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长城空紫（塞上长城绝高漠）

塞上长城空紫（塞上长城绝高漠）位于榆林市城北 4 公里之红山顶上的镇北台 是明代长城遗址中最为宏大、气势最为磅礴的建筑物之一。 记者陶明摄在攻克天险腊子口等重重难关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翻越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正是在“山高太华三千丈，险居秦关二百重”的陇东高地上，毛泽东写下了这首振奋人心、激扬斗志的豪情之作《清平乐·六盘山》。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正好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948年3月，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成功东渡黄河，挥师华北。到达黄河东岸后，毛泽东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从秦朝蒙恬筑长城到宋朝名将范仲淹、韩世忠征战疆场；从气壮山河的忠烈杨家将到“救万民于水火”的中国共产党，河源纵横、梁峁相嵌的陕北大地可谓一步一历史，一山一传奇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记者再回陕北，访榆塞，看延绥，寻烽火狼烟，听历史回音

首发：7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正好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在攻克天险腊子口等重重难关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翻越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正是在“山高太华三千丈，险居秦关二百重”的陇东高地上，毛泽东写下了这首振奋人心、激扬斗志的豪情之作《清平乐·六盘山》。

位于榆林市城北 4 公里之红山顶上的镇北台 是明代长城遗址中最为宏大、气势最为磅礴的建筑物之一。 记者陶明摄

斗转星移十三春，陕北高原冰雪融。频传捷报奏凯歌，千军万马向河东。1948年3月，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成功东渡黄河，挥师华北。到达黄河东岸后，毛泽东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自1935年到1948年，13年峥嵘岁月里，正是在六盘山以东、黄河以西、长城以南的陕北大地上，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于万难之中开创了扭转乾坤的辉煌伟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阅武有场军旅盛，沿边无处不屯兵。作为我国边塞重镇，陕北自古以来便是金戈铁马之地——从秦朝蒙恬筑长城到宋朝名将范仲淹、韩世忠征战疆场；从气壮山河的忠烈杨家将到“救万民于水火”的中国共产党，河源纵横、梁峁相嵌的陕北大地可谓一步一历史，一山一传奇。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记者再回陕北，访榆塞，看延绥，寻烽火狼烟，听历史回音。

塞上长城绝高漠

如果把万里长城比作一条雄踞中国北方的巨龙，那么坐拥榆林北部红山之巅的镇北台，则刚好位于巨龙的腰腹地带。这里北控大漠，南蔽关中，西邻河套，东望雁门。周边百十里范围内，数十座城堡拱卫分布，其气势之磅礴，布局之严谨，在万里长城上亦属罕见，故有“天下第一台”之美誉。

镇北台。(资料照片)

镇北台总高近30米，为正方形四台叠加、逐层回缩结构，夏日万里晴空之下，宛如熠熠生辉的巨型宝塔。我们在镇北台下仰望其顶，千砖万石如排兵布阵一般，携带历史的沧桑与厚重压面而来，正如明朝刘敏宽诗云“百仞台侵碧汉边，镇当玄武壮居延”。

“镇北台外砌砖石，内夯黄土，各层均设有瞭望口，东南内侧有砖石马道。”镇北台景区讲解员杜鹃介绍说，“一层为台基座，周长320米，占地面积5056平方米，台顶面积为255平方米。”

镇北台（7月7日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正好摄

沿着古老的甬道，我们逐层而上。每层台楼四周围以女墙雉堞，垛口耸立犹如时空之眼——明万历年间，江西人涂宗浚任都御使巡抚延绥（延绥镇也称榆林镇，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刚上任就连打三仗：与火落赤战于旧安边塞，与摆言太对阵于保宁堡，与沙计交火于高家堡，三战均取得大胜，又经红山恶斗后逼迫漠南部落相继投诚，边关渐趋于安定。

此后，涂宗浚奏请明廷，请求建镇北台以监控互市贸易，进而保边安民，威震北方。工程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四月动工，次年七月完工，这里遂成为明代长城上最大的军事观察所。

镇北台碑记（7月7日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正好摄

站在镇北台顶，“千山远向云霄列，一水还从沙漠来”。正南方，便是榆林古城。“榆林古城中轴线最北端为镇北台，最南端为凌霄塔，由此形成‘南塔北台中古城，六楼骑街天下名’的城市格局。”榆林学院副教授慕云舒说，“榆林古城形似古刀币，因军事需要拓建于明正统年间，已有近600年历史。”

明成化以后，明王朝一级军事重地延绥镇的治所，由今绥德县移至今榆林城。据《明会典》，明朝时“延绥居九边之一，地当蒙套，防御冲要，时制官兵五万五千三百七十九名，马、骆驼三万三千一百匹”。《榆林府志》记载：“榆林九塞岩险第一，绵亘千里，延绥五路之襟喉，三秦之要区，孤悬绝漠，控制诸边。”榆林学院长城文化研究学者吕静认为，陕北军事地位之重要，体现在中原王朝多于此修筑长城。

从镇北台眺望榆林城（7月7日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正好摄

战国时，魏惠王曾在此“筑长城，塞固阳”，以西拒强秦，北防义渠；秦惠文王更元元年，秦相张仪“将兵取陕，筑上郡塞”，上郡即今陕北一带；秦统一六国后，始皇派长子扶苏监蒙恬军，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修筑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蒙恬此后驻守上郡多年，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同时修“秦直道”以驰援前线。至今，榆林绥德县仍有蒙恬墓、扶苏墓。

杨广诗云，“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隋朝采用“严治关塞，使其不敢南望”的方针，前后修长城8次，多次涉及陕北境内；明代将筑长城叫作修“边墙”。陕北明长城分“大边”“二边”，总长达到1700余公里，沿线共有1300多座墩台，其中“大边”墙体高三丈，宽两丈，顶部宽达五马并行。

榆林明长城遗址。(资料照片)

汗马出长城，横行十万兵。蜿蜒雄立的长城，就像陕北史书的书脊一般，勾连起这片农牧交错、多民族杂居地带一页又一页“三军遥倚仗，万里相驰逐”的金戈铁马史。

西周时期，在陕北及长城沿线，周人和强大而凶悍的猃狁发生过4次大战。《诗经·小雅·采薇》云：“靡室靡家，猃狁之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秦代时，白狄、赤狄和戎族在此征战不断；西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大将军卫青募民徙朔方10万口；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徙关东（函谷关以东）贫民72万5千口于上郡河西一带，同时出兵60万，在上郡、朔方、河西屯田。

“金鼓军马声犹闻，山河尽赤血染红。”五代及宋，陕北先后成为宋、西夏、辽的交战最前线，双方反复拉锯、争夺，此处战马嘶鸣，狼烟遍地。为此，宋朝构筑了以堡寨和壕堑结合的筑城体系。海末堡、克戎寨、黑水堡……据统计，陕北有文字记录的宋代堡寨约200个，大部分都建在宋夏对峙的边境纵深地带；明朝又在延绥镇兴建了波罗堡、响水堡等70多处寨、堡，由此形成了陕北极具边塞风情的寨堡文化。

榆林波罗古堡。(资料照片)

现榆林北宋永乐城遗址，是宋神宗为防西夏，于元丰五年（1082年），“筑堡寨各六，寨之大者有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堡之大者二百步，小者一百步，用工二十三万，遂成永乐城。”

然而，在此后极其惨烈的宋夏永乐大战中，由于永乐城址孤立于山顶，取水不便，西夏拥重兵将其层层包围后，宋军渴死者大半，血战不支后城陷而全军殆尽。永乐大战成为宋夏对峙以来宋军伤亡最大的一次败仗，丧失军马7000余匹，死伤兵卒数万人，西夏也遭到重创。

“蜡丸飞出辞大家，帐下健儿纷雨泣。凿沙到石终无水，扰扰万人如渴蚁。”宋人周邦彦《天赐白》一诗记录了永乐战事之悲壮。

沈括用“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写宋军得胜。元丰四年（1081年），北宋名将种谔率部攻破西夏层层防线，于无定河川杀敌6万余人，获战马5万多匹，宋词大家苏轼欣然提笔写下《闻捷》一诗：“闻说官军取乞银，将军旗鼓捷如神。故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绥德县扶苏墓。(资料照片)

司马光也曾到陕北巡边考察，写下了今延安地区“箫鼓震阳休，组练照芳洲”的练兵场面；范仲淹曾与韩琦在此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协助夏竦平定叛乱。当时边塞流行“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民谣，称赞二人戍边有为。

也正是在陕北大地上，范仲淹写下了千古名篇《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清康熙皇帝也曾率军经过大漠驼城（今榆林），以诗歌抒发平定叛乱之决心：“森森万骑历驼城，沙塞风清碛路平。冰畔长河堪饮马，月来大野照移营。邮签纪地旬余驿，羽辔行边六日程。天下一家无内外，烽销堠罢不论兵。”

从无定河到信天游：边民长苦辛

在榆林靖边县广袤的毛乌素地带，统万城遗址犹如一艘搁浅的时间巨轮，历经1600多年风雨洗礼，壮美风姿仍隐约可见。城址西南角，坚如白岩、高达31.62米的隅墩角楼，是目前统万城遗址中最宏伟的建筑，远远望去，就像大海中迎风而竖的桅杆一般，卓然傲立在苍穹与大漠之间。

角楼墙体中的木筋风化后，留下了千疮百孔，这里成为边塞沙雁的理想巢穴。我们围城而走，雁阵惊鸣，起而成阵，久旋而落，又起，再成阵……

统万城西南角楼遗址（7月7日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正好摄

统万城，乃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后裔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之都城。史载，公元413年，赫连勃勃率军行游至此，惊叹此地“临广泽而带清流……未见若斯之美”。遂发岭北夷夏十万人“蒸土筑城”，历6年之久而“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取名“统万”寓“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之意。

传说建都之时，负责营造之事的叱干阿利性格残忍，其对工程质量的要求是“锥入一寸，即杀作者并筑之”，即如果检验质量的铁锥能刺入城墙一寸，负责的工人就要被杀，尸体被夯进城墙。

统万城西南角楼与雁阵。(资料照片)

“公元426年，拓跋焘趁黄河结冰时，率轻骑2万奔袭统万城，攻城后大肆抢掠，俘、杀数万人。”“80后”讲解员李少鹏说，“公元431年，大夏国第三位皇帝赫连定在攻打北凉途中被吐谷浑所俘，盛极一时的大夏国经25年后灭亡。公元994年，宋太宗下诏毁城，曾‘高构千寻，崇基万仞’的统万城，渐渐被风沙吞噬，沦为废墟。”

统万城永安台遗址（7月7日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正好摄

“无定河边暮角声，赫连台畔旅人情。”统万城遗址旁，便是蜿蜒东去的无定河。作为陕北的母亲河，无定河行踪难以琢磨、水流不定、清浊无常，在大漠落日下，纠缠交错于沙海和黄土之间，经定边、靖边、米脂、绥德后，最终在清涧县汇入了滔滔南下的黄河。

统万城统治者竭泽而渔致天怒人怨、民不聊生，仅仅是无定河见证的一个历史小瞬间。在长达数千年的岁月中，由秦到明，匈奴、鲜卑、羌、突厥、党项、契丹等一个又一个马背民族，都曾扬鞭踏过无定河，接踵而至的便是一场接一场旷日持久的熊熊战火，再加上陕北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致使无定河两岸常常“山河惨澹关城闭，人物萧条市井空”。

“无定河苍凉而悲壮的意象，出现在很多边塞诗词中，最有名的是唐代诗人陈陶所写《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榆林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樊文军说，“边塞诗词写陕北，很多都会涉及征夫之泪、民生之艰。”

无定河源头。(资料照片)

“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杞。”

“水咸草枯马不食，行人痛苦长城下。”

……

北宋诗人王令的《何处难忘酒·其二》则写了宋夏交战至边塞百姓骨肉分离的悲怆画面：“孤儿未胜甲，孀母送为兵。气绝心肝裂，号穷血泪横，此时无一盏，何以活余生。”

无定河风光。(资料照片)

明代冯懋才在《备陈灾变疏》中，描写了天灾和边患致延安府“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而蓬草尽矣，则剥树皮而食……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的悲惨境遇。

明末，陕北米脂县人李自成兵变起义后天下纷争，延属“首被其害”，“此方之民，半死于烽镝，半死于饥馑……原野萧条，室庐荒废。自宜君至延绥，南北千里内，有经行数日不见烟火者，惟满目蓬蒿与虎狼而已”。清代许瑶直言：“天下之民莫穷于延，天下之赋莫重于延。”

米脂县李自成行宫。(资料照片)

胡汉相交战火不断、恶劣的生存条件都深刻影响了陕北民间文化。陕北很多地名以北方民族语命名，如大保当、尔林兔、打拉石；还有大量以伙场命名的村庄如高家伙场、康家伙场等，都是当年蒙汉共垦的伙盘地。此外，雄浑粗犷、高亢豪壮的陕北唢呐源于古代军旅仪仗队吹奏乐器；剑拔弩张、野性未泯的陕北腰鼓、秧歌等，都与古代“击鼓进军、鸣锣收兵”的军卫文化密切相关。

“万盏明灯金光闪，疑似银河落凡间。”至今，陕北民间元宵节仍有“转九曲”习俗。陕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俊谊介绍，转九曲得名于“九曲黄河阵”，源于古代军事中的屯兵摆阵，后来逐步发展为民间游艺祈福活动：每年元宵节，人们用高粱秆顶上洋芋、萝卜做的灯碗，点上麻油灯，横竖各十九盏搭成正方形九曲城——大城套小城，小城连大城，复杂多变，形似迷宫。

转九曲。(资料照片)

元宵之夜，灯山银光千万层，照亮乾坤一片红。锣鼓唢呐齐奏乐，秧歌队喜开九曲门。此后男女老少，各个如入仙境，正所谓“九曲城里十八弯，男女老少把灯观。观了花灯把病散，年年月月保平安”。

《最后一个匈奴》的作者、陕西人高建群曾写道，陕北人“把死亡叫作‘上山’，把出生叫作‘落草’，把生存过程本身叫作‘受苦’”。干旱、风沙、黄土……“无定河边路，风高雪洒春”的边漠生活环境，造就了陕北人极强的生存意识，也孕育出了极富生命律动的陕北民歌——因苦而唱、为愁而吟的信天游。

“信天游像没梁子斗，啥时唱时啥时有。”信天游，即信马由缰，顺天而唱。在陕北，信天游是赶牲灵时抹的泪，是挖苦菜时流的汗；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也是高粱谷子小米杂面；是送哥哥走西口，也是与妹妹拉手手……不受任何格律束缚、随时随地即兴而唱的信天游自由奔放、高亢嘹亮。凄然悲壮、无限拖长的高音如沙漠一般辽阔，大起大落、沉郁顿挫的旋律如陕北高原的万千褶皱。一曲信天游，教人热耳酸心，魂荡神移。

绥德县无定河。(资料照片)

“陕北信天游，多唱边民之苦。”陕北民歌研究学者吕振轩说，“陕北俗语说‘心里麻烦由不得唱’‘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无法解忧愁’，说明信天游就是唱生活的酸甜苦辣。”

“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个好光景。”

“前沟里的糜子后沟里的谷，哪达儿想起哪达儿哭。”

“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千百年的流传中，山、沟、草、沙、骡子、脚夫等边塞常见的人、物、事，是信天游的经典符号，也展现出陕北这块金汤之地，在血与火的锤炼中形成的坚韧与豁达。

陕北丹霞地貌。(资料照片）

20世纪30年代，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以信天游为代表的陕北民歌开始融入革命色彩，讴歌火热的边区生活。诞生于榆林佳县、穿越时空的经典旋律《东方红》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翻身做主人的劳苦大众，用最朴实的生命之呐喊，吼出了陕北大地的新生：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扬马执金吾 陕北多忠烈

“说起话来笑格盈盈，走起路来稳格堰堰，浓眉大眼俊格丹丹，壮实身子端格争争。”这是陕北方言中绥德汉的理想模样，正所谓“粗而不犷，强而不悍，一看就是绥德汉”。

位于陕北枢纽之地的绥德，是“秦汉名邦”“天下名州”，被誉为“西北旱码头”。历史上，这里走出了著名的绥德汉——与岳飞齐名的南宋抗金英雄韩世忠。如今，绥德县城有韩世忠像，附近一步岩上有蕲王（即韩世忠）庙。

绥德韩世忠塑像。(资料照片）

相传韩世忠自小家贫，父母在绥德一带沿街乞讨，将其生在一间破瓦窑中。韩世忠自小习武，鸷勇绝人，尚未及冠时就能赤手制服野马，招募入兵后很快勇冠三军。

征方腊时，韩世忠渡险数里，勇闯敌军大营；黄天荡大战中，夫人梁红玉亲执桴鼓，韩世忠以8000军队围困号称10万的金军长达48天，从此“知国有人，天下诵之”。

岳飞被秦桧陷害致死后，韩世忠发出了激愤之问：“‘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韩世忠死后，孝宗为其追赐谥号为“忠武”，宰相赵雄称颂他“起西陲布衣，仗剑从戎。不十数年，功名与日月争光”。

“历史上的上郡、朔方、延绥等都是边关戍守之地，这里常年不是屯兵，就是征战，游牧民族活动频繁，自然形成了强弓劲弩、忠勇尚武的民风。”张俊谊说，“比如陕北人至今把打架叫作‘斗阵’，把鲁莽称作‘岑彭马武’，都是很典型的军事用语

陕北各地“习弓马，好战斗”“尚忠勇”的边塞民性，也多见于史籍。《汉书·地理志》言：“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翟（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名将多出焉。”《隋书》也称朔方、榆林“多尚武节”。《宋史》记此地“以鞍马射猎为事，其人劲悍而质木”。因此，陕北大地自古多出忠烈将帅之才，这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麟州（今榆林神木）杨氏，即历史上有名的杨家将。

杨家城遗址。(资料照片）

“杨氏初微自河西，弯弓驰马跃边陲。”杨家将崛起的河西之地，正是如今榆林神木，古称麟州。北宋文豪欧阳修在《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中称，杨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战射为俗，而杨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

古麟州“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城三面深沟环绕，且多处为绝壁，地形高峻，乃天设之险，易守难攻。

北宋年间，麟州城占地约80万平方米，城址“孤悬河外”，与西夏隔窟野河相望，“控扼西北，中国赖之”。作为战略要冲，此地夏必攻，宋必守。从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李继迁攻打麟州开始，至北宋灭亡共计140多年间，麟州经历大小战争数以百计，贯穿宋夏战争始末。

山险自有虎啸，正是在这片“不见桑耕见烽火”之地，杨业成长为少年将军，人称“杨无敌”。杨业归宋后为边关大将，雁门关大捷后威名大震，在抗辽最前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

雍熙三年（986年），北宋分三路大军攻辽，杨业在收复云、应、寰、朔等数州后，又以决死之心领区区2000兵力出击10万辽兵，终因无任何援兵接应而负伤被俘，58岁的杨业“身被数十创”后，绝食三日而亡，麾下士卒“遂俱死，无一人生还”。

榆林古城六楼骑街。(资料照片）

杨业死后，其子杨延昭、孙杨文广也先后在抗击辽、夏的战斗中为国捐躯。北宋灭亡后，南宋政权退缩偏安，杨家将舍家报国的故事在民间广为传颂，“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后又经一代代说书人、戏曲艺人的艺术化创作，逐渐家喻户晓——“父子们赤胆忠心为国同效命，金沙滩拼死战鬼泣神惊，众儿女志未酬疆场饮恨……”

城以姓显，麟州古城此后也被陕北人民唤作“杨家城”，甚至民间有“只知杨家城，不知麟州城”之说。至今，历经1000多年风雨的杨家城遗址，大貌犹存，雄姿仍在。

在后代演义中，杨家三代碧血染黄沙伤亡殆尽后，剩下冷冷清清孤寡一门。杨业之妻佘太君携女儿杨八姐杨九妹、孙媳穆桂英、烧火丫头杨排风等继续挂帅出征，保土守疆。

统万城瓮城遗址（7月7日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正好摄

佘太君即佘赛花，“性机敏，善骑射”，出自府州折氏（后世折、佘共用）。其父折德扆，是折家将掌门人，由五代至北宋灭亡，折氏一门八代，历时200余年，为抗击辽夏金的进攻，也立下了赫赫战功。府州，既今榆林府谷县。

保江山，为黎民，以杨家将、折家将为代表的忠勇之辈，深刻影响了陕北民风，也使后世陕北多出武将世家。至明清之际，此地尚武之风更烈，“武科较多于文甲”。据统计，仅有明一代，榆林籍总兵、副总兵数量约240人。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春海在《杨家将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一文中写道：“杨家将并不愿意血洒疆场，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追求各民族之间的和谐。”

明朝互市贸易发展，北方各民族在经过曲曲折折的战火纷争后，走向了天下一家。明隆庆五年（1571年）后，边关蒙汉两族人民交易不绝，“东自海冶，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榆林镇北台下至今留有的款贡城遗址，即为当年蒙汉官员之间进行商洽、会晤、谈判、贸易、受贡、赏赐等活动的“官市”。

史料记载，当时边关通贡规模大，如正统十二年（1447年）蒙古部落单次派出使者人数达2472人，贡马4172匹，貂鼠、银鼠、青鼠皮12300张，使明朝穷于应付，难于筹措“回赐”。

款贡城遗址（7月7日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正好摄

在款贡城遗址附近，还有易马城遗址。不同于“官市”款贡城，易马城是民市。蒙古族牧民可运牛、羊、骆驼、马、皮毛在此换回汉族商人携带的布匹、绸缎、盐茶、烟酒等。当时这里牛羊成群，驼叫马鸣。

“红石峡对骆峰驼，朱岩丹嶂凌苍穹。”至今，在“塞上碑林”榆林红石峡的绝壁红岩上，存有“汉蒙一家”的大字题刻。“这是1913年，陕北观察使崔云松等游峡时所题。”讲解员何苗说。

红石峡石刻。(资料照片)

“珍重榆林河下水，不关兴废自东流。”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历来尚武的陕北儿女，纷纷投身民族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牺牲：仅在党中央转战陕北的一年多时间里，陕甘宁边区群众累计为前线运送粮食333万公斤，支前民工达331万余人次。“最后一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铺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

改革开放以来，陕北人民以“沙海”为“战场”，掀起绿色革命，久久为功，使曾经不可一世的毛乌素沙漠，如今“只见林海难见沙”，将陕西的绿色版图向北推进了400公里，也涌现了一代又一代治沙英雄：牛玉琴、“七一勋章”获得者石光银……正如伟人毛泽东在陕北时期所书：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