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剧梅花奖排名（晋剧梅花奖获得者杨红丽）

晋剧梅花奖排名（晋剧梅花奖获得者杨红丽）1992年，杨红丽宫外孕大出血。在医生的建议下原本应该休息一年的她，刚刚休息一个月，就因团里在演出中遇到困难而抱病登台。结果可想而知，身体彻底垮下来了，致使杨红丽在家休息了整整两年。青年团的演艺岁月也是艰苦的。在郭志刚的记忆中，有一次在阳泉演出，剧团住在半山腰。杨红丽当时发着高烧，他把妻子从山上背下来，等演出结束后再把妻子背回山上。进青年团演出的第一个挑梁大戏是由魏梅兰老师导演的《血溅乌纱》。由此开始，《潘杨讼》、《花烛恨》、《画龙点晴》、《三审宫案》等大本戏，一部接一部的排，一出接一出的演。当时传统戏刚刚恢复不久演出市场异常火爆。身为台柱子的杨红丽，繁重的演出任务自然就落在她的肩上。一个台ロ九场戏她就得上七场。用她的话说，演得都发愁了。那时的她年纪轻，扮相好，嗓子亮，做戏稳，舞台上一腔一板、一招一式中无不带有母亲张鸣琴的影子。因而她的演出极受老百姓的欢迎，慢慢的老百姓们也就亲切地称她为“

组建“小鸣琴”剧团

那个十年，对传统戏曲艺术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戏曲表演人才的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为了尽快扭转这一局面，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山西文化主管部门通过戏校或剧团招收随团学员的形式，以及举办青年演员培训班和组织一系列的评比演出，使得一批有培养前途的优秀青年演员脱颖而出。在此基础上，全省各地纷纷组建起以青年演员为主体的实验剧团，晋中市青年晋剧团即为其中之一。

晋中市青年晋剧团（前身为晋中地区晋剧青年团），成立于1979年10月。其班底为晋中地区艺术学校76届晋剧表演班的毕业生。这是一个充满朝气、充满活力的年轻的表演团体。

从1983年到1992年，整整十年，杨红丽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这个青年演艺团体中度过的。

进青年团演出的第一个挑梁大戏是由魏梅兰老师导演的《血溅乌纱》。由此开始，《潘杨讼》、《花烛恨》、《画龙点晴》、《三审宫案》等大本戏，一部接一部的排，一出接一出的演。

当时传统戏刚刚恢复不久演出市场异常火爆。身为台柱子的杨红丽，繁重的演出任务自然就落在她的肩上。一个台ロ九场戏她就得上七场。用她的话说，演得都发愁了。

那时的她年纪轻，扮相好，嗓子亮，做戏稳，舞台上一腔一板、一招一式中无不带有母亲张鸣琴的影子。因而她的演出极受老百姓的欢迎，慢慢的老百姓们也就亲切地称她为“小鸣琴”了。日久天长，“小鸣琴”的艺名就这样被叫响了。

青年团的演艺岁月也是艰苦的。在郭志刚的记忆中，有一次在阳泉演出，剧团住在半山腰。杨红丽当时发着高烧，他把妻子从山上背下来，等演出结束后再把妻子背回山上。

1992年，杨红丽宫外孕大出血。在医生的建议下原本应该休息一年的她，刚刚休息一个月，就因团里在演出中遇到困难而抱病登台。结果可想而知，身体彻底垮下来了，致使杨红丽在家休息了整整两年。

看着妻子整日在家没事干，情绪低落，丈夫就提议说，要不你和你母亲成立个剧团吧。

1995年10月11日，晋中市＂小鸣琴”晋剧院（前身为“小鸣琴”晋剧团）正式组建。

以杨红丽艺名“小鸣琴”命名的这家民营艺术院团，是山西省成立较早的一家民间演艺职业团体。从成立初期，就以其规范化、现代化、专业化的管理模式和高水准、高质量的演出口碑，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肯定和同行的赞誉。

1999年该团在第五届中国“映山红”民间戏剧节上演出的大型新编历史剧《蒯彻装疯》，荣获综合大奖；

2000年又荣获山西省委宣传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并在央视戏曲频道播放。该剧被河北井陉青年晋剧团移植上演。2000年该团晋京演出，又获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曲学会、中国“映山红”组委会颁发的“演出成功奖”。

“我们这个团虽为民营团，每年至少也有二三十场的扶贫演出。有的地方老百姓很想看戏又没钱写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义务演出。”

一个民营院团，从1995年组团至今，十六年来坚持每年为基层老百姓演出二三十场扶贫戏。一些国营院团都难以做到的，他们却做到了，而且一直在坚守着。

“我现在虽然年龄大了，但人家写你的戏，老百姓想看你的戏。我就不多考虑自己的身体了，只要我的嗓子能唱，我就登台，老百姓就是我的上帝。但凡我能演出，我就得正儿八经地好好演。“以质量求生存、为人民演好戏”早已成为该团之宗旨。他们常年活跃在乡村田野，每年演出多达四百余场，在丰富与满足广大老百姓看戏的同时，更成为山西戏剧战线上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山西‘小鸣琴’剧团为中国戏剧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光明之路，是戏剧改革开放的典范，是三晋大地文艺道路上的一支生力军。＂原文化部副部长潘震宙和原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李默然如此称赞。

建团十六年来，他们以真诚、执著与付出，探索出一条民营艺术院团在戏改革中的生存、发展之路。无疑，他们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和实践者。

生命中有一种爱叫“担当”

中国戏剧“梅花奖”有一项严格的规定：年龄。

当年，张鸣琴由于超龄而与“梅花奖”无缘。她的女儿杨红丽自然最能体会当年母亲的心愿。

1987年，晋中地区晋剧团著名青衣王万梅，荣获第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而陪同进京演出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张鸣琴。

也许，至今台下的评委和观众都不会想到，那时的张鸣琴是胳膊上打着石膏登台的。

“梅花”成为张鸣琴艺术人生中永远的遗憾，而这个遗憾在女儿杨红丽身上却得到弥补。

孝顺的女儿希望能替母亲了结这个心愿。

机会终于来了。

1999年，中国戏剧“梅花奖＂首次放宽条件，允许民营艺术院团申报。也就在这一年，创办于1989年的湖南“映山红”民间戏剧节，从第五届开始更名为中国“映山红”民间戏剧节，成为由文化部艺术司、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性的民间戏剧盛会。

为减少民营院团的负担，本届“映山红”组委会将“梅花奖”的评委们请到长沙。由此形成一台演出、两种奖项同时参评、互不影响的特殊运作格局。

“她继承了母亲张鸣琴的演唱风格，高亢、洪亮，韵味醇厚，表演洒脱，个性鲜明，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和艺术特色，被广大戏迷赞誉为‘小鸣琴’。在日前落幕的第五届‘映山红’民间戏剧节上，她主演的晋剧《蒯彻装疯》、《芦花》荣获综合演出一等奖、表演奖等多项奖励。＂

1999年10月，“小鸣琴”晋剧团在赴湖南长沙参加第五届中国“映山红”民间戏剧节的同时，杨红丽也报名参加该年度“梅花奖”的角逐。她不但获得第五届中国“映山红”民间戏剧节表演“一等金奖” 还幸运地摘得第十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全国民营艺术院团“夺梅”第一人。

时隔多年，回想起当年“梅花奖”的来之不易，郭志刚与杨红丽夫妇感慨万端。

《蒯彻装疯》由尚羡智编剧，马玉科导演。该剧讲述了汉高祖刘邦即位后，怀疑旧臣，意欲除之。因韩信在宴前曾向刘邦吐露实言，被刘邦疑为诬君。吕后得知，宣萧何进宫谋计，以除韩信。萧何传旨调韩信进京，蒯彻力阻韩信，陈述利害。韩信不听进京后被斩未央官。后刘邦又派萧何前去捉拿蒯彻问罪。蒯彻金殿装疯，毫无惧色，并以韩信之功，侃侃申辩。刘邦为取信百官和民众，最终赦免蒯彻，封其“舌辩侯”，并依蒯彻之秦，厚葬韩信。

杨红丽在这出新编历史剧中扮演一号主人公蒯彻。剧情的深奥和唱词的文雅，常常令她觉得对人物内心情感和思想脉络的理解难以把握。

排戏中的苦和累杨红丽都能克服，然而在她面前最大的障碍当是经费问题。

一出新戏无论是编剧、导演、服装、道具、灯光、舞美及音乐创作等方面的投入都是巨大的。剧团三个月不演出，全团人员的工资以及去长沙的往返路费与在长沙的吃、住开支等等，尚无着落。

杨红丽白天排戏，晚上和丈夫一同找朋友们借钱。最后，花光积蓄卖掉车，带领大家踏上了前往长沙的征程。

谈到“梅花奖”组委会请他们夫妇俩吃饭一事，郭志刚记忆犹新。

长沙演出后，“梅花奖”组委会邀请他们夫妇俩到一个27层的旋转餐厅吃饭。去之前，夫妇俩赶紧向同事们凑了一些钱。不料到达之后才明白，因为他们没花国家一分钱，戏又演得好，还卖掉车借钱赶来参加比赛，令组委会很受感动，所以オ专门请他俩吃这顿饭。

在第五届“映山红＂戏剧节上，共有23个省市的43台剧目参评，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评委中有郭汉城、李默然等当代名家。

评委们说：“看完戏一路上议论的是你们的戏，吃饭时议论的也是你们的戏，晚上睡觉还在议论。一个民营剧团排出的戏能有省级大团的水平，真没想到。

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评委们的反响是那样的强烈。别的演出院团穿的是统一新制的团服，拎的是皮箱，给评委们发的是印刷精美的节目单。而杨红丽拿给评委们的只是一张简简单单的剧目简介。

临出场了，跟在杨红丽身边的女孩在抹眼泪，嫌妆不漂亮。小女孩说不好看，杨红丽说好看，并安慰她说这是化妆师根据剧中人物来化妆的。

杨红丽忙台上，丈夫忙台下。签到、照相、招呼评委们。

“这个人的嗓子累坏了，但功底子很硬。”看戏的专家们一听唱，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杨红丽的嗓子坏了，是累、是急、是操心。去长沙之后，只能是天天打吊瓶。

临去长沙参赛的前一星期，《蒯》剧还在不断完善修改中。本子不顺，唱腔不畅，再推翻、再重排，心理压力之大，常人难以想象。

“你放心回去好好演戏就行了，绝对不会不给你第一名给第二名。顺便问一句，你是不是这次得了‘梅花奖’回去就不演出了？”

“不是呀，我得了‘梅花奖’更得好好演。”

至今都可以这样讲：杨红丽是全国“梅花奖”演员中演出最多、最苦的一位。

从长沙参赛回来后，杨红丽的嗓子坏得不能唱。老百姓安慰杨红丽让她不用怕，说你就是嗓子坏了我们也看你的演出。

面对通情达理、善良纯朴的观众，演出中该唱而不能唱，那份痛苦难于言表。每每含着泪在舞台上演出，但却不能流出来，因为她扮演的是皇帝、是清官。泪，只能流在心里。

“我要做好人，给老百姓演好戏。

只要一上台，杨红丽都会使出十分的力气去演出。一万个观众在台下看戏，她是这样演；十来个人在台下看戏，她还是这样演。用她自己的话说：既然我上台我就认真演，要从良心上对得起喜欢我、爱看我戏的百姓们。

“我母亲演戏就很认真。我母象就是走的这条路，跟母亲一样，我现在走的也是我母亲经历的这条苦路。”

对母亲的担当，对百姓的担当，构成了杨红丽演艺生涯的全部。

“中国第一《芦花》

“我看了全国四十多个《芦花》 你们这是最好的一出《芦花》，是中国第一《芦花》。

这是一位年近九十岁的老人发自内心的赞叹。在1999年那个特殊的夜晚，杨红丽的《芦花》感动了这位老人，也感动了长沙的观众。这位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郭汉城。

作为一出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传统戏，《芦花》的故事情节极为感人。春秋时期，员外闵德仁前妻去世，所留一子闵损。继母李氏在生下次子英哥之后，渐对闵损产生厌恶，进而以芦花为其絮衣御寒。一日，闵德仁带着闵损及英哥外出看望先生。途中大雪纷飞，闵损寒冷难忍。闵德仁见状怒而鞭之，始见芦花飞出。闵德仁返家决意休妻，闵损跪地为继母李氏苦苦求情。“宁教母在一子单，莫教娘去三子寒。＂李氏追悔不已，全家和好如初。

1999年剧团刚刚从湖南长沙参赛回来，即收到文化部的邀请函，希望他们能去北京演出。因为经费的原因，他们放弃了。第二年，团里再次接到邀请。在省里给5万元、晋中市给2万元资助的基础上，他们又自筹8万元，这才进了北京。

剧团在北京演出的是《打金枝》、《芦花》两个传统戏。此次晋京属展演性质，所以颁发的是＂演出成功奖”。由于演出效果出奇地好，文化部还特意在其会议室为“小鸣琴”剧团召拜了座谈会。首都戏剧界的专家们对这两个戏更是喜爱有加，仅提出维一的一点不足，就是舞台上缺少包装。

《打金枝》和《芦花》，一个是宫廷的家庭戏，一个是民间的家庭戏。不但配得好，而且演得好。通俗易懂，且都有教育意义。因此，北京专家们的评价之高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年剧团在北京的演出地点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小礼堂。根据《芦花》演出的需要，在演出过程中间要有一束追光专门打在舞台正中悬挂着的“干枝梅”布景上。

舞台上的演出在正常进行着。突然，台下的郭志刚发现该打追光时却没打，他急忙往管灯光的那儿跑。当他跑到楼上正准备发火时，却被眼前的一幕怔住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大男人，正蹲在那里失声痛哭。

“师傅你给咱误了、误了。”郭志刚焦急地冲着灯光师喊。没想到灯光师头也不抬地光摇手，嘴里说着：“太感动了，我没看过这么好的戏，对不起，我哭得忘打光了。＂

“人家哭得连脑袋都不抬。＂郭志刚说。

今天，我们依然不知道那位灯光师的姓名。但我们相信，2000年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那个夜晚，定会成为灯光师永久的记忆。

“回来录像时我还同人家吵了一架。

从湖南长沙一回来，剧团为了留下音像资料，请山西电视台来给这两个剧目录像。当《芦花》演到一半时导演却叫停了，说休整一会儿再录。郭志刚急了。问：演得好好的为什么让停了？说：等你们休整一会儿，演员们的情绪就没了。

“你看，他们几个哭得不能干”

听到导演的话，郭志刚回头这オ发现摄像的、打光的都跑到一边抹眼泪去了。

一出《芦花》，早已不知触动了多少人内心深处最敏感的神经。

演员在台上演得掉泪，观众在台下看得掉泪。

传统戏曲以它穿越时空的感染力，传递着人间的那份温暖与亲情。

创办“小鸣琴”艺校

2004年，郭志刚与杨红丽夫妇创办了晋中市“小鸣琴”艺术学校。艺校办了四年，招收了两届学生，总人数达150多名。担任教学任务的是张鸣琴、桑桂香等一批名演员。

剧团挣上钱再贴给艺校，前前后后共投进70多万元。贴钱贴的多不说，培养的人才也留不住。种种原因，使得艺校无法再继续办下去。

当时学校采取的办法是在校学习两年，然后跟团实习演出。进团实习的学生，团里按实习的待遇发给工资。

“孩子们刚刚能登台实习演出，社会上的草台班子就过来挖人了。

由于民营院团膨胀式的无序发限，这其中还包括具有正规演出证的院团和没有演出证的临时剧团，可谓鱼龙混杂。混乱的局面，造成对戏曲表演人才需求量的急剧增加。

如今，也只有十几个学生留在剧团工作。

我们知道，戏曲表演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由于民营院团没有必要的约束，也就形成了人员流动性大、人才留不住的现状。

谈到艺校，杨红丽很是伤感。然而，令她欣慰的是留在身边的两名弟子都很争气，已经可以独挡一面了。

侯瑞，李燕，她们称得上是“鸣琴腔”的第二代传承人。

按杨红丽的说法，两名弟子虽然正式拜师只有三年，但跟着剧团已有七年了。

侯瑞和李燕起先曾在小剧团呆过。那时，她们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什么角色都演，也就在所难免地养成一些表演不规范的毛病。跟了杨红丽之后，杨红丽才感觉到必须先让她俩接受正规的学习。于是，让她俩带工资进艺校，从最初的基本功开始，一点一滴地从头学起。三年后她俩从艺校回到剧团，杨红丽才正式收为入室弟子。

一个流派，技艺的传承至关重要。这两名弟子身上凝结着杨红丽的心血，也寄托着杨红丽的希望，以及“鸣琴腔”传承的重任。

杨紅丽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剧协常务理事、晋中剧协副主席、晋中市政协委员、晋中市“小鸣琴”晋剧院书记。她常年奔波于演出第一线，其真挚朴实、沉稳老练的表演，高亢激越、的味醇厚的唱腔，深得老百姓的喜爱。《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文化报》（山西日报》、《晋中日报）等多家媒体发表过关于她的评论文章。她的代表剧目《下河东》、《十五贯》、《芦花》、《蒯彻装疯》、《花烛恨》、《明公断》、《嘉靖宮变》、《画龙点睛》、《血溅乌纱》、《困陵》等，传承有方，盛演不衰。

由于采访杨红丽和她的民营剧团，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关于民营院团的思考

现象一：市场管理混乱

文化执法部门监管力度尚不到位，没有办理手续临时搭班演出的野班子，在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他们以低戏价、低质量，搅乱正常的演出市场，形成恶性竞争，对正规的表演院团冲击很大。

还有一些剧团下乡演出乱打牌子，今天是某某剧团，明天是某某剧院，好似孙悟空不时更换身份。他们这种不讲职业道德的做法，对一些口碑好、名气大的正规院团造成极大影响。如“小鸣琴”剧团就曾经亲身经历过这种尴尬。有一次他们去一个地方演出，老百姓围着杨红丽谈论说，这个好像是真的“小鸣琴”，上次来的是个假的。在剧团的询问下オ得知，曾有剧团打着“小鸣琴”剧团的牌子在这里演出过。像这种情况，剧团通偶过好几次。

观象ニ；人才留不佳，人员流动性大

民营院团的工资带有一定的随意性，这也就造成演员跳槽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家给一千五，那家就给一千八，这家给二千，那家就给二千二。你给年薪四万，他就给五万………面对这种情况，剧团往往无所适从。给吧，不是这个演出水平不给吧，人一走戏又得重排，无形中剧团的负担又要增加，真是两头为难。还有一种现象，不少年轻演职人员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考虑到剧团常年在外流动演出，家里人提出让改行的也不在少数。

现象三：国营院团名角走穴现象严重

经纪人以较高的戏价写下台口，给了一些要价低的小剧团。小剧团为了能交待老百姓，就从国营院团请一些名角去临时充充门面，应付一下，双方互惠互利。另外，国营院团的些名演员常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到一些民营院团的演出中，这种情况也不在少数。

现象四：人情戏、关系戏

一些领导碍于人情，帮忙打招呼、写条子。而村干部又不敢拒绝得罪领导，且戏价还不能定低了。某村就曾经发生过老百姓嫌戏不好、戏价高而与剧团发生冲突的事。最终以村支书被罢免、只支付少部分戏价而平息事端，在老百姓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现象五：老戏老演，佳作贫乏，杨红丽就很无奈地说，她非常想多排几部精品剧目，尤其是须生戏。当年在角逐“梅花奖”的时候，有评委看完她的戏就说：“一看‘小鸣琴’的演出，就想起申凤梅来了。”申凤梅是河南越调名演员，以演诸葛亮闻名全国，有“活诸葛”之称。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民营院团为了生存，只能疲于奔波，根本没有财力投入新戏的创排，只能是老戏老演，以传统戏为主。用杨红丽的话说：只要给筹集五十万元，我就能排出一部好戏来。

民营艺术院团在日益壮大的背后，依然有诸多的无奈与彷徨。

下一步该如何发展，如何走出一片新天地，显然业已成为戏曲界关注的焦点。正确的引导、舆论的呼吁，是否还应该落实到最后的具体措施上 。

今天，令我们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是：民营艺术院团蓬勃发展的态势，使之早已成为文艺表演院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家园离不开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文 赵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