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鸣心出生于哪里（与鱼美人一起浮出人间）

杜鸣心出生于哪里（与鱼美人一起浮出人间）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文艺创作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双百方针”的提出，给艺术创作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激发了音乐、舞蹈创作的新思维。通过选取中国民间素材，结合西洋的创作技法，新中国的音乐逐渐形成了崭新的创作风格，这些在芭蕾舞剧《鱼美人》的音乐中，得到了成功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鱼美人》堪称新中国音乐创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鱼美人》是我国第一部神话题材的舞剧，讲述了海底美丽善良的鱼美人，爱上人间勤劳勇敢的猎人，但是遭到凶恶的山妖的阻挠和破坏的故事。在人参老人的帮助下，猎人和鱼美人最终战胜山妖的魔法，结成伴侣，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舞剧表现了在善良与邪恶的斗争中，正义一方终将取得胜利的主题。《鱼美人》的音乐得到充分肯定，其中婚礼场面群舞，鱼美人与猎人、山妖的双人舞，“海底世界”中的珊瑚、水草、珍珠舞以及诱惑猎人的蛇舞等片断相当精致，并可独立演出。有专家称，《鱼美人》的音乐是中国舞剧探索“洋为

他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著名作曲家，同时也是新中国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他创作的《红色娘子军》《鱼美人》等舞曲（与吴祖强等人合作）至今享誉海内外。谱写的歌曲《万泉河水》传遍神州大地。

他曾留学苏联 ，师从著名作曲家、莫斯科大剧院院长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楚拉基（Mikhail Ivanovich Chulaki 1908-1989）。然而，时代的风云曾让他跌入人生谷底，绝望至极。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终于——

与《鱼美人》一起浮出人间

作曲家杜鸣心

▲楔子

《鱼美人》是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剧目，也是新中国上演的首部芭蕾舞剧。这部舞剧，由当时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的苏联著名舞蹈家彼•安•古谢夫（Pyotr Andreievich Gusev）和他的中国学生们集体编导，作曲家杜鸣心、吴祖强联袂作曲，主要演员有陈爱莲等。

1959年9月，《鱼美人》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首演。当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到场观看了演出。随后，舞剧连演100多场，并作为接待国宾的必演剧目。这部舞剧分别荣获“中华民族二十世纪音乐”和舞蹈“经典奖”，先后在美国、英国、俄罗斯和香港地区成功演出，受到国内外观众的交口称赞。一些音乐选段被编成多种形式的乐曲，得到更加广泛的流传，这其中包括钢琴考级的必选曲目《水草舞》。

《鱼美人》是我国第一部神话题材的舞剧，讲述了海底美丽善良的鱼美人，爱上人间勤劳勇敢的猎人，但是遭到凶恶的山妖的阻挠和破坏的故事。在人参老人的帮助下，猎人和鱼美人最终战胜山妖的魔法，结成伴侣，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舞剧表现了在善良与邪恶的斗争中，正义一方终将取得胜利的主题。《鱼美人》的音乐得到充分肯定，其中婚礼场面群舞，鱼美人与猎人、山妖的双人舞，“海底世界”中的珊瑚、水草、珍珠舞以及诱惑猎人的蛇舞等片断相当精致，并可独立演出。有专家称，《鱼美人》的音乐是中国舞剧探索“洋为中用”的一次成功实践。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文艺创作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双百方针”的提出，给艺术创作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激发了音乐、舞蹈创作的新思维。通过选取中国民间素材，结合西洋的创作技法，新中国的音乐逐渐形成了崭新的创作风格，这些在芭蕾舞剧《鱼美人》的音乐中，得到了成功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鱼美人》堪称新中国音乐创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谁也没有想到，舞台之上，猎人和鱼美人一起最终战胜了山妖的魔法；而舞台之下，饱受磨难的杜鸣心也因为这部舞剧的成功，从暗黑的岁月中与《鱼美人》一起浮出人间。

《鱼美人》曲谱

▲壹:留学苏联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至六年前的1953年。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双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给予中国大量的经济、技术上的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国也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坚决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边。由此，中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抗美援朝及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时期，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帮助。

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掀起一场“学习苏联运动”，“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规模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成为向苏联学习的直接办法，也是这场运动的组成部分。1952年7月，中央音乐学院派出第一批留苏学生吴祖强（作曲）、郭淑珍（声乐）；1953年又派出杜鸣心（作曲）、黄晓和（小提琴、音乐学）赴苏留学。他们都在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攻读。

当时，25岁的杜鸣心正在中央音乐学院担任视听助教。凭借着出色的钢琴演奏技巧，他顺利考取了留苏预备班，专业为钢琴。随后，几名预科生集中到俄文专科学校突击学习俄文一年。1954年夏临行前，同批的两个作曲专业的学生，一个因病不能前往苏联，另一个因政审不合格组织上不让去，就这样，两个作曲预科生一个也没有去成。而当年考取钢琴专业有两个人——一个是杜鸣心，另一个是上海音乐学院派来的女同学倪洪进。

杜鸣心十分喜爱作曲。早年就读于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时，他就创作了《看谁功劳高》《新山歌》《薪水是个大活宝》等红色抗日歌曲，影响甚广。那时他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遗憾的是，此后他一直没有机会系统学习音乐创作。现在机遇就在眼前，于是，杜鸣心萌发了改学作曲专业的念头。趁作曲专业人选空缺，杜鸣心先去教育部申请要求改换专业，但教育部学生司认为专业已向苏联方面确定，杜鸣心在苏联师从的钢琴老师都已经安排好了，再改会带来许多麻烦，不同意改。杜鸣心不愿放弃这个机会，他想到艺术专业是由文化部审批报教育部的，于是，他去文化部找他认识的领导赵沨求援。

1945年。育才学校弦乐四重奏组成员在重庆交通大学旁合影。左起相秉荪、陈贻鑫、杜鸣心、程延庆。

赵沨时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早在1940年杜鸣心在重庆育才学校学习时，赵沨就认识这个天资聪慧的“小音乐家”。当时杜鸣心所在的音乐组去重庆开音乐会，赵沨到驻地看望他们，并向学生们介绍过他配译的苏联歌曲《喀秋莎》。

赵沨问杜鸣心：“你有信心吗？”

杜鸣心很坚定：“有信心，我可以学！”

杜鸣心有自己的考虑：“我那时已经有二十好几了，高难度的钢琴技巧我弹不下来了，这个也是实际问题。通过进一步学习深造，我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钢琴教师，只能如此而已，我不可能成为一名钢琴家、演奏家。”听了杜鸣心的心声，赵沨认为，杜鸣心改学专业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个条子——“请予以考虑”，并代表文化部向教育部去函说明，支持杜鸣心的申请。

这一便条起了关键作用。1954年夏天，杜鸣心与同去的留学生们一起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在车上，负责人正式宣布每个学生的录取学校和所学专业。当“杜鸣心，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专业”的声音跳入耳朵时，杜鸣心一直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他深知，这将是自己艺术道路的重大转折。

1954年留学前与青年团同学们在中央音乐学院大门前合影。前排左四为杜鸣心。

▲贰：师从楚拉基

创建于1866年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是享誉世界的高等音乐学府。这所学院培养的是世界一流水准的指挥家、钢琴家、小提琴家、作曲家、歌唱家，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斯可尼亚宾及许多闻名于世的音乐大师们，都曾在这里工作和学习过。

虽然如愿以偿换了专业，但迎接杜鸣心的却是作曲系最严格的专业考试。

事情就是这样一波三折。刚到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杜鸣心，人生地不熟，临到考试那天，他找不到考场的教室了。前一届留学的同学吴祖强热心带路，可等他们气喘吁吁地赶到考场时，杜鸣心还是迟到了。这时候，考官老教授们早已坐在考场里。满头大汗的杜鸣心惶恐不安，他急忙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这天考试的内容是听记一段巴赫风格的《创意曲》，这是一首三声部作品。听到这样的考试题，杜鸣心窃喜不已，心中很快就平静了下来。小时在育才学校上学时，贺绿汀先生为他打下牢固的视唱练耳基础。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后，杜鸣心本身就教视唱练耳，有固定音高的专业训练，同时他又会弹钢琴。成竹在胸，这段听写题，杜鸣心做得快速流畅，天衣无缝。

杜鸣心最后一个进考场，却是第一个交卷的学生。这引起了一位老教授的特别注意。他特意拿过试卷一看，神情显得十分满意。后来杜鸣心才知道，这位看上去很威严的老教授就是他的作曲主科老师楚拉基。楚拉基过目之后，把试卷传给其他考官老师看。几个教授一看，一个音也没错。看到考官们冲他一笑，杜鸣心心里有底了。就这样，杜鸣心终于如愿以偿，就读于作曲系，师从著名音乐教授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楚拉基（Mikhail Ivanovich Chulaki 1908-1989）。

楚拉基教授

那一年，音乐学院作曲与音乐学班共有5名作曲学生，其中就有与杜鸣心保持了半个世纪音乐友谊的著名作曲家索菲亚•古拜杜琳娜（Sofia Gubaidulina）。

在杜鸣心的记忆里，古拜杜琳娜是他们班最突出的学生，她是从喀山的音乐中学考到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主修作曲与钢琴双专业。她的父亲是鞑靼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她长得很像亚洲人的混血儿。刚到苏联时，所有课程中，音乐史、作曲分析、联共党史等理论课程需要较高的语言功底，杜鸣心在国内俄语班学的那点俄语很难应付。即便学校将他与苏联同学安排在同一宿舍居住以便锻炼口语，但是理论课程的难度，还是让杜鸣心上课有些吃力。他听不懂，也记不下笔记。这时，为人热情且成绩很好的古拜杜琳娜，在学习上给了他很多帮助。她每一次上课笔记写得工整又详细，课后借给杜鸣心阅读抄写。

三年级时，杜鸣心创作了一部乐队组曲《牛郎织女》。学院规定，作曲专业的期末考试要有作品的实际音响。为了方便演奏，杜鸣心将这部作品改编为钢琴四手联弹，于是，他找到古拜杜琳娜帮忙演奏高声部，古拜杜琳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古拜杜琳娜在主修作曲之外还主修钢琴，拥有高超的钢琴视谱能力。留学期间，以后只要演奏考试作品，杜鸣心都会找她帮忙，而她每次都会有求必应，十分热心。

语言上的障碍，并没有给杜鸣心带来多少学习上的不便。专业课牵涉词汇不多，加上兴趣与努力，杜鸣心在音乐学院的学习十分顺利。

楚拉基是苏联著名作曲家、教授，在苏联艺术界享有崇高威望。除了在学院任教以外，他还担任莫斯科大剧院院长，工作极其繁忙。莫斯科大剧院每晚都要上演不同的剧目——歌剧、芭蕾舞、交响乐等。作为院长，楚拉基每场演出都要亲自过问和监督。分身无术的他原本无时间教授中国留学生，但因赏识杜鸣心极具天赋的音乐才华，楚拉基还是义无反顾地收下了他毕生唯一的中国学生。

楚拉基的教学极其严格，态度认真，方法十分独特。每次课前杜鸣心都应交上自己所写的习作，楚拉基先生对这些习作提出问题，包括作品的结构、旋律的展开、和声的配置以及织体的写法等等。他不仅指出问题，还常常亲自在钢琴上示范，具体指导杜鸣心如何修改，使习作更合理、更完善。杜鸣心把学到的知识灵活运用在创作中，后来创作舞剧《鱼美人》水草舞时，他就十分注意结构上的和谐。

与作曲系同学合影。从左至右：伊科罗莫夫（保加利亚）、施尼特克（俄罗斯）、拉扎雷夫（俄罗斯）、杜鸣心。

名师的教诲加上自己超常的努力，杜鸣心在作曲艺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收获。他在这期间创作了钢琴独奏《变奏曲》《练习曲》《钢琴三重奏》《弦乐四重奏》、管弦乐曲《牛郎织女组曲》《节日序曲》、女中音独唱《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构思独特，写作规范，在楚拉基的眼里都是上等的佳作。回国后，国家文化部为这批留学苏联的学生组织了一台音乐会，由留苏学生李德伦指挥，其中演出了杜鸣心的作品。

音乐学院作曲课每星期要上两次，都是一对一的进行。与其他学生不同的是，杜鸣心上课的地点常常在莫斯科大剧院院长办公室内进行。

那时候，苏联的文化事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剧院里时常上演一些世界一流的音乐作品。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与之相比，无疑还有不小的差距。杜鸣心在老师那里上完课后，楚拉基就对他关切地说：“现在正好在演歌剧，你想不想看？如果想看，你坐在二楼经理包厢就可以了。”中国留学生多么希望能看到世界一流的歌剧、舞剧。杜鸣心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作为学音乐艺术的学生，哪里肯放过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于是，只要有机会，他就“顺理成章”地留在剧院观看演出，而且还总能坐在高级包厢里（那里总是有预留的座位）。天长日久，他不知不觉地观看了许多世界著名的歌剧和芭蕾舞剧，《天鹅湖》《奥涅金》《睡美人》等世界一流的舞剧或歌剧的表演与音乐，给杜鸣心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激发出他创作舞台戏剧音乐的欲望与兴趣，为舞剧音乐创作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1954－1958年赴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前排中为杜鸣心）

▲叁：遣返

遨游在旋律的海洋，体味着音乐的绝美。在莫斯科留学的这段时光，是年轻的杜鸣心人生最为快乐的岁月。

就在他醉心于音乐的熏陶时，国内的政治大气候还是影响到身处千里之外、置身于音乐“象牙塔”中的杜鸣心。1958年，这一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反右大潮的席卷中，背负“右倾反革命”的罪名，正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放逐。远在苏联的杜鸣心，也被无辜地划为所谓“二流堂”小家族阵营，说他是只专不红，将来完全是走白专道路的人。一同留学苏联的两位同学，为了捞取政治上的资本，也借机落井下石，他们向中国大使馆检举揭发了所谓“杜鸣心与苏联女人谈恋爱”的生活作风问题。

杜鸣心完全蒙在鼓里。他的专业分数，包括和声、复调、曲式、配曲、作品分析以及主科作曲，门门都是最高分5分，这是他心中为之自信且自豪的。他还常常参加由苏联共青团在周末组织的文化活动，这些音乐会和舞会，只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才可以享受。杜鸣心在这些活动中，认识了不少俄罗斯的朋友。他们热情友好，在相互学习交流中共同进步。

此时的杜鸣心，正沉浸在为曹禺话剧《雷雨》音乐配曲的喜悦之中。这部话剧是莫斯科普希金话剧院引进苏联的，他们需要找一位中国作曲家帮助写话剧音乐，于是学院推荐了杜鸣心。这一次创作，成就了两位潜江人在异国他乡成功“合作”的艺术奇迹。

留学苏联中国同学与国外同学合影.前排左一为杜鸣心，右二为吴祖强。

树欲静而风不止。单纯而又毫无心机的杜鸣心哪里想到，背后已经有人向他亮出了血淋淋的“政治刀子”“生活剪子”。这年暑假，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全体留学生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向组织交心。每个与会者总结检讨自己学习中的优缺点，相互批评，相互帮助。可到了最后，预先精心策划好的“交心会”，演变成了杜鸣心的“交代会”，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摩拳擦掌，火药上膛”，杜鸣心说，那时，他像个罪犯一样，战战兢兢对着判官坦白罪行，期待能用袒露心扉换来谅解。可是，他的诚恳老实，换来的是最后的毁灭。他像“一只被人猎获的动物，剥去外皮，掠走尊严，任凭展览围观，评头论足地羞辱甚至唾骂，成了十恶不赦的恶棍”。一会儿，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的官员赶到会场，于是杜鸣心的丧钟敲响了。

1958年夏，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门前留影

一封来自国内的通知书，寄到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没能等到杜鸣心顺利毕业，国内就要求他从苏联提前回来。杜鸣心从天堂堕入了地狱。

闻听此事，导师楚拉基十分着急，他给中国文化部部长茅盾写信，请求让杜鸣心学成以后再回国。对于楚拉基的亲笔请求，文化部作了仔细斟酌。但1958年的中国，正处在狂热的运动浪潮之中，“左”倾冒进盛行。楚拉基写给茅盾的信，最终无法改变风口浪尖上的杜鸣心被提前遣送回国的命运。杜鸣心回忆说：“当时，中国文化部用俄文给导师写了一封措辞非常客气的回信，表示感谢楚拉基先生对我的培养，可是因为杜鸣心的问题比较复杂，他应该回到国内不应留在莫斯科继续学习为好，这样对他的思想改造有利。我们为此感到遗憾”。

杜鸣心被迫遣送回国后，接着就迎来了“大跃进”运动。他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师生们一道被下放农村劳动，接受“思想改造”。他白天劳动，晚上给学生上课。政治上一片灰暗，生活又艰苦无望，命运的无常让杜鸣心跌入人生的低谷。莫斯科大剧院的辉煌与高雅，已经成为渐行渐远的记忆。

跌宕起伏的人生，在此时还是孤身一人的杜鸣心眼前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