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里到底谁是真正的屠夫（神探崔道植之子）
神探里到底谁是真正的屠夫（神探崔道植之子）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现场作为崔道植最小的儿子，崔英滨成长岁月里的困惑、不解、冲撞与顺从，既没有他的父亲协助侦破1997中国刑侦一号案白宝山案轰动，也没有检验7000余件痕迹物证无一错案惊人，但这些最终竟神奇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我渐渐成为了你”。崔道植（左一）在法国参加学术交流。崔道植曾协助侦破1997中国刑侦一号案白宝山案；其子崔英滨职业生涯无一错案中国人的父子关系，总是带着一些霸道的占有，深厚又时常沉默，甚至还埋藏了一些经年难解的心结。黑格尔认为，父子相处的历程是两个人精神成长的历程，是认知不断迭代升级的过程。
崔道植与爱人金玉伊。
2017年，崔英滨（左一）获得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崔道植全家福。前排为崔道植与爱人金玉伊，后排从左至右分别为崔道植大儿子、二儿子和三儿子崔英滨。A10-A11版图片（除署名外）/受访者供图
养老公寓内，崔道植正在进行枪弹痕迹检验。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摄
崔道植（左一）在法国参加学术交流。
崔道植曾协助侦破1997中国刑侦一号案白宝山案；其子崔英滨职业生涯无一错案
中国人的父子关系，总是带着一些霸道的占有，深厚又时常沉默，甚至还埋藏了一些经年难解的心结。黑格尔认为，父子相处的历程是两个人精神成长的历程，是认知不断迭代升级的过程。
作为崔道植最小的儿子，崔英滨成长岁月里的困惑、不解、冲撞与顺从，既没有他的父亲协助侦破1997中国刑侦一号案白宝山案轰动，也没有检验7000余件痕迹物证无一错案惊人，但这些最终竟神奇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我渐渐成为了你”。
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现场
如果时间倒回到崔英滨的童年，父亲的形象除了能唤起红烧肉和烧茄子两道父亲拿手菜的香气，其余便是模糊的了。
“他那个时候很忙，后来我计算过，一年365天，父亲大概有200多天都在外面。”在崔英滨彼时的记忆里，父亲是别人口中屡建奇功的国宝级痕迹检验专家，中国刑事技术的“定海神针”，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却唯独不像一个父亲，不是儿子眼中无所不能的超人英雄。
198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发生命案。彼时，DNA技术还未面世，指甲鉴定在我国刑事技术领域仍是一片空白，法医在死者腹部发现的一小截指甲对破案几乎毫无用处。
“指甲能成为鉴定证据吗？”崔道植迅速建立课题，开展研究。他收集了黑龙江省警校4个班共200名学生，每隔20天剪下的指甲，观察这些指甲从开始提取到一年半以后的高低线条排列。崔道植发现，不同年龄阶段指甲的特征和稳定性不同，发案以后越早提取指甲越有利于认定犯罪分子。不到两年，“人的指甲的同一认定”研究成果出炉，填补了我国刑事技术领域的又一空白。
两年，对一个重磅研究成果来说，并不算长。但像铝箔胶片痕迹检验、痕迹图像处理系统、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指甲同一认定、牙痕同一认定，这样的重磅研究成果却几乎占据了崔道植64年职业生涯的全部时间。“他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现场”，对崔英滨来讲，他的父亲大多数时候是缺席的。
“有一次去办公室找我爸，已经连着好几天没见他了。”办公室没人，崔英滨顺着灯光，七拐八拐地在地下实验室看到了父亲，当时的场面把7岁的崔英滨吓坏了，“我看见我爸和法医黄大爷正对着一具死者尸体来回比划”，他吓得哭了起来，大喊“你们是‘杀人犯’”。
这是父亲的职业给崔英滨童年留下的唯一有画面的记忆。“我常常好多天看不到他，就跟我母亲在一起，那时候我是有些不理解他的”。
但“刑事案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崔道植必须时刻准备着，随时出现在现场。
为什么没日没夜地工作？
崔道植22岁从部队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后被选送到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学习痕迹检验，成了国家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并且是当时黑龙江省公安厅唯一的刑侦技术人员。
工作量大，又格外需要责任心和时间。痕迹检验包括手印、足迹、破坏工具痕迹、枪弹痕迹及特殊痕迹五部分。一般的痕迹在2mm左右，检验一个弹头要在显微镜下看4-6个小时。
随着技术发展，DNA检测等技术手段开始应用于刑事侦查。崔道植是先进技术的推崇者，“必须时刻注意新技术的发展，帮助痕迹检验”。
但技术手段终究只是辅助，痕检需要的是经验和反复勘查、研究，“必须人到现场就位，认真、细致、严密地对现场所有可能留下痕迹的地方进行勘查，绝对不能遗漏”。
1992年崔道植升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处处长，行政事务多了起来。为了保证痕检工作不受影响，他的办公室门上常常会贴着纸条广而告之，“我在xxx房间”，这个房间往往就是痕检实验室。“发现和研究都需要大量时间，不知道什么是节假日，那时也不懂得陪伴。”崔道植说。
崔英滨也不懂父亲，“为什么要这样没日没夜地工作？”
掀开崔道植的衣袖，手上一道深浅不一的刀疤或许就是答案，那是小时候被地主砍伤的。
崔道植是朝鲜族，1934年出生于吉林省梅河口，一个叫“三八大”的村庄，时值日寇铁蹄践踏、三座大山压迫，他6岁就成了孤儿，在村里资助下才读完了小学和初中，转业后又在单位的支持下学习了痕检，走上了技术人员的道路。
“工作以后，我就总想着要报恩，想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给我热爱的工作和国家。”崔道植说。
“没有父亲我不会选这份工作”
1997中国刑侦一号案白宝山案发生时，崔道植已经63岁。北京、新疆两地现场遗留的弹壳是唯一有价值的线索。根据当时的鉴定结果，认定北京弹壳来自“八一式自动步枪”，而新疆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两地的连环枪击案无法并案。可是，没有人敢为这个结果“打包票”。
崔道植被请到了新疆。16枚弹头，64次比对，40余枚弹壳，崔道植在显微镜下观察不到2mm的枪弹痕迹三天两夜，终于得出“都是八一自动步枪，建议新疆北京并案处理”的结论。
这个“拍着胸脯”给出的结论直接帮助侦查人员侦破了1997中国刑侦一号案白宝山案。崔道植采用的鉴别手法成为枪弹痕迹鉴定的教科书式案例。
他的学生说，崔老是痕检大师，就在于他能把很多人不确定的结果确定。“是”与“不是”的认定，甚至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
白宝山案的第二年，崔英滨从部队转业，成了一名刑事技术警察。在别人眼里，子承父业、传承衣钵，无比完美。而对崔英滨来说，却更像是一个被动决定，“没有父亲我不会选择这份工作”。
2000年，某地发生两起持猎枪抢劫案。在当时，猎枪案件的研究偏属地化，弹头弹壳的比对十分困难。这是崔英滨职业生涯里遇到的第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
他找到崔道植，“那是我们俩沟通最多的一段时间，差不多大半年时间里，我每天都会跟他讨论，汇报检验的进展，听取他的意见。”在崔道植的指导下，崔英滨和同事对当时国内全部猎枪生产厂家进行调研，所有枪种枪支打验、分类，形成了一份覆盖全国的综合数据研究报告，并在公安部立项。
开始亲近起来的父子关系在两年后再一次降温。2002年，崔英滨通过公开竞聘，升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副中队长。
工作上的第一个进步却被崔道植打了叉，他找到崔英滨的领导，“我的儿子不适合做领导，他的精力应该放在痕检业务上。”崔英滨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做，“太生气了，我爸却只说年轻人应该把本职工作干好”。
对于父亲的很多决定，崔英滨一度无法理解。“家里人的一切要求，包括合理的，全都免谈，更别说工作调整了，每次提起都会被驳斥，后来我们哥仨都习惯了，也就不再提了”。
理解父亲，“不是一瞬间的事”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哈尔滨市劳模、哈尔滨市十大工匠，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二次，二等功一次，从事刑事技术工作20年，崔英滨获得的荣誉并不少，但他仍然很难形容自己究竟学到了父亲的几成功力，“只能说除了特别疑难的问题，多数痕检我都能完成”。
崔英滨职业生涯检验7000余件痕迹物证，无一错案。在父亲的完美履历下，崔英滨常常被拿来比较，不敢有丁点闪失，怕辱没了父亲多年积攒下的名誉。
这种比较是不能避免的。苗建茁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政委，与崔家父子相识多年。“老爷子很倔，说话直来直去，从来没有多余的话，这一点英滨很像他父亲，有军人气魄，说干就干”。
痕迹检验是个“蹲着干”的活，为了看清现场痕迹，痕检人员需要蹲着、趴着、躺着、蜷缩着，用各种姿势完成勘查，有时还需要真枪实弹地还原现场。在这一点上，85岁的崔道植没有退缩过，崔英滨更不敢有一点偷懒。
但在钻研和细致方面，“他还是比他父亲有差距”。
过往工作中，那些因为反差不强、垂视看不清而被舍弃掉的痕迹，是崔道植的一块心病。为了增强反差，变“废”为宝，1994年，60岁的崔道植通过自学，熟练掌握了计算机和PS技术，并应用于痕迹图像的处理，于是有了1996年获公安部立项的痕迹图像处理系统。
崔道植还发明了用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痕迹。在崔英滨和大儿子崔成滨的制图和设计下，父子三人完成了弹痕展平装置。在相同的职业领域，崔家父子找到了共同话题。
频繁出现场，反复勘查，实验室里一待十几天，半夜一个电话随时就要出差，那些让他无法理解的父亲的曾经，在多年以后竟成了崔英滨的日常。成长岁月里的冲撞与顺从，最终神奇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我渐渐成为了你”。
“那不是一个瞬间的事情，而是在我多年的工作中逐渐地体会到了他的苦衷。”崔英滨开始渐渐理解父亲，理解了童年里那些疏于被关注的情绪和缺少的陪伴。
“神探”背后是一家人的牺牲
崔家人的心里有一个始终难以解开的“结”。
2016年，崔道植的老伴金玉伊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讲到这里，崔道植哽咽了，崔英滨牙齿紧紧咬住纸巾呜咽，压抑着情绪。
“这是我唯一不能理解父亲的地方。”1999年，崔道植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他仍然按时上班下班，保持着退休前的节奏。其间，除黑龙江省内的刑事案件外，郑州特大持枪杀人案、白银案等全国的大案要案背后都有崔道植的重要贡献。
“退休前，他的主要精力都在实验室和现场，对家庭，特别是对我母亲照顾得不好，老太太年轻的时候经常因为我父亲的工作生气。”母亲年轻的时候没有享受过爱人的陪伴，老了得了这样的病，崔英滨觉得，父亲总归是有责任的。
一直想要“报恩”，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和国家的崔道植，过去从没有想过为了成全他的无私，背后却是一家人的牺牲。
崔道植颤抖着端起纸杯喝了口水，努力掩饰着汹涌的情绪。空气静止了几十秒，“我确实对老伴儿关心太少”。
这是崔道植对过去几十年亏欠家人的一次反思。去年开始，崔道植陪着老伴儿金玉伊住进了养老公寓。显微镜、铝箔胶片、弹道展平器也一同被搬了过去，“已经不去上班了，部里很理解，不常调我出差”。
现在他主要通过案发现场传回的鉴定样本进行痕迹检验。同时还在整理着参与过的案件现场资料，这些宝贵的一手资料将全部免费交给国家。“生老病死的规律在那里，我的时间有限了，留下这些给后来的人一些参考吧”。
金玉伊的记忆已经破碎，偶尔会想起一些年轻时的事情。一次散步，金玉伊突然唱起了他们以前常会唱的朝鲜族歌曲《没有门牌号的客栈》，“似箭般的岁月，谁能留住他，还给我的青春吧，我那最可爱最美好的青春”。
现在，她已经认不得三个孩子，甚至有时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上来，唯一记得的是“上省公安厅，找崔道植，搞枪弹检验”。
崔英滨说，母亲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和父亲以及他的事业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我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而对于崔英滨，崔道植更像是一个背影，在追赶父亲的路上，这对父子完成了哲学家口中“精神成长的历程”和“认知不断迭代升级的过程”，渐渐成为了另一个“你”。
A10-A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