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能否担得起国士之称（周恩来能否担得起国士之称）

周恩来能否担得起国士之称（周恩来能否担得起国士之称）周恩来赠予同学的题词在东北的三年时光，周恩来经历了辛亥革命，接触了进步教师，阅读了进步书报，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他的作文尤其受老师赞许，常被批上“传观”二字，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国文教员在批阅他的作文时，对周围的同事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学生！”在一次修身课上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有的同学说为了家父而读书，有的说为明礼而读书，也有的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而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树立报国理想1898年祖籍浙江绍兴的周恩来出生在江苏淮安。1907年春天，生母万氏和养母陈氏都因病去世。少年周恩来，短时间内痛失两位疼爱他的母亲。由于父亲在外谋生未归，10岁的周恩来作为长子，在家族帮助下操办了养母丧事。家庭的变故，让周恩来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辛。丧母后的周恩来无人照管，并且生活拮据，已经事实上失学。幸运的是，此时伯父在沈阳谋到一份稳定的差事，因此12岁

一生报国彻底无私

国士周恩来 淮安/绍兴（一）

周恩来 （淮安/绍兴 1898-1976）

周恩来，他是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是一个伟大的人。世界上的人分很多种。有的人专门利己，毫不利人，遭受唾弃。有的人既会利己，也会利人，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还有一种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们是高尚的人。这其中有一位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他就是从不索取只求奉献的周恩来总理。从少年时期立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志向，到78岁时因病离开这个世界，周总理为国家为人民奉献出所有的光和热。几十年间，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不索取，甚至强烈抗拒稍微多一点点的正常个人利益。他燃尽了他的所有，用他能做到的一切，去照亮这个世界。最后在人生终点来临之时，他轻轻挥一挥衣袖，离开了这个他深爱着的、也深爱着他的世界，并永远活在了人民的心中。

树立报国理想

1898年祖籍浙江绍兴的周恩来出生在江苏淮安。1907年春天，生母万氏和养母陈氏都因病去世。少年周恩来，短时间内痛失两位疼爱他的母亲。由于父亲在外谋生未归，10岁的周恩来作为长子，在家族帮助下操办了养母丧事。家庭的变故，让周恩来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辛。

丧母后的周恩来无人照管，并且生活拮据，已经事实上失学。幸运的是，此时伯父在沈阳谋到一份稳定的差事，因此12岁的周恩来离开淮安来到东北，先后在铁岭银冈书院和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学习费用全部由伯父资助。

在东北的三年时光，周恩来经历了辛亥革命，接触了进步教师，阅读了进步书报，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他的作文尤其受老师赞许，常被批上“传观”二字，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国文教员在批阅他的作文时，对周围的同事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学生！”在一次修身课上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有的同学说为了家父而读书，有的说为明礼而读书，也有的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而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周恩来赠予同学的题词

光荣的革命人生

1913年，因伯父工作变动，周恩来又随伯父搬到天津，并考入南开学校，开启了革命人生的新征程。

1917年，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19年考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学生领导人，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

1920年1月，在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中被捕。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1922年，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负责宣传工作。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1924年秋回国，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1931年，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并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长。

“一五”计划期间，周总理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4年，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使越南、老挝、柬埔寨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他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提出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的主张，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积极贯彻。其后访问亚洲、非洲、欧洲几十个国家，接待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维持国民经济建设。为保护大批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恢复和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周总理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1972年，周总理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后，更为珍惜所剩不多的时间，强忍着病痛继续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自从投身革命，周恩来就将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但却十分看重革命同志的安危。

五四运动时，请愿代表遭逮捕，他平静地说：“被捕不算什么，用不着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他推开军警的枪，强行闯入直隶省公署的衙门口，被逮捕，度过半年铁窗生活。后来他只说一句：“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沙基惨案时，英、法军警突然打出第一排枪时，周恩来身边挽臂而行的同志，一左一右都倒下去牺牲了。老天执意把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

在搜捕刺杀廖仲恺的凶手时，蒋介石突然改变口令，提前戒严，使驱车前往司令部的周恩来遇到迎面射击。司机看到对面举枪的刹那，出于本能打方向盘准备躲闪，没想到射向周恩来的子弹反而连续钻进司机的头部。老天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周恩来。

第四次反围剿后，6架国民党飞机突然来到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头顶扔下炸弹。周恩来大喊一声“卧倒！”，冒着生命危险扑过去将乱跑的18岁的萧华压在身体下边，为中国革命救下了这位未来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革命年代，由于技术不成熟，乘坐飞机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叶挺一家人因飞机失事遇难，让周恩来心痛不已。他不赞成毛泽东乘飞机，但是为了节约时间，对自己的安危却毫不在乎。周恩来常常乘坐飞机，并多次遇险，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坐飞机能节约很多时间，冒点险值得。”

当危险来临，他从不退缩，情愿牺牲的是自己。据身边老同志的回忆，周恩来出生入死的遇险次数竟高达22次。

呕心沥血燃烧自我

不舍昼夜地工作，是周总理在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解放后不但没有稍减，反而“变本加厉”。

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有台历，秘书事先都会将他一天的活动安排记在台历上，台历的正反面都记得满满的。开会、汇报、谈话、会见、接见、批阅文件、作报告，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的。从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的工作日历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翻遍这26本日历零8页日历纸的内容，一分钟接一分钟，全都是各种工作，甚至找不到吃饭时间安排在哪里。因为总理吃饭多数是见缝插针，吃饭从不脱离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都沉浸于习惯性的忘我劳作之中。

解放前夕，周恩来正在签署作战命令

总理有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要怕我忙嘛，我不怕忙你们怕什么？我能忙过来。”
他曾经连续工作一星期，只休息了13个小时。这是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同志一分一秒计算出来的，从总理上床计时，到起床止，不论是否睡着，累计躺下休息13个小时。就这样的劳作，总理仍是笑着说：“不要紧，我能忙过来。”他出访亚非十四国时，平均每天睡眠只有两个小时，却仍然精神抖擞。

正常情况下，周总理的睡眠时间也往往只有三四个小时。在那长达十几小时的连续劳作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但有精力超人，更有坚持和苦撑的感人毅力。总理疲劳过度的最严重表现，就是鼻子里突然地流出血来。淡红色的血液有时滴在文件上，用棉球擦不及，堵不赢。为中国向苏联争取156项援建项目，为抗美援朝，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摆脱三年困难，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减少损失，保护干部，维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运转，苦撑危局，都曾大量流血。总理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劳作中渐渐耗尽的。

艰苦朴素严于律己

建国后，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工作、生活了二十几年，直到去世。西花厅这个名字好听，其实是座古老迟暮的旧宅，条件差，阴暗、潮湿、陈旧。由于地面潮湿，墙脚常出现一层水迹碱花。总理夜间办公多，从地面冒出的潮气寒气不利健康，总理岁数不小了，常闹腿疼。工作人员多次向总理建议，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国家穷，大多数人还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呢。

后来终于找到一个理由：这些房子是国家财产，还有点文物价值，得保护好，否则房子会损坏。总理觉得也有道理，终于答应了。工作人员建议：“那就由我们安排，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总理点头认可，又有某种不放心，加重语气补充一句：“我说的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不久，总理去南方视察，工作人员便照自己的想法干起来：总理工作一坐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每到下半夜就腿疼。于是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这样可以脱离泥土防止返潮。将过去一块潮湿发霉的旧地毯换成新地毯。窗帘太薄不遮光，窗子缝隙大冬天漏风。于是修理门窗，并换上比较厚的呢子窗帘，遮光也保暖。过去的旧澡盆盆底倾斜，总理年岁渐老，万一滑倒可不得了。换个新澡盆盆底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原来连个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搬了两个来。房梁腐朽，梁上的敷料和虫蛀的木粉常常飘落下来，便换了梁重新油漆粉刷一遍。工作人员觉得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

总理终于从南方回来了，一跨进门便怔怔地立住了，浓眉毛倏忽间已经蹙起来，目光锐利地扫过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粉刷过的屋顶墙壁。他的呼吸转粗重，脸孔变成通红，声音沉重地对秘书说到：“你花了多少钱？我是怎么交代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国家还很穷，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您赔不起。”秘书小声喃喃，“这房子，终归还是公家的。”总理的钱是由秘书掌握，他的全部存款不满2000元。总理伸手指向房间里气愤地说到：“把那些东西统统撤走，否则我不进。”总理看来是气坏了，回身就走。工作人员追上去劝，远远地只听他边走急步边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

后来，周恩来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甚至联系“大盖楼堂馆所”的问题，说他亲自制止了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严令下马，没想到自己家里却发生了这种事，他很难过，说要求别人的事自己没做到。不仅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讲，平常的汇报会、生活会、计划工作会议，大会小会逢会就讲，就作检讨。几乎国务院的干部全知道总理“犯错误”了，都听到了他的自我批评。

后来工作人员别无选择，只好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向总理汇报时，陈毅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罪喽。”总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厅，回到他的家里去。

生命最后的燃烧

1972年5月，常规体检中发现周总理红血球异常增多，医生怀疑有癌症的可能。这时，本来就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的周总理，开始了“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的最后努力。这种努力在发现尿中红细胞增多到确诊为癌症的一星期里就开始了。保健医生很负责任，每天查红血球，曲线没有下降的趋势。医生劝周总理借此休息一下，做全面体检，再借此出去疗养一段，调理一下身体和精神。总理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5月18日最终确诊膀胱癌。这若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也许会带来沮丧，但是在总理身上，却像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他以前所未有的忘我精神投入了工作中。从总理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就可以看出基本情况。

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在住院前夕的5个月，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外，他总共抱病工作139天。这139天中，工作达18小时以上的有130天。剩余的9天无一不超过10小时。周总理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这种连续的大工作量中度过，本不足为奇。但是1974年这5个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时候能达到上百毫升，就像直接便血水似的。他以古稀之年就是这样一边输血吸氧一边便血，坚持着即使健康人也无法负担的工作量，当时连卫士和医务人员累病了三四个。到1974年的5月底，周恩来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在办公桌前只要一坐就站不起身了，非有人搀扶不可。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举行正式会谈，讨论两国建交问题。当时医务人员就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

总理住院后，一天也没停止工作。他在医院里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都可证明以下几个数字：住院后，总理从1974年6月1日始，动手术14次，其中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天要动一次手术。同人谈话233次。其中，同中央领导谈话161次，同各地区及部门负责人谈话55次，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17次。会见外宾63次。召开及参加会议四十余次。其中，在医院召开会议二十余次，离开医院开会20次。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25周年招待会

四届人大开过之后，总理病情急剧恶化，经肠胃镜检查，接近肝部位的大肠内有一肿瘤，3月底做了第三次大手术。包扎刀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然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牵动几下。秘书把耳朵贴过去，她感觉到总理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去。”讲完这句话，总理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来。

1975年9月之后，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恶性肿瘤的消耗，他的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只剩几十斤，完全是皮包骨头了。中旬以后，他连在搀扶下散步的力气也没有了。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再次为他进行大手术。10月以后，总理的病情不断恶化。他整日卧床，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拧，但他始终不肯哼一声。医生替总理注射了杜冷丁。片刻，总理稍稍喘息平稳。他两眼淡漠地望着天花板，像是凝思。

忽然，总理眼里闪了一下亮，转向工作人员：“拿、拿《国际歌》，放、放一放……”工作人员忙找出《国际歌》的歌片，为他播放。当那磅礴的旋律盈满一室时，总理的嘴唇分明在翕动，在吟唱。这是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听歌。总理对守在身边的夫人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他讲这个话的声音很细微，给旁人的震动却很大。人生尽可信仰不同，能够为信仰奋斗终生，奉献一切，那么，就连他的敌人也会为他的人格肃然起敬。许多资产阶级政治家、理论家、学者，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周总理死后，也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哀悼和敬意。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我们从心底热爱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总理逝世当天，夫人邓颖超即向中央提出三条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同意邓大姐的要求。邓大姐说，这三条是她和总理生前约定好的，她要对总理负责。她坚决地说：“一点也不保留，我和恩来同志早已有约，他最担心我实现不了他这个要求。我们谁也不留骨灰，不能留！”中央领导和邓颖超议论后，决定互有妥协。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进行，骨灰不保留。

1976年1月15日举行了周总理的追悼大会。同时间，北京市民自发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几万个花圈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组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花坛。当晚8时，工作人员从邓大姐手中接过总理的骨灰盒，登上飞机，执行撒周恩来骨灰的任务。那一夜，天空格外清澈，繁星围拱着明月，静谧无声地闪烁着，俯瞰着神州大地。飞机隆隆地起飞了，从8点到12点，飞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工作人员一捧捧地撒下总理的骨灰。在高空风里，骨灰瞬间即飘，无影无踪。但那是总理的一腔热血，他造福人民的美好设想，他对人民对国家对党和领袖的全部深情，飞燃起一道长虹，跨越了整个的中国大地。他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所以，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今之国士：为国之兴盛与国民之福祉奋斗一生，并取得大成就者。

在你心中，周恩来能否担得起国士之称？你心中还有哪些应该被赞扬被铭记被宣传的国士人选？

周恩来生平记载主要来自《走近周恩来》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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