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房子卖了北京买还算第二套（我摆了两年地摊）
老家房子卖了北京买还算第二套（我摆了两年地摊）重大事故的责任必须有人承担。但好景不长，领导没有听从我的建议，坚持收购低档茶叶。结果单1992年一年，就亏损了100多万。学徒期间，我考进了当时的供销合作社。在那个物资贫瘠的年代，每月光工资我就能拿到24块钱。于是在同乡人眼里，我成了“边家有出息的小儿子”。三个月试用期过后，我当上了副食部的负责人，掌握着着粮油米面的发放大权。后面几年，我又陆续去了收购站、茶厂等地方工作，也算小有所成。1989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任职评茶员和副厂长的那年，茶厂净利润达到了65万。
1965年，我出生在浙江义乌边上一个穷得掉渣的小村子里。
家人把希望寄托在我这个最小的儿子上，不遗余力培养我。
我从小就梦想着去当兵，却没想高中毕业那年，发生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父亲担心我的安全，不同意我入伍。无奈之下，我只能和我哥学起了木工。
学徒期间，我考进了当时的供销合作社。在那个物资贫瘠的年代，每月光工资我就能拿到24块钱。于是在同乡人眼里，我成了“边家有出息的小儿子”。
三个月试用期过后，我当上了副食部的负责人，掌握着着粮油米面的发放大权。后面几年，我又陆续去了收购站、茶厂等地方工作，也算小有所成。
1989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任职评茶员和副厂长的那年，茶厂净利润达到了65万。
但好景不长，领导没有听从我的建议，坚持收购低档茶叶。结果单1992年一年，就亏损了100多万。
重大事故的责任必须有人承担。
相比起乡党委书记和厂长的重要身份，我这个合同工，理所应当成了牺牲品。
我就此离开了单位。但还好参加工作这几年，我存了不少钱，成了村里少有的万元户。
有了钱，底气也足了，走在路上，头能抬得比我家公鸡都高。
我在镇里买了两块地基，本想着盖了新房，家里的生活能就此改善，却没想天不从人愿。
我哥因为受不了离婚的打击，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家里能砸的东西，基本都被他在犯病时砸了个精光。
而我父亲，在那时被确诊为胃癌晚期。
上个世纪90年代，农村医保还不健全，一旦生了病，只能完全自己掏腰包治。
高昂的治疗费压在身上，我不得不卖了新房，花光积蓄，找遍亲戚朋友借钱，但还是没能挽救父亲的生命。
此时距我奶奶过世，才不过5个月而已。
接连的变故压垮了我们这个本还算幸福的家，而我，成了家里唯一一个能挣钱的劳动力。
有时候，缺钱，真的会让人不择手段。
在巨额债务的压力下，我铤而走险，做起了在当时还没合法的倒卖茶叶的生意 。
为了避开官方17%的茶叶税，外地茶商更愿意多给我一些利润，从我这里收茶。每斤一两块钱的差价，足够我用一年时间还清外债，甚至还能有些结余。
为了这个家，我愿意冒这个险。
只要能挣钱，减轻家里的负担，我什么都敢做。
但是大儿子的出生，彻底改变了我。
身为人父之后，我觉得我应该给妻儿安稳的生活，也许不会太富裕，但也不能让他们陪我承担违法的风险。
所以我停掉了倒卖茶叶的生意，转而正正经经买了辆拖拉机搞起了运输。
跑了两年运输，我眼瞧着很多从外地回来的人都长了出息，开上了小轿车，盖起了新房。
羡慕之余，我跟老婆决定出去闯闯。
西北门户兰州，成了我们的下一站。
在那个3毛钱能买包烟的年代，我找人借了四五万块钱，承担着年息20%的高额利率，和妻子两个人，一穷二白地跑到了兰州，做起了小百货生意。
刚到兰州的日子，苦得不敢回忆。
汽车托运的行李被褥，晚了好几天才到。
零下十几度的深夜，空荡荡的出租屋里连个取暖工具都没有。
我和老婆穿着破棉服，木板当床，天为被，就那样相互依偎着睡了好几晚。
万事开头难，卖袜子也是一样。
我和妻子初来乍到，生意还没正式开张，本地商户就已经联合起来，千方百计想赶我们走。
我不是一个轻易服软的人，哪怕当地黑社会三番五次上门来找麻烦，我也没打消要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地的想法。
每天天不亮，我和妻子就要背着一百四五十斤的袜子，从仓库往摊位倒货。
兰州的清晨，冷到让人绝望。
担负着百十斤重量的双脚，每天都要走到没有任何知觉。
我知道做生意非常看重价格和质量，因此我在严格把关质量的同时大幅度降低价格，别人卖15块钱一包的袜子，我只卖12块，薄利多销。
相同的质量，更低的价格。在明显的价格优势下，我的生意越来越好，连山西那边的批发商都会特意过来进货。也正是这样，同行看我越来越不顺眼，开始各种打击报复。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都不敢相信人心能有这么险恶。
我的摊位附近每天都会有一两个眼熟的小偷蹲守，他们从不偷我的货物，只偷站在我摊位面前的客人。
他们是我竞争对手雇来的，想借此毁了我辛辛苦苦打起来的好名声。
我一个外地人，在这没背景又没后台，看见小偷明目张胆偷东西也不敢声张，只能拼命给顾客使眼色，让他们注意财物。
后来，我只让妻子一个人守着摊位，自己留在库房盘点。需求量大的客户可以绕过摊位，直接到库房提货。
这样一来，摊位上的人流量看起来少了很多，别家以为我们生意变差了，也就没再有什么动作。
我相信人善是有天在看的。
过了没多久，我回义乌进货，浪莎袜业和梦娜袜业特意找到我，邀请我做兰州地区的总代理。
考虑到浪莎名气太大，万一有什么变故，要承担太大的风险。
权衡之下，我选了当时排名第二的梦娜。那时梦娜甚至保证，只要我能把东西卖出去，十万二十万块钱的货，一个电话就能送到，不用我垫一分钱。
我明白信誉对一个商人来说多重要，既然梦娜这么信任我，我当然有责任为公司做出回报。
所以，梦娜这个品牌在甘肃地区的整个市场，都是我一个人开拓的。
虽然在甘肃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是我不打算继续在这待下去了。
当时的兰州，太乱了。吸毒、抢劫的人随处可见，我和老婆日常出门都得提着心吊着胆。
而且甘肃的水资源极度匮乏，生活非常不方便，连夫妻俩每天所需的那一点点饮用水，都要排队接到半夜十二点。
也就是那时候，老家传来母亲去世的噩耗。我和老婆匆匆忙忙盘清兰州的生意，带着全部家当回去奔丧。
那天，我们把剩余的13万货款装进长筒袜里，一圈圈缠在腰上，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车。
我至今都不会忘记刚进家门看见的场景，那是我活到现在，最绝望的时刻。
母亲躺在床上早已没了气息，我最后见到的母亲，只是一具冰冷僵硬的尸体。
年幼不懂事的儿子和患有精神病的哥哥躲在一旁的被窝里，悄无声息。
母亲不在了，儿子和哥哥没有人照顾，我必须更加努力赚钱，才能支撑起这个家。
于是，我把剩余的货款悉数交还给梦娜公司，开始做下一步打算。
首都，那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
也许是好奇吧，我决定去北京闯闯。
1999年，那时候北京四环刚开始修建。
附近的东郊批发市场正处于招商阶段，市场经理听说我是义乌过来的，几乎无条件答应了我的要求，免了三个月的房租和半年的管理费。
于是我租下了最后的6个摊位，接着卖那些包括梦娜在内的义乌出产的百货小商品。
最开始的两年，东郊市场冷清得要命，年末清算下来，做的都是赔本的买卖。
直到四环路开通，市场才开始有了人气，周边市场开始来这边批发货物，我的生意才有了一点起色。
后来，四环外新建了个建材市场，叫四惠建材城。
我虽然对建材一窍不通，但也跟着盘了个店，想着等升了值再转让出去，也能赚一笔钱。
但是随着五环的动工和新城的建立，市场对建材的需求越来越大，我觉得这是个商机，就从头开始学习建材经营。
还是和卖袜子一样，我着重把控质量和价格。不但和厂家谈好低廉的价格，还把可见的实惠带给顾客。
凭借着良好的信誉，我慢慢地借厂家的资本，一步步把自己的生意做大。
就这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也成了别人眼中那个事业有成的中年人。
2007年的时候，我买了一辆别克君越车，2016年，又换了辆宝马车。
2012年的北京房价，数字高的吓人。但我在那年，全款买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
就这样，全家终于在北京，有了一个温馨安全的居所。
但不是所有人，都和我这般幸运。当初跟我一起外出打拼的同乡，境遇也不是都和我一样。
在兰州，我曾经有个关系还算不错的朋友，他拿着我的营业执照抵押了五万块钱做生意，结果赔了个底儿掉。
钱没还上，人直接失踪了。
作为担保人，我成了贷款公司追债的对象。
最后，我帮他还了那五万块钱的债，而这笔钱，在当时的县城，足够买两三套房子了。
我看不起这种失信的行为，诚信，是我眼里最应该坚守的品质。
试想，如果我也和他一样，当年扣下梦娜袜业那13万唾手可得的货款，买上十几套房，也许现在的我，躺着也能身家千万。
但我知道，那样做，我会后悔，会被人看不起。一个不讲诚信的商人，在我眼里，固然再有钱，也不算成功。
但我没有记恨他。我知道这么多年，他连家都不敢回。
如果不是真的被逼到绝境，谁又愿意放弃尊严在外流浪呢。
其实不论是否取得所谓的成功，每个走出来的浙江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是对我们那一代浙江人最好的形容。
也正是我们那一代人，吃苦耐劳，诚信团结，才造就了现在浙商的地位。
在21世纪，时代潮流瞬息万变，我也只是千千万万随波逐流的浙江人中，相对幸运的那一个。
也许岁月的风霜磨损了我们年轻的容颜，但始终未曾逝去的，是我们当年誓要改变命运的决心，和绝不退后的坚持。
但这些，在现在的年轻人里，似乎已经绝迹了。
是的，国家富强了，生活也越来越好了，上一代人用自己的一辈子拼出了一片天地，把自家的独生子女捧在手心，舍不得他们遭受一点风雨。
所以有太多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于把自己陷进安逸的舒适区，殊不知你所喜欢的岁月静好，现实却是大江奔流。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从来都不存在不劳而获。那些真正能让人变好的经历，都不会太过轻松。
我坚信，寒门也能出贵子，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
（老边一家）
发现了吗？
这个故事里的老边，就是第一个故事中，大B在外打拼的父亲。
如果你错过故事，请查看故事档案馆第一个故事：
《一个留守儿童的黑暗史》
作者｜赵瑾
故事讲述｜老边
内容策划｜赵瑾
声音设计｜刘京 辛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