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起的和氏璧的名字（胡义成兮）

是谁起的和氏璧的名字（胡义成兮）从历史语言学看，“语言的符号是任意规定的，它只有靠传统的力量才能有意义”。关中周族当年统一了中国，它势必要用软硬两手把自己的文化推广到全中国而形成文化传统。朱熹《诗集传》说，周族统一中国后，“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洪迈《容斋随笔》也说，由于周朝的大一统，《诗经》中“兮”字等语助词，后来就变成了中国诗赋中的通用语助词。这也就从总体框架上解释了楚人屈原骚赋中何以有那么多的“兮”字——因为“兮”字是当年周人推广而流行的语助词。如果“兮”是关中方言，那么，楚人屈原骚赋中那么多的“兮”又如何解释？在中国人后来以“啊”字代替了“兮”字后，关中农村何以仍存“兮”字？其二，按顺序看，在《诗经》中“兮”字最先出现于开篇第二首诗，即“风”诗之《葛覃》，其前即开篇第一诗《关雎》。《关雎》是写周文王后妃太姒与文王爱情的，这是根据《毛诗序》、毛《传》郑《笺》和朱熹《诗集传》等权威注释得出的结论，而

中国古代诗歌中“兮”字颇多，越靠近周秦越如此。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发音如“西”（另说如“嘿”）的“兮”字，是古代汉语词赋中的语助词，大体相当于如今汉语中的“啊”字。至于它的语源，学界一般都语焉不详；它在什么含义上相当于“啊”，在什么含义上又不相当于“啊”，学界也一般都不再去细究，故值得今人再追问一下。我追问的结果是，它源自已被中国古代大量诗赋文献湮没的一个关中方言词汇，此词汇至今仍鲜活于关中民间，如今读音如“些”，其含义与“啊”并不全同。

“兮”字最早现身及其方言特征如下：

其一，在所有中国古代典籍中，对“兮”字的最早记录出自《诗经》。据统计，在《诗经》中，“兮”字共出现了321次，远高于“矣”等其他语助词，可见它在《诗经》时代抒情时的极端重要性。

仔细翻检《诗经》“风”“雅”“颂”各部分，可以发现，“兮”字出现最多的地方是“风”，“风”诗中某些感情最浓烈的篇章，如《魏风》中的《伐檀》，《郑风》中的《缁衣》等，诗尾几乎全是“兮”字；“小雅”中“兮”字也不少，而“大雅”和“颂”中“兮”字则较少。这种情况，与“风”诗跟“小雅”多来自民间而感情外露有关，而“大雅”和“颂”与官府、贵族关系密切，感情外露的文字已被“磨滑”，故“兮”字较少。由此也可知，“兮”字确系反映民间外露感情的语助词，其意指向“啊”并无大错。今日读《诗经》，用“啊”释“兮”，一般也都讲得过去。

其二，按顺序看，在《诗经》中“兮”字最先出现于开篇第二首诗，即“风”诗之《葛覃》，其前即开篇第一诗《关雎》。

《关雎》是写周文王后妃太姒与文王爱情的，这是根据《毛诗序》、毛《传》郑《笺》和朱熹《诗集传》等权威注释得出的结论，而太姒的故乡就是关中东部的合阳，其地物候与《关雎》十分吻合。按照朱熹《诗集传》，《关雎》之后的《葛覃》，也是太姒作品。一批《诗经》学者对此深信不疑。如此说有理，则在周武王母亲的时代，关中方言“兮”就已成为高雅诗歌中最主要的语助词。

其实，《诗经》的最终定稿人是孔子学生子夏，他就是合阳人。而至今郃川所在关中方言中还保留着“兮”字，如大人招呼孩子靠拢，就常用“来兮，来兮”，即“来啊，来啊”；两大人对打，就说“打兮，打兮”，意即“打吧，打吧”。不过，如今在这些场合，“兮”字之音已读如“些”而非纯“西”音。由此可知，《诗经》中的“兮”字之所以那样多，很可能就是因为关中方言所致。这也印证了历史语言学的一个原理：“必须抛开那种把‘方言’和确立的书面语言对立起来的庸俗观点”。另一方面，仔细考察关中方言中至今保留着的“兮”字，可知其意并不全等于“啊”，它似乎比“啊”含义更丰富有趣，包含祈使、要求等意。这又印证了历史语言学的另一个原理：书面语言并不能“准确地记录口语”。

如果“兮”是关中方言，那么，楚人屈原骚赋中那么多的“兮”又如何解释？在中国人后来以“啊”字代替了“兮”字后，关中农村何以仍存“兮”字？

从历史语言学看，“语言的符号是任意规定的，它只有靠传统的力量才能有意义”。关中周族当年统一了中国，它势必要用软硬两手把自己的文化推广到全中国而形成文化传统。朱熹《诗集传》说，周族统一中国后，“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洪迈《容斋随笔》也说，由于周朝的大一统，《诗经》中“兮”字等语助词，后来就变成了中国诗赋中的通用语助词。这也就从总体框架上解释了楚人屈原骚赋中何以有那么多的“兮”字——因为“兮”字是当年周人推广而流行的语助词。

历史语言学还认为，“社会对于个人在语言方面的创新常常是极力反对的”。在封闭的关中农村，个人对作为通用语助词的“兮”是无力改变的，几千年里均如此。虽然，作为语助词的“啊”日益流行，但封闭的关中农村至今还保留着“兮”音。这个“兮”音，作为语助词活化石，恰有可能为我们解开中国古诗赋中“兮”字的来源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