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谈包拯完整（欧阳修对包拯有提携之恩）

欧阳修谈包拯完整（欧阳修对包拯有提携之恩）所以，包拯的夫人董氏说欧阳修丑化包拯，完全扑风捉影，但是，欧阳修的确批评过包拯。北宋嘉祐四年（1059）三月，当时担任御史中丞的包拯连续上本，参掉张方平、宋祁两位三司使之后，宋仁宗偏偏委任他来继任，而包拯竞没有推辞便准备上任了。在当时提倡名节、谦让的世风之下，此举使包拯陷入“外议喧然”、舆论不容的境地。一向推许包拯有清节美名又才堪大用的欧阳修，感到此事有损包拯名节，便写了一篇论奏。这篇论奏首先批评朝廷“贪拯之才，而不为拯名节惜”，认为“任命包拯非惟自涉嫌疑，其于朝廷所损不细”；然后批评包拯不避嫌疑：“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虽初无是心……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岂独不思哉！此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嫌疑”。

凡是到开封游览的游客，都会到古代开封府衙曲参观游览，在开封府衙门的东西两侧各树有一座牌坊，一个名曰“包严”，一个名曰“欧宽”，这里的“包严”，当然指的是包拯担任开封府尹时的铁面无私。还有一个“欧宽”很多人就不明所以了，其实，这是指欧阳修。欧阳修也曾经担任开封府尹，为政期间，宽厚待民。到了现在，人们为了缅怀这两位历史人物，建了这座牌坊。宽严相挤，相得益彰，同为后世敬仰。

包拯是古代清官的代表，欧阳修更是一代文豪。更为有趣的是，在北宋时期，两个人有过紧密的交集，据史料记载“二公（指欧阳修与包拯）之性情虽异，而辅世匡时，安民察吏，其公忠之心则一也”。包拯和欧阳修还都曾经担任过开封府尹和龙图阁大学士。

在包拯的续弦夫人董氏墓志铭中有过这样一段文字，原文是这样的：“初，孝肃薨，有素丑公之正者，甘辞致唁，因丐之为志，夫人谢曰：‘已诿吴奎矣’。既而喟家人云：‘彼之文不足，罔公而惑后世，不如却之之愈也！’”

这段原文不太好懂，翻译成现代文字的意思就是说，包拯去世后，有个一贯攻击丑化包拯的人，来吊唁时，主动要求为包拯撰写墓志铭。董氏恐怕此人不怀好意，写出的文字抵毁包拯，欺惑后世，所以予以谢绝了。

而这个被董氏“谢绝”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

说起来，欧阳修和包拯之间有很深的渊源。早在嘉祐元年（1056）五月，包拯因保举过凤翔盐税、柳州军事刺官卢士安，获咎遭贬在池州任上时，欧阳修借京城水灾与冷落贤良有关为理由，上《再论水灾状》，举荐包拯等四人，说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 自列侍从 良多辅益。”应该“亟加进擢，置之朝廷左右”。于是，到了八月，包拯复官刑部郎中知江宁府（今南京），年底擢任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从此成就了他“南衙包公”的一世美名。一年后调任朝中右谏大夫、权御使中丞。有意思的是，恰恰是由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继任开封府。更于嘉祐六年（1061）他们二位同列枢密副使。

所以，包拯的夫人董氏说欧阳修丑化包拯，完全扑风捉影，但是，欧阳修的确批评过包拯。

北宋嘉祐四年（1059）三月，当时担任御史中丞的包拯连续上本，参掉张方平、宋祁两位三司使之后，宋仁宗偏偏委任他来继任，而包拯竞没有推辞便准备上任了。在当时提倡名节、谦让的世风之下，此举使包拯陷入“外议喧然”、舆论不容的境地。一向推许包拯有清节美名又才堪大用的欧阳修，感到此事有损包拯名节，便写了一篇论奏。这篇论奏首先批评朝廷“贪拯之才，而不为拯名节惜”，认为“任命包拯非惟自涉嫌疑，其于朝廷所损不细”；然后批评包拯不避嫌疑：“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虽初无是心……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岂独不思哉！此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嫌疑”。

从这份奏论中，我们看到的是欧阳修对包拯的赏识与敬重，是关心与爱护，没有丝毫的恶意。但是包拯的续弦夫人董氏看到的却是“丑公之正者”。她使人想到《包拯传》中一句话“家居避命，久之乃出”。说欧阳修奏论上了之后，包拯不敢赴任，在家中躲避了很长时间。此事无疑在包家引起过不小震动，遂使董氏“记恨”在了心里。所以，在包拯去世之后，她坚决地拒绝了“一代文儒”欧阳修主动要为包拯撰著墓志铭的好意，又进一步在整理汇集包拯生前所写奏议时，自作聪明地抽掉包拯弹劾张方平和宋祁的那两份著名的奏议，企图单方面地销毁、因之招来欧阳修所谓“蹊田夺牛”之批评的“证据”，致使《孝肃包公奏议》只收185篇，那两份葆有“包公精神”的奏章，留下“失传”之憾。好在还有欧阳修的奏论在，才使后世之人不致误会当年包拯在“逐人自任”问题上，并非出于“本心”，只是“不知避嫌”而已，因而不使包拯名节受损，这个结果，恐怕是董氏当年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