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为什么长期难以普及（优势明显的活字印刷为何未能取代雕版）
活字印刷为什么长期难以普及（优势明显的活字印刷为何未能取代雕版）四是认为汉字的字数太多，置备一套活字，需要雕刻或铸造几万枚字，费功夫，效率低。二是认为活字印书至少需要几万个字范，从技术经济学角度来看，成本过高，对于印刷量不大的书籍，反不如用雕版印刷合算。三
从发明于北宋，到淘汰于民国，中国传统活字印刷使用了正好十个世纪。与雕版印刷相比，活字印刷具有多方面的明显优势，是一种先进技术，却一直未能取代雕版成为主流印刷方式，缘由何在？
长期以来，学界对此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
是认为与雕版相比，活字版功能不完善，主要是不能保存版片以备随时印刷。黄永年先生曾指出，这是封建社会活字本不能取代刻本的“唯一原因”。
二
是认为活字印书至少需要几万个字范，从技术经济学角度来看，成本过高，对于印刷量不大的书籍，反不如用雕版印刷合算。
三
是认为汉字的字数太多，置备一套活字，需要雕刻或铸造几万枚字，费功夫，效率低。
四
是认为活字印刷的排版工人必须识字，而古代识字人少，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工人，影响了活字的使用。
五
是认为受制于各种文化因素，如活字版错讹难以校改，影响阅读；版式不如雕版美观，字体没有雕版灵活等。
还有其他说法，但大致都可归入上述各说。这些理由，都是人们从今天的观察角度推论出来的，有的言之成理，有的则未必符合事实。实际上，在古代出版印刷活动中，有很多出版者和印刷者亲自说明了采用或弃用活字印刷的理由，他们的看法显然更值得重视，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活字印刷技术的短长，以及它未能取代雕版的原因何在。
下面搜集了一些历代出版印刷者对于活字印刷的看法，并略作说明。
一 活字印刷技术发明者和改进者的看法活字印刷有着明确的发明人，而且自问世以来，不断得到改进，留下一些比较详细的技术说明，其中就包含对活字印刷优势的判断。
沈括《梦溪笔谈》
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记载活字印刷技术的文献，是北宋时沈括的《梦溪笔谈》。沈括记录了毕昇发明胶泥活字版的情况，也对这一技术的优势进行仔细分析。《梦溪笔谈》卷十八说：
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
“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是与抄写对比；“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是与雕版印刷对比。对毕昇发明的活版，沈括看重的是“极为神速”“瞬息可就”，即具有效率优势。
元代人王祯是活字印刷的创新者，他曾创制木活字版用来印书。在《造活字印书法》中，他说：
板木、工匠所费甚多，至有一书字板，功力不及，数载难成，虽有可传之书，人皆惮其工费，不能印造传播后世。……前任宣州旌德县县尹时，方撰《农书》，因字数甚多，难于刊印，故用己意，命匠创活字，二年而工毕。试印本县志书，约计六万余字，不一月而百部齐成，一如刊板，始知其可用。后二年予迁任信州永丰县，挈而之官，是时《农书》方成，欲以活字嵌印，今知江西见行命工刊板，故且收贮以待别用。然古今此法，未见所传，故编录于此，以待世之好事者，为印书省便之法，传于永久。
王祯发明的木活字版，“为印书省便之法”，既省钱又便捷，兼有成本和效率优势。
《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插图
木活字印刷在清代得到大量应用。清乾隆三十八年，大臣金简奏办木活字版印书，事成后撰有《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他奏陈采用木活字印刷的理由是：
今闻内外汇集遗书已及万种，现奉旨择其应行刊刻者，皆令镌版通行，此诚皇上格外天恩加惠艺林之意也。但将来发刊，不惟所用版片浩繁，且逐部刊刻，亦需时日。臣详细思维，莫若刻枣木活字套版一分，刷印各种书籍，比较刊版，工料省简悬殊。……今刻枣木活字套版一分，通计亦不过用银一千四百余两，而各种书籍皆可资用，即或刷印经久，字画模糊，又须另刻一分，所用工价，亦不过此数，或尚有堪以拣存备用者，于刻工更可稍为节省。如此，则事不繁而工力省，似属一劳久便。
“事不繁而工力省”，是一劳永逸的办法。金简也是看重木活字印刷的成本和效率优势，但他也意识到使用久了，木字会模糊损坏，有可能需要补刻。
二 赞成活字印刷的出版者的看法历史上有很多出版者，使用活字版印刷书籍。他们有时候会在所印书的序跋等处，留下对活字印刷的赞成意见。
明万历初年，徐兆稷用活字排印其父徐学谟所著《世庙识余录》，在书牌中说：
是书成凡十余年，以贫不任梓，仅假活版印得百部，聊备家藏，不敢以行世也。活版亦颇费手，不可为继，观者谅之。
徐兆稷因贫穷没有能力雕版，使用活版印刷父亲的书，但印量很少，只有百部，不足以在世间广泛流通。徐兆稷选用活字版，是因其成本低廉，可以负担。
活字印版
明万历间魏显国撰成《历代史书大全》五百一十二卷，卷帙浩繁，无力刊刻，后由浙江参政郭子章等醵金用木活字排印。郭子章《史书大全序》说：
时予有事苕溪，乃谋之郡守沈叔顺、郡丞吕世华、司理周尚之，归乌二令任用予、袁元让，剞劂则举赢而力诎，缮写则事庞而日费，无若捐俸醵金，合铜板枣字印若干部，姑以卒华容之志。
“剞劂则举赢而力诎”，郭子章采用木活字的理由，也是因为它拥有的低成本和高效率优势。
清道光间李兆洛撰《古今地名通释》及《通释编韵》（当即《历代地理志编韵今释》），无力雕版，拟雕刻活字排印。他在给吴兰修的信中说：
兆洛所辑《古今地名通释》已略就绪，而卷帙烦重，写之苦艰。又成《通释编韵》一书，虽少减省，字尚五六十万，写之不易，刻之又无此力，拟为活字板印五六十部，以为传留之地。现在雕刻活字尚未施手，冬底当可卒业。
李兆洛认为，木活字印刷能解决“写之不易，刻之又无此力”的问题，也是取其效率与成本优势。
清同治、光绪间，朱学勤、朱智、许庚身担任总纂，纂成《剿平粤匪方略》四百二十卷、《剿平捻匪方略》三百二十卷，书成后朱智与许庚身建议使用同文馆（由总理衙门管理）新购置的西洋活字排印。俞樾撰《朱铭笙（朱智）侍郎七十有二寿序》中说：
全书告备，例应刊布。参稽故事，所费不赀。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购自外洋之铅字活版，公与许恭慎公创议备用之。事繁而法简，功捷而费省。书成，嘉奖、升赏有差。
铅字也是活字的一种。两部《方略》共七百多卷，即使内府也难以负担其雕版费用，所以选用活字排印，取其方便、快捷、便宜。
铅活字
清咸丰间，刘毓崧代人作《蕲水郭氏七修谱序》，内云：
今亦率由旧章，循世增辑。其传系体例，一遵前谱规模，编次既全，爰仿六修成法，用聚珍板式排比印行，工省价廉，蒇事迅速。
家谱篇幅大、印量小，若用雕版印刷，单位成本居高难下，只有采用活字版，才能“工省价廉，蒇事迅速”。
清光绪间，张佩纶与王懿荣商议雕刻木活字印刷彭元瑞钞本《旧五代史》，在《涧于集》尺牍三《复王廉生太守》信中说：
彭文勤《旧五代史》钞本，结一庐得之，第重钞实觉烦重。此间顾廷一观察有活字板，惜字样不佳。据云二百金能代刊五万字，已属其详估，如果能如所估之数，木刻字虽不经久，择要刻一二种，较钞为省事省费矣。
在尺牍五《致王廉生太史》信中又说：
前商活字板一节，未赐复。细估大字四万、小字四万，刻价约二百千。此事尚可成，但未知能耐久否？一言而决。
《旧五代史》共一百五十卷，大小字合计百万以上，仅刻八万个活字即可排印，而且比抄写还要“省事省费”，足见其效率与成本优势。但张佩纶也担心，木活字不耐久，容易损坏。
三 排斥活字版的出版者的说法在古代，也有出版者在使用活字版后，表达对其不满或遗憾的态度，或在选择雕版时，给出放弃活字版的理由。
清初，冯兆张撰写《冯氏锦囊秘录》五十卷，初版用木活字排印。他在书中《内经纂要》的封面牌记中说：
是书八种，计纂内经及杂症大小合参、女科、外科、痘疹、药性、脉诀共二千余篇，系兆张三十年心血所集。欲广济世，奈力绵未能实刻，因用活版，但装刷甚繁，止印百册，以呈高明，幸勿废掷。倘遇同志，重刻广济，尤为幸甚。
他也是因为无力雕版，而选择了低成本的活字版。但他又对活字本印量太少、流传不广表示焦虑。后来此书用雕版再版，冯兆张在其中《痘疹全集》的凡例中说：
书大力绵，艰于举事，向年误听梓人，创成活版，疲精悴神，二载始竣，但字少用多，不耐久印，无如索者日众，今版废书完，势必数十年之心血，一旦付于流水。
此时他直接表示出对活字版的不满，甚至认为选用活字版是一个错误，理由是活字容易损坏，而且无法保留版片，导致印量太小，使自己的书不能广泛流通。
清康熙、雍正间，内府用铜活字版印刷《古今图书集成》，也印刷其他书籍。雍正时，庄亲王允禄等人上折奏陈颁行《御制律历渊源》事宜，其中提到：
《律历渊源》内分《历象考成》《律吕正义》《数理精蕴》三种……恭查《历象考成》系木板刷印，《律吕正义》《数理精蕴》俱系铜字刷印。今若仍用铜字，所费工价较之刊刻木板所差无多，究不能垂诸永久。请交与武英殿将《律吕正义》《数理精蕴》一例刊刻木板刷印。
印刷《律吕正义》等二书所用铜字，即印刷《古今图书集成》的铜字。铜活字成本较木活字为高，在工价相差无多的情况下，允禄等放弃活版选择雕版，考虑的是活版“不能垂诸永久”，即无法保留版片。
铜活字
乾隆帝赐给鄂尔泰《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鄂尔泰死后，其子容安等在《鄂文端公年谱》中评论说：“费帑资百万余两，仅刷书六十部，板随刷随毁。”把“板随刷随毁”看作重大缺陷。
清光绪二十三年，古越补拙居士用木活字版刷印《洞主先师白喉治法忌表抉微》散发流通，封面后识语说：
向来论治白喉，从未有此书之透彻者。大君子如肯重为刊印，分布城乡，家喻户晓，俾免误于医药，全活必多，功德无量。古越补拙居士识。江阴同仁就聚珍版重印敬送。
他已经用活版刷印了此书，还希望有人能用雕版刊印，以便广泛流通、家喻户晓。他没有说出来的原因，仍是活字版不能保留版片随时印刷，导致流传不广。
以上各项，都是出版者使用活字版以后，发现问题并表达不满的例子。下面再举两个从一开始就排斥活字版的例子。
清宣统二年，孙雄拟集资刊印《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他在“集股略例”中说：
初意本用铅印，以期迅速，后因铅印式样不雅，且多误脱，故改从雕版，惟出书视铅印略迟耳。
他列出了活字版（铅印）的一个长处——“迅速”，两个短处——“式样不雅”“且多脱误”，最终放弃了活字版。
民国二十八年，陈垣撰成《释氏疑年录》，也选择雕版刊行。他在给陈乐素的信中说：
（《疑年录》）现写刻已至六卷，未识年底能否蒇事。需款千余元，辅仁本可印，但不欲以释氏书令天主教人印。佛学书局亦允印，但要排印，我以为不雅。给商务，商务亦必欢迎，且可多流通，但我总以为排印不够味。脑筋旧，无法也。
此时已是1939年，铅印即将完全淘汰雕版，陈垣仍然认为排印“不雅”“不够味”。此时的铅印已经可以打印纸型、保存版片，陈垣与孙雄弃用活字版的理由，就凸显出心理排斥的意味。
四 清代大规模采用活字印刷的出版领域清代是传统活字印刷的繁荣时期，流传下很多活字印刷品，它们集中在几个出版领域。虽然出版者未留下明确的采用理由，但我们可以做一些分析。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活字印刷术表演
一是大部头书，如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正文一万卷，一亿六千万字，共排四十一万多版。如果使用雕版，即使富有天下的朝廷也无力刊刻这么多版，而且雕刻起来旷日持久（整个清朝内府二百多年全部雕版不过八万多块）。使用活字，完全出于效率和成本考虑。同时此书用纸和用工成本巨大，重印需求不强烈，也就不强调存版问题。
二是类似报纸的《京报》《题奏事件》等连续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专门刊发朝廷政务动态，每日更新出版，强调时效性而不注重排印质量，没有必要保存版片。
三是家谱。现存传统活字本中，数量最多的是家谱，约占总数的80%以上。家谱部头大、印量小，一般只有几部、几十部，如果刻版，每部书分摊的成本极高，而且在几代人内没有重印需求，没必要保留版片。
可见，活字印刷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都是对成本要求低，对效率要求高，对藏版需求低或没有需求的领域。
从上述各方面事例可见，古人发明、改良和使用活字版，均看重它相对于雕版的主要明显优势：成本低、效率高。古人弃用活字版，则着眼于如下原因：它的功能不完备（无法保留版片，导致印数过少，并难以订正误字）；木活字容易损坏从而缩小成本优势；社会心理排斥，认为其不雅致等。传统活字印刷未能取代雕版印刷的原因是综合的，而无法保留版片、不能随时印刷是主要原因。
（摘自艾俊川著《中国印刷史新论》，中华书局2022年1月版，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标题为“传统活字印刷为何未能取代雕版？——以出版者取舍理由为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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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刷史新论》
艾俊川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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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研究印刷史的方法，除了文献引述、版面鉴定、科学检测以外，还应加上通过语言学进行的词义考辨。这样，由多种方法得到的多重证据，可以架起实证之桥，引导我们跨越语言陷阱和视野盲区，接近和还原历史真相。
《中国印刷史新论》综合运用上述方法，研究中国印刷史上在学界进行过激烈讨论或已形成“定论”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疑难问题，如雕版印刷起源年代、金属活字的制版工艺、特殊材质印版的鉴定与辨讹、中西印刷技术的竞争与交替等，得出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新论。
作者简介艾俊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金融时报》编辑、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鉴定专业委员会委员。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研究兴趣为印刷史、货币金融史、文献学和近世人物掌故，著有《文中象外》（2012）、《且居且读》（202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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