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李姓迁民始祖表(李尔山李氏与北魏)
明朝李姓迁民始祖表(李尔山李氏与北魏)关于李陵之子的逃逸存亡问题匈奴五大单于发生火并,由于这个拓跋部曾与乌藉人一起居住,所以李陵的儿子支持“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汉书.匈奴传》),这样就和呼韩邪单于结了梁子。结果呼韩邪胜利了,李陵儿子只好逃离大泽之东,进入大兴安岭(这是李陵死后18年的事情,《汉书》上只提李陵的儿子,没有明确说他的姓名,据陈寅恪先生分析:“代北之姓,代表其国名,所谓国名者,质言之,即部落也”《李唐氏族之推测》)。这就是说,此时的李陵之子,当姓“拓跋”。“李陵(前134年—前74年),字少卿,汉族,陇西成纪人。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之孙,就这样在匈奴度过了二十五年的余生,然后病卒(前74)。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结局。她的匈奴妻子,且鞮侯单于女儿拓跋,在他死后领着他的儿子建立了一个部落,名字就叫“拓跋”。这应该是一个具有汉匈血统的原生家族部落的起始。这个小部落在卫青霍去病彻底击败匈奴之后,远徙大泽之东,居于今松花江牡丹
李尔山 | 李氏与北魏我自己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写这个题目或许是因为姓李吧如果我告诉你公元4~6世纪在代、在平城、在洛阳高擎“大魏”旗帜风生水起的鲜卑拓跋氏其血统是汉族李姓你一定会大不以然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一千五百年前这个说法就已经写在历史中了《宋书.卷九五.索虏传》称:索头虏(南朝对北魏的蔑称)姓拓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当时在南朝人看来鲜卑皇族拓跋氏乃是投降了匈奴的汉将李陵的后代所以这事要从西汉李陵说起
01
天汉二年(前99)夏天
汉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被逼入绝境,不幸被俘,然后投降。武帝盛怒,族灭其家。司马迁为其说明原委,结果被判处宫刑。这件事在历史上影响甚大。大帝名将,事故差池,本就撼人心旌,再加上司马公因之受辱,竟然成就了一部“无韵之离骚”。于是事件成了“史眼”,有了千古见仁见智的说道。这件历史公案的演变,因武帝施暴,李陵反而坐实了司马迁的罪名,他被委屈了,但也真的投降了,最终没有回到汉朝来。匈奴仰慕李氏声名,钦佩他的勇猛,对他很好,且鞮侯单于以女妻之,此女名“拓跋“(《南齐书》卷57《魏虏传》:“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匈奴立陵为右校王,尊贵用事。武帝死,昭帝立,霍光遣使招之归汉,亦不还。
“李陵(前134年—前74年),字少卿,汉族,陇西成纪人。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之孙,就这样在匈奴度过了二十五年的余生,然后病卒(前74)。
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结局。她的匈奴妻子,且鞮侯单于女儿拓跋,在他死后领着他的儿子建立了一个部落,名字就叫“拓跋”。这应该是一个具有汉匈血统的原生家族部落的起始。这个小部落在卫青霍去病彻底击败匈奴之后,远徙大泽之东,居于今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及黑龙江中下游,属乌藉人的聚居地(《汉书.匈奴传》)。
汉宣帝五凤元年(前56)
匈奴五大单于发生火并,由于这个拓跋部曾与乌藉人一起居住,所以李陵的儿子支持“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汉书.匈奴传》),这样就和呼韩邪单于结了梁子。结果呼韩邪胜利了,李陵儿子只好逃离大泽之东,进入大兴安岭(这是李陵死后18年的事情,《汉书》上只提李陵的儿子,没有明确说他的姓名,据陈寅恪先生分析:“代北之姓,代表其国名,所谓国名者,质言之,即部落也”《李唐氏族之推测》)。这就是说,此时的李陵之子,当姓“拓跋”。
关于李陵之子的逃逸存亡问题
《汉书》的记载有些歧义:“是时李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呼韩邪单于捕斩之,遂复都单于庭,然众裁数万人”(《汉书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这句摸棱两可的话其实可以有三个选项:①乌藉都尉被杀了。如果他不被杀,呼韩邪肯定还会继续追杀,事实是他没有继续追杀,而是恢复了单于王庭。②李陵之子被杀了。如果他真的被杀,拓跋部落便会消失,事实是这个小部落不仅没有消失,而是最终成为入主中原的王者之师。③乌藉都尉和李陵子都被杀了。那中国历史上就只有呼韩邪迎娶王昭君,而无拓跋鲜卑南越阴山了。所以,三个选项,我采信第一个,即:李陵之子在匈奴五单于火并时没有死。
李陵之子率领着他的“汉匈拓跋部”,逃到了大兴安岭北端嘎仙洞一带,隐身于在秦汉之交“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的“分散溪谷”、“莫能相一”的早期鲜卑土著居民之中(《隋书.仪礼志》),渐渐融入其间,使这个原生的汉匈血统的“拓跋部”,慢慢变成一个较大的“拓跋鲜卑部”(笔者注:这个名称的出现也可能是通过联姻获得,此时应在汉宣帝末,公元前1世纪中叶稍后,李陵之子当在30一40岁间)。
需要关注的一个要害问题是:鲜卑族的部落酋长是要通过“推募”(相当于选举)产生,条件是“勇健而多计策”。顾名思义,“拓跋鲜卑”这个新生的大部落的酋长一定是拓跋部的首领,也就是李陵的儿子了。学者张书城在《〈新唐书〉陇西李氏敦煌房辨疑》一文中指出:“出自汉匈拓跋部的李陵子比起早期鲜卑来,文化水平肯定要高一些,既然获得外界信息,又有组织本领和斗争经验,甚至通晓汉人、匈奴、乌藉、鲜卑等各种族语,具备了早期鲜卑中被选为酋长的各种优越条件。”我认同这样的分析。其实,这个酋长对于专业的北朝学者来说已不应是完全陌生的了,他就是《魏书》中记载的,被北魏朝廷追封为“宣皇帝”的“勇健而多计策”的“(拓跋)推寅”。宣皇帝推寅(李陵子)履新之后,最主要的作为就是决定带领拓跋鲜卑族人离开嘎仙洞,向南迁徙。他们先到达呼伦贝尔草原,又因此地“昏冥沮洳”,他还想继续南迁,但是“未行而崩”了。邓之诚在《中华两千年史》中说:“魏至宣(皇)帝始有传说,以先俱托诸神话而伪造者”。对此,我深信不疑。故,本文追拓跋之始,定为“推寅”。
拓跋推寅死后,拓跋鲜卑族人不得不在呼伦贝尔湖区驻牧。这一驻便是二百三十多年,经历了六届酋长,到东汉献帝(189一220年在位)时,这个部落又“推募”出一位“勇健而多计策”的酋长,他的名字叫拓跋邻(推算应是李陵的十世孙)。此人也就是《魏书》所记,被北魏追封的“献皇帝”。献皇帝牢记祖训,不忘南迁。他让他的七个兄弟分管新附的七个部落,组成新的部族联盟,然后便再度大举南迁了。在这次南迁过程中,拓跋邻因觉衰老,“以位授子”,由儿子拓跋诘汾(追谥圣皇帝)续其夙志,“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但始终不渝。终于“历年乃出(“南越阴山”),始居匈奴之故地”(《魏书.序世》)。牧居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及和林格尔县一带。
这次迁徙意义非同小可,一是初步实现了具有汉匈血统李陵裔孙们“着魔般南迁”的夙愿,如《魏书》言,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先最初的出发地——“匈奴故地”。二是终结了早期鲜卑的推募酋长的制度,实现和中原王朝一样的“父传子”式的世袭制,李陵的裔孙获得了在鲜卑民族中的“贵种”传承法统。
此时,特别需要揭示一下拓跋邻这个人物的历史身份了:他就是生于云中盛乐(和林格尔)北魏建立后,追谥神元皇帝,庙号始祖的拓跋力微的祖父。拓跋力微是穆皇帝拓跋猗卢的祖父,拓跋猗卢是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的伯祖,而拓跋什翼犍则是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的祖父。据此,我们已经可以证明,在北魏皇族的血管有着滚烫的陇西成纪李氏的血浆在奔流。需要申明,我这不是在讲故事,这个结论是依据《史记》、《汉书》、《魏书》、《齐书》、《宋书》、《隋书》等历史典籍中的记述和陈寅恪、邓之诚、张书诚诸先生的论述、分析其中的“草蛇灰线”,一丝一扣绺析出来的。
02
上述是一种顺序的求证,还有一系列的史实可为此案提供强有力的逻辑反证。
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
一位镇守高平(今宁夏固原)的拓跋氏年轻守将,宣布自己是汉代名将李陵的后代,要正式恢复李姓,而且申明自己叫李斌。他是从阵亡父亲手中接管这支镇守高平的军队的。他称父亲改名为李富。不同寻常的是,这支自行改回李姓的族裔的后代极其繁盛且极为显贵。李斌长孙李贤、三孙李穆,在北魏、西魏、北周、和隋都有辉煌的业绩,并分别成为北周和隋朝的股肱大臣。李贤的北周全衔是“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周书.李贤传》)。李穆在隋拜授“太师“,李穆来朝见,隋文帝走下廷阶致礼,并允许他赞拜时不自报姓名。在李穆的子孙中,即便尚在襁褓的,也都拜为仪同,他一家中手执象笏做官的子弟有一百多人。其贵盛,在当时无人可比。由此,这支李姓成了“成纪李”在“前李唐时代”新的代表族房,李富被尊为李姓“陇西堂”敦煌房的始祖。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李贤的《墓志铭》:“公讳贤……本姓李,汉将陵之后也。十世祖俟地归,聪明仁慈,有则哲之监,知魏圣帝(拓跋诘汾)齐圣广渊,奄有天下,乃率诸国定扶戴之议。凿石开路,南越阴山。竭手爪之功,成股肱之任。建國拓跋,因以为氏。”这个墓志太要紧了。它揭示了太多史实:①李贤的十世祖名拓跋俟地归是北魏先帝拓跋邻拓跋诘汾父子具有“手爪之功”和“股肱之任”的血亲。②拓跋邻、拓跋诘汾变推举制为世袭制,是由拓跋俟地归率领各部落“扶戴”的结果。③在拓跋诘汾“南越阴山”,“始居匈奴之故地”的远征中,拓跋俟地归不仅是决策的拥护者,甚至是参与制定人,更是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④建立一个拓跋氏国家(“建国拓跋,因以为氏”),拓跋俟地归和拓跋诘汾既是同谋者,也是共享者(这中间似乎有一种约定:那就是先建立一个拓跋氏的政权,因为“拓跋”是李陵后人匈奴时的姓氏,也是李陵后人用于和鲜卑人结盟的姓氏)。⑤墓志毫不隐讳:这位拓跋俟地归,“本姓李”,是“汉将陵之后也”!
李贤墓志的意义在于,早在拓跋邻和拓跋诘汾时代(包括拓跋俟地归),这支即将入主中原的草原力量,在核心血统家族内部有一种南越阴山,建立世袭国家的心照不宣的共识。而这个心照不宣的核心血统就是由汉、匈(应该也包括鲜卑)基因构成的拓跋家族。这个家族和广义的鲜卑族是有本质区别的。《北史·李贤传》载:李贤“自云陇西成纪人,汉骑都尉陵之后也。陵没匈奴,子孙因居北狄。后随魏南迁,复归汧、陇”。这段“自云”,被一些后事学者认为有假托之嫌,但其所述与墓志所包含的信息是高度契合的,所描述的拓跋氏驻牧和迁徙路线也和《汉书》等典藉的记载基本相符,可以相互印证。尤其墓志中首现拓跋俟地归这个中枢性人物,李贤述其为十世祖,生平活动生动具体,简中见实,为李氏史料中极珍贵者,我认为是可信的。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局是:李贤之弟李远膂力甚大,一次射箭箭头没入石中,北周政权的奠基者鲜卑族宇文泰赐书云:“昔李将军广亲有此事,公今复尔,可谓世载其德 。”由此可见,李贤家族乃是李陵之后,在当时北朝也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包括在鲜卑人内部。当时都已是人所共知的事,现在的我为什么不信呢?
03
还需提及的是这次“拓跋”改“李”姓的时间问题,需知,这还未到孝文帝实施汉化改革的时候,正处在太武帝的太平真君年间。而且刚刚发生了诛杀司徒崔浩的大惨案。
在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时
太武帝拓跋焘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续修国史,名为《国记》。太武帝叮嘱他,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等到《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于是,崔浩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记》的碑林。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命令拘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对自己所犯何罪并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崔浩时,他也惶惑不能应对。
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初十(450年7月5日)
太武帝下诏诛杀崔浩。同时,“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也被定罪杀死。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包括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崔浩是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元老,不仅是太武继承大统的主要支持者,而且是太武非常依重的股肱之臣,他究竟在《国记》中写了什么?竟遭此灭族之祸,至今是个谜。《北史》说:“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其它记述魏“国史之狱”的史书,也都差不多这样载述。对于“备而不典”的解释虽各有各说,但多偏于将“不典”释为“不雅”,认为崔浩是暴料了鲜卑先祖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丑闻”,而招致祸端的。我认为崔浩是一个把羲农之治看得比什么都重的学者型政治家,他还不至于借着“实录”,去专门暴料鲜卑先祖们的“秘闻丑事”。所以,把“备而不典”解释成“备而不雅”是非常不合适的。“典”的本义是常道、准则,引申为法律义等。所以,崔浩直书的“不典”,很可能是表现在和祖宗家法相悖的问题之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曾揭示崔浩企图按照汉族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甄别和规定鲜卑氏族的高下。
在神麚三年(431年)九月时
崔浩便“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表弟卢玄劝阻他说:“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加三思”(《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四》),但崔浩不从。结果,卢玄不幸言中,时所不虞,祸从天降。唐人刘知几说得更加明白:“崔浩谀事狄君,曲为邪说,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当时众议抵斥,事遂不行”(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中第八》)。刘知几对拓跋氏是李凌的后裔不以为然,但他确信崔浩的灭族之祸是因为其“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招致的。的确,拓跋家族父汉女匈的历史原本是核心层中心照不宣的秘密,书诸典藉,束之高阁,以俟时日,或许也可接受。但,怎么可以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立碑公示呢?“杂种”的冠带,让大批鲜卑贵族情何以堪?平心而论,对于北魏朝廷这也是件担不起、甚至不能担的事情。崔浩时年七十,如果不是老糊涂,那委实是在盛宠之下,头脑发热了。
我自己认为崔浩修魏史若真的追李陵为拓跋祖,那他必是有真凭实据的,否则他怎么向皇帝和臣民交待?拓跋焘事先嘱咐他国史务要“实录”,这说明他们君臣在最要害的问题上是有沟通的,而且,事发,崔浩在押,竟不知自己所犯何罪,更说明拓跋焘和崔浩在国史“追李陵为祖“之上是有共识的。可惜的是,崔浩势令志昏,错用闵湛、郗标之议,把事情彻底搞砸了,将了拓跋焘的军,也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然而崔浩之死,也用血教训了在改姓问题上跃跃欲试的李陵裔孙:帝王心术多变,是靠不住的!于是一些激进分子,比如拓跋俟地归的七世孙李富、八世孙李斌,他们不再把复姓希望寄托于皇室,而是自己要堂堂正正打起李氏的旗帜参与逐鹿中原,不愿再为“五胡乱华”背锅。
04
关于“国史之狱”还需多说几句。近代以来,很多史学家认为“国史之狱”的背景并不简单。首先,北魏修史是有前车之鉴的。北魏史书此前已经进行了多次修撰。第一次是拓跋珪时期的邓渊修撰《代记》,作为北魏第一部史书,难免要追记北魏皇室拓跋先族的事迹,而邓渊就是在这上面栽了跟头,《代记》只修了十卷,还没完工,邓渊就稀里糊涂被赐死了,史家多认为邓渊是因为如实记录了拓跋先族的某些“丑事”,触怒了拓跋珪,便找了个借口将其处死。崔浩之父崔宏和邓渊是同僚,对邓渊之死必定心知肚明。
“事情仅过去几十年,作为一个熟读经史的文臣,崔浩对此岂能不知?怎会重蹈覆辙?其次,崔浩也有过修史经历。
公元429年,太武帝拓跋焘曾命崔浩牵头续修国史,编写班子就有邓渊之子邓颖,经过一班人合作编撰,编修《国书》30卷。这次的编修,肯定对拓跋先族的史料进行了整理取舍,也得到了拓跋焘的认可。不然,崔浩早就惹祸上身了。另外,崔浩惨遭灭族时,距他修完史书已经过去了五六年,这么长的时间里,对史书的重要章节,太武帝能不审阅?如果存在“备而不雅”问题,崔浩能安然无恙吗?因为有这些疑问,近代史学家,把惨案的本质根源归为鲜卑贵族势力和汉族世家大族的矛盾之上,认为以崔浩为首的汉臣恃宠变得尾大不掉,触犯了鲜卑贵族的既得利益,而“国史案”恰恰给了他们一个反击的口实。太武帝是临期反手,抛掉了崔浩,既平鲜卑内忿,又灭汉臣炽势,一石二鸟,可谓阴毒。可怜崔浩,出将入相聪明一世,至死不知祸从何来。
“对于近代以来这些史学家的观点我大部分是认同的。但,崔浩究竟在《国记》中写了什么?这个问题谁也没有回答,尤其再加上所推测的太武帝之“阴阳手”,问题反而变得更加扑溯迷离了。
其实,只有认定崔浩在《国记》中直书了拓跋氏核心层的真实出身,这一切问题才会变得顺理成章,合乎逻辑。第一,如《资治通鉴》所揭示,崔浩仕历三朝,矢志羲农之教化,又深通汉姓来龙去脉,他会认为“大整流品,明辨姓族”是建树北魏典章制度的基础,因而一定会努力去做。他不是不知前车之鉴,而是胸藏机心,隐而待发。其他汉族大臣及世家自然也希望北魏归宗正名,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必再担委身胡虏的骂名了。除此之外,他们和崔浩的意识形态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北魏皇族追汉人李陵为祖,那汉人在魏朝中的地位就会变得尊大起来,而这恰恰正是崔浩整顿流品的初衷,他为此而矢志不渝,汉族世家又何乐而不为呢?第二,拓跋焘他是矛盾的。作为帝王他不可能不知自己的身世,他甚至也希望自己可以以黄帝、皋陶、李耳后代的身份来问鼎中原,而不是“胡虏乱华”,但他现在是鲜卑人的皇帝,他必须考量整个鲜卑即所谓“阴山贵种”的民心所向,尤其在没有完全实现中央集权的情况下,他必须考虑那些带兵的漠南贵族们的感受。所以,他会在“皇姓”问题上摇摆不定,甚至出尔反尔。第三,鲜卑贵族(以漠南诸部为主体),从太武灭佛始(鲜卑贵族多由萨满而转信佛),对于崔浩、寇谦之(道教北天师)以及汉人世家大族在北魏朝堂中的“坐大”,早已深恶痛绝,甚至对拓跋焘也心生暗怨,现在又有人公然说拓跋氏是汉人和匈奴的杂种,这就让他们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尤其当他们揣测到崔浩们的“机心”之时,就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了。
甚至于,北魏其它后事,原来尝让人迷惑费解者,待换上这个思考角度来考量,便一切纡解了。
如:太武帝一度很后悔杀掉崔浩。时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赵郡李氏)病逝,太武帝说:“李宣城可惜!”既而又说:“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
如:北魏太和十年(486年)李冲(陇西李氏大族)建议废除鲜卑的宗主督护制,施行古代汉族政权的“三长制”和“颁禄制”。文明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遂立三长,公私称便”(《魏书》卷五三《李冲传》)。
如:陈寅恪先生认为北魏中期(太和十五年)律令的制定,主要是参照了李冲(陇西李氏大族)的意见,使“北魏之律遂汇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冶之,取精用宏;宜其经由北齐,至于隋唐,成为两千年来东西刑律之准则也(《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如:孝文帝将创迁都之计,引侍臣访以古事。李韶(陇西李氏大族,李冲侄)进言:“洛阳九鼎旧所,七百攸基,地则土中,实均朝贡,惟王建国,莫尚如此”(《魏书》卷三九《李宝传附韶弟彦传》)。孝文帝称善,最终坚定了迁都的决心。
上述各条关涉北魏南迁和汉化的主要步骤,均可见到陇西李氏集团的巨大身影。
直到太和二十年(496年),孝文帝终于确定北魏去鲜卑姓,使用汉姓,他自己改姓元,名“元宏”。孝文帝下诏云:“北人谓土为拓,后为拔。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拔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资治通鉴》)。这条诏命除了对“拓跋”二字作了五行土德装饰,然后换作“元”,还直接把姓氏和轩辕黄帝接续上了(这项“对接”工程的专利应该属于崔浩的父亲崔宏,早在道武帝拓跋珪时代就提出了)。无独有偶,李姓从来就认为自己原来就是黄帝的后代:“李氏,赢姓,高阳氏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皋陶……”这样,元和李就都归于一个祖宗之下了。调侃一句:“拓跋原(元)是李”。
“最后,我只想说:纵观中国古代史,拓跋鲜卑是唯一一个自觉的、以最大限度和最快速度融入汉民族的少数民族。这是一个不争的史实。他们一代又一代着迷般的南迁、汉化……究竟为了什么?结论,其实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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