说人一有钱就变坏，欲望多了，野心大了，开始任性，禹作敏也不例外，犯了常人都会犯的错，穷困的时候他是大邱庄的，富裕后大邱庄是他的，以”救世主自居”，开始无视国法，走上犯罪的道路。
从改革功臣沦为犯罪分子1990年4月，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听他的女儿说大邱庄家俱厂长刘金会曾经欺侮过她。禹作相大为恼怒，带着禹氏家族一伙人冲进刘金会家里把刘金会暴打一顿之后，又要求禹作敏为他们“作主”一“教训”一下刘金会。禹作敏说：“打两下出出气可以，但不要打坏了，过两天大队还要开他的批斗会。”做了这些禹作相还不解气，非但没有规劝阻止，还在一旁拱火说道：“刘玉田作为刘金会的父亲，教子无方，也应该拉出来暴打一顿。”。禹作敏点点头说：“把他弄到大街上，啐啐唾沫，寒碜寒碜他。”
4月11日上午，禹作相等人把刘玉田叫到大街上，当众羞辱，拳脚相向。几十个人殴打一个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几十分钟过后，老人当场被活活打死。禹作相当场吓傻了，毕竟这可是条人命，缓过神之后，禹作相找到自己大哥禹作敏寻求解决办法，希望禹作敏给他支个招。禹作敏考虑良久后，说：“现在只能挑个人来顶包。”商议之后决定由禹作相一人揽下了全部责任。
此事一出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天津市委做出指示，要求天津市静海公安局彻查此案，严惩不法分子，大邱庄党委积极配合调查此案，害怕禹作相的事被抖出来，禹作相被重判，禹作敏一系列违法乱纪之事。
禹作敏先是下令停掉了刘氏亲属6个人的工作，并把刘玉田的3个儿子拘禁起来。然后借助浓厚的封建宗族狭隘情绪，使上万名群众，有组织地被拉上大街，呼喊着“刘玉田死有余辜”、“禹作相打死刘玉田有功”等口号示威游行。意图通过制造社会舆论，向政府和公安机关施压，阻止其调查禹作相案件。后来，禹作敏听说刘玉田的女儿刘金云向县检察院写材料上诉，又派人把她叫到议事厅。
禹作敏问：“县检察院的信是你写的吗？”刘金云回答：“是我写的。”
禹作敏又问：“你告状，你不相信我？”刘金云说：“我相信你，可是我父亲死了好几天还没动静，我告的是凶手。”
禹作敏气急败坏地说：“哼，我看你告的是大邱庄党委！”
从此，刘金云变成了重点看管对象。
刘玉田死了，但他的儿子刘金会却还被关在村里派出所呢！于是，禹作敏来到了刘玉田家，对刘玉田的老伴“慰问”后，以“刘金会已经构成枪毙的条件”吓唬她，让她去公安局为杀夫之人求情。
刘玉田的老伴一个妇道人家，她心想如果不按禹作敏的意思办，不仅她关押在派出所出不去，就连看管起来的其他3个儿子和1个女儿也会受牵连。虽然违心，但她不得不地去为杀夫仇人“求情作保”。
刘玉田的老伴乘坐大邱庄派出所提供的汽车来到了静海县公安局。随后，她规规矩矩递上了“求保书”。公安局的人问：“你说禹作相是无意打死刘玉田的吗？”
刘玉田的老伴回答：“是。”临走时，刘玉田的老伴表达了不追究凶手法律责任、立即放出打人凶手的“请求”。
过了几天后，禹作相被转移到了天津市公安局看守所。等到刘玉田的老伴返回大邱庄时，禹氏宗族的人十分恼火，有人厉声斥责：“保不出来，你不会住在县公安局吗？”
过了些天，刘玉田的家人因受不了被管制、暴打的生活，悄悄地连夜离开了大邱庄。
没过多久，经天津市公安机关深入侦查，不但把禹作敏包庇的其余6名凶手全部缉拿归案，而且在1991年5月，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禹作相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人被判处9至15年有期徒刑。
禹作敏并没有消停，私下发动各单位及村民，给市委和中央有关部门写信。在数千封措辞如出一辙的信中，不但颠倒黑白，把严重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说成是“民事案件”，而且攻击天津市政法机关“打击大邱庄”改革，要求天津市高级法院“必须重新审判”。
1992年北京一所干部学校的27名学员，由班主任程钢带领到大邱庄作社会调查。在大邱庄的香港街一家商店里，学员们因询问商品的价格、货源问题，同态度恶劣的商店女经理发生争执。女经理叫来保安人员。不问缘由，不分青红皂白，学员们全部被保安人员关押起来施以挙脚。学员张新泽、班主任程钢先后被带到了禹作敏的会议室。禹作敏一再强迫张新泽承认“骂街”没有得遅后，威胁说：“你现在不说，我走了就不好办了。”说完就离开了会议室。禹作敏走后，打手们一拥而上，对张新泽进行残暴殿打，几个妇女也冲上去，揪张的耳朵，朝张的脸上吐唾沫。这天，27名教师、学员被非法拘禁达7个小时，21人遭殴打，5人因伤住院。
禹作敏：不就死个人吗 ？他们是冲谁来的？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突然猝死。李凤政一死，3亿债务说不清。究其原因是管理不善，这下人死了更说不清了。华大集团一下损失6000万。
这位李凤政就是被不就死个人吗？他们至于来那么多人吗？他们是冲谁来的口中的“能人”。他当过大队会计、总公司党委副书记，能说会算，也有气魄。因为所有权与经营权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老板”突然故去，企业失去控制，平时的流通渠道中断了，资金流向一下说不清楚。这3亿的外债转瞬间企业变成了“黑窟窿”。
不就死个人吗？他们至于来那么多人吗？他们是冲谁来的气急败坏主持召开了一次公司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禹作敏说华大集团领导是一帮“败家子”，是来糟蹋大邱庄的。于是他决定撤销华大集团公司，将其所属的企业划归万全、津海、津美、尧舜四个公司管理，同时撤销华大集团9名副总经理职务，并开始了彻查华大集团3亿债务问题。
大邱庄总公司会议室有一个私设的公堂。他们准备了警棍、皮鞭等刑讯器材，并设置了录音、录像设备，对所怀疑的对象进行审讯。在禹作敏的主持下，大邱庄企业集团总经理禹绍政、大邱庄治保主任周克文、总公司副总经理兼秘书长石家民等，先后对原华大集团公司氧气厂厂长田宜正、华大公司副总经理侯洪滨、华大公司养殖场场长宋宝进行了审讯。在审讯中，外地来的26岁的养殖场业务员危福合被怀疑上了，12月13日万全集团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他带到三楼会议室，要他交代问题。危说自己没有问题，打手们扒光危福合上衣，用电警棍击，用三角带皮鞭抽，一批人打累了再换另一批，这场审讯持续了7个小时。万全公司先后有18个人参加了对危福合的殴打，到晚上10点危福合一命呜呼。
危福合的死亡，使主持那场残暴殴打的刘云章等人慌了，万全公司代总经理刘永华和禹绍政得知消息后也有些不知所措，勿勿来到禹作敏家中商量对策。
禹作敏问道：“参加殴打的有多少人？”
刘永华答：“大概有20多人。”
禹作敏思索片刻后，说：“20多人人数太多了，面太大了。不如找几个可靠的人把事顶起来，又不要把这几个人搭进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按照禹作敏的意思，刘永华立即回公司布置。最终他选派出4个人承担，谎造案发经过，并且统一口径。禹作敏得知后，颇为得意地说：“行，就这么办！这回让公安局稀里糊涂查不清！
在听了刘永华和禹绍政的汇报并和他们商量了一番之后，决定主动出击，掌握主动权，禹作敏拿起电话，这样向静海公安局报了案：“我们这里死了个人。他们在审查他的经济问题时，突然闯进来一群人把他打死了，你们是不是来一下？”几个小时后静海县刑警一队赶到案发现场。匆匆而来的公安干警得到的是这样的报告：刘云章、刘绍升（万全公司副总经理）、陈相岐（万全公司保卫科长）、李振彪（万全公司职工）等四人负责审查危福合的经济问题。七时左右，刘云章，刘绍升、陈相岐三人去吃晚饭，留下停薪留职后到大邱庄不到一月的李振彪负责看守危福合。突然，冲进20多个人，对危福合一顿拳打脚踢后扬长而去。我没有拦住，再后来人就送到医院了。”
警察问李振彪是否认识“闯入的20多人”？他摇头说“一个都不认识”。李振彪从静海县教育局停薪留职“下海”到大邱庄才一个多月，他说“不认识”似乎合情合理。为了”瞒天过海”，李振彪又勿伪造了两页危福合承认有经济问题的审讯笔录，刘云章、刘绍升一起来到医院按上危福合尸体的纹。随后，刘云章指使人用吸尘器对现场进行理；刘永华暗示其他的打人凶手不得承认犯罪事实。
但是这些雕虫小技怎么可能逃过公安干警的法眼，禹作敏及其同伙妄图隐瞒犯罪的真相注定是徒劳的，他们低估公安干警侦破此案的决心，打错了算盘。
经过现场勘查和向有关人员调查，干警们发现，禹作敏的报案和刘永华、刘亚章等人的说辞与事实明显不符：一是没有发现有20多人闯人现场，验尸发现，死者身上的累累伤痕并非瞬间累积暴打所致。为了进一步查明案情，12月15日晚，天津市公安局派出了6名刑侦技术干警，乘坐公安牌照警车再一次前往大邱庄勘査。他们在静海县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和大邱庄治保会的人带领下，来到了发案现场。在勘查过程中，干警们提取了刘云章等四人的脚印。正是公安机关的这一正常执法举动，使这个打人凶手害怕了。消息传到了禹作敏耳中，指使刘永华安排四人外逃。而且公安局勘査行动大为不满，他立即召集治保主任周克文，当即下令：“把他们给我扣起来。”
周克文认为这可不是儿戏，后果很严重就劝说：“不能扣！”
禹作敏有些生气：“先扣下再说，有话明天再讲！”
周克文只得照办。很快，几十个年轻力壮的汉子包围了正在执行公务的干警。他们不顾干警们的解释，锁上了楼道的铁栅栏门，把守住楼道口，断绝了干警与外界的联系。
那位警车司机连夜赶回县公安局后，立即将在大邱庄发生的一切，向领导做了汇报。
先是静海县公安局长打电话给禹作敏，可无人接听。然后县公安局长于16日亲临交涉，但依旧是败兴而归。
禹作敏选择“先下手为强”，于是，他通过传真机，向市政府打“紧急报告”。指责公安人员到万全集团的工厂任意活动，影响生产，事件严重，令村民无法工作。
时任天津市长的聂璧初听了双方的报告后，严肃批示：“公安人员依法执行任务，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也无权阻止，被扣公安人员必须立即放出，不得有误。这时6名执行公安的于奮被非法扣留已达13个小时。
聂璧初
按理说，身为大邱庄党委书记，对于公安机依法执行公务，禹作敏责无旁贷要予以支持。为了防止禹作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市检察院和市领导曾先后5次找禹作敏谈话，希望他支持办案，协助查找4名重大嫌疑人犯，同时对他的错误态度，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禹作敏一方面在各级领导多次找他谈话时都声称要支持、配合，另一方面却在策划、帮助犯罪分子外逃，妨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任务。刘云章等四人潜逃后不几天，禹作敏以为没事，便吩咐让四人回大邱庄藏匿。刘永华依计而行，把四人接回安排在一个楼房单元内，并为他们采购了各种生活用品。1993年春节，禹作敏决定让他们四人回家过年，直到这时，案犯已在大邱庄藏匿长达70多天。
1993年2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对刘云章、李振彪、刘绍升、陈相歧等4名重大嫌疑人应依法予以逮捕，于是函请公安机关协助通缉归案。天津市公安局发出了《通缉令》，并决定组织力量，前往大邱庄执行通缉搜捕任务。由于之前在大邱庄执行通缉搜捕任务时发现了15条枪、2000发子弹，还有一批滑膛枪、猎枪，公安机关于2月17日派出了400名干警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问题，防备通缉犯外逃。
2月17日上午，市、县公安和检察机关及静海县的领导同志进村向禹作敏说明情况，禹作敏极为不满，声称公安机关派出的警力太多，明确表示不同意干警进村执行通缉任务。
在会议室里，他翘起二郎腿，手中夹着烟对市、县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说：“会不会发生矛盾冲突，你们不敢担保，我也不敢担保，群众不懂法，我也不懂法，我负不了这个责任。”
你们要派多少人查案？禹作敏问道。
公安领导说:防止罪犯外逃，决定派400名干警执行通缉任务。
气势汹汹厉声地质问：“不就死个人吗？他们至于来那么多人吗？他们是冲谁来的？”
现在我辞职，不再担任大邱庄党委书记，你们有什么事情不要来找我。
接二连三，多名党委成员跟着他一起辞职，愤然离去。第二天上午，禹作敏却召开了全村大会。周克文造谣煽动说：“市里在大邱庄不同方位布置了1000多部队，还带了小钢炮、催泪弹、瞥犬，要到村里搜查，我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
禹作敏勃然大怒说：“他们不客气，我们也没有必要对他们客气”。
他没有核实情况随即下令：要“保卫”总公司、“保卫”大邱庄，对“非法行动的要寸步不让！”一批批工人在全村四处集结，警戒、巡逻，守在各个路口；成吨的罗绞钢被截成一根根一米多长的铁棍，发给工人作为武器；汽车、拖拉机、马车、装满汽油的油罐车堵住路口形成路障。偌大的一个大邱庄，交通被断绝，来往人员遭受非法搜查。一时间，大邱庄如同进入了“战时状态”。事实上为防止与不明真相的群众发生冲突，天津市公安局17日决定，留下30名干警待机执行任务，其余干警于当日返回。执行搜捕的警力在离大邱庄约8公里的地方待命，400名干警始终未到过大邱庄村边。最后他宣布：全村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发他自己则”临时辞职 ” 。
中共天津市委明确要求大邱庄党委，必须在19日18时之前保证执法人员进村执行公务。在这种情况下，禹作敏一直拖延到当日17时，才勉强同意20多名执法人员进村张贴通缉令和对通缉犯的住所进行搜查。与此同时，禹作敏向手下人表示，要“寒碜、寒碜”执法人员。当天下午，当执法人员乘车进入大邱庄时，禹作敏开出十几部豪华轿东来到村头以示“欢迎”、并同时进行录像。因两边豪华轿车“夹道欢迎”和数干名群众的“簇拥”，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动再次受阻。而就在这几天里，有两名通缉犯一直就藏在村中
禹作敏公然煽动群众妨害执行公务，却倒打一耙。2月21日，一份以大邱庄党委的名义向外地不少单位和社会上散发的材料《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这份材料歪曲事实，不但谎称危福合是“突然被一些群众围殴致死”，还造谣说：“大批武警已经开到大邱庄周围，一些群众着到装备着火炮、警犬、催泪弹和长短武器”。这份材料还把依法搜捕通缉犯说成“绝非为缉拿几个嫌疑犯的，而是冲着全国第一村一大邱庄来的” “是冲着改革事业的”，因而要“向全国人民讨一个公道”。同时发出告全国各省市党委书记书，称天津市公安部门非法抓人，要求全国各省市声援，干扰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大邱庄事件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领导做出指示：“依法办事”。中共天津市委决定，从3月10日起，向大邱庄派驻市委工作组，以帮助大邱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治安秩序，协助执法机关查处案件。对于工作组的进村，禹作敏依旧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在口口声声一定配合工作组工作的同时，又指使刘永华让匿藏村中一座龙门吊车驾驶室里的通缉犯外逃。早在2月20日，刘永华就派车将刘绍升转移到河北省献县、将陈相歧送到呼和浩特，后又转移到了包头。到了3月14日，刘永华又指使专人将刘云章、李振彪送往山东，后又转移到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匿藏。在这四名通缉犯几次逃离大邱庄的过程中，禹作敏“出手大方”，每次都向他们提供外逃资金，共计16万元。。
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为了彻底查清危福合一案和其他发生在大邱的违法犯罪案件，天津市委工作组和公安机关开展了大量周密細致的工作，在发动群众举报的同时，他们排查出300多条线索，派出专人并请各地公安机关协助通缉案犯。从3月中旬开始，刘绍升、陈相岐先后落网，刘云章、李振彪摄于公安机关的强大威力，投突自。4月中旬，案件的侦破又有了重大进展。在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禹作敏的罪行暴露了出来。
4月15日，公安机关依法对禹作敏进行拘留审查。
4月21日，经检察机关批准，禹作敏被依法逮捕。
在预审中，禹作敏向公安机关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到7月上旬，殴打、伤害危福合致死的刘云章等18名案犯和犯有窝藏、妨害公务、行赌、非法拘禁、非法管制等罪行的禹作敏等8名案犯全部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7月31日和8月14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就两案依法分别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993年8月26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判决如下：被告人禹作敏犯窝藏罪；犯妨害公务罪；犯行贿罪；犯非法拘禁罪：犯非法管制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经过3个月的学习改造，特别是法制教育和人生观教育后，禹作敏的开始幡然悔悟，但是有些事他还是想不通，有一天他主动找到管教员请教。
禹作敏：“政府在逮捕我时，是否也有违法行为？我是政协委员，要逮捕我是不是应经过人大开会批准オ行呢？”
管教员：“不用，你不是人大代表，逮捕你不需要经人大批准。只需履行正常的法律程序。
禹作敏：“我还有许多地方想不通，比如：人不是我杀的，很多事也不是我亲自做的，为什么还判我有罪呢？我认为我对大邱庄的一切事情只负领导责任。”
管教员：“法律是最公正的，它绝不会因为你是领导就不负法律责任，我们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有丝毫偏差。＂
禹作敏：“原来法律还有这么多细致的条条款款，以前我只知道忙工作，没时间坐下来好好地研究法律…”
管教员：“难道你身边的人也没有给你讲过法吗？”
禹作敏：“他们谁敢给我讲法！”
他悔恨地说：“都是因为我不懂法，才毁了自己，也毁了大邱庄的一批干部！也许此时禹作敏才领悟到懂法的重要性，但确实有些晚了。
后禹作敏时代的大邱庄1993年下半年，大邱庄改村设镇。大邱庄镇镇政府成立后，解散了原来的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四大集团，成立了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四个街道办事处。原来的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四大集团旗下所有的公司重新组合，成立了22个集团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1995年秋天大邱庄实行住房制度与福利制度改革。推行“居者有其屋，房产私有化”，基本原则是村民不论职务、工龄、老房子按照面积、年限折旧，平均返还给每个家庭一定的补贴。然后由居民自主购买，仅3个月的时间，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住房实现了商品化后，大邱庄随即开始对医疗、物业管理、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子女入学等14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后的大邱庄村民。仍然能够享受着每人每年500元的粮食补贴、免费的医疗保险和财产保险等多项福利，6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每月还可以从政府领到200元的养老金。
“只有不行的企业，没有不行的行业。大邱主通过产品结构改革，增加技术含量，来提高市场竞争力。先后发展了石油奎板项目、造船用的球扁钢项目和小无缝钢管项目，这些项目都属于国内先进技术。从2003年开始，大邱庄的财政收入实现了“四级跳”:2003年，财政收入 0 .72亿元，2004年财政收入1.56亿元，2006年又攀升到了2.4亿元，2007年销售收入高达318亿元，财政收入3亿元。浙江、北京、天津等地企业家纷纷又在大邱庄投资建厂，原来转移到外地的企业家重新回到大邱庄发展。工贸企业总数从150家增加到460家，企业资产总额从55亿元增加到96.5亿元，新增投资达36亿元，实现经济的二次腾飞。
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很大成功，涌现很多禹作敏这样权威主义英雄人物，推动集体经济模式的变革，创办很多工厂企业，提高了农民收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是面对市场经济浪潮，仍然很不适应，在富口袋之后，没有富脑袋，涌现了很多暴发户，他们素质低下，法治意识淡薄，公然犯法而不自知，不知不觉中走上犯罪的道路，当自己察觉时已为是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