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丁卯之役（满清两大派系互相倾轧）

清朝丁卯之役（满清两大派系互相倾轧）奕劻、袁世凯为了重树他们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的地位，恢复昔日独霸朝纲，专宠于慈禧的盛世，开始寻找时机。布置反击瞿、岑的方略。他们的反击分为二步：赵启霖虽然被清政府革职，但仍未能平息御史对载振的参奏弹劾。在舆论前，载振只好乞请开去各项差使，清政府为平息舆论，允其所请，著令开去载振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及其所兼各职。因此，奕劻和袁世凯的权势和声望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动摇了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奕劻、袁世凯认为御史的所作所为，都是瞿、岑的暗中操持，因此，更加恼恨瞿、岑。岑春煊，广西西林人，原是甘肃布改，1900，八国联军包围北京，他亲率步、骑兵二千人，“由蒙古草地，驰廿余日，夜达京师”，保卫慈禧、光绪西逃。一路上，岑大献殷勤，通宵为慈禧站岗守位，悉心照顾，使狼狈万状的慈禧感激涕零，曾允“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岑因护驾之功，屡获慈禧重用，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等要职，因而深为奕、

“丁未政潮”是清末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大暴露，也是满清皇朝土崩瓦解的大预演。一方以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为首；另一方以军机大臣瞿鸿璣和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为首。双方为了争夺清朝廷的实权，互相倾轧，交相攻讦，最后酿成了1907年这场短兵相接的斗争。因1907年，按干支纪年，岁在丁未，故史称“丁未政潮”。

1907年4月，清政府为了加强对东北的控制，开始在东三省设置督抚。在袁世凯、奕劻等人的积极活动下，袁的亲信徐世昌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班居各督之首”。奉、吉、黑三省的巡抚也都为袁的党羽，分由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三人置理，这样所谓“龙兴之地”的东北三省都处在北洋势力的控制之中。

段芝贵以一个直隶候补道，荣升为雄踞一省的封疆大吏，并不是他有什么厥功伟绩，而是因为他得到了袁世凯、奕劻的亲睐和保荐。段芝贵“人本猥贱”惟“善于迎合”。他对袁世凯向来是死心踏地的依附讨好和巴结，甚得袁世凯的欢心。袁极力向慈禧太后推荐，说段芝贵“奇勇勤能，才堪应变”。同时，他又极力巴结奕劻，结好奕劻之子载振。

1906年11月，载振从东省视事回京，路过天津时，段芝贵极尽其献媚手豌，特意从天津大观园戏馆购买歌姬杨翠喜进献给载振为妾，因杨翠喜才貌岀众，能歌善舞，颇称载振之心，在忱席贪欢之余，尤感段芝贵的进献之恩，乃在其父面前极力为段美言，使段超越常例，晋升为黑龙江巡抚。段的任命，引起了朝中舆论的大哗，言官竞相弹劾。瞿鸿璣想乘此有利时机打击奕、袁，为壮大声势，瞿鸿璣援引岑春煊入京。

岑春煊，广西西林人，原是甘肃布改，1900，八国联军包围北京，他亲率步、骑兵二千人，“由蒙古草地，驰廿余日，夜达京师”，保卫慈禧、光绪西逃。一路上，岑大献殷勤，通宵为慈禧站岗守位，悉心照顾，使狼狈万状的慈禧感激涕零，曾允“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岑因护驾之功，屡获慈禧重用，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等要职，因而深为奕、袁忌恨，多次预调岑到云贵、四川边鄙之地，并阻出其入京请训。岑深知奕、袁的阴谋，得瞿的暗示后，径自由上海入京，面见慈禧，要求留在京城，“为皇太后皇上作一看家恶犬”。慈禧念汐旧情，委其为邮传部尚书。

当瞿氏势力增大之后，马上向奕劻、袁世凯进行攻击。首先瞿鸿璣在慈禧太后面前力数奕劻昏庸悖谬，“引用非人”，继而岑又参劾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说他“声名狼籍、操守平常”，诏准革职。朱宝奎向来为奕劻、袁世凯亲信。于是瞿、岑与奕、袁的矛盾正式激化，丁未政潮由此开始。

1907年5月7日，御史赵启霖弹劾段芝贵厚颜无耻，买天津歌效杨翠喜献给奕劻之子载振，并以十万金为奕劻祝寿，谋得黑龙江巡抚之职。清廷迫于舆论，下令罢免段芝贵巡抚职，仍以程德全暂置黑龙江巡抚，并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调查此事。奕劻、袁世凯非常恐慌，连夜派人将杨翠喜送回天津，放在天津巨商王益孙家充作使女，等到载沣派人到津调查时，杨翠喜确在王宅。载沣等人也不想以此事结冤奕劻，乃以“杨翠喜实为商人王益孙买作使女，王作林系河南补道，充当天津商务局总办，实无措金给段芝贵之事覆上”。于是，清廷以启霖“污蔑亲重名节夺职”。

赵启霖虽然被清政府革职，但仍未能平息御史对载振的参奏弹劾。在舆论前，载振只好乞请开去各项差使，清政府为平息舆论，允其所请，著令开去载振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及其所兼各职。因此，奕劻和袁世凯的权势和声望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动摇了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奕劻、袁世凯认为御史的所作所为，都是瞿、岑的暗中操持，因此，更加恼恨瞿、岑。

奕劻、袁世凯为了重树他们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的地位，恢复昔日独霸朝纲，专宠于慈禧的盛世，开始寻找时机。布置反击瞿、岑的方略。他们的反击分为二步：

第一步，是将岑春煊挤出北京，孤立瞿鸿璣。1907年，广东发生了同盟会领导的钦廉起义，奕劻、袁世凯借此机会，以广有“匪乱”为名，没法让慈禧将岑再次调任两广总督，岑“奏辞不许”，郁郁离京。奕劻又参请将与瞿有联结的林绍年罢岀军机处，经瞿一再力争，始得留任，但其势力大为削弱，日渐孤立。

奕、袁在第一步目的已达后，又开始第二步的计划，利用慈禧太后嗜权如命的心理，逐走瞿鸿璣。岑春煊离京后，瞿鸿璣开始处于不利地位。但其“笔下敏捷”仍被太后所宠，言官和报界也礼敬于瞿，因而，奕、袁只能随时留心，等待机会，以便找到攻击瞿鸿璣的缺口，然而这个缺口很快就找到了。恰在此时，英国的伦敦官报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公然载中国政变，某邸（庆亲王奕劻）被黜之说”。驻华英使夫人在慈禧太后招待游园之际，就此事当面诲间，慈禧甚为尴尬，矢口否认，而疑为瞿鸿璣有意泄露，使难堪。因为此事“为瞿所独闻”，并无旁人可知，因而迁怒于瞿，恩宠日疏。袁世凯得知这一消息，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收买瞿氏家奴，得到瞿与某报馆的信函，继而贿买翰林院学士恽毓鼎上疏弹劾瞿鸿璣，说其“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觉羽”。清政府乃派孙家鼐、铁良进行查处。当孙家鼐尚在调査时，奕劻又乘机向慈禧太后密奏，瞿鸿璣图谋推翻戊戌成案，“请太后归政”，这大触太后的忌讳。慈禧是一个不甘寂寞，权利欲极强的女人，放弃权力，无异于要她的老命，因而听到要其归政的奏闻，恼怒万分，不等彻查复勘，便于6月17日下令将瞿鸿璣开缺回籍。

奕劻、袁世凯将瞿挤走后，仍不满足，进而打击岑春煊，以求斩草除根。瞿鸿璣虽遭严谴，开缺归乡，但他的同情者岑春煊、林绍年仍职，或为两广总督，或为军机大臣。两广总督虽远离京城，但也是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而且曾经在危难时期，有恩于慈禧，一旦有人援引，慈禧念及蒙尘路上的诸般照顾，随时都有重沐皇恩的可能，给奕、袁造成新的威胁，为去掉日后的隐患，他们决定将岑、林一并击倒。

奕、袁趁岑春煊在上海逗留之机，指使其亲信蔡乃煌伪造了岑与改良派首领梁启超的合影照片，将其拍得非常亲密，好似交谈情状，然后将其呈送慈禧，说岑勾结康、梁，图谋不轨。慈禧太后本来就孰深恨康、梁，加之在戊戍变法时期，岑春煊曾经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表示过赞许和同情，因而更加深信不疑，转而迁怒于岑。七月，慈禧太后以岑开缺养病为名，将其撤职。同日，在奕劻的活动下，又将瞿、岑的同情者调出枢垣。出为河南巡抚。这次政潮最后以瞿、岑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丁末政潮，既是清朝中后期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延续，又是慈褶太后为集权满洲贵族，削弱汉官权力而特意导演的一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滑稽剧。

表面看来，事态的不断恶化，都是由于奕、袁和瞿、岑矛盾的不断升级，是他们之间为揽权中央，争宠朝廷排斥异己的派系伙并。然而，实际上并不尽然，操纵事态发展的不是奕、袁，也不是瞿、岑，而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她在这次政潮中，采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时打时拉，推波助澜，制造矛盾，挑起袁、瞿、岑的互相冲突，借以削弱汉族大员在朝廷的势力，达到巩固满州贵族统治权力的目的。虽然她避居幕后，让奕、袁与瞿、岑在前台互相搏杀，然而她却是这次政潮的实际导演，奕、袁、瞿、岑不过是她特意安排的舞台色而已。这次政潮，虽然包含着汉族官吏之间的矛盾，但满汉矛盾则起着支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