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在荷兰是什么职业（跨性别人士在荷兰过得怎么样）
华人在荷兰是什么职业（跨性别人士在荷兰过得怎么样）近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威廉姆斯研究所(Williams Institute at UCLA School of Law)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自1980年以来，全球对LGBTI人群的平均接受程度有所提高，其中，冰岛、荷兰、挪威、瑞典和加拿大是LGBTI人群平均接受程度指数排名最高的五个国家。不过，在对LGBTI群体包容度极高的荷兰，跨性别者这个群体相对而言存在感很强，针对他们的医疗和社会支持也更加完善。相对LGBTI群体中的L（女性同性恋者）、G（男性同性恋者）、B（双性恋者）和I（双性人），社会对T（跨性别者）的态度是否不同？是否也经历了变化？在2017年，学者Daniel C. Lewis、Andrew R. Flores等人发表的研究发现，公众对跨性别群体及其相关政策的态度远比对同性恋者及其相关政策的态度要消极。而在今年的国际跨性别纪念日（International Transg
在今年夏天，东京奥运会是国内外媒体热议的话题。其中一个讨论的焦点是本次奥运会选手中一个特殊群体：经历过变性手术的运动员。
这是第一次有跨性别的运动员参加这场顶尖国际竞技，而碰巧其中大部分运动员为跨性别女性（即通常说的男跨女）。鉴于男女生理力量的差异，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体育竞技比赛是否公平成了争论的焦点。
在讨论的同时，人们也开始逐步关注和了解跨性别群体。
本文将为您介绍：
- 荷兰的变性历史
- 今天荷兰的跨性别者
相对LGBTI群体中的L（女性同性恋者）、G（男性同性恋者）、B（双性恋者）和I（双性人），社会对T（跨性别者）的态度是否不同？是否也经历了变化？
在2017年，学者Daniel C. Lewis、Andrew R. Flores等人发表的研究发现，公众对跨性别群体及其相关政策的态度远比对同性恋者及其相关政策的态度要消极。
而在今年的国际跨性别纪念日（International Transgender Day of Remembrance）上，致力于维护跨性别人群权利与福祉的组织TGEU发布的跨性别群体谋杀监控(TMM)2021年更新版数据显示，2021年是自收集数据以来跨性别人群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在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期间，一共有375起登记在案针对跨性别人士的谋杀案。这一数字比2020年的数据增加了7%，而2020年的更新数据较2019年数据已经增加了6%。
不过，在对LGBTI群体包容度极高的荷兰，跨性别者这个群体相对而言存在感很强，针对他们的医疗和社会支持也更加完善。
近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威廉姆斯研究所(Williams Institute at UCLA School of Law)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自1980年以来，全球对LGBTI人群的平均接受程度有所提高，其中，冰岛、荷兰、挪威、瑞典和加拿大是LGBTI人群平均接受程度指数排名最高的五个国家。
截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威廉姆斯研究所
荷兰的排名这么高也是有原因的。笔者在荷兰生活这几年，也能明显感觉到自己所处的小圈子里，公开谈论自己性别认同或者正在接受荷尔蒙治疗的人变多了。
而在荷兰语的书面和口语中，过去复数的指示代词Ze，也越来越多地用来指代那些不愿意被称作“他”或“她”的人。
那么在维护跨性别群体的权益方面，荷兰又有哪些可以分享的经验和亟待改善的问题呢？
荷兰的变形历史阿莱克斯·巴克尔（Alex Bakker）在《变性：一段独特的荷兰历史》（Transgender: een buitengewone geschiedenis in Nederland）的开篇写到：“跨性别者一直存在。不是这个词，更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这些人。”
对自己出生时注册的性别不认同的人自古就有，比如罗马皇帝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就喜欢在公开场合穿女装，传言他还曾要求医生为自己做改变性器官的手术。
不过直到20世纪，这种对出生性别的不认同一直都是很个人的体验，他们的需求并未引起主流社会的重视，相关个体也往往被视作“怪人”。在荷兰，希望通过医学改变生理性别的人，一度被诊断为精神错乱。
荷兰的第一例变性手术出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不过这也不是欧洲首例：早在1912年，理查·慕沙（Richard Mühsam）医生就曾在柏林为一位想要变性的女性切除了胸部和卵巢，1920年，他完成了一台将男性变为女性的手术。只不过在后来纳粹上台后，这些积累了多年的技术和经验都被“销毁”了。
图/Unsplash图库授权使用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荷兰对跨性别群体的医疗和社会支持逐渐成型。奥托·德瓦尔（Otto de Vaal）是这一进程中的先驱。他主张应将改变性别的需求视为一种“生理状况”而不是精神疾病。
他成立的性别协会（Genderstichting）也推进了一系列对跨性别群体的支持措施，包括实行有控制的荷尔蒙治疗及变性手术、推进相关治疗的医保政策等。
奥托还与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附属医院的同事紧密合作，1970年，该医院设立了专门的变性治疗部门（Transgenderzorg），后来还在格罗宁根（Groningen）和阿恩海姆（Arnhem）设立了分部。
跨性别者，图/MidSpace CC BY-NC-ND 2.0协议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附属医院的参与带来的益处是多方面的：多年来，医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和研究经验，可以为跨性别者提供更全面、更专业的治疗和护理，同时，变性手术被纳入传统医疗体系后，越来越多的医保公司也将该手术列为保险覆盖项目。
近几年，除了医疗方面的支持，“跨性别”(Transgender)在荷兰社会的定义也向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荷兰跨性别社群（Transgender Netwerk Nederland）在其信息网站transgenderinfo.nl上，将“跨性别者”定义为“在性别感受和性别表达上与出生时确定的生理性别产生偏差的人”。
也就是说，除了经历了手术，生理上彻底变成另外一个性别的人外，不选择手术，但通过着装、行为等外在形式表达自己性别认同的人，以及不完全认同两性中任何一性的人，都属于这个群体。
与跨性别者相关的行政规则也随着观念的变化而变化。1985年最早的变性法案（Transgenderwet）规定只有接受了变性手术、生理上已经变为另一性的人，才能申请修改性别。2014年该法案修正后，取消了这一限制。
2018年，变性法案再次修正，申请时不再需要提交（心理）医生的证明书，只需向地方政府提交申请。而此前申请的年龄限制也取消了，16岁以下青少年也可以向法院申请改变出生性别。到2024/2025年，荷兰身份证上将不再显示性别信息。
图/荷兰驻华使馆授权使用
今天荷兰的跨性别者荷兰文化社会规划署（Sociaal en Cultuur Planbureau 简称SCP）2018年的数据显示，3.9%的荷兰人不完全认同自己出生时确定的生理性别。而打算或已经接受手术或荷尔蒙治疗的人占总人口的0.6%，即约10万人。1995-2018年间，共有3750余名荷兰公民成功修改了身份证件上的性别信息。
作为社会上的性少数群体，跨性别人士十分注重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互助。除了此前提到的组织荷兰跨性别社群，各地也会有民众自发形成的互助小组，大家可以在组内分享自己的经历，彼此提供支持帮助。
整体而言，荷兰社会对跨性别人士的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SCP于2018年的调查显示，57%的荷兰人对“变性”一事呈积极态度，34%中立，反对的只占9%。
图/Unsplash图库授权使用
针对前文所提及的跨性别运动员议题，荷兰的相关政策也是相对宽容的。对于大众运动，即地方的、业余的俱乐部和运动团队等，跨性别者可以与队伍协商，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队伍。
荷兰奥委会（Nederlandse Olympische Committee NOC）只就如何创造包容的运动环境提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如何处理性别信息、如何撰写队员通讯等。毕竟人们参与这类运动主要是出于兴趣，相比公平性，队员能够享受运动过程更重要。
不过针对奥运会等专业竞技类比赛，跨性别者的选择就不那么自由了。NOC的要求包括运动员需要完成变性手术并接受激素治疗达到一定年限，以及赛前几个月激素水平需保持一定程度等。
图/荷兰驻华使馆授权使用
何况即使在环境相对友好的荷兰，从咨询心理医生确认性别认同到完成手术、接受激素治疗，也需要几年的时间。跨性别运动员，尤其是跨性别女性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是否与生理性别为女的女性有所差异这一重要议题，或许还需要长期的研究和观察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不过担心有人为了拿奖牌而钻变性的空子，也是大可不必：毕竟实际操作起来难度还是很大的。
荷兰社会相对宽容开放，尤其是今天，跨性别者在这里能够得到相对完善的医疗、心理和社会支持。但宽容并不等于完全没有问题：比如针对跨性别者的语言和肢体暴力依然存在，这一现象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严重：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存在性别认同疑惑的青少年，43%遭遇过语言暴力，20%遇到过严重的肢体暴力。像男孩的女孩子或者像女孩的男孩子，在学校也更容易受到欺负。
图/Unsplash图库授权使用
随着变性申请年龄限制的取消，或许未来荷兰的基础教育课程能加入更多性别认同相关的内容，教育孩子们如何对待这些“不太一样”的小伙伴。
自然，让所有人都必须认同甚至接受跨性别者是很难实现的，但社会能做的，至少是教会这些未来公民如何给予彼此合理的尊重和生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