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小龙的太太（裘小龙上海最后的）

裘小龙的太太（裘小龙上海最后的）艾里·嘉道理关于书中与沙逊竞争的另一个犹太家族，是嘉道理王朝。在读《上海最后的帝王》前，我对他们所知甚少。不过，嘉道理家族在上海留下的足迹，我其实很早就接触到了，只是当时并不知情。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有一次与小学同学去上海市少年宫参加活动，走进一栋坐落在延安西路上的“皇宫”：金碧辉煌的建筑内外墙面、地坪，全部采用了意大利的大理石；外面是一望无际的草坪，让人的视野也顿时开阔起来，草坪上是我们玩的“勇敢者的道路”游戏。我甚至都未在电影中看到这样豪华的建筑——话说回来，当时也没几部西方电影可看。之所以至今记忆犹新，还因为那天辅导员要我戴着红领巾，向几位在少年宫里访问的“外宾”献花；第二天，我在学校的作文里描绘说，“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多么幸福……”后来，到了在外滩公园学英语的日子，抬起头，在苏州河对面，我常常会看到宏伟的浦江宾馆。这与和平饭店一样，在我的想象中，都显得那么遥不可及。青少年时代记

裘小龙

杰夫要我为《洛杉矶时报书评》写一篇书评，评乔纳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的新著，《上海最后的帝王：竞争的犹太王朝怎样帮助建立了现代中国》（The Last Kings of Shanghai: The Rival Jewish Dynasties That Helped Create Modern China）。在杰夫看来，由一个上海出生的作者，来评一本美国历史学者所撰写的老上海历史著作，可能会糅杂着不同文化视角的冲突和交融，读起来更有意思一些。我答应了，不仅仅因为书名挺吸引我，也因为书中一个犹太王朝的代表人物，即沙逊家族中的维克多·沙逊（Victor Sasson，1881-1961），以及他所修建的和平饭店，对我来说似乎都不算陌生。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我就读到一套名为《上海的故事》的系列丛书，书封面有不同的背景色彩，但主题图案设计都是俯瞰着外滩的和平饭店。书中有一篇提到了沙逊家族与和平饭店，尽管对维克多·沙逊只是卡通式地带过一笔，说他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邪恶腐朽化身，在中国经营丧尽天良的鸦片生意，靠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发了家。至于他建造的和平饭店，这里一度充满了西方的穷奢极侈、滥情纵欲，一直要到了1949年，才在中国人民的温暖怀抱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到了六十年代末，我开始在外滩公园自学英语，早上常经过耸立在南京东路外滩的和平饭店。那些日子里，和平饭店一般中国人都进不去，自然更增添了神秘感。许多年后，为了给我的陈探长小说系列做研究，我还特意去和平饭店住了两次，结果让陈探长在一次跨国案件的调查中，陪一位美国女警官住进了和平饭店，通过他们的视角发了一通自己的思古之幽情。就在前几年，和平饭店由费尔蒙集团接手管理后，我还应饭店邀请，去做了一个关于外滩与我小说的讲座，自然，也去维克多西饼屋喝了咖啡。

然而，我在上海读着《上海的故事》成长起来的这些年中，一点点、一滴滴所获得的关于老上海的知识和想象，却让《上海最后的帝王》给颠覆了。

沙逊王朝的创始人大卫·沙逊（David Sasson，1792-1864），出身于巴格达的犹太望族，因卷入当地的政治权斗落败，一路逃到印度，在那里开始经营各种生意——尤其是通过向中国出口鸦片——很快就发了家。他家族产业的版图迅速扩展到世界各地，也进入了上海的租界。

维克多·沙逊

维克多·沙逊其实是该家族来到中国发展的第三代。他出生在那不勒斯，先后在哈罗公学、剑桥读书，因机缘凑合，随叔父来亚洲察看业务，让他成了家族企业的合伙人。最初，他在人们心目中只是花花公子式的人物。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各种时髦玩意儿，他几乎样样都喜欢，汽车、飞机、电影——自然还有电影明星。一战期间，他在军队服役中因飞机事故下半身严重受伤，走路要撑两根拐棍，可他还是精力充沛，在世界各地的企业来回走动。到了维克多的年代，沙逊家族的生意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型，他本人与鸦片买卖并无太大的干系。关于维克多，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在信里有这样一句评语：“就一个商人而言，他有着不同寻常的敏捷头脑，说话时充满妙趣横生的急智。”他在印度局势中看到了不稳定的因素，就把目光转到了上海。让他一举成名的，正是他独具只眼，把沙逊家族生意的重心从印度转移到中国的决定。他在上海外滩最昂贵的地段买下一块地，位于南京路与黄浦江的交汇处，面积占了整整一个街区，在这里建了新的沙逊总部。沙逊总部比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还高上十五英尺，其中包括一座富丽堂皇的宾馆，宾馆的名字是马可·波罗为中国取的名字：Cathay。在这里他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纸醉金迷的晚会、舞会、宴会；上海所有的有钱人、时髦人都蜂拥而来。他的大兴土木让外滩的地价飞涨，甚至高过了伦敦、纽约的顶尖时髦地块。到了1935年，仅仅在房地产上，他就收回了自己在上海的全部投资，其中自然还有他在现代工业和商业方面所做的多样性投资。他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短时间内获得了难以置信的利润。简言之，他把沙逊王朝拓展成了亚洲最强大、富有的王朝之一。不过，他并非只是长袖善舞的商业大亨；他给了国民党政府各种资助、拒不与日本占领军合作，更救助了在上海众多的犹太难民。“说他不可思议地把上海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也许不是太夸大之词。”然而，1949年，他失去了在中国所有的产业，Cathay也被新政府改名成和平饭店。他最后只能哀叹说，“我放弃了印度，但中国放弃了我”。

关于书中与沙逊竞争的另一个犹太家族，是嘉道理王朝。在读《上海最后的帝王》前，我对他们所知甚少。不过，嘉道理家族在上海留下的足迹，我其实很早就接触到了，只是当时并不知情。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有一次与小学同学去上海市少年宫参加活动，走进一栋坐落在延安西路上的“皇宫”：金碧辉煌的建筑内外墙面、地坪，全部采用了意大利的大理石；外面是一望无际的草坪，让人的视野也顿时开阔起来，草坪上是我们玩的“勇敢者的道路”游戏。我甚至都未在电影中看到这样豪华的建筑——话说回来，当时也没几部西方电影可看。之所以至今记忆犹新，还因为那天辅导员要我戴着红领巾，向几位在少年宫里访问的“外宾”献花；第二天，我在学校的作文里描绘说，“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多么幸福……”后来，到了在外滩公园学英语的日子，抬起头，在苏州河对面，我常常会看到宏伟的浦江宾馆。这与和平饭店一样，在我的想象中，都显得那么遥不可及。青少年时代记忆中两栋地标性的建筑，在《上海最后的帝王》中，我才第一次获悉，恰恰也都是嘉道理家族产业的一部分。

艾里·嘉道理

艾里·嘉道理（Elly Kadoorie，1867-1944）也出生在巴格达，最早是沙逊家族的一个雇员，但他很快就自立门户，拼起了多样化投资的商业版图。他在中国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同盟，其中有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党人，也有当地的商界巨子。他与两个儿子劳伦斯、赫拉斯一起，在房地产和连锁豪华旅馆领域打出了一片天地，在上海和香港两地都有了长足发展。比维克多·沙逊起步还早，艾里·嘉道理就兴建了“亚洲最好、最时髦的宾馆——Majestic （大华饭店）”，191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就是在这里举行了婚礼。接着，他又在香港建造了同样超五星规格的宾馆，半岛酒店。到了1924年，他为自己盖了一栋家庭住宅Marble Hall （大理石宫），成为上海当年最大的豪宅——它的设计、建造是根据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也确实称得上是宫殿，后来改名为“少年宫”。

那些年，沙逊和嘉道理这两个犹太王朝一直在相互竞争，不过他们至少也曾联手帮助过二战期间逃到上海的犹太难民。“艾里故意要刺激维克多的自我感觉和家世骄傲。‘维克多，现在一场战争正在进行中。你是沙逊家的一员。你是带头人……’艾里掏出支票本，写下一张五万美金的支票，维克多微微一笑，‘艾里给多少，我也给多少。’”他俩给难民提供食品，帮他们找住所和工作，也动员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施以援手。因为艾里与孙中山在世时的结盟关系，宋庆龄带了一支游行队伍去上海的德国领事馆，抗议纳粹的反犹政策。维克多则是亲自施展手腕，冒着很大的风险骗过日本驻上海的一位高官，为犹太难民谋得了不少好处。一位长住上海的英国侨民曾严辞批评维克多，说他是花花公子，对上海的困苦与贫富不均的情况闭目不视，却在那些日子改变了立场，声称“鉴于他（为犹太难民）所做的种种善举，上帝也会原谅他的所有罪孽”。

随着1949年的到来，这两个彼此竞争的家族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维克多·沙逊的资产全让新政府给没收了，他也流落到了巴哈马群岛。在那里，他起誓再也不会踏入上海一步，也不让他的亲属回来。这还颇有点像李清照在诗中所写的那样，“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尽管也有其他诗人认为项王太傲，不肯退一步，犯下了致命的错误。维克多有一个朋友就这样评论说，“维克多总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出错误的决定”。或许不能说他从头错到了底，但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独自面对沙逊王朝的废墟哀叹不已，这确实与嘉道理王朝日后的境遇形成了强烈反差。嘉道理家族的第二代继承人劳伦斯·嘉道理（Lawrence Kadoorie， 1899-1993）尽管在上海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他在香港重整家业，继续经营了下去。其中包括华电控股有限公司（CLP Holdings，Ltd.），为香港百分之七十五的地区供电，还有香港和上海的半岛酒店集团（Peninsula Hotel Group），在全球各个国家运营。与此同时，他们自始至终对中国大陆不发恶言，还或明或暗地保持联系，到头来，他们小心谨慎的努力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回报。

《上海最后的帝王》特别发人深思之处，是作为其历史叙事基础的具体、生动的细节：在充满了偶然性的人与事的互相作用中，沙逊和嘉道理这两个王朝是怎样迎来了自己的成败兴衰。其中有一些似非而是的相互作用，对研究上海历史的西方学者或许并不陌生，可对我这样读着《上海的故事》长大的读者来说，《上海最后的帝王》却带来颠覆性的启示。毋庸赘言，我并非学历史出身，书中有一些史料，也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大惊小怪。

举个例子。前些年国内学界有一个十分热闹的新发现，即邵洵美与项美丽之间的风流逸事，有不少相关的文章和专著问世，也有好事者把项美丽写成不能自已、心甘情愿做邵洵美的小妾，甚至在他后来落魄的日子里，还倒过来资助他的人。这样的解读也许对所谓的集体无意识多少有着吸引力，或可以看成是倒过来的东方主义。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我对此也没有特别留意。不过，项美丽与维克多·沙逊的关系却鲜有人提及。

1935年4月，项美丽在环球旅行途中来到上海，抵达的第一个晚上即出席了维克多朋友安排的讲座，晚宴结束后，维克多开着劳斯莱斯送她去了他的乡间别墅。几天后，他又邀她到自己的摄影室，给她看了一本相册，其中有许多上海美女的裸体照片，都是他亲自拍摄的。他请项美丽为他摆出各种姿势，做他的私人摄影模特，项美丽欣然同意了。她接下来决定留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同时被《纽约客》聘为中国沿海地区记者。她常跟他一起吃饭、聊天、厮混。“她像一只‘猫’”，她在信中说，“一星期一次，把所有积压下来的在他身上抓个够”。与维克多一样，她也多处留情，遇到了英俊却已有家室的邵洵美。“她第一次遇见维克多的晚上，她与他一直聊到深夜，接着又回来为他作裸体摄影模特儿。她第一次遇见邵洵美的晚上，就跟他走了，跟他一起吸着鸦片，开始了他们的恋情……她经常跟她母亲和姐姐写信，说到她与邵洵美和维克多之间的感情纠缠。‘维克多爵士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过一阵子就会找到借口送我礼物，我毫不脸红地接受——因为他也是世界上最富的人。他不像洛克菲勒，仿佛喜欢这样挥霍他的钱财。只要我不养成习惯盼他来帮我，我想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更重要的是，项美丽不仅仅是维克多的情人，但她又不同于“那些在他日记中翩翩掠过的其他女人”。他们都把对方视作有着共同语言、可以推心置腹讨论许多问题的朋友。她要写关于宋氏家族的书，给维克多看了前面几章，他直截了当地说书写得太沉闷。她听他的意见加以修改，出版后成了畅销书。项美丽有着一名优秀记者的敏感，对时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她比维克多更早意识到，因为上海的贫富不均，共产党的影响正在崛起，通过邵洵美的关系，她也结识了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其中包括了周恩来，她因此要维克多小心行事，而后者却频频与国民党做生意、打交道，没把她的担心当一回事。不过，还有另一个因素使维克多对时局的判断受到影响。项美丽与邵洵美持续不断的关系让他妒火中烧。有一次项美丽穿着泳衣来到他的游船，他看到她肤色泛黄，猜疑是她与邵洵美一起抽鸦片产生的黄疸，勃然大怒，“见鬼，你（肤色）太像中国人了！”他于是不听她的劝告，依然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

那些本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无法在历史中占一席之地，但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没有邵洵美的关系，维克多真娶了项美丽，听取她的警告，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政治剧变，因而不把全部身家都压在国民党政府上，到了1949年，他能不能让沙逊王朝免于没顶之灾呢？

再举一个例子。嘉道理家族与国民党、共产党之间跨了几代人的复杂关系，对现代上海大都市的形成有着或许不那么直接的，确实又不可否认的影响。1917年，贝尔福宣言问世，声明支持犹太人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的立场。稍后，艾里·嘉道理就去拜访孙中山，寻求他对犹太复国事业的支持。孙中山亲笔给艾里写了一封信，声言：“所有热爱民主的人们都只能支持这个运动，来恢复你们美好和古老的家园。”作为回报，艾里向孙中山提了许多有关国家治理的建议，并表示要购买政府债券，用具体行动来支持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孙中山于1925年去世，但他与嘉道理家族结下的关系，通过他的遗孀宋庆龄一直继承了下来。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既在嘉道理家族名下的大华饭店举行。1949年后，嘉道理家族曾试图保住“大理石宫”和其他在上海的产业，但新政府要对这些产业所征的税收一下子增加了五倍多，让他们无法承受。于是他们联系上了有着数十年私交、跻身于新中国最高级别领导人之列的宋庆龄，但同样也无能为力。在嘉道理家族所有的努力都告失败时，他们索性公开声明，把一切都无偿“捐献”给了新政府。“大理石宫”归到宋庆龄名下的一个基金会，后改名为“上海市少年宫”。这或许是双方心照不宣、互留情面的安排。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中国经历了众多政治运动，嘉道理家族却一直保持着沉默，拒做任何批评。这一切，到了中国开始推行经济改革开放的年代，最终让北京领导人做出决定，欢迎嘉道理家族归来。

那些日子里，中国经济改革其实才刚刚起步，国外其他投资者对前景如何还远远无法确定，嘉道理家族就投资了一亿多美元。邓小平因此在北京亲自接见了劳伦斯·嘉道理，赞扬说，“当其他的投资者还担心犹豫时，你有胆量来中国冒风险投资，这是很友好的行为，我们表示感谢”。“邓还对坐在旁边的助手说，‘尽管我与嘉道理爵士以前没见过面，但我们是一见如故’。” 邓小平还与劳伦斯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几项有嘉道理家族参与的重大工程，其中包括了大亚湾核电项目，约定项目完成时他们还要一起聚会庆祝。

1993年，劳伦斯·嘉道理去世，迈克尔·嘉道理（Michael Kadoorie，1941-）成了嘉道理王朝第三代继承人。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上海外滩的地价日益水涨船高，甚至都超过了维克多·沙逊兴建和平饭店的年代。迈克尔·嘉道理把目光投向外滩另一块富有历史意义的土地。那里曾耸立着老英国领事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度想把这块地方要回来，可她的请求遭到了拒绝。许多人都在争这块地，迈克尔·嘉道理得到中方的帮助，把外滩这块土地攥到手里，在那里盖起了名声赫赫的半岛酒店。也就在几年前，北京举行了一个会议，与香港十多位商界领袖共商国是，迈克尔·嘉道理是与会的唯一一位西方人。中国最高领导人“特意让他助手带了一个口信给迈克尔·嘉道理，‘你们家族始终是中国的朋友。’”

虽然沙逊家族的后代不那么走运，始终未能在上海滩卷土重来，可维克多·沙逊至少还是让他的画像重新回到了和平饭店，挂在那套以他名字命名的，一晚上要一千一百一十美元的超豪华“维克多·沙逊套房”里。“在那幅画像中，维克多显得气概非凡，颇有政治家风度，不同于那漫画中的年少轻狂、经常出没时髦聚会的人，时刻准备着要做下一笔生意，办下一次聚会，经历下一回中国的政治风云转折……”但也不同于另一种卡通形象——“靠着中国人民血汗为生的万恶富豪”，如同我最初在《上海的故事》中所读到的那样。

也许还有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例子或注脚，《上海最后的帝王》一书中并未提到，但其实也构成了这宏大叙事的一部分，让人感叹历史的阴差阳错。1949年后，新政府向沙逊和嘉道理家族产业征收高出寻常五六倍的税，让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拱手无偿交出他们在上海的产业。制订这一时期特殊税率政策的恰恰是顾准。他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也是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位学者，当时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为上海的财税工作，也为“建立现代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尽管他后来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受迫害致死。

确实，就像T.S·艾略特在“小老头”一诗中写的那样，“有了这样的知识，得到什么宽恕呢？想一想，/历史有许多捉弄人的通道，精心设计的走廊、/出口，用窃窃私语的野心欺骗我们，/又用虚荣引导我们。想一想，/我们注意力分散时她就给予，/而她给的东西，又在如此微妙的混乱中，/因此给予更使人们感到贫乏。太晚地给，/那些已不再相信的、或如果还相信的/只是在记忆中，重新考虑的激情；太早地给，/给入软弱的手，那些可以不用思想的东西……”《上海最后的帝王》不仅仅是一本做了深入研究、有着高度可读性的历史著作，也是一本让我们去思考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历史的书。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