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谈判完全破裂（1949年国共谈判破裂）

国共谈判完全破裂（1949年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对此是非常欢迎的，但他又不得不考虑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即张治中是国民党的骨干将领，深受蒋介石的信任，他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件很大的事情， 这个事情还需要组织来决定，因此周恩来没有第一时间答应张治中而是先向组织作了汇报。每当周恩来在学校给学生开课时，张治中只要没有紧急的事情就会去旁听，这极大地开阔了张治中的视野，也让张治中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很深的理解，他一度找到周恩来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个阵营里为救国救民而努力。当周总理向这位老朋友深深鞠躬告别的时候，背影看起来是那样的落寞与孤独，周身又被悲伤笼罩。遥想黄埔军校初相识，他们意气风发，侃侃而谈，恨不能再早相识数年，然而转眼间他们其中的一位已然离开这个世界，而另一位也已眼角眉梢爬满皱纹。周恩来和张治中相识于大革命时期，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成立之后，26岁的周恩来和34岁的张治中都在黄埔军校任职，尽管两人分属不同的阵营，但共

1969年4月6日，和平将军张治中在京病逝，时年79岁。周总理知道后当晚就去了张治中的家中，在张家的会客厅里，周总理见到了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女士及孩子们。

在这样的时刻，周总理的到来无疑让张治中的家人极为感动，再想到病逝的张治中，忍不住就都落了泪。周总理他此次前来是要安慰张治中的家人，并且详细询问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等的情况，希望尽可能的帮助张治中的家人解决实际的困难。

原本对于张治中的病逝，统战部提出不搞告别仪式，但周总理不同意，一定要搞这个仪式，他说：“我参加，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的老朋友。”

有了周总理的指示，4月9日下午三点，张治中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总理亲自主持了这一仪式，深切怀念这位为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老朋友。

当周总理向这位老朋友深深鞠躬告别的时候，背影看起来是那样的落寞与孤独，周身又被悲伤笼罩。遥想黄埔军校初相识，他们意气风发，侃侃而谈，恨不能再早相识数年，然而转眼间他们其中的一位已然离开这个世界，而另一位也已眼角眉梢爬满皱纹。

周恩来和张治中相识于大革命时期，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成立之后，26岁的周恩来和34岁的张治中都在黄埔军校任职，尽管两人分属不同的阵营，但共同的救国救民的理想让他们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每每谈到国内外的大事和国家的前途，他们之间就有说不完的话，也因此成为好朋友。在张治中眼中，周恩来为人热情，他的谈吐、风度和学识等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深深地吸引着张治中去靠近。

每当周恩来在学校给学生开课时，张治中只要没有紧急的事情就会去旁听，这极大地开阔了张治中的视野，也让张治中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很深的理解，他一度找到周恩来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个阵营里为救国救民而努力。

周恩来对此是非常欢迎的，但他又不得不考虑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即张治中是国民党的骨干将领，深受蒋介石的信任，他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件很大的事情， 这个事情还需要组织来决定，因此周恩来没有第一时间答应张治中而是先向组织作了汇报。

组织经过研究分析，认为张治中的目标过大，尽管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但国共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因此张治中要入党还需等待时机，不过组织也感受到了张治中的诚意，因此会支持他，让他的工作好做。

周恩来将组织的考虑和决定告知了张治中，张治中也觉得这种考虑很长远，因此他决定继续留在国民党工作。后来周总理回忆起这段历史，还曾对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说：“你父亲如果那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现在他要么是我们的元帅，要么是革命烈士了。”

这自然只能看做是一种感慨，毕竟人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其实是人出生之后所做的一个个选择构成的，张治中在那个时期无法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并代表他为国为民所做的贡献就少了，他是国民党内部少有的一直希望和平的人。

邓颖超曾说：“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文白先生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当时的张治中虽不是党内人士，但和很多共产党关系密切，不过这种密切很快就因为大革命的失败而结束了。

内战开始后，张治中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果上战场必然会遭遇共产党，这从来不是他想要看到的结果，但他无力改变蒋介石的决定，只能决定自己不做什么。于是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张治中退守二线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一直主持国民党军事教育工作。

无论如何，作为一名军事将领，他始终是想和不想战，他不愿和共产党打仗，只希望国共合作，稳定国内局势，一致对外，到那时，他会义无反顾上战场与敌人酣畅淋漓的作战。那才是真正的为国为民而战，而不应该将力量消耗在内战上。只不过，蒋介石尽管极为信任张治中，却并不赞同张治中。

但作为蒋介石极为信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作为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共产党员有深厚友谊的爱国将领，张治中又是国共之间沟通的一个很好的人选，再加上他本身就极为赞同国共两党合作，于是国共两党谈判的时候，一般都会有张治中的身影。

最有名的就是1945年的重庆谈判和1949年的北平谈判。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准备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当时的蒋介石是觉得毛泽东根本不敢去重庆的，他还特别有心的在十天之内给毛泽东发了三份邀请赴重庆谈判的电报。

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未来，毛泽东自然不会害怕到重庆，他认真回了蒋介石的三份电报，并决定亲自到重庆去谈判，于是8月27日，蒋介石派美国大使赫尔利与张治中到延安接毛泽东等中共代表团入重庆谈判。

这是张治中第一次去延安。等张治中和赫尔利到延安之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

当晚，在联络完赴重庆事宜之后，周恩来专门将张治中请到自己的窑洞，商谈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问题，对此张治中给出了自己最大的诚意，他将自己所住的桂园给毛泽东办公、会客和休息用，而张治中和家人则另外找房子暂住。

同时，他还将原本守卫在桂园的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安排守卫毛泽东、周恩来的安全，这些人穿着便衣做内部防卫，他们都是张治中信得过的自己人，而明面上的护卫工作则交由国民党宪兵司令张振的部队，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上护卫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安全。

8月28日，张治中、赫尔利接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飞往重庆，第二天谈判正式开始。重庆谈判一开始就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中间又多次濒于破裂，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张治中劳心劳力又伤神。

判桌上，他代表国民党的利益，在坚持国内和平的前提下与我党展开唇枪舌战，激动处拍桌子也是有的，为谈判成功而绞尽脑汁，而下了谈判桌，他又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好朋友，为他们的安全尽心尽力。

到了九月底，眼看着毛泽东在重庆已经过了一个月了，谈判的协议已经基本通过，毛泽东考虑回延安，对此，周恩来特意在9月29日拜访张治中，再次就毛泽东回延安的安全与张治中商谈。周恩来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张治中很理解地说：“恩来兄，你放心，我既然迎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

这给周恩来吃了一个定心丸，有张治中给毛泽东保驾护航，回延安这一路就是安全的了。但张治中当时因为工作安排得很晚，因此毛泽东回延安的时间需要推迟，10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乘坐蒋介石的专机回到了延安。

这是张治中第二次到延安，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对和平的奔走是有诚意的。”

这种诚意不仅体现在此次重庆谈判上，还体现在张治中平时的工作中，他曾经将《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他还释放了很多革命青年。

送毛泽东回延安之后，张治中奉命去新疆解决伊犁和塔城地区的问题。不久之后，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他上任后就将周恩来托付给他的事情提上了日程。

原来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周恩来就知道了张治中要去新疆的事情，他就将营救新疆被盛世才逮捕的共产党员一事委托给了张治中，张治中一直放在心上，他派人到狱中去探望被关押的同志，尽可能改善他们在狱中的生活。

然后先后三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介石执行《双十协定》，释放这些共产党员，在张治中的斡旋下，蒋介石最终决定释放这些人。于是张治中立即释放被盛世才逮捕的131名共产党员，其中有小孩23个，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毛主席儿媳的刘思齐和邵华。

当然，只是释放还不算完，张治中还决定护送他们回延安，他反复审批护送计划，安排好护送人员，并致电途经的地方，请沿途放行和妥善接待，同时，他还致电周恩来，将整件事告诉周恩来，以便延安做好接应准备，在张治中的安排下，他们最终安全到达了延安。

到了1946年3月4日，为了实现国内和平，停止内战，军事调停三人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从绥远乘飞机到了延安，为停战而努力，这是张治中第三次到延安。后来毛泽东说“他（张治中）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我们看张治中三到延安均是为了实现国内的和平，后来毛主席说张治中“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和平而奔走。

1949年，蒋介石下野之后，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他在1月22日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并决定由张治中、邵力子、黄邵竑、彭昭贤、钟天心等五人组成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与中共进行和谈。

4月1日，张治中作为国民党和平谈判的首席代表率领代表团到达北平，并于当日开始就八项基础的和平条件进行谈判。在最初的十二天里，双方就各项问题非正式地交换了意见，自13日开始，谈判进入正式谈判阶段。

在这一阶段，国民党代表团对中共出具的《国内和平协定》草稿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但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最终4月15日，双方达成了最后的和平协议方案，国民党代表团已经接受，接下来就看南京是否同意签字。

对此，张治中让黄邵竑带着协议方案飞南京请示，而中共决定将十六日到二十日这段时间作为南京的考虑时间，其中二十日是最后的时间，如果二十日南京愿意签字，则谈判成功，如果还不愿意签字，则代表着谈判破裂，一旦谈判破裂，渡江作战就得立刻提上日程。

在等待南京答复的时间里，张治中是很忐忑的，其实他已经想到蒋介石不会签字，但他还是存了一丝希冀，如果蒋介石同意签字，那于国于民都是好结果，但张治中最终还是失望了，蒋介石根本不接受这个协定。蒋介石对张治中也极其失望，他说：“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4月20日，南京未签字，谈判破裂，我军按照原先的计划开始渡江战斗，而张治中这支代表团的去留也是我党关注的一个点，无论是从国内形势还是从他们的安全着想来说，我党都希望他们能留在北平，而代表团里的大部分人也表示愿意留在北平，但是张治中却犹豫了。

他曾说：“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大家行动完全可以自由，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

私心里他不想离开北平，但责任告诉他不能不回南京，对于张治中的纠结，周总理是一心劝其留下的，他说：“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还是广州，国民党特务都不会放过你们。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

但张治中还是在犹豫，周总理又生气地说：“我看，你这个人还是封建，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有幻想，而不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着想呢？”

其实张治中并非真的不愿意留下来，毕竟他一直是向往和平的，也一直心向共产党，但他此次身肩重任，他不能不回去复命，这是其一；其二，他和蒋介石相识多年，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又向来重用他、信任他，他不愿意在这样的时候舍弃蒋介石；其三，他的家人都还在南京，他如果不回去，后果很难说。

这些都是张治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所以即便周总理盛情留人，他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定，试图与南京联系，看看南京什么时候派飞机接他们回去。南京确实做出了反应，准备派飞机到北京接张治中等人。

在等待的时间里，张治中很是心绪不宁，他很为家人的安全担心，他不知道，蒋介石会不会因为他而牵连到他的家人，但这样的事情，他又不好对周总理说，只能暗自心焦着。

其实，周总理是何等心细之人，纵然张治中不说，他又怎么可能想不到张治中的家人呢？谈判破裂，人民解放军即将对南京实施包围，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极可能对张治中的家属下手，说不定会实施暗害，即便是不暗害，也难保不会将他们强行前往台湾。

所以在谈判破裂当日，周总理就已经行动了，他给中共渡江总前委和上海局下达了一个紧急绝密指令：立即通知南京地下党，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张文白先生的夫人洪希厚女士及其子女安全送到北平或其他解放区。

这个绝密指令很快就到了南京地下党手中，大家立刻开始就张治中家属的保护和转移展开工作。

年初打入国民政府江防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作战部门的情报员沈世猷很快就赶到了张治中弟弟张文心夫人郑淑华的家中，让郑淑华想办法联系上大嫂洪希厚，做好转移的准备，然后第二天一早启程去上海。

不过等郑淑华去到洪希厚家中的时候，发现洪希厚已经不在家中了，她一问才知道洪希厚带着子女已经被紧急接往上海，于是第二天一早，郑淑华就赶紧联系了沈世猷，将情况说明。

沈世猷虽对上海的情况并不熟悉，但并不因此而意外，要知道，周总理在下达指令之后，就让北平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王拓守在电台旁，和南京、上海方面的地下党组织随时联系，无论是找人还是转移，随时都能进行沟通。

所以沈世猷并不担心洪希厚等人的情况，他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将张治中在南京的家属都送到上海去，因此他赶紧派车将郑淑华及两个孩子送去车站，坐火车赶往上海。

在离开的时候，沈世猷叮嘱郑淑华：“文白、文心先生两兄弟已在解放区，请你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千万不要出门，以防遭人暗算，在上海，也一定会有人保护你们的。”

上海负责接应和转移张治中家属的是国民党上海空军基地的邓士章及其夫人，两人也都是地下党，在他们的安排下，洪希厚及其子女早已经住进了大儿子张一真和钱妩在愚园路的家中。

等郑淑华携子女到之后，上海已经集齐了张治中的九名亲属：夫人洪希厚、长子张一真、长媳钱妩、小儿子张一纯、小女儿张素久、弟弟张文心、弟媳郑淑华、侄子张一伟、侄女张素德。

上海当时并没有解放，因此上海并不是他们久居之地，对此，邓士章请示组织的安排，周总理亲自安排他们的转移，对于接送车辆和接送路线都做了妥善安排。

4月24日凌晨两点钟，邓士章电话通知他们做好准备，六点就会有车去接他们到机场，然后飞往北京。对于邓士章，因为是张治中的好朋友，是很值得信任的，在当时的局势下，大家对他的安排没有任何异议，六点钟，航空公司的汽车就到了张一真的家中，顺利接上了他们，然后开往机场。

等到了机场，他们见到了邓士章及其夫人，在等待飞机起飞的过程中，邓士章夫人对他们说：“你们几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先分散到各个角落，等飞机快起飞时，你们再一起上飞机。遇到熟人要少说话，别人问你们到哪儿，就说到兰州或者说接兰州来的客人。”

张治中曾在兰州任职多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因此这样的理由是可以取信于人的。她的这一叮嘱并非多此一举，因为他们真的在机场遇到了熟人，即交通部长俞飞鹏。

俞飞鹏很自然地上前询问洪希厚的去向，洪希厚告以去兰州，然而俞飞鹏却纳闷地说：“今天没有去兰州的飞机了，已经派飞机去北平接和谈代表团了，张长官就要回来了，你们回去等吧。”

好在俞飞鹏并未多想，而洪希厚则淡定地挥了挥手，带着几个孩子走开了，然后在邓士章安排的人的带领下上了飞机，正是准备去接和谈代表团的飞机。

等九人上了飞机之后，飞机立刻就起飞了，当天就飞抵北京，而此时的张治中依旧被蒙在鼓里，他知道南京已经解放，但他不知道家属此时是否安全，就在这一天的上午，周总理让叶剑英带着张治中去机场接人，但并未告诉他是接什么客人。

张治中原本以为是国名党的重要人物，因此他看到那架涂有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缓缓降落在停机坪上时并没有表现出异样，直到舱门打开，张治中看到他的夫人、弟弟、弟媳以及孩子们陆续从飞机上下来的那一刻，他激动得差点落泪。

那一刻，张治中呆住了，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看着一个个亲人走近、听到他们在呼唤他，等所有的人都下了飞机之后，张治中心中的石头突然就落了下来，他是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自己的家人，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想在家人面前落泪。

等到了晚上，周总理在饭店宴请张治中一家人，张治中眼中含泪，对周总理说：“恩来先生，感谢你想得周到，我们全家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饱含深情地说：“我祝贺你们阖家团聚。不过，也要请谅解，为避免出现差错，事先并没有告诉你们。”

张治中哪里会对周总理有怨言？他高兴还来不及，家人都在身边，他再也没有任何疑虑，终于下定决心留在北平，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建国之后，张治中依旧为和平而奔波努力，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而他和周总理之前的深厚情谊比过去更深，周总理经常会去张治中的家中做客，每次去都详细了解张治中家中的情况，关心张治中的身体情况，关心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当时张治中患有神经性腿痛的顽疾，疼起来要命，尤其随着年龄的增加，疼痛升级，周总理总是想办法给张治中带这方面的药。后来困难时期，周总理也是想办法保全张治中一家人，让张治中有一个相对安定的晚年，直到1969年张治中病逝。

张治中病逝前曾口授政治遗言：

“我的病体是不行了，人生七十就算古稀，我已年近八十，自无遗憾。不过，在政治上还想说两件事：首先，我再不能为解放台湾而尽力了。解放后十七八年来，我所日夕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也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好些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始终未成，问心无愧。其次，从1924年我参加大革命开始，就一贯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解放以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已经超越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在这方面，我也是毫无遗憾的。”

所谓无憾，是因为他为此尽了力，他一生为和平而奔波，所作所为皆为国为民，就如同周总理说的那样：“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张治中病逝后，周总理在八宝山主持了张治中的遗体告别会，并在仪式结束之后再次关心张治中的家人，对洪希厚说：“有什么困难，就找我的联络员，请他转告我。

尽管洪希厚和家人不愿意麻烦周总理，但周总理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他们的生活，即便后来周总理因患癌住进了305医院，还是让秘书和总理办公室主任代表他去看望张治中的家人，转达他的问候，问问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等等。

后来周总理病危，自知时日无多，就让工作人员将他的稿费和平时节省下来的工资共计5万余元，送到了张治中的家人手中，让他们改善生活。

如今的我们其实很难切实理解那个时代的真挚友情，但不妨碍每每看到他们的故事就热泪盈眶。

严格说起来，建国前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周总理和张治中之间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他们有针锋相对的时候，有互拍桌子的时候，更有患难与共的时候，有彼此信任的时候，有肝胆相照的时候，一起为着和平而努力。

建国之后，他们一起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心底彻底没了隔阂，感情更加真挚，真挚到即便张治中已逝，尽管张治中生前并未托付家人，但周总理依旧和张治中还活着时一样关心他的家人，甚至比张治中还活着的时候还要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