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通史大全（萧一山与清代通史）
清代通史大全（萧一山与清代通史）章氏之预言应验不爽，11年后清室果其然土崩瓦解，易手于民国。然与政治上的胜利者无端傲慢不同，中国士人向有“国可亡，而史不可亡”的情结。言之者境界迥异，或出于遗民眷恋胜朝情结，或出于文化传承、鉴往知来之史眼，要之一代历史非一代政权之私产，无有随之而灭的道理，则是一个尊重历史传统的民族应有的政治胸怀与文化诉求。亡国而无信史随行赍送，无异于恶骂清王朝实无文化积累可言。这在章氏当时为革命意气风发，是逻辑的一贯。稽诸实情，“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绝唱不再，良史难求，史家并不因此废书不读。史料全在史家审酌采择，故置清室早有国史馆之设而不顾，且将官私书籍的史料价值一切抹杀，亦大不近乎人情。试揆先生所拟《中国通史略例》，胸中有一股急欲恢复中华道统、文脉的主旨在燃烧。在他的历史通感里，清室不过是两千年中华之异数，明夷达旦前的短暂沉沦，轻蔑之意溢于言表，洵非意外。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里曾直言
打开《清代通史》，上中下三卷，厚厚五册，可谓洋洋大观。上卷初版至今，已越80余载，后人闻兹念兹，未曾忘却，一山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年轻一代或许已经不熟悉著者萧一山的生平。凭一己之力撰写而成，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新式清代通史，始出于北京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年方22岁；而全书杀青，三卷联袂问世，竟在40年之后，算得上是近世学术的一件奇闻轶事。
不计入关前，清王朝统治中国达268年，与前此的朱明王朝一样，都曾被遗民虚称据有江山三百年。一代王朝，横跨四个世纪，名副其实是一具“超生命有机体”。一个强大王朝统制全国权力的丧失，可能起于朝夕突发事件，生死按钮瞬间拨动。但即使真的死去了，关于它的集体记忆，不仅光怪陆离、纷纷纭纭，而且还会存活很长很长时间，不同的时候扰动出非常不一样的情感。希望拥有一部没有任何争议的王朝记忆史，只能说是想像力的贫乏。赤橙黄绿青蓝紫，史家笔下的往事，原就是这样的绚丽多彩。从不同的记忆视野里，我们感受的，岂止新旧嬗递，予夺异数，更是无尽的宇宙叩问，永久的人生猜测，以及对未来不踏实的冀求与追逐。面对《清代通史》，如果能知道前贤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以什么样的心境激活历史，或许会使阅读的兴味变得更浓。
《清代通史》消失于大陆书市已近20载。欣闻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印出版，后学不敏，秉同情了解之精神，希冀与读者一起走进这座“老屋子”，流连故地，聊充导游，不亦可乎？
清王朝愈走渐远。若论出生于“大清”的人，至今已寥若晨星，万里之内，恐怕难觅一二有如此耐力的人。既是这样，任他雨打风吹去，干卿底事？不然，不然。历史记忆，不是哪个或哪些有直接利害之士的专利品。它永远是属于公众永恒拥有。因为现世的心理感受，往往需要有历史反刍来添加情味，催生感触。稍稍关注网路，就不难发现，对清史各式各样的议论，真也不少。不能小看了那些自称“渔樵”、“钓客”的，虽不是专门家，随兴翻书，笑侃加闲话，亦庄亦谐，不经意间蹦出若干惊世之语，往往会让人猝不及防。这一新科技时代的世象，有意或无意，不断地在提醒我们，一部清史永远咀嚼不完，不是那么容易“盖棺定论”的。
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里曾直言：“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萧一山《清代通史》迥异于此，富个性化的精彩议论随机而出，时有入木三分的判断，令人叫绝。先生立论无不以丰富的史料作为根底，罗织有序，叙议相洽，读来有滋有味。另有一点更须指出，先生征引史料务求保持原貌，往往大段采录，不加删减，由此保存了大量原始历史文献，也为读者留下了独立咀嚼的较大的空间。而这些文献，若初入清史者，极不易搜检，自己去寻觅，定要费很多精力。笔者以为，《清代通史》至今仍成为清史入门必读，学者常借助检阅之书，历久而不衰，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文对萧一山《清代通史》有关史实、史识，究竟今日如何拾得、补阙、纠谬，作何种话题发挥，一概留给读者。此非存心偷懒，乃是有感于识史无涯，见仁见智，世无定评，使之自由地存活在公共空间里，永被人关注，岂不对先生更好？！
一
1900年，章太炎处在国学底蕴与政治激情内心交战的特殊时段，著名《哀清史》以及所附《中国通史略例》里表达的看法，也混合着复杂的心情。此时，他已经敏感到，“今清室之覆亡，知不远矣”。但对“清室猾夏”的种族愤激，炽烈如火，而文字狱戮虐士子的恐怖记忆难以抹去，心中隐然作痛。他不无偏执地控告“乾隆毁故籍，娴谤之禁，外宽其名，而内实文深。士益偷窳，以触罗网，后虽有良史，将无所征信”。由此，炳麟先生断言：清之亡，将与此前的历朝易代迥相大异：“史于亡国，亦大行之具，不于存时宿储跱之，人死而有随之送以赗襚者，国死而赍送亦绝，可不哀者？”
亡国而无信史随行赍送，无异于恶骂清王朝实无文化积累可言。这在章氏当时为革命意气风发，是逻辑的一贯。稽诸实情，“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绝唱不再，良史难求，史家并不因此废书不读。史料全在史家审酌采择，故置清室早有国史馆之设而不顾，且将官私书籍的史料价值一切抹杀，亦大不近乎人情。试揆先生所拟《中国通史略例》，胸中有一股急欲恢复中华道统、文脉的主旨在燃烧。在他的历史通感里，清室不过是两千年中华之异数，明夷达旦前的短暂沉沦，轻蔑之意溢于言表，洵非意外。
章氏之预言应验不爽，11年后清室果其然土崩瓦解，易手于民国。然与政治上的胜利者无端傲慢不同，中国士人向有“国可亡，而史不可亡”的情结。言之者境界迥异，或出于遗民眷恋胜朝情结，或出于文化传承、鉴往知来之史眼，要之一代历史非一代政权之私产，无有随之而灭的道理，则是一个尊重历史传统的民族应有的政治胸怀与文化诉求。
文网严密，史讳莫如深，清室的确超越前代，章氏之贬绝非虚语。然即使统制最有效的康雍乾年间，也百密而一疏，今之《四库禁毁书丛刊》收有634种书籍，仅史部即有157种之多，来自国内各图书馆收藏，足证有碍清室之史籍，迄有清一代，亦毁不尽、禁不断。而况有清一代，朝野人士的文集笔记，以及公牍档案、地方志书、官箴吏治诸书，汗牛充栋，均属不可忽略的“原料”；像魏源所作的《圣武记》，有类晚明私修明史之作，更为初创清史时必援之书。以此而论，章氏谓有清无史，偏激过之。
随清代朝政日趋衰微，不利于清室的野闻轶史乃悄悄现世，包括书商策划杜撰，借秽亵、猎奇以牟利的伪书，以及革命党人以刊布清初扬州、嘉定屠城等野记，挑起对清室的种族仇恨。舍此不论，清史研究的发轫，至少也可以追溯至清末，故有识者谓近代性质断代清史之研究，实与世纪同步。入至民国初年，应新学与社会阅读需求，仿纲鉴、纪事本末体与初创的清史教材陆续应世。萧一山1942年撰写的《清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曾论及著前状况，云：论清史私家著作，清末有缪荃荪之《国史要略》、汪荣宝之《清史讲义》，前者颇究心于制度，后者则取材于魏书(即魏源之《圣武记》)，然皆为学校课本，非专著也。民国初年，有吴曾祺之《清史纲要》、许国英之《清鉴易知录》、李豫曾之《纲鉴易知录续编》、文明书局之《清鉴辑览》、陈怀之《清史要略》、刘法曾之《清史纂要》、黄鸿寿之《清史纪事本末》(引者按：另有同名本，则为钱遹朋所著)、印鸾章之《清鉴》等。笔者比较认同王家俭、萧立岩的判断，应急类清史书籍，虽然条理清楚，实则失之简略，大都仍不脱王朝政治史樊篱，无法全面反映清代社会实况，于波澜起伏的社会情态和风云多变的中外关系，多所阙闻不载。因此，民初写清史的人虽然不少，但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学术专著出现，对清史全局性的研究，尚待时日。
这里，还必须对隔代官修清史一事做些交代。至今仍行世的“二十五史”，《清史稿》殿其后，沿用纪统体，例属传统“正史”。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即于民国3年(1914)开设清史馆。它原是替传统的王朝正史体系收尾，为两千年帝制略尽殓丧之仪的，“史馆规模之完备，人员之齐全，酬金之优厚，几不减清初当年明史馆开设之规模”。然好景不长，袁氏窃帝自亡，随后历届北洋政府财政艰窘，屡减经费以至于无，史稿工作遂全局停顿，直至民国16年匆匆收场，次年开始印行。处在这样一个新史学后追逼迫，旧国史无力经营，不新不旧最是尴尬的时期，《清史稿》的修撰，欲了而不能了，成为“烂尾工程”。平心而论，此书编纂不乏名家高手参与，恪守旧例，规制亦严，自有史料整理、汇纂、分编之功；若假以时日，持之以恒，未必在《宋史》之下，也不是没有可能比肩《明史》的。故孟森等前辈均主张不宜贬损过甚，可与“二十四史”同等看待。《清史稿》印行时，萧一山《清代通史》商务新一版已推出。其后陆续修订，先生对《清史稿》亦多有借助。
袁氏死后，军阀、政客忙着争名于朝、攘利于市，修史之事，置之度外。笔者虽未能获得早期第一手材料，而以下议论均发生于《清代通史》出版之后，借此或可间接了解，知识阶层早就对清史编纂状况极度不满。梁任公是从史家的角度立言的：“官修清史，汗青无日；即成，亦决不足以餍天下之望。吾侪生今日，公私记录，未尽散佚，十口相传，可征者滋复不少。不以此时网罗放失，整齐其志传，日月逾迈，乃以守缺钩沈盘错之业贻后人，谁之咎也？”容希白则代表教育界谴责民国当局明令禁止《清史稿》发行，显系不明智之举。他发声道：“夫学校皆有历史一门，欲知中华民国肇建之由，不能废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之历史而不讲……使政府果有改编之志，国人犹可少忍须臾。今改编既无其期，而研究历史者不能蔽聪塞明，则政府之威信有不暇顾者矣。”
然而，事犹有比之更不堪者。在当权者不知不觉之间，东瀛邻居经营有年，已然捷足先登。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史界在“脱亚入欧”思潮影响下，逐渐由旧汉学转变为“东洋史学”，那珂罗世、内藤虎次郎，白鸟库吉，均是“东洋史”的创始者与中流砥柱人物。日本取代帝俄获取在中国东北特权后，满蒙史乃至辽金元史成为他们主攻的方向。白鸟库吉更是明白喊出了“日本应成为亚洲研究领导者”的口号。1908年成立“满铁地理历史调查部”，白鸟为主任，重点研究朝鲜、满洲历史地理。这是一批深受欧洲“科学主义”影响、具有浓重近代日本关怀的学者，异常敬业，人数不少。他们谙熟多种语言，穷搜各种原始史籍，寻觅并率先利用西方文献研究东亚，特别重视田园调查，东北与朝鲜荒野偏僻之乡，均留下他们跋涉考察的足迹，实为社会学与历史学之最早结合。以这样的意志与毅力写成的不少专著，所涉领域，多为中国史学研究未曾充分开拓的旷土。强援古来成语，谓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情景虽未必全洽，然不免让人辛酸泪下，不忍言而不能不言。于是，想起寅恪先生1931年在清华的讲话，尝言“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校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以此之故，寅恪先生最后所说“直质不讳，拈出此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是为当时贤达所共忧虑者。
1914年4月，也就是清亡第三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推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年底，但焘的中译本随即印刷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84章，凡数十万言，自满洲部族起源，迄宣统帝退位，政治、经济、文化、边政、外交诸事俱备，是清亡后第一部完整的清史著作。但焘系孙中山先生秘书，据其所序“弁言”，时居沪上，译本为中华书局争得。译者谓《清朝全史》“阅十余载之星霜，撷数百种之载籍，一旦杀青，蔚成巨帙”。并云：是书援引官私文书广博，取材旁及三韩(朝鲜)乃至西方文献，且综合矢野仁一《清朝史讲义》、内藤虎次郎《清朝衰亡论》和《清朝开国史料》、烟山专太郎《俄国黑龙江史》、田中莘一郎《太平天国革命意义》等本国人专著。因此，稻叶专著虽出一人之手，实立足于前此日本众学者清史研究基础之上，非急就之章。日人对清史若此关切，起步之早，钻研之深，足令国人感到汗颜。但焘先前已有专文涉足清史，译笔通晓流畅，译书一出，即风行中国，“对于当时的史学界，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走笔至此，本书主人公萧一山先生跃然跳出。逼迫若此，初生之犊，血气方刚，不得不鸣，且一鸣而惊世。一山先生是在1919年冬，山东济宁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前夕读到《清朝全史》的，时年17岁。关于著书缘由，先生自初版“叙例”有所交代外，以后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1934年《清代通史下卷讲稿辨论集序》一段自叙，描述编著前后心境十分真切，兹选录于下：
及民国三四年间，海上有译日人稻叶君山氏之《清朝全史》者，颇风行一时。余方读中学，以国人不自著书，而假手外人，真吾国学术界之耻也！稍长，乃埋头致力，发奋著《清代通史》。民国十二年上卷出版，越年余，中卷亦出版；自后教授国立各大学，既十年，而下卷犹未能卒业。国家既无暇以奖励学术，士林尤多存门户方隅之见，稿费报酬，不足抄工，遑言资生与参考书乎？讲课劳人，光阴虚度，非余疏懒，势使之也。顾常端居私念，以为国史之大业，岂学殖谫浅者，或一手一足之烈所能胜任，使余努力以成草稿，藉开近代史研究之先路，则外人视之，或不至目中国学术为无人，斯余之愿遂矣。
据《萧一山先生文集》“行述与大事记”所载，1920年，先生在山西大学预科时，即开始“专力于蒐集有关清史之资料，拟订编写大纲，并着手编写导论”。1921年，在北大政治系一年级，“课余致力著作，于本年完成《清代通史》第一、二篇”。1922年，二年级，“完成《清代通史》第三、四篇之著作”。1923年，三年级，“将《清代通史》上卷六篇完成”。
鉴于学界征引先生大著，所注版本时有讹误，一并综述于下。《清代通史》上卷，北平中华印刷局初版于1923年12月。1925年12月由中华印刷局续出中卷。1927年版权易手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于同年9月发行上卷，次年9月再出中卷。30—40年代，商务至少发行过四次“国难版”，196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推出修订版。前此均无下卷。至于下卷讲义，早在1926年前即已写就，曾印发给北大、北师大与北平文史政治学院诸生习读，民间乃渐有“盗本”流传(中华印刷局借机偷印)。直至1963年，该书下卷方正式定稿，完璧面世，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三卷五册。大陆中华书局于1986年影印发行，所据为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的修订本第5版，印数不多，现已不易检阅。笔者所阅上、中卷两书之初版本，系已故郭廷以所长生前捐赠于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者。各时期版本，蒙车守同君于台北辛勤寻觅复印，得睹始末，殊属非易，深致谢忱。
二
《清代通史》出版之前的状况，约略交代已过。然有关此书著作原委，笔者始终有一个困惑萦绕心头不去：22岁的年轻人，既然创造了编纂大型清史的首项记录，实是奇迹；40年间，早有下卷讲稿写就，何久久不欲功成名就，使全书完璧面世？不能不说有点儿怪。这一奇一怪，何以通释？
一部书能够长久流传下来，非常不容易，必有写作者的人生传奇值得追思，内里还藏着一个孕育写作的时空世界，故事里有故事，环环相套，悬念不少。后人欲有同情的真了解，先得通过“知人论世”一关。犹如神游桃花源，须经极狭极窄、仅容一人侧身而过的入口，方有豁然开朗的惊喜。然而，有关萧一山的身世与亲友、门生的回忆，在大陆能看到的少而又少。除了他写作的两部清史，其余的文字极不易觅得。幸蒙台北车守同君辛勤搜罗，在一二月间，得以陆续窥睹到一大部分材料，不敢说全，至少算匍匐而过“入口”，数十步外，依稀看得到“桃花村”了。
1950年，萧一山全年沉浸于写作《非宇馆五十自述》，直到次年1月中旬止，称“以个人之经历为重心，敷陈时事，似自传而非自传，谓之曰回忆录，亦无不可”，共4册，凡21章、100节。后来又陆续补记，至1973年底封笔，易名《五十自述及卅年来见闻录》，云“余之自述，字字皆有据之言，其目的不在为个人标榜，乃所以示范未来，为近数十年存真正史料而已”。因涉及民国诸多人事，该书稿至今秘不示人。笔者对先生写作的若干关节，常有猜测而不能解，或解而不敢自信，更感慨现今被尘封秘藏的，何止一生之经历，更有众多为后人未知少知、难以感悟的，专属那个时代的实情实景，岂能不为之憾惜乎？1973年12月，先生写下《自述》“补记”，文末动情地说：《清代通史》系余一生事业之总结，自信不愧梁任公先生之期许。一生所钦佩者二人，一孙中山先生，一蔡孑民先生。除此则感恩知遇者，梁任公先生一人而已。恭读之余，欣喜若狂，此非先生为解读大著成功秘密，提示于后人的一条重要线索吗？
1921年春，萧一山由山西大学预科毕业，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政治系，于梁任公实无正式师生名分。1923年12月1日，梁任公为《清代通史》握笔作序，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年轻人，赞誉有加，谓“吾友蒋百里手一编见眎，则萧子一山之清代通史，为卷三，为编十六，已写定者仅上卷三分之二，为篇四，为文三十余万言。余穷一日夜力，读卒业作而叹曰：萧子之于史，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对“技术罕见”一语，先生挚友、著名版本目录、古籍整理专家杨家骆的发挥，最得先生之心。杨氏于1930年创办中国辞典馆和中国学术百科全书编辑馆，1933年最先在《图书年鉴》向书界全面推介萧书。晚年为萧著撰跋，概括定稿本诸特点甚详。其中解释其体例之善，谓其糅合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通志、通典体与新式章节体于一炉，“全书17篇，分96章，429节，节之下又立目，篇章节目，各有标题，不惟可见纂组之功，抑且助循览之易。自司马迁仿世本旁行斜上为十表，著者亦师其意，所附宰辅、军机大臣、督抚三表，固旧史所曾有，大事、世系、学者著述、外交章约四表，则此编所新创。贯会全史，补其未详，既省史文，复便检寻。至全书事求详确，文务明晰，征引必其书名，附及则系以小注。”
梁任公系倡导“新史学”名帅，当然希望麾下良将“多多益善”。在梁任公，老骥识途，检阅部分，即掂出书稿分量，愉悦地将其罗入帐下；而在22岁初涉史界之萧子一山，获此奖励，若一举高中，春风得意。
萧一山出身徐州书香门第，称兰陵萧氏之后裔。乃父宗雅公四龄而孤，“感门祚之单寒，特奋志于学，好史鉴，尤喜公羊春秋”，治今文经学。北闱未售，绝意仕进，乃以教读为业。对诸子家教甚严，尝贴一门联，曰：“勤俭持家，心存忠厚；诗书教子，志在圣贤。”先生居幼，父母爱之最切，自述由入塾受读经子，而后入高小至大学，悉受陶熔，“每假期归里，依依膝下”，听父讲述故事及治学方法。初著《清代通史》上卷，“吾父指导之力居多”，“勉其专心学业，早日成书，再加修正，俾作定稿。”
生当新旧嬗递之际，萧一山承接家教私塾的启蒙，读经史不辍；后入新式中小学，均逢良师指点，兼以禀赋杰出，既不坠旧学根底，又初接新潮洗礼，自然是少年成名的一些先决条件。但笔者妄测，至此而止，即便有志清史，也只能步武纲鉴而已，恐很难诞生新式清史惊世之作。易言之，若不走入“开风气之先的北大”，萧一山也就不太可能成为开启编纂新式大型清史先河的第一人。
萧一山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即1921年的夏季，走入北京大学的。是时，蔡校长正在欧洲考察，因不满北洋政府，发生第二次辞职风波(未获允准)，由蒋梦麟代理校长之职，故萧一山实无缘亲聆孑民先生的教诲。由此，恕我进一步申论前意：假若说没有北大，就没有萧一山，这并非因为马神庙或沙滩红楼那块“风水宝地”特别有什么神灵，甚至也不完全是指“北京大学”那块校牌，而是因为沐浴在由蔡孑民先生一手开拓的“风气”之中。由自由与民主精神催发的生机盎然的文化风气，造就了北大，也造就了萧一山，更造就了群星璀璨、人才成团涌现的独特世象。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可比拟于战国“稷下论学”的一段最好时光。
萧一山写有两篇纪念蔡校长的长文，前后都重复这样的意思：蔡孑民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开拓了一种风气，“如果我们以国父孙先生为近代之文王，则蔡先生就是近代的孔子……他们是‘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后的政教开山者。”对蔡先生的历史地位，先生充满真挚的敬意，“开拓风气”四字，更是说到根底上了。蒋梦麟是蔡先生的得力助手，他的追忆，也感同无异。他称维新变法失败后的北京，潮水消退，仅留下一些贝壳，“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在他的培育下，北大思想自由开放，学术兼收并蓄，成为“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非常像“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三年之中，知识革命的风气已经遍布整个北京大学”。华东师大史学先师吕思勉，在蔡先生逝世后，撰有长文悼念，英雄所见略同，大大发挥了“风气”两字的深意。吕先生说：改变风气，最需要“有力者的登高一呼。最适宜于负此责任的，自然是国立大学。然而国立的学校，往往奄无生气，甚至于守旧顽固，与新机为敌。于此，孑民先生的功绩，就不可没了。”接着，又极富哲理地总结道：“风气是推动时代的巨轮。风气一转变，就无论什么事情都转变了。这就是昔人说璿机，所谓‘其机甚微，而所动者大’。”萧一山幸运地走入1920年代的北大，恰如诚之先生所言，中学时酝酿的学术冲动，获“璿机”功效之赐，抢得编纂清史头牌，极像是“天人合一”的景象。
先举一个事例，借以说明当日学习环境优越对先生的影响。1921年，萧一山考入的是北大政治系，而非史学系。纪念文章屡有猜测其第二年转入史学系。其实，早从1917年起，蔡校长就率先在北大废除年级制，实施“选科制”，规定修满80单位，半数为必修科，半数为选科，本科即可毕业。这一选科制，提高了学生根据自身需要选课，建立各有特色的知识结构的自由度，被认为是“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晚年，记者对萧先生的采访，证实了这一点。记者写道：“他不是在大学预科求学时就决心从事于史学的研究吗？为什么他要进北大政治系呢？据他解释，他学政治的目的还是在于研究史学。他说，研究历史必须具有广泛的社会科学基础。当时北大的学制规定修完八十学分就可以毕业，但他在北大四年之中却选修了一百七十个学分，凡是社会科学，他几乎无所不学。”萧一山的这种求学路向，其实也是当日北大史学系所要求于学生的。1923年北大史学系的《课程指导书》写得明白：“学史学者，先须习基本科学。盖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故不习基本科学，则史学无从入门。所谓基本科学者，即生物学、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等科，必须于二年以内，先行学完，乃可以言史学。而各种科学中，以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尤为重要。”先生学分已积至212％，能毕业不急着毕业，汲汲遑遑奔走于北大各教室，有什么好的选修课程，一个都不愿落下，实践了蔡校长“为学问而学问”的求学宗旨。假如说蔡校长是现代“孔子”，那么萧一山就是闻道争于朝夕的“颜回”了。李大钊时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在史学系兼教授历史哲学，为萧书初版撰有序文。先生在北大读书，拜师之广，问学之勤，由此可见一斑。《清代通史》重视社会经济与民众生活状态的历史，各段均设有专章，兼以政治、文化、外交各节经济背景的分析，总比例应不少于五分之一，为前此写史未曾有见的新创制。不能不说，这与李大钊当年的倡导大有关系。
由此而拜读《清代通史》的“导言”与“叙例”，也就不会感到奇怪，年轻的萧一山何以对古今中西史学有如此通贯的了解，且不乏独到的体会。如先生领悟历史事变，认为它具有互为因果、首尾相承、累代一贯的特性，即古人所谓的“有渐无顿”，无骤变之迹，亦无骤变之理。如若割断历史，不细察历史内在的连续，就不可能从历史复杂的形相中，锐利地把握历史运动节律与走向的微妙。先生进而立论说：“吾人既不能不认生计为历史上最重要之问题，亦不能认文化政治纯受经济之支配”；“文化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导一切。政治握社会最大权力，故能支配一切。而个人之生存，社会之维持，又端赖生计，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者也。本书取普通史例，故三者亦均衡诠叙之。”笔者不能不叹服，80年前先生所持史观，或今日尚不能入“先锋派”法眼，但也绝不称落后陈腐。以此史识，详加甄别史实，贯彻渗透于叙议相兼的“新纪事本末体”，体大而不偏倚，富卓识而不诡激，难怪梁任公要情不自禁地大赞“识力精越”！
蔡校长的另一项功业，就是将清宫内阁大库档案转移至北大整理，对促成《清代通史》启动，关系至密，在此也一并揭出。
在蔡校长的感应下，北大史学系是在中国大学最早设立“清代史”与“中国近百年史”课程的。但新式清史草创，万事开头难，披荆斩棘的窘境，殊非后人所易想像。当上卷初版时，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为《清代通史》作序，即已委婉地预示“萧子一山”：“清史之作，视前代史为尤难，而学者所需，则视前代史为尤要……清廷忌汉人之记述其事，屡兴史狱，毁史籍，于是野史绝迹，而讳饰之官史、贡谀之家史为唯一之史材。清史馆之设，十年于兹，史稿之成，邈不可期。加以道光以后，东西交通，事迹繁赜，迥异前代。外人清史记载史事，国有其书，渊博翔实，殆反胜于吾国。不通各国文字，实难胜作史之任。故清史之作，其难尤甚于前代也。”对老师后一点提示，萧一山要在若干年后，才真正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了解民初20年间史学思潮者，当知梁氏揭“新史学”之外，尚有傅斯年“科学派史学”与之旗鼓相当，关注重心各异。后者倡言“史料即史学”，主张应先致力于专史，不宜遽然而著通史，实是承接乾嘉一路而来，以史料考订仄深为贵。萧一山早年受经学熏陶，敬佩顾亭林的“通儒”之说，相信史学应以贯通为务，贵在“知古今之所以变”，但也不废乾嘉的考据精神。因此萧一山草属《清代通史》时，虽有牛犊险入虎穴的勇气，但也意识到须在史料方面寻求突破，既要有超越前此所作“清史”的通识，又不致贻笑于考据派(先生谓之“新汉学”)。而就清宫史料而言，当时也只能在北京，可获近水楼台之便。有幸的是，萧一山初来故都，即躬逢史界盛举，那就是一向“养在深闺”的清宫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借蔡校长之力，征得教育部同意，1922年首次“出借”到北大。
此事原委大体是：清室拖至宣统帝登基，宫内事务已经腐朽不堪。因一次偶然事故，醇亲王载沣嫌内档太多，满目皆是，无处着手，竟下令将那些他认为“无用的东西”堆放一起，以候随时销毁。幸经张之洞力奏保存不动，方逃过一劫。1914年，一大堆内档遂易手于北洋政府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两年后划归教育部管辖。1922年，就发生了将明清档案作废纸出卖的丑闻，其中8000麻袋(一说9000麻袋)为罗振玉转购所得。罗除部分卖与日人外，余经转买，最后归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傅斯年组织人员整理研究，遂成史语所三大功勋之一。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余存的档案，计有1502麻袋，蔡校长接受朱希祖等学者建议，经与教育部力争，终于移付北京大学整理。1922年7月接收完毕，朱希祖组织明清档案整理会，指导北大史学系等学生参与整理。办法分为三步：首就档案的形式分类，区分年代；次则编号摘由；再次者则研究、考证，并分类统计。已整理就绪者，送入陈列室，供人参观，并在《北大月刊》公布目录、事由。其中仅明末清初档案，计有23303件。萧一山《清代通史·叙例》说得明白：“清代内阁档案自拨归国立北京大学整理后，余亦躬与斯役，披阅所及，取证滋多。此虽案牍之言，实难尽信，然较之官书，胜万万矣。”
萧一山在撰写《清代通史》上、中卷时，最感匮乏的还是涉外关系的史料。明清中外关系史，时尚在襁褓之中。晚清外交关键的官方文献《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要到1927年10月首次展出，蒋廷黻等人方始得以抄录；1929—1930年，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后，涉外关系研究才渐开风气。朱希祖所说的西人记述文献，当时仅有教会学校先沾风气，不出国亲自检阅，所知也仅为皮毛。这方面的内容，萧一山最初自不得不对稻叶君山书多有借助。由此不唯谈不到超越，无以鉴别、以讹传讹，留下不少硬伤，更是有苦难言。上、中卷已然如此，而况下卷？兹后，萧氏于此不得不再加用力，费时当然良多。
顺此牵出另一掌故。时在南京的蒋介石，对《清代通史》颇感兴趣，读过上、中两卷后，赏识萧氏，而对曾左彭胡诸人事迹，也欲有所咨询。1932年，先生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因朱家骅之推介，遂获蒋氏面召。据王康记述先生晚年回忆：“当时蒋公有意邀请萧氏从政，经萧氏婉谢，因他无施政经验，恐有负蒋公的知遇之恩。如蒋公能资助他出国考察研究，他倒乐于遵命。”于是就有1932—1933年蒋氏资助的欧洲之行。此行结果，大开眼界，并成就了先生在太平天国研究史上的突出地位。此行先生在英国凡7个月，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将所阅太平天国官书和文件全部摄录，回国后据所得官书20部，连同中央图书馆所藏《英杰归真》合编为《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共分10册，于1936年由南京国立编译馆出版。其他文献则另编为《太平天国诏谕》和《太平天国书翰》二书，分别于1935年和1937年由北平研究院影印出版。这些遗落域外的珍贵史料的整理出版，为后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先生于域外太平天国史料的早期开发中，居功至伟。又以有限经费，购得英国会文书150余件(所见关于中国1840年后文书，不下700件，财力不足，遂留遗憾)，归国后汇辑为《关于中国的大英政府文书总目》。到1942年，先生遂有《清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长文发表，于清代中外史料“丛林”，经长期关注与搜集，已全局在胸，剖析细微，然身处国难，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长吁短叹，深感“史学本为一综合科学，必广览洽闻，得博约之旨，而后始能无偏执固陋之弊！”
上述回溯，可略窥下卷迟迟未能定稿，多少也是因晚清史料开发难度极大，有许多是待以时日，方得始见阳光，而史实梳理，考伪辩证，更是销人岁月，涯无边际。先生又好强争胜，不欲贻人口实，为“新汉学”所笑，以如此心情著《清代通史》，必与自己非常过不去，为难过甚。此亦彰显20世纪前半期之学风，前贤严肃治学的品格，视著作若地狱，今日之著书人可以想像乎？笔者意谓20世纪前半期作“清代通史”，欲包罗万象，万无一失，如同作茧自缚，步步荆棘。先生以一人之力，能做到如此周详，后人不能不特生敬意。
三
现在回头再谈先生所感恩知遇的梁任公。萧一山就读于北大，未有机缘聆听任公先生亲授课业，然心仪仰止已非一日。《清代通史》下卷有梁启超专节，赞任公“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古今人著述之多，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盖无有过于任公者”，且云“当余总角受书时，即诵读其家喻户晓之《中国魂》，而固不知有《民报》与《革命军》也。”当草创《清代通史》时，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自然也在萧一山必读书名单之内，早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
将萧一山荐介给梁任公的蒋先生，字百里，名方震，浙江海宁人，是蔡元培校长专为学生特聘的校外名人，在北大兼课，讲授军事学。萧一山充分利用北大条件，广泛问学拜师，尊蒋百里为座师。稍关心大陆近年网路，必会知道百里先生在久久沉寂后，因纪念抗战，大名频频被提及。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绩优异；历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史称其为“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主张对日持久作战。蒋实多才多艺，于文学、史学亦有不俗的造诣，书法犹有晋唐气韵。1916年，梁任公触发告别政治之念，想专致于文化教育事业。1918年春夏间，任公果然摒弃百事，致力于通史之作，数月间成十余万言。至8、9月间以著述过勤，致患呕血病甚久，而通史之作也因以搁笔。1918年10月，梁任公发表宣言，“中止政治生涯”，毅然退出政坛，“全力尽瘁于著述”。12月，遂与蒋百里等一行游历欧洲。百里拜任公为座师，实属亦师亦友之间。1920年3月，梁任公返国，与百里等同好一起，热心办教育、创刊物，赴各地大学演讲，返归史学、静心著述之心更切。而此时萧一山正在续撰《清代通史》下卷，很想随侍任公先生左右，采访“维新变法”口述史料。1925年9月，梁任公终于入住清华园附近，专心担当研究院导师。在此之前，先生从北大毕业，梁任公即由天津荐书清华校长，被破格聘为大学部教员(后改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兼任留美预备部研究指导。先生借北大之光，得拜识恩师蒋百里；又借恩师之光，走会梁任公座下，转成私淑弟子与教学助手，此非一生之大幸，又当何谓？
梁任公于自己所倡导的“新史学”，编出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乃是一生无时不忘的个人“野心”。欧游归来，尤专力于史，欲以余生著成一部宏博之《中国文化史》，并已拟订详细纲目，凡分3部29篇，单独印行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即其叙论。然终为种种俗务所牵累，无以脱身，“耗其精而荒其业”。及至1925年后，遗憾渐深，心情愈急。1927年初夏，清华研究院同学在北海聚游，邀请任公老师参加。此时，萧一山已应蒋梦麟校长之邀，于1926年返回北大任教。任公先生下面的讲话，很能反映1925年以来的内心活动：“因我个人对于史学有特别兴趣，所以昔时曾经发过一个野心，要想发愤从新改造一部中国史，现在知道这是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可办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断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华，也是这个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兴味的几位朋友合起来工作，忠实的、切实的努力一下。我常常这样的想，假定有同志约二三十人，用下二三十年工夫去，终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好的中国史。我在清华二年，也总可说已经得到几个了，将来或聚在一起，或散在各处，但是终有合作的可能，我希望他们得我多少暗示的帮助，将来他们的成绩比我强几倍。”苍天有眼无珠，致手术失误，1929年正月，梁任公道归西天，年仅57岁。《中国文化史》正文仅撰成《社会组织》一篇，余则久久盘旋其心中，难以释怀。此岂独任公先生终生之憾，亦是中国学术的莫大损失！
这样也就容易理解，只要有史学的年轻俊杰出现于眼前，晚年的梁任公即刻就会神经兴奋，关怀、提携无微而不至。所幸在清华有一入室门生、一私淑弟子不期而遇，不负师恩，终于为中国新史学留下了两部足可告慰先生的“通史”名著。前者为张荫麟所著《中国史纲》，另一本就是萧一山的《清代通史》。
还须补一笔。萧、张两先生，名义上还有师生的名分。萧一山作有专文哀悼张荫麟，记述其事曰：“回忆民国十四年的夏天，梁任公先生由天津来信，说清华学校拟约我担任中国史。我很高兴的答应了，因为任公先生任研究院导师，可以朝夕过从请益，为我写晚清史的资料……十月开课，我担任新招大学部一年级四组的通史和留美预备部四个年级的研究指导。荫麟兄就是预备部一年级的学生。在研究的一周内，我发现荫麟兄的国学造诣，不仅为当时一般大学生中间所少有，看他在校内外刊物所发表的论文，有些关于考工制度方面的，简直非老师宿儒所及。因和任公先生谈及。任公先生说：张君之才，殆由天授，吾辈当善加辅导，俾成史学界之瓌宝。独惜其体质太弱，恐不克享天年耳。我当时也这样想，所以常常劝他锻炼身体，勿太用功。”十余年后，两人有过两度相见，张荫麟坚执弟子礼。萧一山作文时，距清华初识20年不到，世风已大不如前，故先生感慨道：“我教他不过半年，实则师生的关系很浅，年龄也相差无几，而他在学校时的成就，业已为大师宿儒所特别器重，在常情则可以朋友论。二十年来亲炙受业的千万学生，一经成名，竟把老师忘掉了，客气的则改等为先生，不客气的则改称仁兄，而荫麟只依然抱一日之师终身不改的态度，执弟子礼甚恭，绝无暴发户之丑……因此我常常地感觉，天生奇才而不假年，徒为历史上留一恨事，任公先生十七年前的话，不幸而言中，岂真荫麟兄只具夕死其道的精神，殆亦忧国情殷，斯人憔悴的缘故呢？！”
我在张荫麟《中国史纲》的“导读”里，曾发过感慨，说最令我感动，甚且有点妒忌的，是那个时代学者的气度和所处的文化氛围，后学景仰与追慕贤达的那份真挚，以及名士贤达对待后进优秀的无私，于是才会有世纪难得的人才高峰，因缘际会于一时。想不到从蔡孑民、蒋梦麟，到梁任公、蒋百里，再到张荫麟、萧一山，又给我增加了那么多感性的体验！
张荫麟遗憾地没有能留下完整的“中国通史”，花甲之年的萧一山，40年后，终于拿出了一部完整的“清代通史”。先生自述说：是由于受到两个刺激而起：第一个刺激是“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包遵彭经常劝我续写《清代通史》下卷，包氏甚至坦白地说：“您现在还不动笔，将来年纪大了想写也写不成了。”第二个刺激是胡适之博士的去世。胡博士的著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及《白话本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令学术界的人士至今感到无限的惋惜。我不能步胡博士的后尘。
“自信不愧梁任公先生之期许”，当萧一山说出这句话时，确实有足够的底气。然而，当日老师们的期许，岂止只是一部“清史”？看梁任公序文，说得何等地恳切：“遵斯志也，岂惟清史？渔仲、实斋所怀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将于萧子焉有望也！夫力田、赤溟在今日，未知其视萧子何如？世有亭林，其必能衡而鉴之！”朱希祖在序文中也说：“萧君年富力强，既以通史自任，则俟清史成后，尤深望其再作民国史，即所谓现代史；推而上之，继成上古、中古、近古诸史，以定成中国全部通史，其功德尤为无量。所以乐为之序，而馨香以祷祝者也。”
老师们的期望，也是年轻萧一山的追求。在20世纪前期，治史者深受社会急剧转变的刺激，抚古思今，多少都有过编纂中国通史的创作冲动，包括被认为治史仄深的陈寅恪，萧一山也不例外。从传统经史子集的“乙部”演变为新史学期望的“普通史”，意味着史学、史才、史识、史德都需要经历一番改造。百年回头看，才知道这可是近代学科独立与学科建设艰辛而多曲折的长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既充满着学者间价值观不同追求引起的碰撞，也长期受困、实际也受益于“专”与“通”对峙产生的“张力”。
如果说“专”看重的是史学的科学化，追求学科的“现代性”，职业共识性规范的建立，那么“通”关怀的是史学的社会化，着眼于整体历史的评估，当下“国民性”的改造。萧一山很看重“通”的意义。他在《清代通史》“导论”里就是这样说的：“而今文化革新，国运衰替，士子多瞩目瘁心于世变之哲理，与夫实用之科学，于史学之綦要，而鲜有注意及之者。不知增进文明，浚疏人智，史学之在今日，较他学科为尤要焉！”这里表达的对史学使命的认识，也正合乃师梁任公“新民说”开发民智之义。
20世纪初，摆在近代中国面前的，不是不想走出“国运衰替”，而是靠什么“走出”、怎样“走出”？仅凭一知半解的西方“世变之哲理”，全凭光电声化“实用之科学”，就能够助我们走出政治暗浊与经济衰弱的“国运”吗？年轻的萧一山，因先前知识的积淀，受周围师友的影响，却拥有了最沉重的历史感，后人看来似不无文化保守的情结。这种历史感，始终不离对千年中国长期变动轨迹的观察，强调“有渐无顿”的历史哲理是如何冥冥操纵、支配着中国历史前行的每一步和每一关键时刻。进到海通大开，历史更在异常痛苦中渐行渐变，中国经历各种反复甚至灾难，更是领受着“非常”之“常”的煎熬。先生希望能用丰富生动的“通史”，通过历史家底的全面盘点，揭示本土社会变动的特殊性，以此浚疏民族的智慧，让国民能对“社会变迁之大势”，以及中国在世界大潮冲击下的困境，可能发生的意外事变，具有必要的文化素养，用以从容应对。这种对历史教育的关怀，在民国初年，实际只限于新式学校圈内少数人士，在政界、工商界回响甚为微弱。那时多少人沉溺滚滚红尘，短视于眼前的一功一利，以为文化不济实用，历史仅剩茶酒席上的笑侃，及至抗日战争爆发，方大惊失色！我依稀感到，或者是有某种定力牵引着，凡执著于历史感的人，注定要与追逐急功近利的滚滚潮流不合，总多杞人之忧，易被讥为不识时务，时过境迁，再回头看，他们似乎又像是先知先觉者。先生撰写于1923年的“导论”，行文不长。读完本书三卷，结合全书的议论，再读“导论”，就能体会，《清代通史》给予我们的，岂止只是先生叙述的清史，更留下了那个时代，像先生那样一代人的复杂心境，以及他们在中国思想变迁路途上踩过的足迹。
萧一山用“清代通史”作书名，当时颇有人表示异议，显系断代历史，冠以“通史”之名似属“不典”？先生在“叙例”中，前后有两次文字不尽相同的辩解，反复突出“通”字的深意。萧一山以继承太史公、章实斋、顾亭林以来的通识传统为己任，又接受西方新史学整体史的影响，将清代视作中国历史长链上的一环，认为秉“经世致用”宗旨，“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语出王充《论衡·谢短篇》，也是梁任公平时喜欢说的话)他不满于详古略今的讲史习惯，主张应运用“倒叙之法”，以先讲“近代史”为当务之急。这一见解，既是当时一部分史学先进的睿识，也可以看作先生个人何以缓作中国通史、全力创作“清代中国史”之充分理由。
后人评析《清代通史》，无不知萧一山持“民族革命史观”，作为其历史通识的“史心”。笔者看到的资料，吴宓似是最早公开批评《清代通史》“革命意味过重”，时为1933年。既吴宓有敏感，向被称为“改良主义者”的梁任公却不表示异议，且十分欣赏该书，何以解释？
先得说明，萧一山清晰的“民族革命史观”表述，始出于晚至1943年四川三台写作的《清代史》“引论”。先生曰：“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骨干，为史心。因为它——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是以它为枢纽而变动的。”由此将“近代史”划分为三期，第一期民族革命的对象是“满清”，第二期是列强帝国主义，第三期，前一段仍是列强帝国主义，而自抗战始，则变成日本帝国主义。
然《清代通史》创作之初，萧一山即将郑成功、天地会、白莲教，直到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等的反清起事，看作是环环相扣，一线相承，不以“盗”、“匪”待之，在当时确属别开新格局。在先生则是基于历史的通感，从对象的共通(反清以及后来的反列强)入眼，展示的是一种过程的连续性。之所以有这种认识，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诚如先生《自述》所说：“一生所钦佩者二人，一孙中山先生，一蔡孑民先生”，尊崇与宣传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信念，则是这种史观的思想根基。后学失敬，愚以为或许是受抗日战争的刺激，史学的政治意识过强，难免就会犯“因词害意”的毛病，例如将“推翻满清帝制”称作“民族革命”，就很勉强，不是又落入了“种族革命”的陷阱？
吴宓批评萧一山“革命意味过重”，还牵涉到中国近代史书写争论的一个重大情节。今人就有将这种书写方法的歧异，归纳为“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两分对峙的。两分之法，固然因简化而变得明晰，易于入手评论，但过分的执著，容易遮蔽当日相互重叠、交叉、转换的历史复杂面。例如，被公认为清史学科的杰出奠基人、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最高水平的，是孟森先生。从表象看，在这种分析框架里，孟森是“两头不到岸”的另类，既不取“现代化叙事”模式，更反对“革命叙事”。孟森明确表示：“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所以为史学。革命时之鼓煽种族以作敌忾之气，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也。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
孟、萧两氏对革命的表态，似乎立场迥异。细检两先生的著作，参考当日具体情境，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分歧，并非鸿沟相望。深受乾嘉学风的影响，崇尚史德的声气相求，常常让他们走到一起。孟森长萧一山24岁，为师长辈。早年曾任幕僚，参与晚清宪政。民国后脱离政界，渐有清代史事考证文问世。1929年起，相继在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讲授清史，清史的代表性专著遂陆续出版。谓萧一山开清史研究风气在先，而孟森居第一代清史学者首席(尤以晚清以前的史学成就最为突出)，应是公允之论。萧一山对孟之成绩，亦大为推崇，称“孟森先生功力最深，成就最宏”。
孟森所攻，实具体有指。孟森首先是对章太炎等人辛亥前“排满”的种族主义情绪极度不满。再次，不能容忍民国初年如《清史通俗演义》、《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之流“小说家”书泛滥于民间，“妄造清世事实，以图快种族之私，而冀耸通俗好奇之听”。在这里，孟森强烈维护史学的尊严，鄙视“诬史”暴露的、承袭旧套的丑陋“国民性”，例如胜利者的傲慢与偏见，成王败寇的腐俗史观，以及肆意丑化前代历史的写作风气，等等。孟森认为这种偏向，无益于客观严肃地检讨前代得失，有失史家品格。检阅《清史讲义》，孟森虽对白莲教、捻军等均以“匪”、“贼”、“盗”称之，但对洪秀全的起事，则称“太平军”，设专章辨析太平天国治军治民各种制度，叙述甚细，对其创制良意也有所肯定，且谓洪秀全“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纵有戡乱之具，终无济治之能者也”，应属不刊之论。萧一山早在1923年初版“叙例”里即表态：“清代史料，备极繁赜，披沙拣金，掇摭甚难。本书取裁，自必力求详确，凡讪谤失实，粉饰已甚者，当推求其真象之所在，而辨正之，书必可征，未敢轻道也”，此与孟森先生可谓同调唱和。而萧一山对民众反清革命投注的热情，自然是孟森所不可能具有的。如《清代史》中称太平天国为“民族革命之壮澜”，但也不是无原则的赞颂。阅先生《清代通史》与《清代史》，论旨一以贯之，前者对太平天国的检讨极详，后者更积多年研究心得，类多精辟论析。如检讨太平天国失败，条分缕析，评洪秀全曰：“崇拜上帝，最初是一种神权的假托，后来简直变成疯狂的迷信”，“不能认清历史背景，好逞己意，妄事更张”，终至威行专制，帝制自为；“其实他只是一个三家村学究，智识是低级的、落伍的，他的思想，大半受秘密社会的影响，他的政制完全是封建的残留……他们并无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理想，只有作威作福、封妻荫子的幻梦，徒多矛盾事实，偶窃偏隅，意骄志满，那能成大事！”
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一直交织着战争与动乱，真正“国泰民安”的时间不多。萧一山以“有渐无顿”的史眼观察有清一代事变，看到的是反复动荡之中的连续性，以及历史一步一步的逼着人们前行的那种选择“无奈”。特别是经历甲午一战，国人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受制列强”，已经到了“存亡莫保之时期”。不管今之人如何事后诸葛似的埋怨“救亡图存”耽误了“现代化”，是时凡有良知者，莫不因心动而至行动。历史可供国人选择的，原不是一种可能，最少损失、最大获得的选择，书上写得明白，国人也追求过。然而假若直面历史的实况，我们不能不敬服萧一山以下的史论是冷峻和深刻的。他叙述的历史逻辑完全基于史实的客观：当时国人作救亡图存运动者，唯有康梁之维新与孙黄之革命，最有意义，也影响最大。事势的演变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宪政变法失败后，失望之人转而革命；清廷逼于革命之势而行“新政”，“新政”实偷袭变法宪政之要求，却迟迟不欲实地行施宪政；对“新政”的失望，转而为革命之势滔天，最终革命成功，则转为共和。先生总结这种苦涩的“历史三部曲”，说道：“晚清历史，恒以此二者为中心，以求中国之自强与改造而已。此二人在表面上为对立之两派，其互相排牴论战之激烈，有时且超过所欲打倒之对象；然实而按之，则亦有相反相成之功。盖不有革命之酝酿，则清廷未必肯实施宪政；不有宪政之宣传，则人民未必能倾心共和也，故所谓因时修改者，历史渐变法则之所必然。”在这里，我们可充分欣赏到博而知要，约而能精，由分析而综合，由征实而发挥，由功力而通义例的通史大家风范；也就能理解王家俭先生以下的牢骚不是无病呻吟：“目下国内的历史学者大体可谓从事于专题研究者多，留意于通史研究者少。如果按此方向发展，将来可能会造成许多学有专长的人才，却很难培养出几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史学家，这也许是史学界的一大隐忧。”
对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要做同情的理解，涉及“民族主义”、“革命观”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完全超出了本文的旨趣所在。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说说。晚清时人对“革命”一词的理解，差别之大，歧义之多，甚至同一个人前后也迥异，非今日所能想像。例如1902年，梁任公在《新民丛报》发表《释革》一文，专门就reform与revolution二词之翻译进行辨析，认为日人翻译不确，“此二者皆大易所谓革之时义也。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并发挥说：“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之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1903年致徐君勉书，更袒露内心世界的真实：“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注意：此处又用“革命”一词——引者按)，今怀此志，转益深也。”至于他与《民报》的分歧，可以用梁任公自己的话挑明关节所在：反对极端破坏，张扬宪政民权，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显然，在《清代通史》里的梁任公，中心意思是中国必须变革，但也可以采君主立宪制，有时也称“虚君共和”制；而主张“政治革命”的核心，实际上也是要实行民权主义的宪政。以上两点，都与中山先生的主张有相通之处。这是萧一山对任公先生的理解，或者认同于乃师的地方。笔者以为，这一理解完全符合梁任公行动的实践路线。对清廷失望之时，就会与孙中山有联合反清之意。当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又毅然发表檄文公开决裂，策助蔡锷发动“反袁护国”战争。后来又不惜违抗康师之意，强力反对张勋复辟。这些都充分体现任公先生对宪政的追求是何等的执著！
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下卷，特别揭出1918年孙中山回复蔡元培书，内云：“清世秘密诸党，皆缘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复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凡界划井然不紊。”还先后引述中山先生这一时期的讲话，1912年就辞临时大总统对北京同盟会会员说：“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1924年《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第一讲”：“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所以他一起义时，便封了五个王……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是要向公众明白宣告，他不想把以三民主义为主旨、创立共和民国的革命，混同于秘密会党的传统“血脉”。但革命党前此活动，多联络会党以成事，亦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辛亥后欲划清界限，实际也反映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前，从思想与政治信仰方面说，内心不完全认同于秘密会党；利用秘密会党，仅为时势之所逼。中山先生的基本观点，显系萧一山作史所严格秉持的立场。读者细读《清代通史》全书，可以理会得到此中的曲折之意，必不致误解先生对前此诸类“民族革命”持全盘肯定的态度。
读萧一山事迹两月有余，感慨万千。先生1934年自英伦考察返国，接触近代史者，即知兹后时局动荡，尤以日寇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重一日，直至八年抗战，期间学人颠沛流离，奔波不暇，时称“国难”。虽说身处厄运，使人发奋，先生在四川三台写出了《清史大纲》、《曾国藩传》两书，毕竟静心著述之时无多。先生秉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坚挚信仰，视民族安危若己身，归国后虽曾致力于太平天国文书的汇辑印行，未及两年，国民政府渐以应战重心西倾，先生的人生轨迹随之发生变动。一方面投身大学教育管理，先后出任河南大学(三年有余)、(内迁之)东北大学、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亲自授课，广延良师，努力履践蔡孑民治校宗旨。另一方面，渐以文化人身份涉足军政，历任庐山训练团、峨嵋训练团及中央训练团讲座指导员，演讲频繁；创设“经世学社”与《经世半月刊》(后改为季刊)，印行《游击战术》等书。抗战期间，被选为部聘史学教授(另有陈寅恪、柳诒徵，共三名)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秘书长，辅助李宗仁处理政务三年，事必躬亲。1948年5月起，就任监察院监察委员，恪守监察之公责(友人戏称之“御史”)，尽心敬业，直至病逝前，仍与会“监察院教育委员会”会议。虽先生自道“数十年来非读，即教，即著，所谓学不厌，教不倦，殆近之矣”，然事务所关，愈益疏离于“学院”，不复享有悠然学府、师生互动的充分情趣。但有一事必须提及，先生居台期间，除定稿《清代通史》外，基于旧作改写成多种简易读本，收入“国民基本知识丛书”，赐惠青年学子甚溥。1958年出任“国史馆史料审查委员会委员”，1960年参与张其昀主持的修订增补《清史稿》，任副主任。此书以《清史稿》为底本，主要在明清之际、太平天国运动、清民之际等方面做了较多增补，尤其是传记人物的增添颇为费力，最后以《清史》为名刊印，分装八册。但张氏急于成事，编纂匆促，学界褒贬不一。此项校订后由《清史稿校注》完成，虽亦由“国史馆”参与，先生已不及于此了。由此而感，萧先生之一生，若步梁任公后尘，彷徨于著述与从政之间，师生何其相似乃尔？！
有先生故友之子，作文善意地叹息曰：“我觉得萧一山的大多数成果，基本完成在他40岁左右之前，而后来基本就没有什么成就。”以他漫长的76年人生来看，这实在是很可惜的。尤其相比于陈寅恪以花甲之年兼又瞽目和遭受政治压力等等之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仍能完成《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及若干很有影响文章之创作，则二者间的差别就更为显著。因此，经过这番比照之后，我仍认为我原先所以为的萧一山是过早凋零的史学奇才的看法还是基本客观的。我的感想则更进一层，一个时代造就一类人才，而一个时代也限制着一类人才，这虽是“时势造英雄”之旧谓，亦由人生选择之难，许多是身不由己的。
笔者欲通解萧先生经历之所由，无缘翻阅先生“自述”，就想到由梁任公助窥其弟子心影，检读《梁启超年谱长编》辑录的1925—1928年全部家书。梁任公所写家书，晚境渐现，件件直抒胸臆，坦白磊落，感悟任公不能须臾忘却政局，不欲发而不能不发，实是平生信念所系，亦由时局异常，不欲恋权，却不能忘情国是民生。寅恪老撰《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最为任公先生难得的知音。读至“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乃释卷而长叹：若梁任公，若萧一山，身影虽已远去，道德学问尽遗人间，后学不敏，岂能完全体贴了解、通释无误？笔者只能至此收笔，以俟学界与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来源：《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