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很能洞察人性完整版（林语堂反抬杠大师）

林语堂很能洞察人性完整版（林语堂反抬杠大师）要欣赏林语堂这种做法取得的成效，还真不容易。他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揭露出某种文化冲突，并拆解了文化的预设立场，却能够做到既不分裂也不激怒读者。就林氏有关中国式舒适与方便的评论而言，有些读者会觉得他所揭露的冲突无所谓，因为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里有冲突；就算他们意识到了，他们也不会想到自己对“舒适和方便”的观点有什么问题。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心的读者读过林氏著作之后，便会产生两个想法，足以让他们从“科技思觉错乱”中惊醒：第一个想法是，“用一个人一天当中要按几次电钮来衡量此人的文化，想必……用错了标准”；第二个想法是，“所谓中国人安于现状的神话，其实是西方人制造出来的”。譬如，他提到史密斯的书一开始是讨论现代文明的舒适与方便，一变而为对相对唯物主义的评论。那个快乐而温馨、家有收音机的西人形象极具反讽意味，因为它和另一个安居在德国巴伐利亚森林小木屋的质朴西人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正由于他远

林语堂

林语堂也常用出人意料的比较来展示自己独到的见解，譬如他说， “一般来讲，中国乡村的贫苦大众住得比纽约的大学教授要宽敞”。这样的比较当然不见得完全有道理，但请注意，林氏更在意教育和娱乐他的读者，而不是要跟他们争辩或贬低他们。《吾国与吾民》（只在批注里）提及《中国人的性格》一书，提到史密斯对中国人的观察：中国人生活“粗糙”，每天生活在“痛苦和折磨”中，他们的“服装、住宅、枕头和 眠床”都欠舒适。

林氏解释道，他知道欧洲读者会觉得史密斯的“大作”读来“有趣”，但他可以打赌，当中国读者得知“史密斯所述之折磨与不适”，会感到“十倍的有趣”。按林氏的解释，史密斯在中国的经验似乎确定无疑地证明：“白人的神精是退化腐败了。”这种比较再次发人深省。

林氏并未替中国的居住条件找借口，而是用“归谬法”扭转谈话的方向：林氏把家宅形容为“电铃、电键、衣橱、橡皮垫子、钥孔、电线、警铃的组合”，并指出“西人的幸福观就是要住暖气烘得过热的寓所，再加上一个收音机” 。如果真的要拥有收音机才算幸福的话，那“在 1850 年以前，世上就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而在美国幸福的人就应该比‘恬静悠然的’ 巴伐利亚为多，因为巴伐利亚连几把可以折叠、能够旋转的理发椅都找不到” 。

林氏的论述既用到实例的比较（归谬法），也用到不合逻辑的推断（反证法）。这个例子也可说明林氏与伯克的另一个交集。在《永久与变化》一书中，伯克讨论人类如何把周围世界合理化的几种不同方法，他认为：（他那个）时代的合理化模式，就是“科技思觉错乱”。伯克认为，科技给人戴上一种解释周遭事物的有色眼镜，过滤人们的思维，从而导致文化盲点。伯克没有指明是哪一种科技，因为他只着眼于对待科技的社会心态；林氏也用了同样的做法，他在《吾国与吾民》一书多处讨论诸如“工业化”让人“见”又“不见”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按林氏的诊断，人们在谈论中西关系时普遍存在“科技思觉错乱”。

林氏用一种特殊的科技（电动理发椅）为例，带出“非对称视角”—用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什么才算舒适和方便。

这种挑逗的语气在林语堂风格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充分利用“神精”一词的模糊含义来敲打“白人的神精”，给读者当头棒喝。说他们的“神精”“退化腐败了”，等于在说他们不仅体力不支，而且意志力薄弱，这个说法既反讽又含糊，让读者不免质疑林氏用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种修辞法不仅再度让读者注意到文字的不稳定性及其意义的变幻莫测，同时也透露了林氏的另一个技巧：他的态度很难敲定，因为有褒有贬，甚至时常在同一个句子里既褒又贬。这不是说林氏拿不定主意，而是说他施展了几手他所仰慕的幽默家惯用的超脱手法。这样的修辞定位留给他相当的空间。

譬如，他提到史密斯的书一开始是讨论现代文明的舒适与方便，一变而为对相对唯物主义的评论。那个快乐而温馨、家有收音机的西人形象极具反讽意味，因为它和另一个安居在德国巴伐利亚森林小木屋的质朴西人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正由于他远离现代社会的烦扰，理当更令人钦羡。

要欣赏林语堂这种做法取得的成效，还真不容易。他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揭露出某种文化冲突，并拆解了文化的预设立场，却能够做到既不分裂也不激怒读者。就林氏有关中国式舒适与方便的评论而言，有些读者会觉得他所揭露的冲突无所谓，因为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里有冲突；就算他们意识到了，他们也不会想到自己对“舒适和方便”的观点有什么问题。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心的读者读过林氏著作之后，便会产生两个想法，足以让他们从“科技思觉错乱”中惊醒：第一个想法是，“用一个人一天当中要按几次电钮来衡量此人的文化，想必……用错了标准”；第二个想法是，“所谓中国人安于现状的神话，其实是西方人制造出来的”。

林语堂在其他地方曾说过，他书写中国的态度“温馨而动情，半带诙谐、半带调侃，又糅合了一点理想主义与率性逗乐”，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也确实如此。

在他讨论中国国民性时，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态度。譬如他说：“比起中国人像中国青花瓷般独一无二的耐心，基督教所谓的耐性简直可以说是急性。”林氏还调侃道：“来自世界的游客不妨在把中国青花瓷带回家的同时，也带回一些中国式的耐心。”林氏把严格的二分法（强—弱）套用在国民性的抽象讨论时，也不忘调侃一下（拿“耐心”［patience］与“急性”［petulance］相对比，又拿基督教的耐性［Christian patience］和中国人的瓷器［Chinese porcelain］打比方，用的都是英文里押头韵的词）。这个技巧让林氏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而不是让读者感到差异而生疏。

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中研究人们如何忽略语言和文化差异来“建立和保持词、义之间的‘假想等值’”。鉴于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的“摩登”（modeng）一词是从英语“modern”音译而来，刘禾认为西方实际上界定了何谓中国现代文学。刘禾指出，当“比较理论建立在诸如‘自我’（self）或‘个人’（individual）之类的本质性范畴之上时，它们超越了翻译的历史、被强加于另一个文化中并占有话语优先权，这样我们就会碰到‘严重的方法问题’”。林语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认识到，并且实践了刘禾在六十年后提出的“跨语际实践”的概念，为“重新思考跨文化诠释以及东西方间的语言中介形式，提供了可能性”。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林语堂想通过倡导幽默来化解社会矛盾，诸如国共斗争、新旧冲突等。数十年后，伯克在《动机修辞术》中阐述的观点和林语堂不谋而合：认同他者的努力同时会造成视他者为非我族类的效果，要解决这种紧张状态，只有靠“持续不断地用修辞手法”。战后国际格局为之一变，全球化趋势让世界更为紧密相连，此时伯克警告道：认同于他者的努力越多，“引起分裂的冲动也会越大，人类冲突的范围也会越广”。要克服“这 种既认同又分裂的讽刺组合”，从而“同情境况迥异于己的他人”，需要 “执笔人相当的修辞手段，且要凭借富含人文诗意的意象做后盾”。当然，伯克也清楚明白，“国际间竞争对手非但没有努力去认同他者，反而竞相……背道而驰”。而且他也注意到，当“苛刻的科学理念”一旦 “运用于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它的社会结构”，其效果一定适得其反。

现代中国百废待兴，社会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伯克笔下讨论的紧张情况早已在现代中国的许多层面体现过。林语堂在“二战”时曾写道，我们这个世界少不了用幽默“作为必要的调剂”，因为即便是“人类的理想世界也不会十全十美，一定会有许多缺陷和争议，只要能得到理性解决，那就是我们的理想世界了”。他相信，”机敏的常识”以及领悟幽默所需要的“简单思维”有助于“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也可以改变“我们整个文化生活的品质”。

林氏所谓幽默态度类似于漫画所表现的模棱两可性—“这种双向属性基本上源自漫画的概念，正是社会所需求，而单向的批斗模式所欠缺的”。伯克在《面对历史的态度》一书所谓“模棱两可性”，可以折中相悖观点之间的“磕碰”，因而提供了社会批评的有效方法。

肯尼斯·伯克

毕竟，“没有模棱两可性就没有对话，没有对话也就不会有对抗、认同，以及同化的过程”。

照理说，我们今天应该可以运用林氏的修辞风格，把它视为伯克所描述的对话过程的一种手法，这样，并不一定要化异为同，至少能从异中找出一条彼此都能同意又行之有效的新路。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林氏中英文皆流利，况且他的修辞技巧也不是轻易可以从他的生活经历 抽象化归纳出来的。林氏明白，世上有些事不是用“真理”就能说得清楚，诸如何谓一国的国民性问题。合理的对话似乎是化对立为合作的唯一希望，这一点对我们今天尤为宝贵。林氏并未尝试说服读者采取他的观点，但是他的确尝试让对话放慢速度，也鼓励别人拷问他们自己的观点。将同义词在不同语言中的用法拿来比较，正是试图避免把一种诠释强加于另一种诠释的过程。林氏的中英文著作都很多产，而且这些著述着眼于庞大的读者群，而不仅是学界人士，这更加证明林氏试图让对话延续不断。

林语堂是世界文坛的巨匠，大名鼎鼎，他的声音和当今世界仍然息息相关，但奇怪的是，学术界没多少人注意到他，在学院里显然不容 易为林氏找到合适的位置或和他志同道合的人。伯克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可称不上是他的知音，虽然我们可以猜想伯克应该听说过这位来自中国的作家，因其前三本书都畅销全世界；同样，我们也怀疑林氏会不会有拜读伯克任何作品的耐心。把两个陌生人放在一张床上，看似很怪，但他们都明白语言是现实的一部分，两者唇齿相依。他们也都把文学视为“生活的器具”，探索语言和人类行为的关联。这两个非常不同的文人之间其实有很多交集，那些研究肯尼斯·伯克理论的人，也应该读一下林语堂的著作，才能更加了解伯克的理论，或许会因此而改写二十世纪的修辞思想史。

至少在目前看来，林氏不见容于用时间和题目划分的传统知识框架，可是当我们探究林氏如何挑战他那个时代的二元化对立时，或许会在他的著作里发现一个跨文化话语的开端，因而在学院里为林语堂找到新的位置。的确，他邀请读者审视自己的理解而非强加意见给读者，值得我们今天好好效法。

如今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大量信息扑面而来，自我认同变得模糊，可边界冲突并没有停止，“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非但没有拉近，反而更加疏远。或许现在我们更能欣赏林语堂的观点。

本文摘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