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情（在陕北结下文友情）
陕北的情（在陕北结下文友情）“我是愿意学的，到陕北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要我当领导，当主任啊！” 毛泽东耐心地开导她说：“你能行，不会就学嘛！你总愿意学习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想当红军，说明你愿意学习红军，只要肯学，一切都可以学会的。我们闹革命，搞武装斗争，开始也不会嘛！还不是学中干、干中学，慢慢就学会了。” 1936年11月上旬的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特地在一个大窑洞里为丁玲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各界代表济济一堂，连周恩来、张闻天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在宴会进行到一半时，毛泽东主席也来了。对于毛主席，丁玲是久仰其名却从未曾谋面，因此她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宴会后，她应邀到毛主席的住所与毛主席进行了长谈。在谈话中，丁玲告诉毛泽东，她早年在长沙周南女中读书时，曾与杨开慧是同窗好友，两人常以姐妹相称，当时就听说了毛泽东的鼎鼎大名。这无疑勾起了毛泽东对往事的回忆，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风趣地说：“我们是真正的老
晚年丁玲
丁玲于1928年以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而在国内文坛上崭露头角。1936年冬来到陕北，成为她革命生活和文学创作的新开端。从此，她在毛泽东主席的关心、教导下，更加热情地投身于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其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也由此进入到新阶段，并以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奠定了她作为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和当代著名女作家的重要地位。
在陕北结下文友情
1933年5月，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和革命文学创作活动的中共党员、“左联”著名女作家丁玲，因丈夫冯达叛变而不幸被捕，此后在与丈夫同居一室的3年软禁生涯中，国民党特务的各种威逼利诱手段都不曾使她屈服。1936年夏，她乘特务机关对她的监控有所放松之际，秘密逃离南京与冯达一刀两断，来到上海与地下党接上了关系。随后，她在地下党的掩护和帮助下，途经西安辗转抵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西保安县（后改为志丹县）。
1936年11月上旬的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特地在一个大窑洞里为丁玲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各界代表济济一堂，连周恩来、张闻天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在宴会进行到一半时，毛泽东主席也来了。对于毛主席，丁玲是久仰其名却从未曾谋面，因此她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宴会后，她应邀到毛主席的住所与毛主席进行了长谈。在谈话中，丁玲告诉毛泽东，她早年在长沙周南女中读书时，曾与杨开慧是同窗好友，两人常以姐妹相称，当时就听说了毛泽东的鼎鼎大名。这无疑勾起了毛泽东对往事的回忆，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风趣地说：“我们是真正的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不必泪汪汪了。你比我还小11岁，算个小妹吧！”未等丁玲答话，他又说：“你大老远来到这里，打算做点什么事呢？”
丁玲爽朗而又坚定地回答：“当兵，当红军！”“好呀！最近可能还有一仗打，正赶得上，你就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到前线去吧！”11月下旬，丁玲便随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政治部主任的杨尚昆奔赴前线。一个月后，她又随彭德怀、任弼时率领的红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在戎马倥骢之中，她总要挤出时间写作，很快以突出的表现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实际上，早在1932年，她就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算是二次入党了。毛泽东对丁玲的事迹及其文章不断有所耳闻，自然感到很高兴，遂于12月30日挥毫写出了《临江仙》一词。他在拍给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电报中，附上这首词，嘱其转给丁玲。词曰：“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因工作调动，当时未收到该电报。直至1937年1月，丁玲从前线回到中共中央的新驻地延安，去拜访毛泽东时，在谈话中她才知道这首词的事。见丁玲未收到赠词，毛泽东当即挥毫在一张白色油光纸上重写了《临江仙》一词，然后交给她。当读到其中那充满赞誉的“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词句时，丁玲无比激动地说：“谢谢主席栽培！”此后，她把这幅手迹视为最珍贵的纪念品，一直保存到新中国成立后，于20世纪80年代将这首词公开发表。
不久，毛泽东亲笔签发了任命丁玲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的委任状。这个任命让丁玲亦喜亦忧，喜的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如此器重自己，忧的是自己毫无当领导带兵的经验，深恐自己不能胜任。因此她向毛泽东表示，说自己想找机会写文章，当新闻记者，并不无忧虑地说：“当主任，我能行吗？”
毛泽东耐心地开导她说：“你能行，不会就学嘛！你总愿意学习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想当红军，说明你愿意学习红军，只要肯学，一切都可以学会的。我们闹革命，搞武装斗争，开始也不会嘛！还不是学中干、干中学，慢慢就学会了。”
“我是愿意学的，到陕北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要我当领导，当主任啊！”
“当领导说难也不难，只要钻进去什么都好办。我看当主任无非是抓那么几条嘛：首先是放下架子，深入实际，团结战士，团结干部，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其次要多动脑子，注意学习别的领导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取长补短，把上级精神吃透，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番谆谆教导让丁玲深受鼓舞，于是她欣然接受了任命。到中央警卫团就职后，她始终牢记毛主席的指示，遇事注意请示和商量，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长于小说和散文创作的丁玲，极少写诗词。1937年初，为了祝贺“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60岁诞辰，丁玲和毛泽东的秘书周小舟等3人合伙买了一块红绸子，并共同赋贺诗一首写在上面。恰于此时，毛泽东走过来，听了这几句顺口溜似的作品后，大笑着评价道：“前面两句写徐老的神态，很好。‘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真是那样，很现实，这是谁都知道的。末尾两句也好，‘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
见丁玲愿意试着写诗，此后毛泽东凡遇到她时，总要兴致勃勃地跟她讲古代诗词，其中特别介绍了李白、李商隐和韩愈的诗以及宋词，同时还谈到小说《红楼梦》。这使丁玲心中更加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无限钦佩之情，40多年后她在回忆录中谈及当时的这种感受时写道：“那时我听他谈话，常常感到自己的旧文学底子太薄，不足为他的对手，因此，多半是我听，他讲。”
两次受毛泽东保护
抗战时期的丁玲
抗战爆发后，考虑到丁玲在国内文化界的影响，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调她去从事文化工作。于是，丁玲被调到中共中央新组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担任团长。该服务团的任务是，将大批投奔延安的文化界人士组织起来，到抗日前线去慰问部队并采访，同时以其作品向大后方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业绩。当丁玲即将率服务团启程离开延安时，又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主席热情地鼓励她要做好领导工作。
此后，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在部队的掩护下，穿过日军的封锁线，进入敌后的晋绥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火热生活，使丁玲了解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回到延安后即写出一系列作品。但她的一些短文也引起了争议，其作品被有的人认为是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总是以极“左”的眼光来看待像丁玲这样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1940年的某一天，康生竟跑到中共中央党校的讲台上当众声称，正在此学习的丁玲有叛变自首的嫌疑，她没有资格到党校来。丁玲横遭诬陷，气愤难忍，当面向康生提出抗议，过后又去找毛泽东要求主持公道。听了她的叙述，毛泽东当即对她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
陈云听了丁玲对她自己在南京被囚的那段历史的汇报，又看了书面材料之后，根据毛泽东的嘱咐，即组织有关人员对丁玲进行了认真的政治审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丁玲因此在心理上得到了安慰，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革命工作。1941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正式创刊，丁玲负责主编文艺副刊。一天，她专程登门向毛泽东倾吐了心中的郁闷，然后请教说：“主席，您在文章中批评了人家，人家服气，而我写的文章，人家为何总有反感呢？”
见丁玲一副焦急的神情，毛泽东充满智慧地说：“批评人家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先把人家的长处说一说，并且要说透，然后再对人家的错误或缺点进行批评，他就服气了。”
丁玲不断点着头说：“您的精辟见解，使我茅塞顿开。”
1942年3月初的一天，《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企霞约请丁玲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她慨然允诺，遂暂时放下正着手创作的一部以陕北革命为题材的小说，一气呵成，很快写出了杂文《三八节有感》。在写作过程中，她联想到自己平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畅述了延甘宁边区一些女同志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也批评了某些男性领导不能公正对待女性的现象。在文中，她替部分女同志鸣不平，给某些男同志提了意见，特别是对那些抛弃“糟糠之妻”，另娶年轻漂亮老婆的男性领导提出了一些批评。还例举了一件令她甚感不平的事，即在延安多数已婚的女同志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每日疲惫不堪，但某些嫁了高级领导人的女人既不做多少工作，又不用自己带孩子，还经常跳舞玩乐。文中“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这句话，即被有些人理解为包含了对江青的影射。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一些刚结婚的老将军的极大不满。一时间，丁玲同那个写了《野百合花》一文的王实味在延安成了被批判的对象。适值延安整风刚开始，在4月初召开的一次党的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上，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继会议主持人毛泽东讲了开场白之后，首先站出来发言，对《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接着，贺龙发言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随后不久，在毛泽东召集的一次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的会上，贺龙、王震很尖锐地对《三八节有感》作了批评。贺龙当面对丁玲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啊，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
毛泽东虽然对《三八节有感》一文也有看法，并同意一些人的批评意见，但还是出面保护了丁玲。在一次批判丁玲和王实味的会上，毛泽东作总结讲话时说：“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正是由于毛主席的这句话，使已经面临严重危险的丁玲得以在延安整风中平安过关。这场风波过后，毛泽东专门找丁玲谈话，十分关切地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以不断的点头表示感激和信服。
领袖鼓励佳作迭出
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丁玲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深入乡村和部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去，体验生活并撰写文章歌颂他们。1944年6月，延安召开边区合作社会议，期间，丁玲广泛地接触了互助合作中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并以靖边县某乡合作社主任、模范田保霖的人生历程及其先进事迹为素材，创作了报告文学《田保霖》。该文和作家欧阳山写的文章《活在新社会里》一并发表在《解放日报》6月30日刊上。7月1日清晨，毛泽东读了这两篇文章后，当即致信丁、欧阳二人，约他们前去面谈。当天下午，丁玲和欧阳山怀着激动的心情赶到枣园毛泽东的住处，一见面，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走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在听丁玲和欧阳山畅谈了创作设想后，毛泽东又请他俩吃了晚饭，饭后从小说杂文一直谈到诗词，直至明月初升，才结束话题。此次接见后，毛泽东在几次会议上都提到了《田保霖》一文和丁玲。他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与此同时，丁玲又一鼓作气写出了《三日杂记》、《袁广发》、《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一批反映陕甘宁边区新生活的作品。抗战胜利结束后，丁玲前往晋察冀解放区，后又以土改工作队队员的身份深入乡村参加了土地改革。她根据这段亲身经历，于1948年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农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巨大变革的作品，一经出版即受到解放区读者的好评，成为解放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大收获，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苏联、东欧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小说后来荣获斯大林文艺奖。
1948年6月15日，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前往匈牙利出席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丁玲，途经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时，意外地与毛泽东相逢。毛泽东高兴地对丁玲说：“好得很，几年不见你了！”接着，他们一起去散步，一路上毛泽东对丁玲说：“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他还说：“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你在农村有十二年，再拿八年去城市，了解工业。”散步之后，毛泽东又邀丁玲一道去吃晚饭。在交谈中，他称赞丁玲是可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同列一等的好作家，并表示他愿意读丁玲的文章。听了这番赞誉，丁玲无限感动。
建国后误解酿悲剧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迁居北京，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编以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等许多职务。1951年夏的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一名警卫员突然跑到丁玲和丈夫陈明的住所颐和园云松巢来通知说：“有一位首长要来看望丁玲同志。”丁玲夫妇连忙为待客作了些准备。不一会儿，守候在门口的丁玲夫妇看见毛泽东在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陪同下走来，不禁感到既惊且喜。他们赶忙迎上去，扶着毛泽东在廊前的木椅上坐下来。经询问才知道，毛泽东今天来昆明湖散散心，到这里后就想起了丁玲，于是抽时间前来看望。然后他们边吃西瓜边聊天，还谈到了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问题。这次交谈宛如老友相聚，气氛轻松愉快。
由于丁玲性格耿直，遇事总要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对上级一些做法也常提出批评。在当时的环境下，这自然引起了某些领导人的不满，加之文艺界内部的宗派主义，继俞平伯和胡风遭批判之后，丁玲同她的工作搭档陈企霞于1955年秋在文艺界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罪名是说她在自己领导的部门搞“独立王国”，反对上级领导。次年，中央组织部门根据丁玲的申诉，经对此案进行复查后，基本上否定了有这样一个“反党集团”。然而，1957年反右派运动风潮骤起，丁玲的申诉活动被某些人说成是“翻案”，同时进一步对她上纲上线，将她打成“右派分子”。原本在延安已经审查定论的历史问题，又被翻出来，她的《三八节有感》一文被定为“反党大毒草”，并以她与变节叛变的第二个丈夫冯达曾共同生活过为由，把她打成“叛徒”。由此连累陈明也被划成“右派”。丁玲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已没有办法再面见毛泽东诉说冤屈了。毛泽东对于当时思想文艺战线“右派进攻”过于严重的认识，再加上“叛徒”的帽子，使毛泽东对丁玲也产生了误解和不好的看法，因此不仅没有再一次出来保护昔日的这位文友，而且还同意了《文艺报》上组织的批判，并亲自撰写了“编者按”。
此后，丁玲先是被下放“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批挨斗，并被关进秦城监狱。直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她才被接回北京，错划的“右派”身份得以改正，党籍也恢复了。1984年8月，她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终获平反，并恢复名誉。
转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来源：《红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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