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院生活采访（记者从广院出发）

广院生活采访（记者从广院出发）北京广播学院的最后两届工农兵学员，来自全国各地，远到西藏、新疆，近到京郊的房山、门头沟等区县。其中一部分是成建制地来自中央广播文工团，他们年龄相仿，做派成熟，还带着工资上学，不像1977级学生那样老少悬殊、贫富不均。虽然75、76与77三个年级相连，但连接处也正是分水岭。在中国的大学里，这是互相认知最陌生的一代校友，彼此都真诚地缺乏互动的热情，相互见面都亲不起来，尤其对于工农兵学员更觉尴尬。在有些特定环境里，彼此间还有点敌意。所有让“学员”与“学生”这两个词渐行渐远的年代感，都在1978年年初的校园里聚集，弥漫在教室、宿舍和人们心里。我们恢复高考后的1977级大学生，曾与最后两届工农兵学员同校，对这个被独特地称为“学员”而不是“学生”、多了一层军事集体色彩的群体，多了些表面上的观察。当年的工农兵学员，曾经是令人骄傲的称呼，《工农兵学员之歌》曾在当年的广播电台和年轻人中传唱，节奏铿锵：“迎着

王从军

一个新闻系学生与一个职业记者之间，只隔着一张被别人宣读的毕业分配名单。这张纸贴在毕业班每个人脸上，有人拿它当遮羞布，昏庸过了一辈子；有人从一开始就在心里把它撕碎，就是不愿意被别人摆布。

离校就是出发，从此开始记录和旅行。

一、与工农兵学员同校

我们恢复高考后的1977级大学生，曾与最后两届工农兵学员同校，对这个被独特地称为“学员”而不是“学生”、多了一层军事集体色彩的群体，多了些表面上的观察。

当年的工农兵学员，曾经是令人骄傲的称呼，《工农兵学员之歌》曾在当年的广播电台和年轻人中传唱，节奏铿锵：“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我们工农兵学员，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在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 1975和1976级的工农兵学员，与1977级之后的学生交际有限，主要是在食堂、澡堂、户外等场合，可能有些私人交往，而年级班级集体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互动。那一刻，双方在同一个舞台，演着两套剧情，一个时代行将谢幕，一个时代刚刚开场。设身处地的想，这两届工农兵学员，正逢这多事之秋，恐原单位情况有变，估计他们都巴不得早些离校，让这难堪的一页赶快翻过去。

虽然75、76与77三个年级相连，但连接处也正是分水岭。在中国的大学里，这是互相认知最陌生的一代校友，彼此都真诚地缺乏互动的热情，相互见面都亲不起来，尤其对于工农兵学员更觉尴尬。在有些特定环境里，彼此间还有点敌意。所有让“学员”与“学生”这两个词渐行渐远的年代感，都在1978年年初的校园里聚集，弥漫在教室、宿舍和人们心里。

北京广播学院的最后两届工农兵学员，来自全国各地，远到西藏、新疆，近到京郊的房山、门头沟等区县。其中一部分是成建制地来自中央广播文工团，他们年龄相仿，做派成熟，还带着工资上学，不像1977级学生那样老少悬殊、贫富不均。

从广播学院到在京其他高校，当时的工农兵学员，与后来高考入学的普通学生群体相比，脸上似乎挂着某种特殊符号。工农兵学员年龄相对平均，最大的特点是解放军学员人数比较多，尤其是在清华、北大、北理工这样的综合性学校，常常能看见身着陆海空三军服装的现役军人，活跃在校园里。后来，除军校外，虽然在77级和78级地方大学的学生中，也有少数现役军人，但已经不具规模，越来越少。而近些年来在一些重点高校曾一度实行的“国防生”制度，则是另外一回事。（从军队的视角，政府教育部门所管辖的大学，哪怕是一所国际名校，也一概被称为“地方大学”）。有报道说，北京广播学院76级学员、央视退休播音员敬一丹等出了一本书，叫作《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将一个老话题，引入到当下全新传媒舆情平台上再翻炒，呈现在尙存缅怀的老一代人与对此毫无感觉的00后新一代人面前。依照一般的情形，现在凡是大张旗鼓地回顾自己当年工农兵学员经历的人，往往是在后来又参加高考并被录取，考上了研究生，让自己重归平等，为自己考回了自信，从此拥有了怀旧的本钱。

二、我在解放军部队采访

我读到不久前《解放军报》的一个专版，是为新设立的“海军日”而作。多年不曾看的这张报纸，在少年时所居住的军队大院里，家家户户都能看得见，许多人都熟悉那款字体漂亮的报头。(近日 北京阜外大街解放军报社那座经典的办公楼不见了 新的大楼据说将开始建设)改革开放后 那一批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在所向往的新闻单位中，除了中央电台、人民日报等，还包括这张报纸。当然，非军籍毕业生要想获得在这里工作的机会，甚至比进新华社、人民日报更难，基本不可能。

不久前在朋友圈看到一篇写解放军报大院的文章，认真地读过，很感兴趣，我还为这兴趣的由来找到了四个原因：第一是好奇，因为从小在部队营区长大，这张报纸常被父亲拿回家里，和我的课本小人书等东西都放在一起，不管你看不看，反正那个报头每天都在眼前晃。童年印象深刻的事情，到了成年总是想探究一下其中的由来。第二是因为《解放军报》现在位于北京阜成门外大街的地址，曾经是解放军总军械部的原址，上世纪50年代，我父亲曾在这个单位工作过。第三是因为解放军报上曾经有我认为好看的画。中学的时候 特别喜欢看解放军报上的人物速写 作者是陈玉先和董辰生。中学同学王大鹰现在是著名画家，他当时就常向我推荐这两位军队画家的速写，我找这张报纸读，有时主要是为了看画，因此就加深了对这张报纸的印象。第四是因为我本人和解放军报曾经有过一稿之缘：当年我在北京电视台当记者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科技发明的豆腐块文章，寄给解放军报科技版的编辑别义勋，他把这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

人们常说“军地”这个词，指的是军队和地方，从军队的角度看，可能军队之外的所有不穿军装的单位和部门都算地方，包括中央部委。当然，这个所谓地方，与中央部委和各省市地方的概念，应该不是一回事儿。这样说来，从解放军报的角度，其他的所有新闻单位都属于“地方”新闻单位，哪怕你是中央大报大台大社。像是我这样一个真正的地方新闻单位的小记者，能在解放军报上发篇小文章，现在想想。还是有些小满足。

我作为一个地方电视台的小记者，却喜欢参加军队题材的新闻采访活动，当时的那些情景仍印象清晰：我听过《中国青年报》军事部一位姓李的记者讲军营老故事，他是一位现役军人，在1955年后晋升少校军衔；我在《中国体育报》发表了一篇写解放军军事五项体工队专稿，因为写到了一位有争议的大队长，引得其所在部队派人去报社理论；我在北京电视台时，担任驻京部队电视新闻采访的联络员，我的通讯录上记满了以“814”等数字开头的军线电话号码，与部队的同志打军线电话时，拨打的都是“3局、4局、5局”开始的号码；我一次次去京西宾馆、旃檀寺、红山口等军事管理区采访会议，其中一些题材根本不适合在地方新闻单位播出，倒是北京卫戍区的新闻活动正好应景；我在满是橄榄绿军装的部队会场和餐厅里，领略如“总参”这样称谓的大单位、那些曾在1955年授衔时“将星云集”的大首长的气度；我去北京禄米仓胡同，走进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走在军服的展厅里，感受着解放军各个年代军装的变革；我在北京西三环海空军机关大院，走近“三角大楼”、“黄楼”，在政治部、军训部的录像室里，从一盒盒录像带里，选择电视片素材；我听已经撤销建制的铁道兵、基建工程兵的转业老战士和文工团员，讲述荣光岁月；我喜欢与本单位一位姓姚的老同志聊天，他年轻时是《中国青年》杂志记者，亲身参加了1958年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的采访。他回忆着在前线的情景，首长要联系他的时候，都叫他“小姚”。

现在，面对《解放军报》“海军日”专版，更联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海军部队采访的经历：当时要制作一部纪录片，名叫“万里海疆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摄制路线从北京出发，经海军广州基地、汕头水警区到青岛基地，再到浙江宁波东钱湖边的东海舰队领导机关，以及舟山群岛岱山岛上的海军航空兵某团。登上那些猎潜舰登陆舰，那些巡逻艇交通艇，还有渤海边的潜水艇，与海军士兵们在海边夜晚共饮，听涛声彻夜不息。记住了与海军营区有关的街巷：水电路、馆陶路.....

我就读的北京广播学院，与我父亲曾工作了30年的解放军白城兵器试验中心，都是1954年创建。2004年，父亲的部队和我的学校，分别举行了庆祝成立50周年的大会。这样一说，彼此间多少有点缘分。

1980年，我读到一本书名为《萍踪识小》，由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内部发行。这座广播电台，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它的呼号代表了一种战地氛围。恢复高考后的北京广播学院，在最初几届新闻系学生心中，有着两个经典的电台名称：一个是战争年代的陕北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一个是和平年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对于“战地记者”生涯的想象与好奇，还体现在我们上过的一堂课上：授课者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的一位军人记者。其实，但凡是有过军事和战场采访经历的记者，几乎没有人不以此为荣，不论是采访军事演习，还是赴海外冲突地区；不论是在边海防前线，还是随舰队远洋航行，亲历者每每津津乐道，滔滔不绝。

我到空军大院一位朋友家做客，说到了当年著名的黄植诚少校，他驾机飞到大陆后，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空军。这位朋友的父亲，当时正担任空军政治部的领导，他主持了黄植诚入伍欢迎仪式。当时黄植诚面对上级领导举手敬礼，用的是习惯了的美国挥手式军礼，引起大家善意的笑声。

听朋友讲，海空军之间文化活动的竞争很有意思：空军有《我爱祖国的蓝天》，海军有《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军有《红珊瑚》，空军有《江姐》。有两首部队歌曲，歌名都是以“我爱”开头，一首是来自海军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一首是来自空军的《我爱祖国的蓝天》，这两首歌都很好听，各有各的粉丝。好歌曲的生命力，超过文工团的建制存在期。上世纪八十年代，铁道兵整建制撤编后多年，许多人还会提到那首同样好听的歌曲《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不久前，电视台播出多集纪录片《永远的铁道兵》，这首歌在30年后，再次传唱：“背上了行装扛起了枪，满怀豪情斗志昂扬......”

三、上海的街灯

一个夜晚，我应朋友邀请，在上海中山东一路6号吃饭。这座老房子建于1897年，是外滩现存的最古老的房子之一，原为中国通商银行，是盛宣怀创办的国内首家商办银行。常州风味的菜肴精致多彩，新鲜美味，百年老屋里晶莹的灯光，好像照耀着楼里旋转楼梯尽头的往昔时光。隔着有着锃亮黃铜窗棂的窗户，看到黄浦江两岸霓虹闪烁，这座老楼如同江流的航标，在已经过去了的上一个百年和下一个百年之间，竖立分界线。

第二天，我在上海展览中心开会，对这座经典建筑很感兴趣。北京展览馆与它几乎是一张图纸建设，但是被“动批”依偎着，又靠着动物园，于是就形成了不够光鲜的品牌形象。关于上海展览中心的介绍说：该馆“建成于1955年，原名‘中苏友好大厦'，是上海的代表性建筑之一，也是50年代上海市建造的首座大型建筑，与北京展览馆一样同属俄罗斯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上海展览中心所在地原为英籍犹太人哈同的私人花园爱俪园，俗称哈同花园，哈同与其夫人罗迦陵相继去世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被进入公共租界的日军侵占，几经战乱哈同花园逐渐荒废”。望着上海展览中心大门上方的五星，有人会联想到苏联歌曲，这座建筑位于上海静安区优势地段，它与静安寺、嘉里中心、香格里拉酒店等不同时代建筑，像雕塑一样标注着数百年的变迁历程，主楼上的尖塔，正回望着俄国“十月革命”过去的100周年。

又一个夜晚，在上海徐汇区瑞平路53号101室，博世上海创意体验中心启动了。现场的宣传图板上，是巨大的“里弄”两个字和拱型街图，一行字这样写：“里弄，上海人在这里谈生活、聊世界，里弄代表着中西文化的精彩碰撞”。在里弄的注视下，徳国企业的产品和生活方式，与上海人对精致城市模式的追求，驱散了初冬的寒意，融汇成名师大厨手下美食的浓香与暖流。上海作为东方的百年展台，有多少时尚前卫精英潮流穿越，此刻，百年的博世品牌，手搭在上海老城的里弄肩头，开始跳一曲圆舞，优雅多姿，舒展潇洒，不远处的黄浦江正久久地围观贺彩。

这几天正是学生开学的日子，我恰好走进卓美亚喜玛拉雅这座与美术馆相连、满是艺术元素的酒店，看到了大堂里这样的几幅油画，作者是景柯文。油画中的学生和士兵，有着那个遥远年代的服装和物品，更有着那个年代的目光，耐人寻味，这些画在表现着什么？曾在南京路步行街的观光车上，看到这样一行字，概括了海派春秋几百年：“每一代都是一个时代”。看着直抵江畔的无数座老屋新楼，想象着从西洋人开埠直到“苹果”手机问世后，走过这里的红男绿女熙攘人群，再多的感慨和再多的语言，有哪一句能胜过上面这一句？尽管这一句话，有人似乎也觉得是一句废话……

四、听丹麦音响播放《我为伟大祖国站岗》

也许因为丹麦人生活的地方，极其安静而只闻天籁，那里才诞生了世界顶尖音响制造商丹拿。据说，全球60％的电影的音响是由这个品牌的设备录制的。7月的一天，我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参加活动，丹拿品牌的专家、一汽大众的汽车音响工程师和中国著名的录音师，共同来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间录音棚，主办了一场音响教育课，名为“听见感动！”炫声乐队表演了人声伴奏合唱，还播放了武警部队合唱团的演唱。就是在这里的装备了丹拿音响的录音棚里，这支国内最优秀的男声合唱团，录制了那首气势恢弘的大合唱《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手握一杆钢枪，身披万道霞光，我守卫在边防线上，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

许多年前，我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的一名实习学生走进这座大楼，开始在中央电台编辑部和中央台陕西记者站做毕业实习。我的书包里装一本《西行漫记》，足迹从北京到西安、再到延安，从大雁塔、兴庆公园、西安交大到华山峰顶气象站。多年后我再来这里，当年的电台苏式老楼，巳经改作机关办公楼，虽然重新装修，不过格局仍旧 气息仍旧，一个个曾闪过昔日人影的窗口仍旧，夕阳照耀下的庭院仍旧。还记得，顶楼那座阅览室里淳厚的气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办公室的灯光，从警卫森严的播音室传出的声音。

五、镜头之外的变革

美国电影《猎鹿人》是一部经典作品，给我印象深刻。这部电影的上映时间，恰好是在中国人迎来大变革的1978年。1979年，它获得了多项奥斯卡奖。

这部影片以越战为背景，讲述了三个过去常一起打猎的好友在战场被俘后的不同命运，刻画了战争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发人深省。特别是，片子里的角色用左轮手枪对准头部扣动扳机的那个镜头，让许多人难忘。最初流传这部电影的录像片，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在这部电影上映的次年，北京电视台成立了，而中央电视台也改变了原来的“北京电视台”的名字，再后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不再用“北京电台”的老呼号，避免了与北京市的人民广播电台混淆。这段时间，几乎成为全国各地方电视台的创办元年，通过外经贸部“中仪”公司，大批广播级和专业级电视摄像设备，不断从日本等国家进口，“BVU”和“VO”这两个缩略词，大四分之三英寸、小四分之三英寸、安陪公司的一英寸录像带，第一代摄录一体机，1800、1820等型号，这些技术名词被电视台工作人员和广播学院摄影系学生挂在嘴边，显示着身份。索尼公司、JVC公司、松下公司等的广播电视设备，成为蓬勃兴起的电视声像行业的标配。如同年少时，看到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演出时，推着三角架上的摄像机、头发戴着耳机的摄像师，显得高贵又神秘（后来到电视台工作后，才知道这并不算什么）那时候，北京电视台由于装备不够，为了拍摄一些电视片，还要向驻京部队、国务院各部委、大专院校的电视制作部门求助。而《猎鹿人》这部电影，就是在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的一间电视录像室看的。当年的朋友都已远去，只有这部经典仍在。

近日 有朋友在赞扬电影《血战钢锯岭》，据说它的故事背景是二战期间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进攻日本冲绳的战役。阅读着关于这部电影的介绍，联想到数月前在塞班岛旅行时的见闻，那片曾发生血腥战斗的海洋与岛屿，那些战争的遗迹。在距离地球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不远的地方，军人与武器书写着历史，种族之间以大洋为舞台展开世纪决斗。那些日军当时的工事和武器，那些美军纪念馆里的展品，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照片，耐人寻味。从大西洋到印度洋，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悬挂星条旗的军舰到处游弋，包括尼米兹级核航母，还有从塞班岛望出去、正在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停泊的补给舰，冷峻的幽灵一样，让人立刻想到“帝国”和“霸权”这两个词。

六、有三个地方很难忘

哈佛怀德纳图书馆：我从房子外面看哈佛大学，看到了一种风景，而进入这个学校的建筑物内部去看，则是另一种风景——比如走进哈佛的图书馆。哈佛大学有几十座图书馆，知名度最高的是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图书馆，它已经和哈佛先生雕像一样，成为访客拍摄纪念照片的首选。尽管对于不少哈佛学生而言，除了特别研究之外，这座图书馆的利用效率并不高，学生们更多的是利用网络和各自的专门图书馆来学习，有的学生在博士研究生5年学习期间，来这座图书馆不超过5次，更多的是陪同亲朋来参观。一般大学图书馆是越到晚上人越多些，直至灯光与星辉相映，而这座图书馆却象是政府机关，到了下午5点，铃声响起，开始逐客，没有及时离开的人，正门已经关闭，只能走后门出去。无论怎样，这里总是被当作哈佛的一个地标，总是人群涌动。在哈佛大学第365届毕业典礼上，等待着这些手举旗帜的博士毕业生的，是一份有着鲜红色大护封的学位毕业证书，证书右上角贴的白条，是毕业生的名字和专业名称。有趣的是，可能有不少学生看不太懂自己手里证书上的文字内容，因为那是拉丁文。“拉丁”一词似乎与欧美学术界教育界关系很深，哈佛的校训据说是用拉丁文书写的，而仅波士顿一地，一所不断为哈佛提供新生生源的学校，也叫作拉丁学校。在波士顿红线地铁哈佛这一站不远处，有一个COOP商店，它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有合作关系，销售标有大学品牌的授权产品，比如这两个标有哈佛父母印记的水杯。持有哈佛大学学生证的学生，在此店购买服装可以获得85折的优惠。

波士顿交响乐团：我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扇窗户，远望查尔斯河和波士顿市区。说一扇窗隔开两个世界，也许并不夸张，连波士顿旅游“鸭子船”上的司机当游船临近哈佛与麻省理工时都说：对于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大脑的教育都集中在这里。市中心有一座剧场，是著名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所在地。1979年3月，我曾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观看了这支著名乐团的演出。时年30多岁、出生于中国沈阳的日裔指挥家小泽征尔指挥乐团演奏了《幻想交响曲》、《第六交响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降E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等中外曲目，还有中国琵琶演奏家刘徳海担任独奏的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同一题材的电影、图书等作品都名为《草原英雄小姐妹》，改为音乐作品后，不知为什么少了“英雄”二字）据说这是中美建交以来第一次重要的文艺访问。现在，当年的那张节目单仍然是音乐爱好者们的珍藏品。

黄石公园：我和家人从波士顿起飞，经过两个多小时前往芝加哥，再飞三小时多转往盐湖城，然后驾车六小时，到达目的地黄石公园，飞行途经五大湖区。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到晚上近九点，仍然夕阳余辉。十五号公路转二十号公路，时速一百至一百五十公里，一路向东北方，阳光在左，地平线横亘无限，牧场山脉村落牛群，远离大海 拥抱群山，融入原始的地质年代里。

在怀俄明州西北部，大提顿国家公园与黄石公园相邻，虽然知名度不如后者，但它的风景完全是另一种奇妙风格。这是从公园内一座小教堂窗口望出去的画面，冰山在望，原野在望。那一刻，时间悠远深遂，听的见大地低吟。

七、从狼堡到伊斯坦布尔

在德累斯顿：我走近一座剧院，这是城市随处可见的古典建筑之一。然而，与布拉格等欧洲老城的不同之处，德累斯顿其实已经是一座"修旧如旧”的“新城”：在“二战"的战火中，原来的德累斯顿已经毁掉，今天城市的建筑，都是在1945年之后，用废墟里找到的砖石等材料，重建而成。想想当时的纳粹空军是怎么残暴的毁坏别人的城市，想想鹿特丹、想想考文垂，于是惩罚降临到了德累斯顿。而当和平年代来临，一切都变了样，正是当年美军轰炸机投弹瞄准手的后人，为这城市重建落下奠基石。冬天阳光下，易北河流过城市，71年前，苏联红军与美国士兵在那里会师 这条河从此被记入史册，尽管它河面不宽，水流也不算深。

在狼堡：新年将至，我又到大众汽车城，一片圣诞前夜的气氛。从各处展馆到交车透明塔楼，从中央运河到大众工厂和丽兹卡尔顿酒店，似乎景物依旧，而在参观者视线看不到的地方，许多变化巳经开始。正象大众工厂最具视觉冲击力和年代感的4个烟囱，如同岁月前进的路标，特别是最左侧的那一个烟囱，经历了“二战”盟军飞机的轰炸，至今不倒的外墙上，仍然可以找寻到弹痕，它们与一辆辆展车一起，代表了过去的辉煌，而狼堡内的汽车领袖们，早已开始将这里塑造成未来之城。

在慕尼黑：阴雨里，郊外山上，沿着连接修道院的崎岖山路，走过一队年轻的德国军人。旁边是一座啤酒厂和一个啤酒馆，钟楼在更远处。从慕尼黑沿96号高速公路，再转美丽的17号乡村公路，行程约100公里，到达阿尔卑斯山间的新天鹅堡。马蹄踏响，窗户打开，云散日出，山峰与湖泊环抱，传奇与往事重现，山峰、古堡、宗教、皇族、财富、秘闻……在距离楚格峰并不远的地方，随风而去。

在姆拉达•博莱斯拉夫：距离布拉格几十公里外的这座小城，是斯柯达汽车公司的全球总部，我从公司这座百年老楼的窗口望出去，外面的员工滑冰场上是闪动的年轻人，而更远的地方，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城市里，斯柯达的工厂正在分秒必争，与老楼墙上的挂表同步前进。公司的领导者迎接着来访者，从远大的发展前景，到即将在2017年4、5月于中国上市的柯迪亚克SUV新车，以举世闻名的捷克冰球作比喻，这是斯柯达在SUV赛场上，击出的强力一杆！在同一座楼内的斯柯达博物馆内，公司创办人的塑像、最初的那一辆自行车、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典产品，向着今天斯柯达事业的继承人们，投来先贤们穿越百年的注视目光。而恰恰是这一组中国的访问者，就在12月6日这一天，也伴着好消息与纷纷小雪到来：这一天，斯柯达肩负重任的SUV柯迪亚克KODIAQ，荣获了著名的欧洲《汽车测试报告》大奖，今年还是斯柯达公司创立121周年，借用人们列队前进喊口令的节奏，“121、121……”，斯柯达方阵再向前。你好，斯柯达，圣诞快乐！

在伊斯坦布尔：阳光下的风景，既有欧亚大陆桥、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样的地理座标，还有奥斯曼帝国、君士坦丁堡等历史遗迹后面的辽阔的长卷。仅仅只是在金角湾一个餐厅吃顿午饭，因为窗外的背景，恰是分开欧亚大陆的天际线，让人们吃着土耳其烤肉，却多了一种情怀。人们在伊斯坦布尔，四处远望，这一刻你想让自己心胸狭隘都做不到，想想吧，经纬线从伊斯坦布尔辐射向欧亚两大洲，它的“诗与远方”向着地中海、黑海、瓦尔瓦拉海和爱琴海，它的最普通不过的历史回忆中，常常涌现出十字军东征、共和国之父和罗马帝国的章节。站在距第一座欧亚大陆桥“715大桥”尽可能近的地方，看海浪溅起，逆光夺目，高高的跨海大桥上，车轮在海鸥的翅膀上驶去驶来，大洲穿越；站在海峡边皇宫的大门口眺望博斯普鲁斯的海峡与桥，想像着苏丹帝国的早晨与落日。王朝在更替，仅剩下的几十公里的城墙落败苍桑，从帝国向共和国皇宫的主人在变化，或许不变的，是清真寺里百年传承的祷告声，更有大海的共鸣。

八、少年曾与你相识

提到儒勒•凡尔纳的名字，许多人会首先想到《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这两本书，想到曾经感动过自己的少年读书时光，想到当年泛黄的纸页里展示出的梦幻世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人和他的书，那一代中国孩子的少年，从此拥有了精神制高点。今天人们在网上说着“征途”和“星辰大海”，那时的人们则说《青春万岁》、《百炼成钢》，说《乘风破浪》，说《工作着是美丽的》，更不用说还有《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气球上的五星期》和《地心游记》了。一本本中外文学作品的名字，代表了那时人们文化梦想的最远边疆。

九、叶夫图申科与周正

那一年听新闻报道说，苏联著名诗人叶夫图申科逝世了。对于中国那一代曾喜欢诗歌的年轻人，叶夫图申科的名气，几乎与普希金和马雅可夫斯基齐名，虽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的诗集在国内很难见到。在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边境事件时，他曾就此写过抒情诗《在乌苏里江鲜红的雪地上》。报道中说叶夫图申科是俄罗斯诗人，其实他既不是什么俄罗斯诗人，也不是什么“前苏联”诗人，他真的只是一个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生活在苏联的鼎盛时期，他的诗歌与苏联的T62坦克和米格25战斗机一样，是一种特殊的武器。

不久又闻听，北京人艺著名演员周正去世。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电视台新闻部当记者，曾经到人艺宣传部门联系，采访了长年照顾瘫痪在床的妻子的周正先生。当时，在北京西四砖塔胡同周先生的家里，我们拍摄了即时生活场景，编辑成新闻片在北京新闻节目里播出。后来，还和广播学院的同学登门再次釆访周先生，写成一篇访问记，发表在工人出版社的一本杂志上。当时接触过的不少知名人士陆续远去，今天又是周先生。在北京电视台工作的那几年，虽然郁闷，但从积极的方面说，那个时候单位人少，年轻人主动寻找的机会自然多些，确实也接触到了形形色色各类单位各类人士，有科研机构、有工矿企业、有人民解放军部队和机关、有文艺界和知名人士、有中央和北京市地方政府部门、有体育界明星，等等。在那个地方电视台生存空间相对狭窄的年代，与自己的采访小组的朋友们 北到北大荒 南到北部湾 西到黄河上游 东到舟山群岛，也算不负岁月。此时，想到周先生，又想起31年前，在黑龙江摄制“纪念知识青年扎根北大荒农场30周年”专题片时，与朗诵家殷之光、年轻诗人顾城和江河等人，在乌苏里江边的同路之旅。记得一天早晨，我们去食堂吃饭，顾城边走边对旁边一位朋友说：“我今天一醒来，就觉得中了十面埋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