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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创作者(巴黎圣母院首位中译者竟是)

巴黎圣母院创作者(巴黎圣母院首位中译者竟是)30年前,知名文学家、翻译家金克木,在《读书》杂志(一九八八年第六期)上,发表《关于十九世纪法国小说的对话》一文,文中出人意料的提到了所谓“俞译本”,应当是近年来提及这一译本为数不多的、又公开发表了的文章之一。或许,大多数学者或读者,面对这样一部译者名不见经传、向无名人推介的“俞译本”,往往只是当做某种文学史意义上的版本知见而已,对译者生平亦无心深究了罢。纵观《巴黎圣母院》九十六年中译本传播历程,“曾译本”与“陈译本”至今流行,并行不悖,再版重印多次。而首个中译本《活冤孽》及其译者“俞忽”却至今少为人知,甚至不为人知,这不由得令人感慨。紧接着,1924年8月才在上海创刊的《国闻周报》,于同年12月21日印行的第一卷第廿一期,即刊发了《钟楼怪人之批评》的影评文章,应是国内目前已知此部影片最早的影评。从此时起,有相当一部分中国读者倾向于将《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也径直称作《钟楼怪人》。1928

巴黎圣母院创作者(巴黎圣母院首位中译者竟是)(1)

工程师、结构力学教授俞忽

巴黎圣母院创作者(巴黎圣母院首位中译者竟是)(2)

《活冤孽》,译者署名“俞忽”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3年初版 中国读者知晓巴黎圣母院这座古建筑,大多是从《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一书开始的。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的这部巨著,于1831年问世。此书乃是雨果作品中最富浪漫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描写善良的吉卜赛少女艾斯梅拉达在中世纪封建专制下受到摧残和迫害的悲剧,反映了专制社会的黑暗,突出了反封建与追求自由的主题。

《巴黎圣母院》一书传入中国的时间,约在上个世纪初,形成完整的中译本则是在1923年,一位名叫“俞忽”的译者,将此书首部中译本,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只是,当时的此书译名为《活冤孽》,原著者雨果的译名为“嚣俄”。因译者在当时的中国文化圈子里籍籍无名,没有读者知晓其真实身份,加之书的译名也很一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已经滥俗的“果报”类小说,故问津者无多,不甚知名。

1924至1925年间,取材于《巴黎圣母院》的美国电影《钟楼怪人》,登陆中国上海,在上海新新电影院等处上映。美国默片时代的著名演员朗·钱尼在影片中所饰演的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为配合影片上映,周瘦鹃、闻野鹤等海上文坛名流还集体编撰了一份《钟楼怪人》的影片预告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上海观众介绍剧情梗概、人物简谱以及原著内容。这份影片预告书,于1924年12月5日由上海环球影片公司印制发售。

紧接着,1924年8月才在上海创刊的《国闻周报》,于同年12月21日印行的第一卷第廿一期,即刊发了《钟楼怪人之批评》的影评文章,应是国内目前已知此部影片最早的影评。从此时起,有相当一部分中国读者倾向于将《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也径直称作《钟楼怪人》。

1928年,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孽海花》的作者曾朴,译完《巴黎圣母院》一书,译名即作《钟楼怪人》。同年11月30日,曾氏在上海自营的真善美书店将此书印行,迅即风行国内。

曾朴译作《钟楼怪人》风行20年后,1949年4月,上海骆驼书店又推出了知名女诗人陈敬容(1917—1989)的译作。这一次就定名为《巴黎圣母院》,更受读者青睐,亦成为之后70年来雨果此书的中译本通行译名,一直沿用至今。

纵观《巴黎圣母院》九十六年中译本传播历程,“曾译本”与“陈译本”至今流行,并行不悖,再版重印多次。而首个中译本《活冤孽》及其译者“俞忽”却至今少为人知,甚至不为人知,这不由得令人感慨。

30年前,知名文学家、翻译家金克木,在《读书》杂志(一九八八年第六期)上,发表《关于十九世纪法国小说的对话》一文,文中出人意料的提到了所谓“俞译本”,应当是近年来提及这一译本为数不多的、又公开发表了的文章之一。或许,大多数学者或读者,面对这样一部译者名不见经传、向无名人推介的“俞译本”,往往只是当做某种文学史意义上的版本知见而已,对译者生平亦无心深究了罢。

据考,译者俞忽(1894—1959),号子慎,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幼年读私塾,1912年入苏州拓殖学堂。1913年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深造,1919年毕业,获土木工程学学士学位。归国后应聘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半年后转入上海沪杭甬铁路局担任统计科长,1921年被调到平沈铁路局任副工程师。正是在铁路局工程师任上,利用工余闲暇,这样一位纯理工科出身的学者,却翻译出了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

诚如金克木所言,时年29岁的铁路工程师俞忽可能“也是小说读者而不是雨果的中国代言人”。或许,俞忽只是偶然读到《巴黎圣母院》,并深深为其内容所吸引,遂自作主张,以读者视角将其翻译了出来。作为一位纯理工科出身的学者,既无文学、文艺方面的专业训练,亦无文化圈子的影响力可言,“俞译本”自然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自译作《活冤孽》出版之后,或因工程事务繁忙,或因阅读兴趣转移,俞忽再未涉足文学译介。1928年7月,俞忽在京奉路河北兴城段接管工程事务期间,译成《无线电浅说》一书,交由北平北华印刷局印行,此书算是他在路桥工程专业之外的又一次“跨界”译介之举。1931年又应聘到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任教授,开始心无旁骛地从事路桥研究与设计领域的教研工作。

据介绍,俞忽教授在结构力学方面颇有造诣,开创了许多破解“静不定结构”的新方法,如相对偏移法、悬索桥应力分析、钢构架力矩分配、拱桥应力分析等。抗战爆发之后,又随校迁四川乐山,寓居西南一隅达8年之久,直至抗战胜利,方才于1945年随校迁回武汉。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武汉大学组建了水利学院,他被聘为专任教授。1955年成立武汉水利学院(后改名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后,一直担任建筑力学教研室教授兼主任。这一时期,著译有《结构学》《静不定结构》《结构静力学》等专业著述,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俞忽教授毕生致力于结构力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成果在钢架、拱桥、悬桥、拱等结构的强度和振动分析方面,对这一学科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当然,在所有上述这些理工科研成就之外,《巴黎圣母院》的首位中译者的殊荣,仍然是要为俞忽教授加冕的。因为这一殊荣,这位曾经的铁路工程师、后来的建筑力学教授,注定也是要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或许,理工科研与文学译介,理科与文科之间,本就不应当那么泾渭分明,本就应当水乳交融、谐和一体。九十六年前的铁路工程师俞忽,不但给如今的中国师生做了个好榜样,也为《巴黎圣母院》这部文学名著平添了瑰丽的中国色彩。

文并供图 肖伊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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