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兆良最新评论（评论蔡兆良）

蔡兆良最新评论（评论蔡兆良）铁舞曾在一篇《怀疑与批评》的短文中说：“马克思是‘怀疑一切’的英雄”，可见他对怀疑精神非常敬服。他曾写有《应当普及批判性思维的常识》，他认为：“作为作家，你离文学大师有多远？你处在什么时位上，应当允许批评家说话；同理，批评家你离思想大师有多远，你正处在什么时位上，当有清醒的认识。批评是需要热闹的，但不能止于热闹；即使是“看客”懂一些常识，也就不会只看热闹，不看门道了。再说，文学批评是如此，其它领域的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为此，他著文呼吁要开展“对批评的批评”的“超批评”。按照他的实践和想法，他希望通过批评的再批评，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然后共同探究。他常常将自己的诗文，通过博客、微信邮件等电子媒介让众人展开评议。我记得他的一首《蟋蟀》，征得二十三位诗友的臧否评议，他将此汇集一起，作为集思广益的资料。说到怀疑精神，我们会想起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是个善养浩

蔡兆良，笔名海客，居上海。退休闲人，每天五杯茶中读书散步，茶要新的，书爱旧冷。偶尔作诗著文，只愿无心出岫。著有个人诗集《半岛》。

《怀疑中的热切指向》

──漫议铁舞批评的怀疑精神

笔者近期一直关注着铁舞撰写的评论，从以前的《当代作家批评》《社会科学杂志》，到最近的《书城》《名作欣赏》，特别是近几年的《文学自由谈》，铁舞连续发文评议文坛各种问题。我知道有些人因被点名而一时气急败坏，扬言保留打官司的权利，铁舞私下里曾说，文章如果仅仅针对个人，就会流失广泛的社会意义，文章里被提到的人只是诗歌范畴里的个例化，与这些诗人并无过节，大多不认识。他只是比别人多一份怀疑精神而已，在上海像他这样的人已很少。

说到怀疑精神，我们会想起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是个善养浩然之气的人，所以胆子大，锐气足，曾自信地如此宣告：“圣人与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底气足，善雄辩，所以没有孔夫子那种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丧家之犬的软捏。勇于对齐宣王的朝政，面对面地进行数落和批评，层层推理，批得齐宣王顾左右而言他。一代君王，在一个学者和众多大臣面前，唯唯诺诺，不敢说话。可见孟夫子的怀疑锐气有多盛！现代的东西方文化，有传承更兼有怀疑与颠覆。辛波斯卡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里说：“当代诗人对任何事物皆是怀疑论者，甚至——或者该说尤其——对自己。”如今怀疑容易，但怀疑精神主心骨是什么？如今有怎样底气的批评家才有这样的能量？这是我要对铁舞关注的地方。

铁舞曾在一篇《怀疑与批评》的短文中说：“马克思是‘怀疑一切’的英雄”，可见他对怀疑精神非常敬服。他曾写有《应当普及批判性思维的常识》，他认为：“作为作家，你离文学大师有多远？你处在什么时位上，应当允许批评家说话；同理，批评家你离思想大师有多远，你正处在什么时位上，当有清醒的认识。批评是需要热闹的，但不能止于热闹；即使是“看客”懂一些常识，也就不会只看热闹，不看门道了。再说，文学批评是如此，其它领域的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为此，他著文呼吁要开展“对批评的批评”的“超批评”。按照他的实践和想法，他希望通过批评的再批评，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然后共同探究。他常常将自己的诗文，通过博客、微信邮件等电子媒介让众人展开评议。我记得他的一首《蟋蟀》，征得二十三位诗友的臧否评议，他将此汇集一起，作为集思广益的资料。

2015年他因质疑《新海派诗选》存在名不副实的问题，写了一篇《名不副实的“新海派”》，洋洋洒洒五千字，文章放眼全局、以文学史观和诗歌地理入手，从而确定这本《新海派诗选》是文化赝品。他的一语破的，看是名与实的评析，其实是诗歌如何建设现代性的运作。

当时他不顾“新上海诗人”和诸多诗友的情面，就新海派的话题，从诗歌全局、诗歌历史、诗歌地理，做了一家之言但也颇有说服力的剖析。文章发表在天津，在上海也引起激烈反响。《上海作家》也就此话题展开专题讨论。他不是就事论事的人，他认为诗歌现代性问题，不仅要理论一番，还必须重在实践和建设。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愿想：“假如我们还抱有想创造一个海派诗歌愿望的话，‘后制’则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它所谓“后制”，把现成的作品拿来组合，制作，它通过重新编排，重组上海城市题材的诗，编辑了一本以上海诗人为主的现代城市题材的诗集《忘却的飞行》，虽然怀疑诗坛当下现代主义“一只猫的脚爪已伸进来了，猫的屁股还没有坐下来”，但是他用足心思让“一只猫的脚爪在”在城市大理石广场的“雪泥”上留下“鸿爪”。

铁舞的怀疑能注意到时弊很微妙的一个点，他在《现代主义这只猫》一文中说：“中国的现代主义还没有生根……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地现代主义起来。”他把具体质疑的对象瞄准了所谓象征性的“现代派诗人”身上，用精细分析和论理，良性互动的对辩，不是让诗人中枪，而是为诗歌现代性的建设提出新的选项。

他的《我们的美学何以粗鄙了》一文，通过对于坚的《八十八张便条》的文本分析，指出诗歌中呈现审美粗鄙化的问题，并怀疑这种标新立异的诗正在误导人们的审美价值。又如诗人严力的“《多味诗句口香糖》以‘口香糖’之名来涵盖许多思想碎片，吸引人的眼球，这种不能不被认为是一种趋俗的表现，……即使你表现的是真的、是善的，也不要离开了美。”他对这种审美情趣也提出了怀疑。他还在《现代主义这只猫》文中，如此说：“我们去读读《中国南方城市诗选》……一种反古典的散乱语言看上去是现代的，其实像‘摆摊头’一样暴露出一种‘小业主’的毫无穿透力的情状。再看《尚义街6号》也是这种情景……”他将批评直接指向这些现代先锋著名诗人在诗歌创作上——现代美学的匮乏与农耕意识的顽劣上。在《这‘断命’的诗》一文，铁舞由伊沙的《车过黄河》联系到传承伊沙衣钵的轩辕轼轲《阴毛和阴毛是不能混淆的》这两首粗制滥造的歪诗，亦讽亦诙地进行了严厉批驳，并对这些当红诗人“拼地盘”“拼影响”的撒野、撒尿的粗野行径予以无情的抨击和批判。他为此而写的《假如你也想雷人》一文就像一出讽刺剧。文章先让阿多尼斯雷人的话作开场白，好像中国戏剧，锣鼓咚咚锵锵敲得越来越密，越来越响，此刻，主角在聚光灯下亮相上场。诗人丁成等在罗马尼亚，以夜郎自大的心态，粗鄙滥造的诗歌《甸沟图等等》，获取奖项和诗会的“好评”后，自吹自擂，铁舞为此撰文对其粗劣的诗歌作了鞭辟入里的精细分析和批评，辛辣的讽刺性引起了少数人极大的不满。其实，批评家在文中只指明一个向度：“中国诗人的自信一直是个问题，要么自卑，要么过于夸张，还有一种是自我‘踩踏’：”

对此我想起，墨西哥诗人帕斯《大街》一诗所绘：“这是一条长长的街道。/我在黑暗中行走，跌跤，/爬起来，踏着干枯的落叶和沉默的石子，/深一脚，浅一脚。/我身后也有谁将它们践踏：/我停，他也停，/我跑，他也跑。/当我转过脸，无人静悄悄。”这种自卑和虚妄的自我踩踏，帕斯还有进一步的描绘，就是：“自我的中心迷失地行走。”一个人自我找不到中心，无法救赎，哪来出路？还有些诗人用粗制滥造的诗歌跑到国外弄个所谓“国际奖”，好像阿Q出国，阿Q就不是土佬，是个洋鬼子了。鲁迅小说里的阿Q出国接受诗歌奖肯定是个新闻，但是，出国的阿Q在洋人马路上能捡到自信？会不会除了踩踏自我还踩踏其它？铁舞对这种只图标新立异，人格上急功近利的扭曲，诗学上粗鄙低劣的丑陋，深感忧虑。

诗必须美，而且它是美的女神，把诗歌女神绑架在粗鄙的战车上，这就是我们现代诗人要的现代吗？铁舞对这些粗鄙的诗人美学上的批评，实则是对这些诗人现代意识败落到开起倒车，不得不施用“针灸”去针疗，这实在是利于病的良药苦口，总有诗人会醒悟吧。

铁舞与批评家似乎有缘，三十年多年使用至今的笔名很有趣，有一位姓名学的算卦先生说，你这名字有：“运斤成风”的意思呢，你要住在高楼才不至于伤到行人。运斤成风，挥来舞去，要有过硬的本领，才不至于伤及无辜和自己。当然，批评家要站在高处才能扫描到某个点上，不只在平面对作品的文字作简单的评析，而是对作品创作背景、思想维度、语言语境等缜密的剖析，具体的解构，这都要很细密地进行，遇到问题要像电锥快速深旋下去，热量产生，只是副产品。用铁舞的话来说，遇到问题，一刀下去，还要再连斩三刀，这样才能剖析到深处。撕破虚假时只要一阵猛力，概括成一种精神和向度，则需要温暖和光亮。近几年他集中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的一系列诗歌评论，没几年在一个刊物上就发了十三篇，既有“扫地雷”的作品，又有不失公允地建设性探讨文章，如最新发表的《新诗的“不短不长”》，已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既可以看出他“运斤成风”的犀利，又可看到翩翩“铁舞”的独立精神。

铁舞的批评文章，有这样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不吐不快，通过怀疑作出批评，大多都能接受事实的检验和别人的审视与批评。

他的《有一种写作叫“分行写作”》、《胡适的白话诗和特朗普筑墙》等文无不充满了这种怀疑精神。这两篇文章对口语诗的质疑不只是停留在：“口语向上是诗语，口语向下是口水，如今口水诗多于诗语诗，简直是滔滔黄河，奔流直下了，没有人再把创作看作是想象的自由而神妙的过程。”他有针对地对口语诗存在的思维问题，着力探讨这些思维对新诗走向的影响。在他看来，如果内心存在拙劣的功利主义，故意用些毫无美感的低级趣味当成反潮流的时髦与先锋，如此粗制滥造，会严重累及到新诗实验性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他借《胡适的白话诗和特朗普筑墙》东西方不同的喻体作说明，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今天白话这条自由之路走得有点过了，倒是应该反过来讨论一下是否还有另一条不太自由，有点难度的路呢？……对诗歌难度的设置不仅是语言上的，还应该在‘责任’意义上的难度，好诗背后的人的格局决定了诗的最终价值。”这是他希望诗人亟需在人格上的建树与调试，这是口语诗歌美的前提，也是口语诗歌美学升华的前提，从人格到语言的自然美必须要历经艰难困苦，才能玉于汝成。

怀疑不是目的，但是怀疑的方式方法要让人益智、信服、鼓舞。虽然他的文字是批评，但这些讽刺，调侃，举例分析都十分到位。他的《这‘断命’的诗》一看标题以为是喜怒笑骂的咒语，其实不然，从小在崇明长大深知崇明方言“断命”爱恨相加、相叠的深情厚意，他是巧借方言表达了好泥巴糊不上墙的惜爱之情。文章刻画“象征性诗人”拙劣的下半身文本只是评析第一步，对这些诗歌是是非非重新定义和秩序建设，这才是最紧要的事。

他还观察了一些诗评家和诗人的关系是“抚摸”后，著有《抚摸：诗评家和诗人的关系》一文，将“抚摸”这个词，运用调侃口吻先将词义词组做了中外各种语言意义精细分析，然后无不讽刺地说：“中国的诗评家和诗人的关系要是被一律意指为这样的抚摸，那就真有点可悲了。”而且这是对批评家的自我批评。

他的文章没有引经据典学院腔，但他善于从现实生活中追寻鲜活素材和口语，或抑扬顿挫，或洋洋洒洒，或荡气回肠，非常注意字词、句式的音节感以及文脉的流畅性，又因为他曾为高级教师，作文追求骈音的节奏，几乎每一篇都可以朗读，或许更适合演讲。例如《这‘断命’的诗》，以“说诗要‘断命’了，这是乌鸦嘴。”引出的开篇如说唱的段子，然后用亦诙亦谐的排比句调侃道：“我请你喝茶！”“来，伊沙，我请你喝茶！”“来伊沙，我们继续喝茶！”“茶喝多了，我也要撒尿了。”如此一段段地过渡、铺陈、调侃下去，文脉既流畅，结构又富有节奏和张力。随后，再对李峰的诗评予以批驳，对轩辕轼轲的下半体诗歌予以更激烈的批判，并用“这断命的李峰！”“这断命的轩辕轼轲！”连贯与照应。最后形成热切的希望是：“这断命的伊沙啊伊沙！我多么希望那些有巨大文学才能的作家、诗人们不要浪费了自己的才华，耐得住寂寞，写出真正的好作品来。不要再让我说。这‘断命’的诗！”他的情感就是这样热切，言语如此剀切。与《诗歌周刊》曹谁炮轰伊沙：“中国新诗百分之九十是垃圾，伊沙是垃圾中的垃圾。”这些绝对性的怼语，意义和心绪完全两样。

他将批评的对象定格在诗坛象征化人物如伊沙、于坚、欧阳昱、丁力等人身上，不是出于“白眼”，而是将这些诗人的诗歌与之所产生的事件，作为诗坛一种现象来审视和剖析，从琐碎中追寻、概括出诗歌史和诗歌精神诸多问题，并用外科医生的眼光和手术刀，敏锐而细致地厘清病源，切除病灶。他的嘲讽不是言辞上的刻薄，而是因势利导的一腔真切，以理说理，就事说事，对事不对人，从没有好恶的过节和个人情绪的芒刺。

他在怀疑、抨击“口水诗”的危机时，从微观的“口语”问题不断挖掘，联系到宏观的“新诗”前景，通过多方面细致分析和一步步努力探索，才将新诗发展努力方向概括为：“民众的整体素养和社会的主导；审美标准和终极思维的结构性力量对比；在共识基础上形成多元共识；通过否定诗学，真正做到放下和包容。”这是他对新诗发展趋势的指向。

有些提法值得探讨和商榷，他也希望有人和他商榷。比如：新诗的终点问题，新诗之后是什么？新诗问题不少，虽然许多人也这样认为，但他的这种说法，笔者认为过于超前。新诗是个巨人，他的出现，相对于旧时代的，它与新民主义、新文学、新青年这些大词同时诞生，自有它强大生命力，但它在诗学命名上存在着概念的模糊，缺失细致肌理，有着半新半旧的艺术形式和哲学背景，衍化力偏弱。我们可以假设或怀疑：新诗是陈凯歌导演的一场务虚电影《无极》，也可以看成是胡适先生早就圈定的“尝试”预言。如此大概铁舞才这样断定：新诗终端已露，出现了一个终点──“生老病死”的“后阶段”，也会像唐诗变为宋词或其它。但我倒想起先贤屈原很早在《天问》中说的，“……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兔在腹？……”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唱过的：“诗歌终结的时代，不过是另一种死亡。”圣经中的耶稣，涅槃后的凤凰，无论东西方，为众生或为神祗，都希望通过方死方生的融合，再获永生。我们新诗百年，稚嫩已够，尝试也够。我们叫他新诗多少已不适应。叫他百岁老人，在三千年诗翁面前，又是小弟。新诗的叫法和新诗的精神，应该有个转捩点。惠特曼曾在《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中唱道：“我歌唱现代的人，/那情感、意向和能力上的巨大生命，/他愉快，能采取合乎法则的最自由的行动。”我们什么时候“能采取合乎法则的最自由的行动”做这样一个“现代的人”，我们要有勇气将石头搬上山顶，笑看它滚落，凤凰涅槃，耶稣受难，无所谓生与死，循环而已。日本诗人石川啄木有首诗歌叫《无结果的议论之后》，诗人对空口议论社会改革众多书生，议论许久却没有任何行动，为此大喝一声：“回到人民中去！”胡适等五四先贤当时推行白话诗，就是为了用诗歌唤起民众，开启民智，将死文学转换成活文学。现代诗所需要的思想高度、精神光芒、世界意义，他的发展与繁荣，不仅需要天才，更需要人民力量，而人民须有唐朝人那样的度量、热枕、和鸣的人文因素，繁荣才有本源。新诗诞生于百年前的世纪之交时，曼德尔施塔姆对《世纪》之病深有感触，它咏道：“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看进你的眼/并用他的血，弥合/两个世纪的脊骨？……人们重又把生活推向峰巅。”新诗百年后的21世纪初，我们还得靠自己血肉，“弥合两个世纪的脊骨”，还要继续推着石头上山，而且必须靠更多“现代人”的力量！

铁舞对当今文坛批评的良性互动缺位，也提出了质疑。愤然于文坛“捧杀”与“棒杀”的惨烈；鄙视评论家与作者有价“无行”的市场交易；痛惜一针见血真切批评的匮乏；渴望文学批评“针刺”和“灸烫”的疗效；厌烦微信群里虚与蛇尾的点赞和鼓掌。当“别林斯基”不再“别林斯基”；“朱光潜”不再《诗论》，而在“论人脉”。在此种茫然与浑沌中，如果大街上仅蹿出一个顽童，大呼小叫：皇帝未穿新装！再猛然消费到一次惬意而免费的笑料后，可能人们会为这唐突的一次尖叫，感到无聊。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铁舞的怀疑和批评，不是单纯指向他人，他还指向自己，一个批评家将批判对象先指向了自己，可见他的无私无畏。在《在诗歌营地的一次演讲》中对自己的写作经历和诗篇做了毫不含糊的精神分析，他本人具有精神分析师的资格，他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为了探究“诗人是否真的有病？”这个课题，他就拿自己作实验。当他写作《碎片》一诗时，自称“我本人就有过这种情景，那时候我的心境十分恶劣，生活被我搞得一团糟，我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走来走去，看了报上一段香港地铁失火的消息，于是在纸上涂鸦：”最终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在当代，写诗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疗救。诗的症候如何看，最终当归于心灵诗学。”在《城市让诗歌怎么啦》这篇文章里，他为了通过城市诗纯粹“美”、“好”诗的难得，拿自己“美的力量很单薄”的诗《地铁口纪念》和“最危险的诗随时出现的”《大树》作对比，印证出：“诗本身这个存在之所以乞灵于人，还因为人本身需要精神。”的结论，纯粹“美”“好”诗的难得，其实就是纯粹“美”“好”精神的匮乏。他明确自己期望中的城市诗是怎样的呢?他是渴望一种大爱和文化上的自信。就如惠特曼在《大路之歌》中所唱：“灵魂的流露是幸福，这里便是幸福，/我想它正弥漫在空中，永远等候着，/现在它向我们流来了，我们正好接受它。”

有一细节，引起我的注意，他很少将自己的诗集在公开场合送人，他的解释寥寥数语；我知道他搬家的时候，因为书籍太多，他就把自己的诗集作废品处理了很多，他说不好意思送人。

他所要的价值是什么呢？这让我们联想到他作为一个青年诗人和著名学者王晓明发表在1995年《上海文学》上一次对话：《文学：对二十一世纪期望什么》。他在怀疑现代中国文学，因为没有超越人类终极关怀使命大作品，看到中国文学家的正面和背面自我灵魂审视的躲闪。即使鲁迅当年在直面人生时，也在质疑自我。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他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家带着创作时心理障碍的背景，横向质疑现代主义在中国只是没有根的时髦，纵向质疑古国“功用诗学”还在文学上糊弄着诗人和作家。不只是在写作方法和新的诗歌程序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在他看来，一个先锋诗人必须对“一切人的生活”都有所体验，才能最终表现出人类的"大苦难"来。先锋诗人的主体思想缺失，广博文化背景的缺位，世界意义文学的缺席，一个至今未能崛起的思想峰巅，这才是他深为痛感的，也是他刺向还在沉醉诗人们的针砭，这是需要引靶向药对自己和他人病灶下的重药。这也使我想到他曾经写下的诗句： “手稿时代，一些作品收敛了光辉，/这恰恰是崇山准备耸起，大海处于期待。”

海客2018.9.26

《上海作家》2020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