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伟人自传（博物角章梦生）
国外伟人自传（博物角章梦生）余生于公元一九二〇年，即夏历庚申年九月廿二日。出生于我国四大米市之一，江南鱼米之乡，安徽省芜湖市人也。旧家庭▲章梦生老师自传序余碌碌一生，无所作为，何用“立传”，岂为贻留之后世乎？非也，非也！奈何子女每每问及吾之身世，一言难尽，不胜其烦。加以昔日之手稿，均付之一炬，久之，亦忘却干净。若考之“干部档案”记载，或者载之不详，牵强附会；或者夸张失实，过甚其词。为此，姑且追忆以志之。
博物角按：
章梦生老师（1920-2009），安徽芜湖人，金融经济学家。历任东北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行长、东北银行总行干部训练班主任、东北银行总行干部学校副校长、东北银行专门学校首任副校长（主持工作）、东北财经学院副教务长、辽宁大学副教务长、辽宁财经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等职务。
章老师参与了东北银行专门学校的组建，参与了东北财经学院的组建，参与了辽宁大学的组建，参与了辽宁财经学院的组建，亲历了东财校史上的绝大部分重要经过。
近日，博物角购入一批章老师旧物，其中有章老师手书自传一篇。特将之整理出来，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对章老师、对东财校史、对那些如烟往事，有更多的了解。
▲章梦生老师自传
序
余碌碌一生，无所作为，何用“立传”，岂为贻留之后世乎？非也，非也！奈何子女每每问及吾之身世，一言难尽，不胜其烦。加以昔日之手稿，均付之一炬，久之，亦忘却干净。若考之“干部档案”记载，或者载之不详，牵强附会；或者夸张失实，过甚其词。为此，姑且追忆以志之。
旧家庭
余生于公元一九二〇年，即夏历庚申年九月廿二日。出生于我国四大米市之一，江南鱼米之乡，安徽省芜湖市人也。
家居于青弋江支流之南岸，登小楼眺望，南山北水，稻菽连陌，景色宜人也。
吾父章仲甫原籍安徽省贵池县元四村人也，幼年务农，及长习工。
祖父素有雕刻专长，诸如花草、鸟兽、木偶、神像，无不巧夺天工，曾获“皇封”文林郎，从九品之封号。死后，遗有土地八十亩，遗嘱分给四子，各廿亩。斯时，吾父尚弱冠，大伯父章叔甫，领之抚养，并经营遗产。大伯母殁后，大伯父迁至合肥经商，并在合肥续弦，遗产又由二伯母经营。二伯父章季甫，习医，早夭；三伯父章伯甫自幼在芜湖经营杂货铺。
吾父幼年不满家庭包办婚姻，执拗不娶，当时处于封建礼教统治之下，女大不嫁，丑于众议，因而吞金死于非命，从此吾父不容于乡里，乃逃至芜湖三伯父之店铺，安顿谋生。
嗣后，吾父过继于富孀谭氏，为养婿，从此，由谭氏富孀供养，读完中学以及铁道学院。初期，就业于芜湖市中学，任教英语、数学。后期，就业于馒头山，任建筑矿山铁道工程师。
前母谭氏，死后无子女，续弦吾亲生母李采芝，吾母与前母谭氏系姨表姊妹，惟谭家乃富户，而吾母李家则贫无立锥之地。故外祖母及娘舅、小姨均随吾母同居。名为亲家，实为谭氏富孀之佣工，终日劳累，粗衣粗食，只得温饱。
当余出生时，吾父已达卅六岁，斯时，正在馒头山任工程师。吾从未知其曾任过副矿长兼总工程师。父由于盼子心切，忽梦见得子，后得家书，果应所梦，因之，为余起名梦生。
祖母，即谭氏富孀，去世时，余尚在襁褓中。旧居系谭氏遗产，年久失修，又出现大蟒盘踞。当吾父就任芜湖市工务局工程科技士时，乃拆除，翻修，自行设计，利用旧料，只顾外观，不求坚固。解放时，不过卅年便倒坍，片瓦无存矣。
余，初中毕业，高中仅读半年，便考入银行做练习生。辍学就业，自谋生路，与家境困难，经济窘迫，息息相关也。
斯时，余十六岁，吾父任工程科长，月薪虽无增高，连同车马费，每月收入可达一百余元，相当于现在余所得之工资数。而从生活费用水平相比，则较之现在约值二百余元。岂知此可观之收入，尚不敷其投资商业“大成号”破产还债之支出也。对赵公之帅礼拜最勤，适得其反，偷鸡不着蚀把米，从此一蹶不振矣。
次年，即一九三六年八一三事变，上海陷落，南京危急。余从宿县赶回芜湖，劝说吾父母，迁至贵池。吾母舍不得坛坛罐罐，留芜处理变卖，未走，余伴送父及弟午生回贵池元四村，吾父将此一年节衣缩食积蓄千余元带在身边。余初次下乡，人地陌生，极感不习惯，尤以深山瘴气，窒息难受，养病五日，身未离榻，足不出户，随即返回宿县。
此后，时局日益紧张，家书断绝，一别十四载，杳无音信。所云：“置地百余亩，官至青阳县秘书主任，代县长，高利贷者、官僚兼地主，一身三任焉。”何其变幻乖戾异常耶！
吾父素重技术而轻政治，家中藏书多为中外文技术书籍。只因吾父曾谓余，道其会晤孙中山之情况，孙先生看重其技术，拟送至日本留学；余亦牵强附会，于一九四三年整风时，向组织交待吾父系老国民党员。解放后问及堂兄章荷生（曾为国民党员），不曾知其事，可见此乃无稽之谈也。堂兄章荷生系大伯父之次子，毕业于金陵大学，就职于南郑农业职业学院，于此时加入国民党。解放后，应聘到东北农学院任讲师，现为彰武县章午台林场工程师。
堂兄章赣生、章怡生系二伯父之子也，幼年丧父，长期居住贵池。赣生经营杂货铺，怡生任梅林中学教员，余与此二人素不相交，不知底细。莫若章荷生，早年丧母，寄养吾家，从吾父读书，余知之较深也。
赣生、怡生于一九五〇年五月和一九五一年一月，先后在镇反运动中逮捕。缘由余介绍此二人之职业，牵连吾犯错误。于一九五二年，长春市监委与东北银行总行检查处，决定按“政治麻痹，敌我不分”之错误，给予行政撤职、留党察看半年之处分，经一年后观察，解除查看处分。余，对此处分，毫无意见，从未翻案。惟赣生、怡生在拘留中自杀，并未判刑，何由、何事、何罪，不得而知。捕后，得舅父李家勤自芜来信，信中只提到“他们二人是村里恶霸，有大先生、小先生之称”。事隔七、八年之后，当吾于大连，任辽宁财经学院副院长期间，由于审干部门，单凭舅父李家勤在捕后之来信为证据，又按李家勤提供之时间，认为“捕前来信”，不问任何情由，不理吾弟民生所提供之情况，武断决定，将原长春市委、监委与东北监委所定之结论，无限上纲，因而改定为“蓄意包庇恶霸地主、反革命”之冤案，照样，又得到行政撤职、留党察看二年之处分。对此，余始终保留意见，申诉数年，结论仍然照样，何日得以拨开云雾而见青天耶！翻案无益，余亦不思翻案矣。
吾同胞弟妹六人，余为长兄，自幼离家，漂泊无定所，行止无预期，全不理家事也，二弟菊生殁于一九四四年，吾母于同一年亦相继去世，吾父早两年已去世矣。遗有弟妹均年幼无依无靠，寄人篱下以糊口。
三弟午生由二伯母抚养，解放后，求学于东北工学院地质系，毕业后就业于长春地质学院任讲师，现调到青海地质队。
四弟民生，由舅父抚养，解放后曾通信，始终未得见面，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现就业于江西宜春师范学院任讲师。
大妹荣玉殁于一九四六年；二妹华玉于贵池结婚，务农为业。
小妹碧玉由三嫂（荷生原妻）抚养，解放后随荷生来东北，于抗美援朝时参军，现于陆军209医院任检验员。
虽属同胞弟妹，互不了解。当我离家时，午生五岁，民生三岁，碧玉尚在襁褓之中。故余以芜湖为籍贯，而弟妹均以贵池为籍贯，余以父亲职业工程师，填报家庭出身，而弟妹等人以父亲晚年收租剥削为地主（如按土改前三年之一九四七年评定成分，则定为破落地主），填报家庭出身。
一九六〇年之审干，违背历史唯物主义之观点，只看同胞一体，不看时间地点，武断决定余之家庭出身。吾实出身于旧社会高级职员之家庭，因审干之武断决定，吾属于出身于官僚地主之家庭矣。虽不唯成分论，惟农村中，上自干部，下自群众，则另眼看待也。余无所谓焉，所苦者，吾之子女，随家落户农村，则受累矣。
学历及社会大学
余七岁受启蒙于曹家私塾，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到《论语》四书，一直读到十岁。此三年无所进益。
十岁，改由孔夫子之门，转到耶稣之门。每日走五里地上洋学堂，原名圣公会小学。嗣后，改名私立广益初中附小，入学，读三年级。余对语文课有私塾基础，而在算术课则茫然无知矣。
洋学堂比之私塾，文明矣。男女同学，一扫男女授受不亲之封建礼教束缚。文明之二，学洋文（英语），不学“之乎者也”。
十一岁，“九一八”事变，学校举行讲演竞赛会，吾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正严词，获得全校讲演第一名。
十二岁，芜湖遭受大水灾，吾家水深没顶，来往均需泛舟于一片汪洋，颇多不便。学校之牧士吴克栋，与吾父乃乡亲，余得以住宿吴家，课余得以补习功课，此时，英语长进较快。
十四岁，升入初中，学校迁至狮子山，原圣雅各中学之旧址，教员多系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学士，英语课直接由洋人教习，吾之英语教员乃一美国小姐。此时，余，对英语课与历史课最感兴趣，时常同历史教员辩论宗教问题，吾开始对宗教之伪文明真愚昧产生极大恶感矣！
初中毕业后，便毅然离开读满七年之洋学堂，转学公立学校。当选择学校之际，父亲之工程师职业，予吾以深刻影响，此时，由文明救国论者变为工业救国论者。吾之思想急剧转变，却与吾之原来基础相矛盾。素常吾之文史基础较优，数理化之基础则差矣，而工科学校或要求在于数理化之基础，此乃余两次投考均未获取之缘故。嗣后，为走窍门，进入扬州中学预科，而可迳升工科也。后来，只读半年，受“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之启发，吾改变读书救国之宗旨，迈入社会，寻求救国之道矣。
余以“勤以养性，俭以养廉”一文之优秀成绩，获取列榜第五名，考入安徽地方银行。斯时，年十七岁，自此开始社会大学之生活。
初进银行，为练习生，每月只领四元津贴，每日以恭正楷书，缮写一份复一份之公文。此苦燥无味之文书生涯，可谓度日如年也。
一九三七年，升为助理员，每月十二元薪酬。此时，得以购买书籍，实现吾之自修大学夙愿矣。为职业上需要，余曾参加上海立信会计函授学校，而大部分时间花在广征博览各种观点之书籍，从保皇派之梁启超《饮冰室集》，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之《胡适文存》，到民主激进派邹韬奋之《生活周刊》，无所不读。惟探索救国之道，始终无所得。
双十二事变与卢沟桥炮声，唤醒全国，振奋全国，“长江后浪推前浪”，抗战浪潮使吾走上抗日救国之道矣。
此时之省府，由安庆迁至六安，银行随之省府机关均集中六安，六安小城之一时盛况空前，书店亦公开出售进步书籍。此时，余得以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阅读艾思奇之《大众哲学》，列昂节夫之《政治经济学》，斯大林之《列宁主义问题》。
省府后方设在深山密林之麻埠，中苏茶叶公司设于此地，吾得以结识其负责人章秋阳，他为章乃器之三弟也，由彼得结识章乃器。秋阳支持余上延安学习，而章乃器高唱“多务实际，少听空谈”之论调，劝余，留在安徽，组织民众，成立战地服务团。当六安危急之际，唱高调之章乃器，亦溜之乎也，急急忙忙撤离安徽，同吾等一路，转移武汉。
武汉为当时全国抗战之中心，“保卫大武汉”同“保卫马德里”一样，响彻云霄。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之青年组织，将广大热血青年团结其周围，此乃武汉之主流，另有一股逆流，达官贵宦，依旧纸醉金迷，花天酒地，舞厅之红灯绿酒，依然“商女不知亡国恨”哉！
主流方面也分为两种引力，一为苏联援华之空军，需要招考地勤人员，一为八路军办事处招考抗大、陕公学员。
在银行同仁之中，绝大多数随波逐流，仅有翟载重、杨民晖、王原溥、黄子昭吾等五人，同心同德，上延安学习。吾等经《民先队》总部负责人郑代巩之介绍，得由八路军办事处分配陕公学习，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革命大学
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典礼题词中指示：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份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余入学陕公枸邑分校（古名豳，周文王发源之地也）。斯时，一九三八年八月，陕公已发展到第35期，即第35队，分校校址为看花宫。第35队设于门家，队长为袁成隆，指导员为曾一民，助理员为石峰、关明；区队长朱政领导第35队，兼课，讲民众运动，富有鼓动力；李唯一讲政治经济学，出口成章，何定华讲中国革命史，校务部袁部长讲游击战争。校长为罗迈，即李维汉也。
一九三九年陕北总校迁来枸邑，成仿吾校长亦来主持领导工作。余被分配高四队继续学习，队长为季凯、吴明，何干之讲马列主义，李凡夫讲政治经济学，陈唯实讲哲学。
斯年，七月间开赴前线，经过革命圣地延安时，当“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柳荫”之幸福时刻，毛主席接见我们，为开赴前线之抗大、陕公学员，作长达三、四小时之政治报告，内容即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之三个法宝。虽时间过长，听众均鸦雀无声，笔头触纸作响，隐约可闻。
行军中，余担任伙夫，表现较好，经汪志天、令狐俊文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吾们预定于延水关渡河，被阻，改道北上，由黑峪口渡河，抵达山西兴县，休整一段时间。
九月二十三日通过同蒲路封锁线，黑夜伸手不见五指，吾被指定为后卫收容队。因失掉联络，受敌突然袭击，蒙难者约廿余人。相识者仅有芦木川、蓝名扬、于祥章等三人，所谓麻脸者陈璞，其人吾不相识也。
初，禁闭于大盂镇敌警备队两天一宿，九月二十五日起解太原，禁闭于敌小林部队卫兵室旬余日。
起解太原途中，吴续澄跳车脱险，吴现改名浦更生于沈阳部队工作。
于小林部队受审讯一次，敌无所获，吾改名王新民，瞒四岁，报称伙夫，河南人，路经兴县、临县、岚县，所谓“军情”“政治态度”毫未涉及，只因历次整风审干，为表现积极，带头，“补充，一再补充”，致成“画蛇添足”，越遭猜疑矣。
十一月三日，敌明治天皇帝“大赦”，余在敌劳工队，受苦力，患咳血与赤痢之不治症，获释。斯时，正当吾之廿岁生日也。
同时获释者廿余人，尚见、斯世忠、夏县老百姓、吾等四人同行。
一九五六年审干对此段历史，作出结论无问题。然而历次政治运动，群众不理解为何轻易获释耶？
毛主席在《论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曾指出：“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为第一阶段，在此阶段的头两年内，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战罢了。”此乃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一切都依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当时，吾等之所以轻易获释，由此而可理解也。若在一九四〇年以后，尤其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中，“日本帝国主义者……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强调起来。”则不可轻易获释矣。
归返部队之途中，全赖夏县金长庚同志之协助，晋豫边军分区敖济民政委之指引，吾等始能寻至壶关县神郊村抗大一分校所在地。
毛主席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出名，在国外也有点名气？就是因为它同所有的抗日军事学校比较起来，是最革命的，最进步的，最能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
吾于一九三九年冬，到达抗大一分校，曾任一营、三营之政治教员。
一九四〇年五月抗大总校，到达晋东南。当时敌后根据地供应十分困难，增添偌大部队，粮草需要自筹。余参加到敌区购粮工作，完成任务之后，于七月间，住教员队学习，并经姜达生、于江等二同志介绍重新入党。十一月，校部扩充图书馆，余又参加图书馆工作。此时，余由候补党员转正矣。
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中，一大队困在敌人铁壁合围圈之中，滕代远副校长派余去联络、送信、带路，得以冲出包围圈。
此次反扫荡之后，为加强后勤部门，余又调到供给部财政科工作。一九四三年抗大总校革命转移陕甘宁后方，部长张济民让余与胡森林同志留守太岳区，处理学校资金。吾等为换取伪币与法币，同敌顽相周旋，历尽艰险困难，胜利完成任务。在供给部工作，直到一九四五年九三胜利。
一九四三年整风与大生产，正如毛主席指出：“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整风乃普遍地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当时在统一战线条件下，容易混淆共产党与国民党之界限，混淆新民主主义与新三民主义之界限。抗大校部一场大辩论会，即反映此一部分人“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在抗大供给部辩论会中，吾与何流同志（在抗美援朝时期曾任志愿军后勤部队参谋长）争论之焦点，亦在于此。陈伯达所著之《新三民主义概论》，其原则错误，亦在于此。彼等正是陈独秀之右倾机会主义，其危害性在于“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
延安整风，乃解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使党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统一地、大踏步地但又是稳步地前进。”惟整风之同时，曾经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于某些单位，产生“逼供信”之偏差，使人把整风伟大意义与抢救运动某些偏差而混为一谈。
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菜、种棉花、纺线，既解决丰衣足食，凭劳动双手，自力更生；又认识到“劳动为人生第一需要”之意义，劳动以后收获之愉快，则非物质享受所能与之相比拟也。劳动乃革命大学之重要一课。
一九四五年九三胜利之后，抗大总校于十一月份出发，经过二千五百里小长征，年底到达东北。
由官到民
当时，梅河口为我军作战之枢纽，总兵站设于此，总后勤部门集中在通化至海龙一线。因工作之需要，余转业地方工作，担任海龙分行副经理，兼任山城镇支行经理，后与经理罗高元不和，在吞吐货币方面，意见有根本分歧。虽然总后勤部叶季壮部长支持吾之意见，惟杨积之副部长却以罗高元为正经理，资格老，责余不服从领导，吾受调离而去。
一九四六年夏，转至北安，任黑龙江省分行经理。后与省委书记王鹤寿，在发行货币方面，存在分歧意见。省委书记由本位主义出发，曾授意发行省币，吾将此意向陈云同志反映，陈云为当时北满分局书记，王鹤寿因而受到陈云同志之批评，因之余不容于北安，又受调离而去。
一九四七年，转至嫩江，任嫩江省之嫩江县支行经理，一直工作到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五月于哈尔滨，创办东北银行总行干部训练班。此时，结婚，年廿九岁。
婚后，旋即接收沈阳，完成接收四大家族之四行二局一库并筹备总行迁沈之任务后，于沈阳创办银行干部学校。
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迁长春，创办银行专科学校。因用人不慎，违背人事制度，犯敌我不分之错误，受行政撤职、留党察看半年之处分。
一九五三年于沈阳，任东北财经学院财政信贷系之系主任，兼教政治经济学、货币流通与信用等课程。
一九五六年任副教务长，一九五八年成立辽宁大学，仍任副教务长。一九五九年于大连成立辽宁财经学院，任副院长。
前后于金融界任职三年，于教育界任职十年，屈指十三年之所谓“官”者，黜升反复数次。最后一次“罢官”，乃由于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冤屈所致。
为说明此前因后果，必须叙述陈放为人之性次，以及东北财经学院在一九五六年时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之情况。
原东北财经学院副院长陈放，系高岗时期东北局理论教育处长，陈放之“理论家”称号，由此而出名。其为人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能事。
前任熊飞院长受排斥，调离而去；后任何松亭院长受排斥，亦调离而去。
一九五六年，东北财经学院党委为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召开党员大会。斯时，余为教务部门党支部书记，在全校党员大会上，余有发言，向陈放副院长转达支部党员群众之批评意见。主要精神在于指出：“有些同志，对党的团结改造政策，片面的理解为就是一味的批评斗争，对教师的错误缺点的批评，不择场合，不讲方式，态度生硬粗暴。”——详见1956.4.21 中共东北财经学院委员会关于历年来在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报告。虽然，党委将这部分意见吸收在此工作报告中，陈放在会议上表示接受此有益之批评意见。惟胸中毫不容人，暗记成见。
迨至五月份，举行学术讨论会时，因发生三篇论文（宋则行之“和平共处”，汪维藩之“和平过渡”，张广钧之“胡适白话文”）之纠纷，陈放又乘机嫁祸于余。吾之初衷，以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认为可以提到讨论会中去解决教师中之错误认识，陈放认为只允许正面之论文，采取生硬粗暴态度，对错误东西，武断地加以排斥。以后请示市委，也同意提到讨论会中去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由余主持此次讨论会。在总结中，余曾对三篇论文，进行分析批判，严肃地指出其错误观点；之后，专为汪维藩之“和平过渡”一文，召开批判会，余引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二国际破产与叛徒考茨基》，驳斥“和平过渡”之谬论。现吾之认识，并非“同情与支持”此三篇论文。惟余为搞好同陈放之关系，于一九五七年党内整风，余就一九五六年学术讨论会发生三篇论文纠纷之问题，曾进行虚心检讨，表示今后向陈放学习，检查自己在组织纪律方面存在一定缺点与问题。
一九五九年，余调离辽宁大学，改任辽宁财经学院副院长之职。陈放又乘着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之机，由沈阳专程赶至大连，参加旅大市大专学校整风会议。以所谓“先是同情，后是支持”之莫须有罪名，直至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此同时，陈放又提出对家庭出身与1950-52年长春银专所犯错误进行重新审查，调查人黄源（系原辽宁大学教员）在陈放授意之下，拼凑若干片段措辞，断章取义之所谓“证据”。于是，又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之罪名。
旅大市监委，按照上述材料，一直拖延至一九六四年始作处理，改定为严重右倾错误，作出行政撤职、党内留党察看二年处分之决定，工资由11级降至13级。
自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四年，余调离辽宁财经学院，一面听候处理，一面参加开原、铁岭、海城，先后三批农村四清工作。从此贬职为民，直到如今。迄今亦为十三年矣！
在受“查看”处分期间，适逢文化大革命，群众按照陈放妄加于我之莫须有罪名，将吾送进“专政队”，犹如第二次“俘虏”，即陈放之“俘虏”也。
一九六九年，省五七干校领导小组，落实干部政策，将余解放，仍依据旅大市监委一九六四年处分之决定，经过文化大革命无发现新问题，按期予以解除“查看”处分，同时恢复组织生活。
一九六九年冬，接受分配昭盟敖汉旗双井公社插队落户。
吾本着“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对以往所受“打击”，毫不介怀，一心一意走“五七”道路，积极参加农村斗批改宣传队工作。
一九七一年，“人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约在八月底、九月初之间，斯时，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之阴谋，尚未败露之前夕，从林彪死党之老巢中，一为空军，一为广东省，派出一批所谓“办案人员”，打着“中央专案组”之旗号，假借与辽宁省五七干校联合办案之名义，将余诱至盘锦（辽宁省五七干校政审组所在地），由九月一日至十一月五日软禁六十六天。彼等一面利用上述陈放所提供之莫须有罪状相威胁，一面对一九三九年被俘问题，采取骇人听闻之逼供信方式，布置迷魂阵。于是，余被打成对林彪之背叛，所谓“叛徒集团”成员之一，此次，可谓第三次“俘虏”，即林彪之俘虏也。
“庆父不除，鲁难未已。”林彪死党（此不包括盲目执行林彪反动路线之办案人员）不除，国无安宁之日。设想林彪阴谋，如果得逞，许多同志亦将被打成所谓“叛徒”，何况吾等无名之辈，亦将死无葬身之地也。
空军与广东如此之“办案”，为何青海省办案人员则大大不同耶？同一条件，而办案则有两条不同之路线。
一九七二年七月，青海省办案人员汪云等二人，为青海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张德本，落实干部政策，到敖汉取证。通过吾之证明，核对空军散发之黑材料。此时，余说明，已向中央写报告，揭露那份经空军与广东省办案人员一手炮制之虚构九个问题（1、迁校情况和被俘情况；2、尚见给我们第二批被俘人员传话，统一口供的情况；3、我的被审讯口供和写归顺书的情况；4、由尚见执笔写集体申请释放书的情况；5、尚见让我们写悔过书的情况；6、尚见、司世忠和我三人共同写的登报声明的情况；7、临释放前，尚见、司世忠和我共同写的感谢信情况；8、尚见给我们一、二批被俘人员订攻守同盟的情况；9、尚见、司世忠、和我被先释放的情况。）之黑材料来源，以及对此九个问题，余所采取断然否定之态度。
与此同时，青海省办案人员，也完全采取客观而有诚意之态度，表明他们与空军、广东省之办案人员，存在分歧意见。
由此可见，空军与广东省之办案，乃别有用心，非一般之办案也。
难怪乎盘锦审案时，彼等竟为“小林部队卫兵室禁闭之座位”而煞费心机，此“天机”莫测也。
按吾之回忆，余确坐于孙德本之侧，而办案人员却强迫安排余坐于陶祖泽之侧，陶祖泽者，其伪名陈鼎文，非党员，现于北京市政协工作，彼等已将其掌握于手中矣！此次，经青海省办案人员，说穿他们之间存在两条办案路线之分歧，余始恍然大悟矣！
为何空军与广东之办案，竟在吾等无名之辈煞费心机？此难于理解也。
“智者知人，明者知己。”余虽不智不明，惟可想见，如此“胜利”办案，“战果”辉煌，可向吴法宪之流请功，必为林彪死党，捞取政治资本，显得如何如何之革命也。
余，五七战士，乃小民也，彼时何惧哉？按彼时情景，“林彪即党”“林彪即国家”（此引用空军、广东办案人员之语），吾辱林彪之名讳（办案者炮制之“统一口供”内容，即包括泄露抗大林彪之名字）。余不惜杀身之祸，惟顾念“家败人亡，妻离子散，儿子娶不到媳妇”（引用办案者之语），彼时，余若“抗拒”，则殃及妻子儿女，此余之不得已而委曲求全矣！
余，五七战士，插队之头一二年，如何之雄心壮志！发誓“不打好农业翻身仗，死不瞑目”。在生产战线上，全家齐动员；在斗批改火线上，亦全家齐动员。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政治压力，甚于一切，果应“一年香，二年臭，三年换批斗”之谚语矣。而今，第四个年头，蒙此不白之冤，上不得信任，下不得同情。昔时，社会舆论：“好人不下放，下放无好人。”余能“顶得住”。而今，社会舆论：“好人得上调，不调无好人。”余默然，无可言，惟有“自己酿造的酸酒，自己喝干。”（引自鲁迅杂文）
嗟乎！无下文矣！若暂不会见马、恩、列、斯，待续之。诗云：“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抛珠滚玉只偷潸，镇日无心镇日闲。”每思及冤屈难伸，寸田顿乱矣！岂乃“红楼”一梦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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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为章老师自传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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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缅怀东财的先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