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fn7-12负荷开关供应商（忆海拾贝从汉口电工器材厂到长江电源厂）
湖州fn7-12负荷开关供应商（忆海拾贝从汉口电工器材厂到长江电源厂）潘福莹，电化学工程专家，1911年生于浙江嘉兴，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历任中央大学化工系助教、上海电机制造厂电池部主任，中央电工器材厂电池组组长兼工程师。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电池部于9月下旬西迁汉口，11月中旬在江汉路474号（一栋三层楼房，每层约一百平米）恢复电池生产，月产A电、B电、单电折合R20（手电池）约6万余只，职工约50人，厂名易为“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第四电池组”（以下简称“中央电工器材第四厂”），由潘福莹主持。躲避战火由沪迁汉180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发明了化学电源，人类开始使用电池，电池成为军民通用的必需品。从湿电池到干电池——用石膏固化电解液，使之不会流出而便于运输保管，带来了电池产业的飞跃，因此美国在1890年实现了工业化生产。1912年，我国第一家电池厂诞生于上海，并逐渐向长江流域扩展，1925年汉口就有了大明电池厂。1930年代，国民政府为了战
原创 方宏
因参与编撰有关球场街的街道志），当地有老人告诉我，解放前这里有日本人办的干电厂。何谓干电，难道是干电池？经多方查阅资料，球场街确有一家生产干电池的电池厂，厂房早已不存，但其发展轨迹曲折多变，一段近乎遗忘的工业史浮出水面。
早在抗战期间，一家“中央电工器材厂”从上海内迁武汉，后又辗转迁徙西南大后方，直到抗战胜利返回武汉，接收日寇松下电池厂并改名“汉口电工器材厂”，最终落户武汉。
武汉解放后，“汉口电工器材厂”更名为汉口电池厂，在不久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生产了志愿军所用50%的干电池，有力支援了志愿军保家卫国。70多年来，该厂艰苦奋斗高歌猛进，发展成为我国电池产业的大企业——（国营）长江电源厂（七五二厂）。
躲避战火由沪迁汉
180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发明了化学电源，人类开始使用电池，电池成为军民通用的必需品。从湿电池到干电池——用石膏固化电解液，使之不会流出而便于运输保管，带来了电池产业的飞跃，因此美国在1890年实现了工业化生产。
1912年，我国第一家电池厂诞生于上海，并逐渐向长江流域扩展，1925年汉口就有了大明电池厂。1930年代，国民政府为了战争需要，也着手开办电池厂，主要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建设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系统，二是军政部系统，产品主要供国民党军队使用，不在市面出售。据《中国原电池工业史》记载，1932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在上海半淞园路设立电机制造厂电池部，开始生产“日月牌”“光明牌”干电池。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电池部于9月下旬西迁汉口，11月中旬在江汉路474号（一栋三层楼房，每层约一百平米）恢复电池生产，月产A电、B电、单电折合R20（手电池）约6万余只，职工约50人，厂名易为“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第四电池组”（以下简称“中央电工器材第四厂”），由潘福莹主持。
潘福莹，电化学工程专家，1911年生于浙江嘉兴，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历任中央大学化工系助教、上海电机制造厂电池部主任，中央电工器材厂电池组组长兼工程师。
解放后，潘福莹任国营汉口电池厂厂长，后兼任总工程师，1955年推选为江岸区第一届政协委员。1957年，他作为电池专家奉命到天津，参与筹建第一机械工业部化学电源研究所并任总工程师，他是中国电池工业的主要开拓者。
中央电工器材厂汉口营业处的广告橱窗
一路内迁效力抗战
1938年8月，武汉战事吃紧，中央电工器材第四厂分出一部分员工去重庆，1939年成立重庆分厂。
同时，本部的设备材料共70吨租用货船，从汉口迁往湖南湘潭下摄司。1938年10月武汉沦陷，11月长沙大火，湘潭临近前方甚感威胁，于是分三批南迁广西桂林，厂址设在南门外斗鸡山麓将军桥畔。
从1939年春恢复生产，到1944年搬离，中央电工器材第四厂在桂林历时六载，由于抗战对电池的需求量很大，这一时期是该厂大发展的时期。
1939年1月，由于大后方没有蓄电池厂，飞机电池损坏后无法补充。潘福莹主持研制铅蓄电池并获成功，满足了战时急需，他获得资源委员会嘉奖。
1940年前后，该厂研制出军用特种电池及加水电池，前者系释放地雷之用，后者为战地电话机之用。当时战地采用德国西门子式电话机，加水电池也为西门子特制但供不应求，该厂研制成功加水电池，解决了配套缺口，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1941年，应西北交通机构的邀请，该厂分出一小部分在甘肃设立分厂，“日月牌”干电池得以在抗战大后方大量供应与推广。随着在兰州、桂林、重庆等地设立办事处（所），营业蒸蒸日上，产品也增加了锌锰丙电新型电池等。
1944年日寇进攻广西，该厂内迁贵阳，改名为“中央电工器材厂重庆第四厂贵阳电池支厂”，仅能维持小规模生产。蓄电池除供机场轰炸机使用之外，还增加了对炮兵的供应。由于蓄电池可以反复使用，又为盟军赶修飞机所用的蓄电池，几乎成为盟军的修理工厂。
重返武汉接收松下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出于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在上海开设松下电池厂。占领武汉后，日本松下在汉口球场街5—7号开办汉口电池厂，所产电池主供军用。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派魏彦章、吴经声等人接管日本松下汉口电池厂，易厂名为“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湘潭分厂汉口预备厂”（简称“汉口预备厂”）。
1946年2月，该厂开工生产“日月牌”锌锰干电池。起初一段，主要利用留下的（村井望、宫崎等）139名日本战俘生产，生产情况不佳，一则原半成品不符合我国标准，无法使用形同废物；二则厂房租用英商麦加利银行仓库，蓄电池工场、干电池工场与办公室、材料库、宿舍等混杂拥挤；三则日本战俘心怀异端，所出产品多系粗制滥造。
同年5月，日本战俘回国，中央电工器材第四厂从贵阳迁回武汉，与汉口预备厂合并，先后更名为“中央电工器材厂汉口分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汉口电池厂”等，有员工100余人，厂房面积1440平方米。
其时，中央电工器材厂生产电池共有汉口、重庆、天津三个厂，由于大后方设备迁回形成一定规模，武汉又地处交通中枢，汉口厂列为电池制造中心。然而，这段时间生产尚在恢复之中，工商界对“日月牌”干、蓄电池不甚了解，加之美货永备牌电池廉价倾销，产品一度滞销。后经改良品质、改进装潢、降低售价，同时加强广告宣传争取客户，到1946年底才逐渐打开销路。
干电池产品主要是电讯用电池、电筒用单节电池等，蓄电池主要是汽车、火车用蓄电池等。蓄电池生产方面，作为湖北省第一个生产蓄厂家，虽然产量不大，但质量甚佳，声誉颇高，客户乐用，几乎独占华中市场。
1943年3月，潘福莹经资源委员会层层筛选，成为赴美学习的31人之一（又称三一会派）。在美学习期间，潘福莹向美国订购了一批自动化机器和相关仪器。干电池方面，有自动打炭包机、加浆机、戴铜帽机、垫底片机、自动喂料冲床等；蓄电池方面，有自动铸片机等。
1946年底潘福莹学成回国，次年3月被任命为汉口电池厂厂长，由于他吸收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并在此基础上新建了生产线，使该厂干电池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明显的提高。
1947年潘福莹从加拿大购买乙炔黑，在干电池中定量使用，使电池质量有较大提升，这在我国电池业史上也是一大进步，1948年共生产干电池287万支，蓄电池3210万支。
1948年前后，向美国订购的设备陆续运到，投入使用后效率明显提高，电池生产机械化向前推进了一步，为全国同行业少见。
解放前夕，该厂产品皆以军用为主，其它产品主要有：锌锰干电池，用于电话、无线电通信、照明等；铅酸蓄电池主，用于电讯、汽车、火车、矿灯等。“日月牌”锌锰干电池和铅酸蓄电池，在全国同行业中具有领先地位。
解放前后的电池产品
武汉解放重获新生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武汉军管会交通接管部电讯处接管汉口电池厂，改厂名为“汉口电工器材厂”，仅有固定资产12.81万元，职工百余人。接管后，拨款800万元（旧币），稍加整顿于6月15日复工，继续生产“日月牌”锌锰干电池和铅酸蓄电池电池。
解放前位于球场街厂房的照片
不久，潘福莹任命为汉口电工器材厂厂长，后又兼任总工程师。
1957年，潘福莹作为电池专家，奉命到天津参与筹建第一机械工业部化学电源研究所，然后担任总工程师。潘福莹是电化学工程专家，是中国电池工业的主要开拓者。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军用电池的需求量大增，中朝两国所用电池的50%由汉口电工器材厂生产。因此，位于球场街的厂房满足不了需要。1949年9月，选定汉口胜利街276号(原日商三井油厂)废墟为厂址，重新建厂。新址面积1 5 0 5 0平方米，除了一座2 0 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以外，其它均被美军飞机所炸毁。1950年二季度动工兴建，实行边生产边建设，1953年全部竣工。
随着生产的发展，胜利街的厂房也满足不了需要，国家二机部1954年决定：将汉口西郊宗关附近的航空工业学校旧址拨给该厂，进行改建扩建。1957年5月，上海无线电厂由沪迁汉，改名汉口无线电厂（今中原无线电厂前身），利用汉口电池厂胜利街厂房和湖北省农机厂的旧址改建，汉口电池厂遂迁往宗关附近新厂区，开始新的征程。
1972年3月，由于汉口电池厂与武汉电池厂在通信等方面经常发生混淆，汉口电池厂改名为“长江电源厂”，同时并用“七五二厂”。
1950年代宗关厂区
国营长江电源厂生产的部分获奖产品
附录：解放后厂名沿革
1949年：汉口电工器材厂
1953年—1954年：并用汉口电工器材厂、七五二厂
1955年—1956年：七五二厂
1956年至1961年6月：汉口电池厂
1961年7月至—1972年2月：并用七五二厂、汉口电池厂
1972年3月：并用长江电源厂、七五二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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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水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