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东战争苏联的态度（第四次中东战争）

第四次中东战争苏联的态度（第四次中东战争）萨达特同样期盼战争的来临，“萨达特掌权三年以来……是历史上埃及人民士气最低落的时期……经济一直低迷不振。发动战争是孤注一掷的选择。”在萨达特的传记里，作者Raphael Israeli描述萨达特面临到埃及自从六日战争以来士气低迷的问题，认为在进行任何改革之前，都须先克服这种战败的羞耻感。埃及的经济已经陷入混乱，但萨达特察觉他将要推行的改革必定会在部分埃及人口里不受欢迎，而一次军事上的胜利将能让他获得人民普遍支持。一部分的埃及人，尤其是发起许多抗议活动的埃及大学学生，强烈主张进行战争以夺回西奈半岛，而萨达特掌权三年来还未发动战争让他们相当不满。萨达特寄望于以小规模地战胜以色列便能改变现状，而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对与以色列的谈判完全不感兴趣，并认为只有用完全的军事手段才能夺回戈兰高地。从六日战争以来，阿萨德便进行庞大的扩军备战，他希望让叙利亚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的军事霸主。在

赎罪日战争(又称第四次中东战争、斋月战争、十月战争）发生于1973年10月6日至10月26日，起源于埃及与叙利亚分别攻击六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战争的头一至两日埃叙联盟占了上风，但此后战况逆转。至第二周，叙军退出戈兰高地。在西奈，以军在两军之间攻击，越过原来的停火线苏伊士运河，直到联合国停火令生效为止。

这场战争对多个国家有深远的影响，相较之前埃叙约联盟在六日战争惨败，阿拉伯世界从这场战争早期的成功进展找到信心，而以色列意识到尽管在战场取得一时的胜利，也无法确保能持续在军事上战胜阿拉伯国家，这些变化给未来的和平进程铺路，1978年《戴维营和约》和隔年《埃以和约》使以埃关系正常化，埃及成为首个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同时埃及持续远离苏联乃至完全脱离其势力范围。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采取了干涉行动以帮助以色列，但同时西方国家害怕OPEC会因此停止向其出售石油以及关闭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后，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和以色列的仇恨进一步增强，同时阿拉伯国家在战争期间将原油价格从战争前的不到3美元一桶提升到接近12美元一桶，迫使美国寻求其他方法满足自身的能源需要（如降低限速和室内温度，以及研究水力压裂技术等）。赎罪日战争是阿拉伯国家在二战之后发起的第一次同时反对西方的联合行动。

背景战争的起因

这场战争是以阿冲突的一部分，自1948年以来已经导致多场战争爆发。在稍早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攻占了整个西奈半岛乃至苏伊士运河，并且从叙利亚那里攻占了戈兰高地的大约一半面积的领土。

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以色列在西奈和戈兰高地上修建了许多防御工事。1971年，以色列花费了五亿美元在苏伊士运河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堡垒系统，这座堡垒被命名为巴列夫防线，名称来自以色列将军巴列夫（Chaim Bar-Lev）。

埃及和叙利亚都想拿回在六日战争中失去的土地，但以色列高层却不想归还这些土地。不过依据以色列前总统哈伊姆·赫尔佐格的说法，在1967年6月19日，以色列联合政府已经投票无异议通过，要把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还给埃及和叙利亚以换取和平协议。戈兰高地将会非军事化，也将和埃及展开有关西奈半岛蒂朗海峡的沟通，以色列政府也决定要和约旦国王展开关于东方边界的谈判。但阿拉伯国家稍后在喀土穆协议（Khartoum Arab Summit）中决定，与以色列“拒绝和平、拒绝接触、拒绝谈判”，有的阿拉伯国家至今仍在遵守此协定。

埃及总统纳赛尔于1970年9月去世，继承者是萨达特，而萨达特决定经由战争手段取回在六日战争中的失土。1971年，萨达特在与联合国调停大使贾林的谈话中声明：“除非以色列‘撤出在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的所有武装部队’，并且履行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中的所有条款，埃及才会‘准备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以色列的答复则是绝不会撤回1967年6月5日以前的边界。

萨达特寄望于以小规模地战胜以色列便能改变现状，而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对与以色列的谈判完全不感兴趣，并认为只有用完全的军事手段才能夺回戈兰高地。从六日战争以来，阿萨德便进行庞大的扩军备战，他希望让叙利亚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的军事霸主。在埃及的援助下，阿萨德认为叙利亚军已经有绝对的胜算击败以色列并取回失土。阿萨德认为只有在用武力夺回戈兰高地后谈判才会展开，到时将能威逼以色列交出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且逼以色列做出其他的让步。

萨达特同样期盼战争的来临，“萨达特掌权三年以来……是历史上埃及人民士气最低落的时期……经济一直低迷不振。发动战争是孤注一掷的选择。”在萨达特的传记里，作者Raphael Israeli描述萨达特面临到埃及自从六日战争以来士气低迷的问题，认为在进行任何改革之前，都须先克服这种战败的羞耻感。埃及的经济已经陷入混乱，但萨达特察觉他将要推行的改革必定会在部分埃及人口里不受欢迎，而一次军事上的胜利将能让他获得人民普遍支持。一部分的埃及人，尤其是发起许多抗议活动的埃及大学学生，强烈主张进行战争以夺回西奈半岛，而萨达特掌权三年来还未发动战争让他们相当不满。

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对发动新的战争较不感兴趣，约旦的侯赛因国王担心，若是战争失败将会再次失去土地（约旦在之前的六日战争中失去了占一半人口的土地）。同时萨达特承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阿拉法特，在战胜后将会让他们管理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而约旦国王则认为西岸地区应该属于约旦。而于1970年爆发的黑色九月事件，在巴解与约旦的内战中，叙利亚曾军事介入支援巴解，进一步造成约旦和叙利亚的不合。

伊拉克和叙利亚同样关系紧张，伊拉克也拒绝参加开头的攻势。黎巴嫩则由于军力过小和内部的不稳定而没有参加。在开战前一个月，萨达特忙于在外交上争取支援，到1973年的秋天，萨达特宣称已经得到超过100个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大多来自阿拉伯国家联盟、不结盟运动的参与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国家。萨达特也在欧洲争取支援，并且获得了一些成功。英国和法国首度支持了阿拉伯国家，在战争爆发前，西德则成了埃及最大的军备来源国。

战争爆发前的事件

萨达特于1972年公开宣称埃及将会和以色列开战，并说埃及已经准备好“牺牲1百万名士兵。1972年底以来，萨达特专注于建军备战，从苏联那里取得了MiG-23战机、SA-6防空导弹、RPG-7反坦克榴弹、T-62坦克，尤其是AT-3反坦克导弹，并且改良了军事战术。在抗日战争中造成军事失败的无能将领被有才能者取代。

超级大国的介入也是影响两场战争结果的主要因素。苏联的外交政策造成了埃及军事上的弱点，美国与盟国支援以色列的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攻击性武器，而苏联则只在相当不情愿的情况下提供埃及防卫性的武器。前任总统纳赛尔曾经造访莫斯科，纳塞尔极力恳求莫斯科高层，并且宣称如果苏联拒绝提供武器，他将会返回埃及向埃及人民宣布苏联已经遗弃了他们，并反过来向美国求取支援，如此美国将会在此地区占上风。由于苏联无法接受美国介入埃及，最后只好答应提供埃及防空导弹以防御边界。

事实上埃及在之前1968年所发动消耗战役的一个潜在目标便是为了逼迫苏联提供埃及更先进的武器军备，埃及感觉到唯一足以说服苏联相信埃及军备落后不足的方法，便是将这些落后的武器投入实战中，对抗由美国提供以色列的先进武器，并以这些实战的落败来说服苏联提供更先进的军武。

纳赛尔与苏联的关系在1967年的战争中产生冲突，苏联希望埃及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和以色列的冲突。苏联不计代价希望避免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以免与美国展开进一步的对抗。美苏与奥斯陆的与会更进一步朝向保持现状，而这是埃及所无法接受的。由于担心准备战争的意图被苏联察觉，埃及开始驱逐当时停留在埃及的苏联军事顾问团。1972年7月萨达特驱逐了几乎全部20 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并且在外交政策上开始向美国靠拢。

苏联认为萨达特不会有机会赢得战争，他们警告萨达特，任何跨越苏伊士运河的行动都会由于以色列严密的防御而死伤惨重。就在1973年2月21日，利比亚阿拉伯航空114号班机也是飞抵西奈半岛上空即被以色列空军击落，该次事件加深了以阿间的仇恨。苏联当时正致力于缓和政策，因此极不乐见中东出现不稳定的情势。在1973年6月与尼克松的会面中，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建议以色列应该撤回1967年的边界，勃列日涅夫称如果以色列不这样做，“苏联将很难维持目前的和平状态”，暗示了当时苏联对萨达特发动战争的意图已经无能为力。

在1973年4月9日接受美国新闻周刊的访问时，萨达特再次威胁向以色列发动战争。在1973年里，阿拉伯国家举行了数次大型的军事演习，每次都引起以色列军方提升到最高的警戒状态，而每次都在几天后恢复平静。以色列的领导人相信，如果战争爆发，以色列空军能像以往一样很快地击溃敌人。

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972年10月24日，萨达特在一次与军方高层的会议中，透露了他发起战争的意图，即使是在苏联并不支持的情况下[29]。战争计划在极机密下拟定，即使军中的高阶指挥官也只在战争爆发前不到1个礼拜才被告知，而士兵们则在几个小时前才被告知。攻击计划代号为Operation Badr，也就是阿拉伯文里“满月”的意思。

展开突袭的前夕

以色列军的军事情报部是以色列全国的情报判断中心，军事情报部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估计方法建立在几个假设上。首先，他们假设叙利亚不会与以色列开战，除非埃及也一起参战。第二，他们拥有来自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心腹的参谋总长（阿什拉夫·马尔万，代号“ 天使” ）的情报，借由间谍他们得知埃及希望夺回整个西奈半岛，同时埃及在取得苏联支援的轰炸机用以瘫痪以色列空军、和飞毛腿导弹藉以威胁以色列城市之前将不会发动战争。由于苏联还未提供轰炸机，而飞毛腿导弹才刚于8月运达埃及，需花费4个月进行训练，因此军事情报部认定战争将不会在短期内爆发。由于这些带有偏见的错误假设，导致他们忽略了其他显示战争逼近的情报。

埃及军进一步的刻意制造这种误解，以色列和美国都以为埃及驱逐苏联军事顾问的举动已经严重损害了埃及军的战力。埃及继续制造各种假情报和讯息，像是埃及军在后勤上出了问题以及缺乏足够的专业人员操作先进武器。埃及也不断地制造缺乏备用零件的讯息。萨达特长期以来施行的边缘政策更是多次故意扬言发动战争，直到其他国家开始减低对于战争爆发的危机意识。在1973年的5月和8月，埃及军两次在边界动员的演习，使以色列军方为了提升警戒状态而额外花费了1千万元。

在赎罪日的前一个礼拜，埃及军指定将在苏伊士运河进行为期1个月的训练演习。以色列军事情报部侦测到埃及军在运河周遭有大规模集结行动，却判定是埃及军的另一次演习。同时叙利亚军队在边界也开始大规模集结，然而军事情报部却认为这也不构成威胁—因为依据他们的假设，叙利亚只有在埃及也加入的情况下才会参战，而埃及只有在苏联武器到达的情况下才会开战。

之所以选在犹太人的假日赎罪日这天发动战争，是因为以色列在这天处于全国放假状态。赎罪日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这天包括虔诚的犹太教徒和一般现世的犹太教徒都会实行禁食，同时会避免使用武器、电子器材、引擎、通讯设施等等，道路交通也会停止。许多士兵在这天离开岗位返家过节，这天以色列处于一年中战备最脆弱的状态，尤其难以进行全国军人的紧急复员。

最后，兹维·扎米尔亲自前往伦敦与“消息来源”会面（安插于埃及的间谍），时间是10月5日/6日的午夜，在会面中，“消息来源”告知他埃及和叙利亚即将发动战争。这次的警告获得了重视，加上其他众多显示战争逼近的情报，终于迫使以色列高层展开行动。就在攻击开始前一个小时，军方下令开始紧急动员后备军人。[33] 讽刺的是，这次动员比以往简单得多，因为大多数的军人都待在犹太教堂或是家里过节。

失去先发制人攻击的机会

以色列军方所奉行的战略是，如果发现战争即将逼近，以色列将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这个战略的前提是假设以色列情报机关能于战争爆发的48小时以前，察觉危机逼近。

总理果尔达·梅厄、国防部长达扬中将和以色列国防军中将参谋总长埃拉扎尔（David Elazar）于赎罪节的早上8:05会面，当时距离攻击展开只剩下6小时了。达扬依然坚持战争不一定会爆发。而埃拉札尔则极力主张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并计划在夜间攻击叙利亚的机场、在下午3:00攻击叙利亚的导弹基地，并在下午5:00攻击叙利亚地面部队。“当会面结束时，总理仍然犹豫不决，但她决定不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以色列非常仰赖美国的支援，并担心主动发起攻击会被视为是以色列开启战端的。她说：‘如果我们先发起攻击，我们会在国际上站不住脚，而且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支援。当时欧洲国家由于遭受阿拉伯国家威胁石油禁运和贸易抵制，早已停止供应以色列武器和军需品。因此以色列完全仰赖美国支援军需品，也因此非常顾忌任何会危及两国外交关系的行动。

虽然当时梅厄总理不发起先发制人攻击的决定惹起以色列社会的猛烈抨击，但从现今观点回顾起来，决定放弃先发制人的攻击是明智的选择。在战争爆发后，美国于10月13日开始进行的五分钱救援行动，为以色列补充了大量宝贵的军火武器。依据基辛格的说法，如果是以色列先展开了攻击，“他们连一根螺丝钉的援助都不会得到”，那很可能会导致以色列亡国。

战役过程

埃及军在登陆了西奈半岛的浅滩后，就停留不敢深入，害怕一旦脱离后方地对空导弹的保护圈后，会遭到以色列空军攻击。在之前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空军痛击了缺乏防御的阿拉伯国家部队。埃及（以及叙利亚）在这几年里于停火线的边界大量部署地对空导弹部队，当时以色列空军对这些地对空导弹部队仍缺乏有效的反制方法。由于以色列将多数国防经费投资于建设空军上，致力于让以色列拥有中东地区最具威吓力空军，因此阿拉伯国家期盼这些地对空导弹的部署能够使以色列空军毫无用武之地。

因为预料到以色列装甲部队会进行反击，埃及第一波攻势的部队装备了相当数量的反装甲武器，包括单兵携带的RPG火箭推进榴弹以及更为先进的AT-3反坦克导弹。平均3名埃及士兵便有1人装备反装甲武器，“有史以来还未曾出现过数量和密集度如此惊人的反装甲火力” [36]。同时，位于埃及一侧的运河斜坡被埃及军填高，比以色列那边运河足足高出两倍，给了埃及军完美的视野和发动攻击的有利位置，使埃及军能够轻易的射击任何逼近的以色列步兵和坦克[37]。

西奈战线从10月6日至15日的战况.

埃及军的突袭成功的在以色列的防线制造了好几个缺口（因为赎罪节假期而缺乏人手防御），并且很快的渡过苏伊士运河，击破了几乎所有的巴列夫防线上的堡垒。埃及军继续前进了大约15公里，以2个军的兵力进入了西奈半岛的沙漠地带。以色列在运河的东方沙特有着阶梯状的沙堆堡垒据点，并一直以为这种沙堆堡垒能够抵挡空袭和火炮。然而，埃及军的工兵早已准备好对策：利用抽水马达直接抽取苏伊士运河河水，以高压水枪喷气水柱直接冲刷沙堆堡垒，在水枪的强力喷气下沙堡迅速瓦解，后方防守的以色列部队便毫无遮蔽的遭受攻击。

以色列于巴列夫防线的驻军完全寡不敌众(当时由于后备兵员都拨给了北方因此大部分巴列夫防线的据点是空的)，埃及军的数量超过了以军数倍，便快速压倒了整个巴列夫防线。整个防线只有最北边的1个堡垒据点成功防守住直至战争结束。

埃及军开始巩固他们的据点。在10月8日，3个月前刚接替退休的沙龙成为以色列南方战线指挥官的史密尔·葛农，下令Gabi Amir的装甲旅进攻于Hizayon已经巩固了阵地的埃及军队，尽管Amir的反对，进攻仍然展开了，结果遭致灾难性的结果，多数以色列坦克被埃及军的AT-3反坦克导弹击毁。傍晚时，埃及军的攻击被沙龙率领的师所挡下（由于战争爆发，沙龙迅速复职指挥）。当天的战斗结束，双方暂时都没有能力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击。在此战中埃方的宣传产生的一大神话 就是歼灭了以军190装甲旅 这一说法至今仍然在被引用 实际以军被全歼的是190营.

在以色列于8日灾难性的攻势后，双方都停顿了下来，开始巩固自身阵地并且期盼对方先发动攻击[38]。埃拉扎尔取代了能力不足的葛农接掌指挥，葛农没有立即被撤职，因为这在战时可能对士气造成伤害。

在几天的对峙后，萨达特想要帮助缓和叙利亚战线的压力，下令再次发起攻击。10月14日，埃及军离开阵地展开攻势，“这次攻势是自赎罪日以来最大的一波，然而却全盘失败，成为战局翻转的主要原因。除了在干河床的攻势外，其余埃及军都是迎头攻击处于防御中的以色列阵地，埃及军在当天便失去了150至200台坦克。”[39]

西奈战线从10月15日至24日的战况.

隔天，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反击，在这次代号勇敢壮士行动（Operation Stouthearted Men）的攻击中，以色列大幅改变一直以来依赖坦克和飞机支援的战术，运用步兵发起攻势，迅速穿透了埃及军的地对空导弹基地和反坦克导弹阵地，一个由沙龙所领导的师攻击埃及在大苦湖北边Ismailiya附近的阵地，进攻预计中埃及军战线最脆弱的部分，也是北边的埃及第二集团军和南边的第三集团军交界处。然而由于埃及军在战前即注意到该处的脆弱，而在事前部署了两个师及完善工事，以色列军计划的奇袭变成一场坚苦的攻坚战，在两军于中国农场（一项在运河东方的灌溉计划，中国农场之名得自战后以军在农场发现的中文告示，但实际上那是日本农业团留下的日文汉字）周边地区经历了整场战役中最残酷的战斗后，以色列终于凿穿了埃及军的战线来到苏伊士运河，将埃及军一分为二。紧接着一小批以军部队横渡运河来到对岸，迅速建立桥头堡。在24小时内，大量步兵借着轻型充气船渡河，尽管没有装甲部队的支援，他们大量配备了美制的M72 LAW反坦克火箭以对付埃及装甲部队。这批突击部队迅速清除了运河西岸一个又一个的埃及军防空和反坦克导弹阵地，这些阵地清除后，以色列军队便重新获得了具压倒性优势的空军和装甲部队的支援。

在战争之前，由于担心以色列会渡过运河，没有西方国家愿意提供以色列架桥的装备。然而以色列仍然从法国购买了大量二战报废的修桥模件、浮桥架设装备。以色列甚至准备了颇为复杂的自制“滚轴桥”，不过由于后勤耽误而未运用。在10月16日/17日的晚上以色列架设浮桥完成，紧接着渡河的Avraham "Bren" Adan师迅速南下，以切断埃及第三集团军向西撤回埃及的后路，同时派出突袭部队继续扫荡运河东方的埃及地对空导弹阵地。到了10月19日，在埃及军的密集炮轰下，以色列仍然在大苦湖北边的运河上架起了4座浮桥。至战争结束时，以色列部队已经大量攻入埃及，距离首都开罗只剩下101公里了。

血战戈兰高地

戈兰高地的战况

在戈兰高地，以色列军以2个装甲旅和11个火炮连的兵力，抵挡叙利亚5个师与188个连的入侵。在战役开始时，兵力悬殊得难以置信，大约180台以色列坦克，面对的是1 400台叙利亚坦克，每1台部署在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坦克在开头的攻势中都陷入了苦战。叙利亚并以直升机空降突击队攻占了以色列位于赫尔蒙山上的最重要的看守堡垒Jabal al Shaikh。

在戈兰高地的战斗被以色列高层列为第一优先。在西奈半岛的作战由于距离以色列本土相当遥远而不会有太大威胁，但戈兰高地一旦陷落，叙利亚军便能长驱直入以色列。后备役军人被尽可能的以最快速度分派至戈兰高地，他们一到达兵站据点便直接驾驶分配的坦克开往前线，无须等待其余训练的乘员、无须等待安装机关枪于坦克上、也无须等待觇视规正的步骤（军方规定的一种旷日费时的瞄准镜归零目测检查）。

如同在西奈战线的埃及军，叙利亚军一直小心的只在己方防空导弹的保护范围内行动。叙利亚也使用许多苏联制的反坦克武器，但由于戈兰高地地形崎岖而没有像在平坦的西奈半岛上如此有效。

叙利亚估计以色列的后备军人至少要24小时才能到达前线，事实上，以色列的后备军人在战争爆发后15个小时便开始陆续到达前线了。

在第一天战斗结束时，在戈兰高地拥有9比1压倒性兵力的叙利亚军已经达成了一定规模的胜利。“一个叙利亚的坦克旅通过了Rafid山口，攻进了西北方一条不常使用、名为Tapline的道路，这条路斜切过戈兰高地，是戈兰高地最重要的战略道路之一。这条路将成了叙利亚军突破山口攻向Nafah的据点，而Nafah不但是以色列军事指挥部的所在地，也是戈兰高地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就在当天晚上，刚刚到达战场而且尚未被分派部队的Zvika Greengold中尉，凭着1辆坦克和几名乘员，拼命抵挡如潮水般涌来的叙利亚坦克直到增援抵达。“在接下来20个小时里，Zvika的坦克在面临崩溃的战线上来回奔驰，抵挡每台入侵的叙利亚坦克—有时候只有一台、有时则是一大批，在击毁对手后迅速更换目标，单独击毁了数十辆的叙利亚坦克。他在激战中被击中受了伤，但仍然继续作战，不断的进行小规模作战，在每次战线即将崩溃的危急时刻力挽狂澜。由于杰出的作战表现，Zvika成了以色列的国家英雄。

在超过4天的激战中，北边的以色列第7装甲旅终于守住了战线，得以守住位于以色列军总部所在地Nafah旁的崎岖山丘。由于一些仍然未知的原因，叙利亚几乎就要攻占Nafah，但却在那时停止了前进，使以色列得以重整战线。最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叙利亚已经事先估计了进攻的时间，而当时战场的指挥官不愿意改变计划。

在戈兰高地南边的战场，以色列的巴拉克装甲旅（Barak）没有任何天然的屏障，开始遭受大量的伤亡。装甲旅的指挥官Shoham上校在第二天的战斗中阵亡，留下副指挥官和其他军官指挥各自的坦克激战，叙利亚部队不顾一切的向加利利海推进并涌向Nafah，这时巴拉克装甲旅已经四分五裂失去了组织功能，残存的坦克和乘员则各自为战。

戈兰高地的局势在以色列后备援军抵达后终于开始逆转，10月8日，以色列军开始反击。不同于南边广大的西奈半岛，狭小的戈兰高地很难在战争中起缓冲作用，然而此战役证明了戈兰高地不仅在地理上是个重要的战略据点，而且是阻止叙利亚入侵以色列本土的关键。到了10月10日星期三，所有入侵的叙利亚部队都被击退回开战时的边界了。

接下来以色列高层必须要做一个决定: 要就此停战维持自1967年以来的边界，或是继续攻入叙利亚的领土。10月10日从白天直到晚上，以色列高层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一整天的时间。因为史密尔·葛农在2天前刚在Hizayon灾难性地战败，有些人主张就此停止前进，将多余的兵力调回西奈战线，其他人则主张继续进攻，攻向大马士革，彻底击败叙利亚，这样做也可以恢复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霸主的形象。主张停战者则反驳叙利亚本土有坚强的防御—反坦克壕沟、布雷区和要塞，并认为防守地形崎岖的戈兰高地比进攻地形平坦的叙利亚容易的多。无论如何，总理梅厄了解到整场争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把在戈兰高地的一个师调回西奈战线要花上4天时间。如果战争在这时结束了，战争的结果将是以色列在西奈半岛的领土损失、同时也没有在北部战线攻占领土，那结果将便成以色列十足的战败。这是政治上的问题，而她则做出了决定—跨过原有的战线攻入叙利亚…攻势将在明天，也就是10月11日星期四展开。”

从10月11日至10月14日，以色列部队攻进了叙利亚本土，在叙利亚的巴珊（Bashan）攻克了20平方哩的土地，从那里以色列得以用重型火炮开始炮轰大马士革的市郊，距离只有40公里。

“由于阿拉伯国家的战况迅速恶化，约旦的侯赛因国王不得不派兵支援。为了避免直接和以色列开战会遭到以色列空军攻击，他派出了一支远征部队前往叙利亚。他借由美国传话让以色列了解他的意图，他不希望约旦也遭到攻击…以军指挥官摩西·达扬拒绝为此作出任何保证，但以色列却也不想另起战端。”

伊拉克也派出了远征部队前往戈兰高地，由30 000人、500台坦克、700台装甲车辆组成[43]。伊拉克部队的出现让以色列相当吃惊，以色列原本预期伊拉克部队至少要24小时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前线。伊拉克部队突袭了以色列装甲部队攻势的突出部的南方侧翼，迫使以色列部队向后退却数公里，以避免遭到包围。

叙利亚加上约旦和伊拉克的部队发动反击以阻止以色列进一步的攻势，然而，他们也无法击退以色列部队位于巴珊的突出部。

在10月22日，以色列戈兰尼旅（Golani Brigade）突击队和总参谋部直属侦察营（Sayeret Matkal）特种部队重新占领了赫尔蒙山上的据点。由于山上防卫的叙利亚狙击手的攻击，两周前的进攻已经造成25人阵亡67人受伤，而这次的进攻又造成55人阵亡79人受伤[44]，最后终于夺取了据点。1辆以色列的D9推土机和以色列步兵一同破坏了前往山顶的道路，以免日后又被叙利亚占领。同时一个以色列伞兵旅也占领了山上的其他据点。

停火受困的埃及第三集团军

10月22日，在美苏间的谈判结束后，联合国通过了停火决议。下令以色列与埃及间的战斗立刻停止（但法律上来说不包括以色列和叙利亚间的战斗），停火命令于12个小时后的以色列时间下午6:52生效，但战斗直到夜晚才慢慢停止。事实上仅利用人造卫星的图片是不可能判断双方的前线位置的。

在下令停火时，以色列部队距离他们的目标只有几百米—最后一条连接开罗和苏伊士运河的道路。当天晚上，埃及军在许多地区违反了停火令，击毁了9台以色列坦克。为了报复，大卫·埃拉扎尔向高层请求继续向南方攻击，摩西·达扬同意了，以色列部队继续向南进攻，占领了最后一条道路，彻底包围了苏伊士运河东方的埃及第三集团军。

隔天早晨，引发了一阵外交上的慌乱。苏联的侦查飞机证实了以色列部队正在朝向南方推进，于是苏联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令。在电话中，基辛格质问梅厄夫人“我们怎么知道在沙漠中停火线到底在哪里？”梅厄回答道：“我们终究会知道的”稍后基辛格才知道埃及的第三集团军已经被包围了。

因此美国不断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不希望以色列摧毁埃及第三集团军，甚至威胁将支持联合国要求以色列退回10月22日战线的决议，于是以色列只好答应提供受困的埃及第三集团军非军用的补给物资（食物及清水）。在与以色列大使Simcha Dinitz的电话中，基辛格告诉以色列大使，想彻底摧毁第三集团军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选择”。

核战危机

同时，勃列日涅夫在10月23/24日的午夜传递了一封信给尼克松，勃列日涅夫建议美苏双方都应派遣代表团，以保证停火令的信用。他同时威胁道“我很直接的警告你，如果我们无法在这件事情上达成共识，我将会很快采取必要的单方面行动。我们不能容忍以色列如此任意行动”。简单的说，苏联威胁将要站在埃及这边参战。

讯息到达时，尼克松已经上床睡觉了。基辛格立刻与其他几名高阶部长会面，包括国防部长詹姆斯·史勒辛吉、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柯比和白宫幕僚长亚历山大·海格，当时美国国内水门事件正一发不可收拾，尼克松处于非常激动和不安的状态，因此他们决定不和尼克松商量便自行处理这件事。

“当基辛格问白宫参谋长海格是否要叫醒尼克松时，海格直接否定了。海格和基辛格都觉得当时尼克松已经没有能力做出这种重要的决定了”。

在一番讨论后，他们以尼克松的名义发了一封回复安抚勃列日涅夫，同时决定提升国家防卫状态（DEFCON），从第4级提升至第3级，也就是和平时期最高的警戒状态了。接着他们发了一封信给萨达特（同样以尼克松的名义），要求他别再请求苏联支援，并威胁如果苏联介入，美国也会介入。

美国情报单位也察觉，苏联已经有七个空降师进入警戒状态，相应的军事空运部队也准备将这些空降部队送到中东地区。在苏联东南部，苏联军方已经开设了一个空降前进指挥部，同时，数个苏联空军部队也进入警戒。“情报亦显示，至少有一个空降师与一个空军运输机中队已经机动前进至南斯拉夫。”同时，苏联亦部属了七艘两栖作战登陆舰载运了约四万名海军步兵进入地中海区域。

苏联很快便察觉美国提升了防卫状态，并对美国的回复感到吃惊和困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可莱·波德戈尔内说：“谁想的到美国竟然那么胆小”，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说：“只因为埃及与叙利亚而跟美国开战并没有道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则说：“我们不该因此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后，苏联接受了阿拉伯国家战败的事实。在开会时美国内阁的回复传来，勃列日涅夫觉得美国太神经质了，并决定此时最佳的做法是等待美国再次回复。隔天早上，埃及也同意了美国的要求，不再要求苏联支援，这场危机于是得以结束。

北部战线的缓和

在北部戈兰高地的战线，叙利亚军已经准备好发起另一次大型的反击，预计在10月23日进行。除了叙利亚的5个师外，还有伊拉克的2个师，以及其他小规模的包括约旦在内的阿拉伯国家部队。苏联的支援也补充了之前在戈兰高地的损失。

然而，在攻势展开的前一天，联合国发布了停火令（只及于埃及和以色列），埃及于星期一(10月22日)接受了停火令，使阿萨德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停火令并没有及于叙利亚，但连带的效力却不能被忽视。一些叙利亚将军主张维持攻击计划，并认为这样埃及将会感激叙利亚并也会继续战斗…其他人则认为继续战争将会让以色列有借口彻底摧毁埃及第三集团军，到时埃及无法继续作战，以色列就能将军队主力北调全力对付叙利亚，甚至进攻大马士革。

最后，阿萨德决定取消攻势，并在10月23日宣布叙利亚接受停火令，而伊拉克政府也下令伊拉克部队返国。

停火后的谈判

有组织的战斗到10月26日全都结束了。不过战线上仍偶尔会发生冲突，同时仍然维持军事紧绷的局面。受困的埃及第三集团军被切断了所有补给，因此成了以色列的人质筹码。

埃及的国家安全顾问Hafez Ismail传递消息给基辛格—只要以色列同意让第三集团军获得非军用的补给物资（食物及清水）并彻底停火，埃及愿意直接和以色列进行对话。

谈判在10月28日展开。最后，基辛格拿了一份谈判出的提议给萨达特，萨达特几乎没有任何争论便签署了。以色列的检查哨将被联合国接管，允许非军用的补给物资通过，并且会开始交换战俘。接着在日内瓦展开了会议，最后各方都签署了休战协议。在1月18日，以色列签署协议将部队撤回运河以东，直到1974年3月5日撤回了所有的以色列部队。

基辛格的穿梭外交终于在1974年5月31日达成了脱离战争状态的协议，双方互相交换战俘，并且由联合国在边界设立缓冲地带，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UN Disengagement and Observer Force）创立并驻扎在戈兰高地以维护停火协定。

战后长远的影响

在战争结束时签署的和平协议是自1948年的战争以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首次公开进行对话。

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尤其是埃及），从六日战争以来一直承受的战败感得以克服，并让他们能平等的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然而，战争中埃及只在西奈战线获得一小部分土地，以色列却在戈兰高地以及运河西岸获得更多的土地，这场战争使阿拉伯国家了解到他们无法在军事上击败以色列，也因此使以阿间的和平得以展开。

这场战争震惊了整个以色列，之前六日战争的大胜让以色列军过度自信，一直以为以色列在中东拥有优势军事实力。而战争初期的挫败，打破以色列国防军保持二十五年的“不可战胜”的神话，造成以色列国内心理上的恐慌，然而在那时以色列人也认知到“在两面战线大量敌军的突袭下，以色列还未开始动员，在紧急情况下，以色列仍然迅速在一天内站稳了脚步，并在两周内便进行了反攻直接威胁了两个国家的首都”，“如此短的时间便达到这样的成就，历史上也只有以色列能办到”。不过，以色列也承受了比例极高的人员伤亡，以人口比例而言，以色列在三周内便承受了美国十年越战的伤亡比例。

为了报复美国支援以色列，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里的阿拉伯国家，由沙特阿拉伯领导，在10月17日决定每个月减低石油产量5%，并威胁彻底禁运。然而尼克松还是在10月18日向美国国会请求提供了以色列$22亿元的军火。利比亚立即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10月20日，沙特阿拉伯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其他阿拉伯产油国紧接着加入，并且扩大到对荷兰以及其他一些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禁运，造成了1973年石油危机。虽然禁运是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现在则有证据显示萨达特早在8月已秘密前往沙特阿拉伯以组织这次禁运。

至于埃及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之一便是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但仍因为缺乏食物而在开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暴动，抗议者的口号甚至是“横渡运河的英雄，我们的早餐在哪里？”（يا بطل ﺍﻟﻌﺒﻮﺭ، فين الفطور؟）。

尽管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极力在中东地区扩张，扩大了苏联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但当苏联支持的埃及和叙利亚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再次败给以色列之后，借助战后美国方面亨利·基辛格在以、阿之间的穿梭外交谈判，哈菲兹·阿萨德主政的叙利亚开始谋求在美国与苏联之间进行平衡外交，不再专一依赖苏联，而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主政的埃及亦与苏联决裂。

在以色列引发的政治余波

对以色列政府的抗议活动在战后4个月展开。抗议由Moti Ashkenazi所领导，他是“布达佩斯堡垒”的指挥官—也就是那个唯一死守到最后未被埃及军攻克的巴列夫防线上最北边的堡垒，愤怒的群众非常不满以色列政府在战争中的表现（尤其是针对摩西·达扬）。以色列最高法院为此展开了调查，调查为何战争爆发前未能及时备战，和战争开头几天内的挫败。

特别委员会在1974年4月2日发布了初步的调查报告，六个人必须为战争前期的挫败负责：

• 以色列国防军的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David Elazar）被提议免职，委员会认定他必须承担“对战争前的准备工作和战争情势发展的责任”
• 情报机关首长Eli Zeira和他的副手Aryeh Shalev被提议免职。
• Amam军事情报部的埃及情报工作小组负责人Bandman中校、和南方地区情报首长Gedelia中校，被提议调离情报机关。
• 南方战线的指挥官史密尔·葛农，被提议除役现役[56]。他被迫在报告发布后的1975年1月30日离开军队。报告中指责他“他无法达成他应履行的职务，并应对我军在战役中的危险处境负责”

与公众的不满不同的是，这份报告“因为受到压力，报告调查的主要是执行者的责任，而不是政府高层的责任，然而那已经超出他们能力所及”。然而梅厄总理和摩西·达扬显然必须负起责任，公众要求他们辞职（尤其是达扬）的声浪越来越大。

最后，在1974年4月11日，梅厄总理辞职了。她的内阁也一起总辞职，包括已经请辞两次而被梅厄挽留的达扬在内。原本担任埃拉扎尔的顾问的伊扎克·拉宾，在6月继位成了新政府的总理。

戴维营和约[编辑]

贝京、卡特和萨达特于戴维营的合照，摄于1978年9月7日。

拉宾的执政由于发生两件丑闻而被迫于1977年下台。右翼的以色列联合党赢得了选举，由梅纳赫姆·贝京出任总理，这是以色列建国以来，首次由非以色列工党所组成的政府。

原本希望借由战争夺回西奈半岛的萨达特就此对和平的进展缓慢而感到泄气；在1977年11月，他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前往以色列访问，成为了第一个访问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这同时也等于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

萨达特的访问加速了和平运动的进展，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邀请萨达特和贝京前往戴维营（美国总统的行宫）与会，会议从1978年9月5日—17日，最后谈判成功，以色列与埃及在1979年签署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出所有军队和殖民者，以交换与埃及的正常关系与长久的和平。

许多阿拉伯国家对此非常不满，将埃及逐出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事实上直到当时为止，埃及还一直被当成“阿拉伯国家里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