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为什么败落（曹魏和世家大族间的相爱相杀）

曹魏为什么败落（曹魏和世家大族间的相爱相杀）自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开始的兖州事变严重影响了曹操对世家大族的态度和政策：他初期所倚靠、信用的世家大族中除鲍信、卫兹早死（以卫兹和张邈的密切交往和上下级关系，他若不死究竟站在哪头也很难说）外，张邈一家倒戈相向，二袁则出于私利不断抬高要价，甚至一度要曹操本人或派人质去冀州。从此时起直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利用李傕、郭汜之乱起兵勤王，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梦想，他所选拔、信用的人才绝大多数为庶族、土豪或将门子，而世家大族子弟绝少（最早出名的谋士程昱、毛玠在这个阶段投奔，但他们并非世家大族；第一个投奔曹操的世家大族出身谋士荀彧则是因为与袁绍不合，且他的取舍在当时饱受争议）。 但曹操在兖州迅速表现出“不安分”的本性和咄咄逼人的姿态，对外，他频繁侵攻陶谦的徐州，对内，则对不恭顺的士族、名士采取高压姿态，著名士族名流、前九江太守边让因同情陶谦，被曹操杀死，这件事引发士大夫公愤，并引

曹操究竟是世家大族还是寒门庶族？这一直是个问题。

按照《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说法，曹操是如假包换的世家大族、豪门贵胄，“汉相国参之后”么。曹参虽然出身秦小吏，但随汉高祖起兵后地位稳步提升，不但是汉朝成立后第二任丞相（第一任是萧何），而且他的封爵平阳侯是传承最久（第一次不间断传承就传了六世至曹宗，才在汉武帝巫蛊之祸中断绝）、存续时间最长（汉光武帝复国后，西汉侯爵仅平阳侯和张安世后裔的富平/武始侯仍在传续，汉章帝建初二年即公元77年曹氏改封容城侯后直到曹魏仍然传承不绝）的汉代异姓侯爵，到了汉末，所谓“沛国曹氏”被说是“世家大族”可谓毫不过分。

问题在于曹操的这个“沛国曹氏”实在是“来路可疑”。

他这一支曹姓是其父曹嵩拜大宦官曹腾为养父才得来的，其本姓则从《魏略》所引曹魏朝臣浩周之言和诸多线索显示，应该是夏侯氏。《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说，曹参嫡传的容城侯直到《三国志》成书的西晋年间仍然存在，但并未被列为宗室，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曹氏虽然拉了“沛国曹氏”这张世家大族的虎皮，但连自己都心虚到不敢公开连宗的地步。

汉末宦官和“党人”对立，和宦官沾亲带故者往往为世家大族所不齿，曹腾和其它臭名昭著的宦官比，“历事四帝而无过”，名声相对较好，即便如此曹操在起家前也为海内士大夫所排斥，以至于要靠劫持强迫，才能获得当时一字千金的许邵“月旦评”赏脸一评（且算不上美誉）。不过曹腾毕竟位亭侯、官特进，表面上的风光还是有的，他死后曹嵩在“西园卖官”的混乱中能出钱“亿万”弄个有名无实的太尉做，表明曹操出生及成长时，家境还是很不错的。他虽不齿于“主流士大夫”，但世家大族中比较潇洒、不太在乎“风评”的袁绍、张邈、蔡瑁（对，蔡瑁其实和曹操是发小，归附后也一直混得不错，别轻信《三国演义》的文学虚构）等都曾和交友，倘若门第、财力相差悬殊，别人不说，“四世三公”的袁本初怕是没那么好说话。

因此曹操家族应该属于那种“不吹不黑、比世家低得多比寒门高不少”的“另类家族”，他父亲和宦官渊源深厚，但父子俩又不附和张让等十常侍那些差不多把世家大族得罪个遍的作法，因此不论哪一派得势，父子俩的日子都过得去，二十岁举孝廉，起家为郎，这个起点并不低，但此后求一洛阳令而不得，直到黄巾起事前官运一直磕磕绊绊，也表明他的家世并未得到所谓“清流”的认同。

中平、永汉是曹操发迹的第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他是竭力和士大夫搞好关系的：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他被任命为西园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这是他所获第一个要职，此阶段他和袁绍、赵融（天水赵氏）等出身士族的同事关系密切；汉献帝永汉元年（公元189年）二月返回故乡，起兵讨伐董卓后，最初的支持者是老友卫兹，第一个联络的盟友是张邈，而最初的依靠则是袁绍、袁术兄弟。讨袁众散后他最初与鲍信（平阳鲍氏）结盟占据兖州为大本营，信赖倚重张邈（曹操反董卓起兵于陈留，而张邈为陈留太守，曹操征伐陶谦时交代家人“我若不还往依孟卓（张邈的字）”，可见信任之深），遥赖袁绍为声援。可以说，他能够从一个落荒而逃的失意京官，不旋踵而成为一州之长，部分世家大族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而这一点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

但曹操在兖州迅速表现出“不安分”的本性和咄咄逼人的姿态，对外，他频繁侵攻陶谦的徐州，对内，则对不恭顺的士族、名士采取高压姿态，著名士族名流、前九江太守边让因同情陶谦，被曹操杀死，这件事引发士大夫公愤，并引发兖州士族恐慌，最终的结果是老友张邈叛变，兖州士大夫绝大多数追随了张邈、陈宫和吕布。从多年后另一个西园八校尉时代故友陈琳为袁绍撰写檄文，特意提到边让事件可知，这次针对士大夫的高压行动，对曹操名誉的影响，究竟达到了怎样的地步。

自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开始的兖州事变严重影响了曹操对世家大族的态度和政策：他初期所倚靠、信用的世家大族中除鲍信、卫兹早死（以卫兹和张邈的密切交往和上下级关系，他若不死究竟站在哪头也很难说）外，张邈一家倒戈相向，二袁则出于私利不断抬高要价，甚至一度要曹操本人或派人质去冀州。从此时起直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利用李傕、郭汜之乱起兵勤王，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梦想，他所选拔、信用的人才绝大多数为庶族、土豪或将门子，而世家大族子弟绝少（最早出名的谋士程昱、毛玠在这个阶段投奔，但他们并非世家大族；第一个投奔曹操的世家大族出身谋士荀彧则是因为与袁绍不合，且他的取舍在当时饱受争议）。

当然，这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曹操受到严重刺激，对世家大族子弟失去了信任；另一方面，“边让事件”让曹操在士大夫中名誉扫地，世家大族子弟对他且恨且惧，暂时也不敢去冒险凑合。

勤王事件成为曹操政治生涯第二个重大转折：“功莫大于勤王”，通过这次成功的军事、政治行动，曹操此前的种种“劣迹”被最大程度洗刷，不但官爵一下跳跃至三公级别，而且名誉也“跃进”到巅峰，在“英雄光环”和荀彧等人撮合下，荀攸、郭嘉（颍川郭氏）、钟繇（颍川钟氏）、杜幾（京兆杜氏）、杜袭（颍川杜氏）、陈群（许昌陈氏）、戏志才（颍川戏氏）、司马懿（河内司马氏）、董昭（济阴董氏）等一大批有大大小小士族身份的人才、名流云集曹操麾下，或直接进入曹操“霸府”，或先为朝臣、而后为实际控制朝廷的曹操所用。

这些目的不同、才能不一的世家大族人才投奔曹操后作出了许多无法替代的贡献：令曹操具备了建立足以架空朝廷的军政机构的政治头脑和人才储备；丰富了曹操的决策思路；让曹操开始悄然超越刘表、刘璋甚至二袁，成为汉末“人才漩涡”和“政治正统”的中心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投奔曹操的人才中以颍川人为最多，这固然和乡党关系（曹操故乡沛国谯县与颍川相距不远，且麾下早就有荀彧这个“引荐人”）有关，但也和这里在东汉具备特殊政治地位，世家大族集中不无关系。大量颍川士族聚集曹操“霸府”的最直接成果，恐怕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中心的选择——他为自己和汉献帝选择的新都许昌，原本就是颍川郡的属县，离自己和这些士族幕僚的家乡都近在咫尺，可谓皆大欢喜。

但袁绍毕竟仍是最大的割据势力，更是当时诸侯中门第最高的世家大族，曹操不得不先后让出太尉、大将军官位去安抚袁绍，而相当多的高门子弟（包括小诸侯、郡县主官，甚至朝臣和曹操“霸府”中人）仍然对袁绍或怀德、或畏威，即便勉强站在曹操阵营，也往往首鼠两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袁绍以优势兵力为曹操所破，事后检索袁绍文牍，发现大量曹操部下写给袁绍的通款书信，这其中恐怕绝不会缺少曹操阵营中世家大族子弟的手笔。

建安九年曹操攻下河北重镇、袁氏大本营邺城，并随后将自己的政治中心迁到这里（汉献帝仍被安置在许昌），从此成为北方乃至中国势力最强、政治地位最高的势力，也从此成为绝大多数大小世家大族“求功名富贵”的首选、甚至唯一选择。因为门第极高、原本对曹氏不屑一顾的清河崔氏、弘农杨氏中著名人物，正是在此役之后纷纷归附的。由于曹操此后以司空、丞相名义实际上完全掌握汉朝中枢政治、人事局面，即便暂时不在曹操势力范围内的世家名流，也往往半推半就、甚至“投怀送抱”，如本为一方诸侯、后被江东孙氏收服的华歆、王朗，就先后利用各种机会或明或暗投奔了曹操，本是刘表部下的二蒯早就归心，同样是刘表部下的韩嵩，出使许昌后仅被加了个不大不小的“朝廷官爵”，回去后就成了曹操的“义务宣传员”。当曹操以绝对优势兵力逼近其他势力时，一心“保身家”的当地士族大姓，往往成为瓦解敌军抵抗的“胜负手”，曹操兵临荆州、进驻赤壁时刘表、孙权阵营中大多数世家大姓出身文臣的表现，就把这点揭示得淋漓尽致。

然而这个阶段曹操和世家大族间却并未进入所谓蜜月期，而是一种“相爱相杀”的关系。

许多后世文字都说曹操“性多疑”，但他这个“多疑”更多系阅历的积累和政治成熟的表现，具体到对待士族世家成员上，就是不再像陈留起兵和兖州初期那样“掏心掏肺”，而是既用又疑，既疑又用，且用且疑，且疑且用。一方面，曹操要巩固自己的“霸府”，并进而将有帝王之实、无帝王之名的“霸府”升格为名实俱符的王朝，就必须争取世家大族的归心，否则一个“来路可疑”的“暴发户”，是无法在外患尚未彻底根绝的乱世，取代树大根深、曾上演过一次起死回生奇迹的“四百年旺汉”；另一方面，他又惟恐这些人和自己并非一条心，而是只帮他做“汉相”，不帮他做“汉贼”，或越俎代庖地插手自己“家务事”。

他的担忧并非多余：世家大姓子弟中最早归附的毛玠、荀攸，就都在其“霸府”后期失宠，究其根本，无非是曹氏父子代汉自立痕迹已暴露无遗，和他们一心辅佐曹操做“治世之能臣”、充其量做“乱世之奸雄”，但绝不能越雷池一步的本心背道而驰；崔琰、杨修族望比毛、荀等高得多，“花花肠子”也更多，居然插手自己的立嗣大计，虽然二人押宝相反，前者亲曹丕而后者亲曹植，但对老谋深算的曹操而言，这不过是一枚“可疑铜板”的正反两面，总之都靠不住。

即便那些表面“老实”的世家大姓，在曹操眼里也很危险：邺城时代被强拉了“壮丁”的司马懿不“安心本职工作”，一度小病大养消极怠工；杨修的父亲杨彪本人丢官、儿子丧命，虽不动声色，但在自己登门拜望时吐出那句“愧无日磾(金日磾)先见之明 犹怀老牛舐犊之爰”，软中带硬，令人听之心悸。曹家得势，他们不敢立异；稍有蹉跌，他们想什么做什么，就不好说了。

更关键的是，随着这些人在朝廷、“霸府”两套班子和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单位里占据越来越多清要紧望位置，其对曹家尚无正式“名分”的“实体”也渐渐构成一种令人芒刺在背的威胁，曹操不能先知先觉，大约说不出“将一家物还与一家”的预言，也未必如后世传说那样，早早发现司马懿是“曹魏政权的掘墓人”，但政治嗅觉灵敏的他，不可能不想到“要防这些狗大户一手”。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重申并提纲挈领地概括了自己不拘出身、家世乃至德行的用人标准。此时上距赤壁之败不过两年，正是三分之势已成、代汉之举刻不容缓的关键时刻，也是他和麾下“怀汉派”世家大姓博弈的最紧张关头：两年后，他唆使世家大族中比较驯顺的董昭等人为自己争取“九锡”和魏公封爵，遭到荀攸等世家大族名流的抵制，和更多士大夫的消极抵抗、冷眼旁观，这也是他“敲打”、“修理”一系列世家大族子弟的发轫。此时此刻作此公布，无异于警告这些大户子弟“没你们这些郑屠户，我也不用吃带毛猪”。

然而世家大族很快就找到了更安全的对抗方式——押宝继承人。

激烈而短暂的继承人之争很快以曹丕得势、曹植败阵而告终，押宝后者的少数世家大姓子弟只能认赌服输，而绝大多数世家大姓子弟却准确地预估了形势，押对了宝，这其中既有钟繇、陈群、华歆、辛毗（颍川辛氏）等河南、关中、河北世家人物，甚至还有刘晔这等东汉皇族疏属中的野心家。他们当然不会白白“下本”，而是期待有所回报——且是“体系式回报”。

这个回报就是“九品中正制”，或称“九品官人法”，表面上，这是对两汉察举制的改进，目的是更准确、更高效地选拔优秀人才。但实际上，由于世家大族占据了从中枢到州郡县各级“中正”的位置，且相互联姻、利益盘根错节，实施结果只能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且“非我族类虽才不录”，世家大姓非但就此垄断了“做官权”且可“平流公卿”、“襁褓朱紫”，而且他们家族、子弟的世代富贵渐渐仅取决于家世和世家大族的“中正联盟”，而不再取决于皇室——那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就渐渐变得只忠实于自己的家族和阶层，而不再忠实于皇家。

急于窜汉自立的曹丕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廿三日庚子（公元220年3月15日）继承以66岁年龄去世曹操的魏王爵位，不到九个月后的同年十月廿九日（12月11日）就在如愿以偿的世家大族“完美助攻”下，华丽完成了包括“三辞三让”在内一整套复杂程序的“禅代”，实现了曹操几十年未能实现的代汉自立之梦，此时此刻他或许尚来不及想到，这个“长线换短线”的交换固然让自己夺位大计一下变得异常容易，却也让随之而来的曹魏帝国变得根基浅薄，宛如缠绕寄生在一颗颗世家大族参天古木上的孱弱藤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