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吴贻谋（温和的第四代吴贻弓）

悠悠岁月吴贻谋（温和的第四代吴贻弓）吴贻弓年轻时的艺术生涯轨迹如同典型的第四代导演，但他与同代人也有明显不同。“‘第四代’真是历经苦难的一代。从上学开始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学校刚办起来就停了。”第五代导演张建亚曾感慨。在第四代导演最好的创作年华里，拍电影变得遥不可及。改革开放后，“第五代”又迅速成长，“第四代”的光芒很快被后来者掩盖了。2019年9月14日，吴贻弓导演去世。“早上接到吴导的噩耗，顿时魂不守舍，心乱如麻。”石川说。吴贻弓传记《流年未肯付东流》的书名出自苏轼的诗词，表达流年易逝、珍惜韶华的情感。在吴贻弓的一生中，“文革”十年也许是最被耽误的一段时光。吴贻弓被称为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第四代导演通常是“文革”前北京电影学院等院校的毕业生，学艺于1960年代，历经变故，很多人的艺术才华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挥出来。

吴贻弓 （视觉中国/图）

江平对吴贻弓的第一印象是“家庭主男”。1997年夏天的一个正午，当时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副导演的江平前往吴贻弓的吴兴路住所拜访。一进门，吴贻弓正弯着腰在家里铺塑料地板，架着眼镜的鼻梁上全是汗珠。“这哪像电影局局长啊！”第一次见这位上级的江平心里嘀咕。

吴贻弓家里没有空调和电扇，他一边拿出扇子，一边招呼江平喝冷饮。“谦谦君子”“平易和蔼”几乎是所有后辈电影人对他的评价。1989年升任上海市电影局局长后，他一路成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但他最在乎的头衔还是“电影导演”。

“吴导的性格就像温开水，不冰也不烫，让人非常舒服，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跟他聊天。但他晚年身体不大好，所以医生不大愿意让他接触太多人，有时候我们会到医院去看望他。他生病以后，我到他家里去过一两次，每次都如沐春风。”电影研究者石川清晰记得每次去吴贻弓家做访谈的情形。他是吴贻弓的研究者、传记撰写者以及忘年交。

2019年9月14日，吴贻弓导演去世。“早上接到吴导的噩耗，顿时魂不守舍，心乱如麻。”石川说。

“他很感激那时候的老一代导演”

吴贻弓传记《流年未肯付东流》的书名出自苏轼的诗词，表达流年易逝、珍惜韶华的情感。在吴贻弓的一生中，“文革”十年也许是最被耽误的一段时光。

吴贻弓被称为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第四代导演通常是“文革”前北京电影学院等院校的毕业生，学艺于1960年代，历经变故，很多人的艺术才华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挥出来。

“‘第四代’真是历经苦难的一代。从上学开始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学校刚办起来就停了。”第五代导演张建亚曾感慨。在第四代导演最好的创作年华里，拍电影变得遥不可及。改革开放后，“第五代”又迅速成长，“第四代”的光芒很快被后来者掩盖了。

吴贻弓年轻时的艺术生涯轨迹如同典型的第四代导演，但他与同代人也有明显不同。

1960年，吴贻弓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进入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他说过，当年在电影学院时，因为经济条件、教学条件、设备都比较差，学生都没怎么拍过电影。”石川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吴贻弓参加工作后，“刚好碰到三年困难时期，所以厂里面生产压缩。他也没有太多拍片的机会”。直到1961年与老导演鲁韧一起拍《李双双》，他担任副导演，才真正接触电影拍摄。“他很感激那时候的老一代导演。”石川说，“他在‘文革’前有机会在片场里把电影创作的整个流程过了一遍，这为他以后重新崛起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文革”期间，吴贻弓被安排在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胰岛素车间。“吴贻弓跟别人不太一样。”石川说。十年里，吴贻弓一直默默练习电影剧本写作，坚持读书和观察身边形形色色的人。他之所以成为“第四代”的代表人物，正因为在“文革”中的潜心准备。

“文革”刚结束，上海电影制片厂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迅速恢复生产。当时，吴永刚、汤晓丹、桑弧等老导演还能拍片。“有了题材就尽量照顾老导演，让他们拍。这样的话，中生代导演机会就变少了。所以当时采取了一个措施，叫以老带新，用老导演带一个年轻导演、中年导演，老导演任总导演，年轻的一代做执行导演。”石川说。

1980年上映的《巴山夜雨》成为吴贻弓的成名作。总导演吴永刚试图“在‘文革’的废墟上，重建人性的光辉”。他信任后辈吴贻弓，放手由这位执行导演掌握影片“主要的创意和主要的镜头”。

“通过画面叙事来传达一种诗意、情绪”

石川认识吴贻弓很多年，只有一次见他激动。那是十几年前，他们回忆起1983年的往事。当时，吴贻弓的代表作《城南旧事》在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获得金鹰奖，前辈谢晋是评委之一。

“那部电影得奖，评委有一些争论，最后谢晋据理力争，一定要把它推上去。”石川解释，“可以想象，这部电影获奖，对吴贻弓是多么重要的人生机会。要是没有这个奖，可能后面的一切是另外一种景象。”“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影片第一次在国际影展中获得大奖。

说到对谢晋的感激之情，吴贻弓显得有些激动，不能自持。当时他的身体状况不佳，石川就“赶快把话题岔开了”。

《城南旧事》以小主人公英子的视角，表达了诗意的怀旧情绪。影片中大量北京老城景象，其实来自上影厂美工们的巧手。“当年我们来北京，其实已经拍不到有老城感觉的街道、胡同了。影片中除了西山红叶、英子家的小院子是真实的之外，其他都是我们实景搭的。当然，英子家的院子，在我们拍完之后也拆了。”在2012年的一次重映观众见面会上，吴贻弓说道。

《城南旧事》在票房上也获得了成功。1980年代，上影厂拍一部电影的平均资金是29万元。而这部电影花费57万元，回收了110万元。此后几十年中，《城南旧事》不断重映，积累了一代又一代影迷。“它不像现在的商业大片，红火那么一会儿。现在已经快三十年了，我们还保持着在电视上每年播出三次的纪录。”吴贻弓在一次访谈中说。

吴贻弓年轻时，正值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解冻时期。“大量反思的、人道主义的、反战的影片开始涌现，对‘第四代’来说，这一批苏联电影对他们影响非常大，潜移默化。”石川分析吴贻弓电影风格的来源，“他比较注重通过画面叙事来传达一种诗意、情绪，并不是特别看重剧情的逻辑绵密、因果关系、场面、节奏，他不是这个路子。这可能跟他的个性、文化传承，跟他的受到的教育有关系。”

在《巴山夜雨》中，吴贻弓已经显露了诗化的电影语言风格。影片以长江上的一艘江轮为背景，描绘了船上各式人物的悲欢与命运。

石川刚刚博士毕业时，撰写了一篇关于《巴山夜雨》的电影评论。他认为，这艘江轮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他们就希望这艘船能承载着中国的命运、老百姓的命运。”

他们第一次见面，吴贻弓就表达了赞许：“这你们都看得出来啊！”这是忘年交友谊的起点。“那时他们心里都希望这艘船成为国家和民族、百姓的‘诺亚方舟’，能够载着他们，到一个光明的未来。”石川认为，这种隐喻和诗意的风格接续着传统，“1930年代的孙瑜，1940年代的吴永刚、费穆，接着是吴贻弓，到后面的霍建起”。

“不知道他这种性格是怎么当领导的”

“每天一元钱的饭钱补贴，一干就是几个月。他每天跟我们一样，到地下室的食堂排队就餐。”江平回忆起上海国际电影节初创时期的艰苦。

1980年代后期，中国还没有像样的国际电影节，更不用说国际A类电影节。当时，吴贻弓、黄蜀芹等第四代导演的实力已经被国际承认，第五代导演则频频获得国际奖项。老一辈电影人提出：中国怎么没有一个国际电影节？

作为上海市电影局局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吴贻弓接下了这项任务。“我们这些他手下的人，没一个参加过正式的国际影展，只有吴贻弓既领奖又当评委，对世界八大电影节了如指掌。”江平说。

但是，熟悉外国电影节是一回事，自己办是另一回事，细节问题很多：怎样做好外事接待？有没有放映场地？如何选片？“办电影节基本上都是从一穷二白开始，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先到国外考察，看看人家怎么做，电影节的钱从哪里来，怎么个运作方法……都是慢慢一点一点学来的。”

“当时上海的涉外宾馆数量非常少，而且人家平时的接待任务很繁重，所以根本不可能跟电影节合作。电影的放映场所和涉外宾馆要怎么解决？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实际上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因为财政状况不是很好。”石川回忆。

吴贻弓多次找上海市领导汇报情况，并且 “他利用自己的渠道，争取到一些香港的资金，可以投资建设宾馆。实际上就是利用外资，这样把市里面的路子走通了。”石川回忆，市里批了一块地。那里新建的电影宫，就是现在的上海影城。

1993年10月14日，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盛况空前。韩国导演林权泽因《西便制》获得最佳导演奖，颁奖嘉宾是大岛渚和张艺谋。中日韩三位重要导演齐聚，吴贻弓在台下颔首微笑。

“为申办奔波，为经费苦恼，为程序发愁，为每一个细节的安排绞尽脑汁，我和所有关心过、帮助过和为之不遗余力工作的圈内外人士一道为她的举办竭尽所能。”回忆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时，吴贻弓感慨道。如果没有这位掌舵人，上海国际电影节即便成功开幕，也很难维持下去。

石川曾比较过谢晋和吴贻弓两代导演的性格特点。“谢导的性格就像火一样。而他是温开水，很少发脾气，也很少着急，甚至连情绪激动都没有，一直都笑嘻嘻的，很平和，说话慢条斯理，我不知道他这种性格是怎么当领导的。当局长、厂长，都需要杀伐决断，哪怕当导演，在片场也应该有很强的控制力，但是他的性格特别绵。他不管跟谁，跟同级、晚辈、长辈都是彬彬有礼的。”

像火一样的谢晋，在电影节上提携过吴贻弓。那一次“点燃”，即使过了几十年，也会让他难得的激动起来。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