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首山清水秀旅游七言绝句（那终生难忘的三层楼）
来一首山清水秀旅游七言绝句（那终生难忘的三层楼）即使是山药蛋烩白菜，配上主食白面馍或玉米面窝头，比起阳曲苏村插队天天吃高粱面饸烙加一勺醋，我的伙食标准已经足足提高了两个档次，所以我对山财的饭菜是相当满意。如果月底财政宽裕，周六再吃个三角钱的过油肉，那就有过小年的感觉了。从宿舍楼往东100来米，就是食堂兼会堂，七八个木板窗口前12点就排起长长的队伍。大师傅掂着长铁勺看学生做二选一的选择题：左边盆是素烩菜，一毛钱一份；右边盆里肉烩菜，两毛钱一份。我第一周做过几次选择题后，从第二周起就坚持"左倾路线"——只买素烩菜。原因有二：其一是买肉烩菜风险很大，往往看着勺子浮头漂着个肥肉片，但大师傅手腕轻轻一抖，那肉片就溜回大海了，肉烩菜花双倍的钱只能隐约闻到一点儿肉味；其二是我要把每月开支控制在15元的助学金（12元伙食费 3元零花钱）之内，自从农村插队起，虽然一个工只挣一毛二，我已经基本生活自立了，现在不想再回到靠父母养活的孩童阶
近日读77贸易班老同学乔远生、巩文波的回忆佳文，思绪又一次回到40多年前的山财校园，那熟悉的三层楼浮现眼前。
一、初识山西财院——两幢三层楼
1978年3月12日早晨，一辆老吉普车把我和一个旧帆布箱、一卷铺盖从太原西山官地矿带到新建南路山西财经学院大门口（有位矿领导到附近市委党校学习，我搭了便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幢敦敦实实的灰色三层楼，后来知道这是山财惟一的教学楼，北侧的一幢直角三层楼是贸易系和财金系的学生宿舍，这百米之内的两座"楼台"就是我将度过上千光阴的"杏林"宝地。不足百亩的山财小院，承载了多少青年学子的梦想。
自右至左六位室友: 刘同生、谢文秀、吕振林、史天林、刘存元和兰宜生。
我们宿舍六位同学：谢文秀、刘存元、吕振林、史天林、刘同生和我。谢文秀和刘存元是老高三毕业生，比我和刘同生要大十岁。老谢是团委干部出身，入学担任班级党支部副书记，讲话不紧不慢，显得沉稳老练，后来我曾请舍友到西山家中，我母亲评价说：老谢一见面就热乎乎地握住手，看着就像老干部。老刘原是中学老师，戴着一副眼镜，更显得文质彬彬，当时近视尚未全民普及，看到戴眼镜的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人人称呼"刘老师"，这让老刘很不开心——当孩子王烦透了，毕业不想再做老师了，直到同学们给去掉"一横"，改称"刘老帅"，这才皆大欢喜。吕振林的大同普通话悦耳好听，他自幼父母双亡，懂事早，待人和气细心，常能为他人着想，与上下左右关系都十分融洽。毕业十多年后，我陪母亲到大同探亲，老吕和史维亚同学带我到北岳恒山悬空寺等地游览，吃着浑源凉粉，听着"猪头"故事，音容笑貌宛若眼前，可叹已成故人。史天林与我同是太原阳曲县插队知青，经历相仿，有许多共同语言和生活感受。刘同生与我同庚，比我小半年，住在我上铺，所以我俩吃饭、上课常结伴同行。
我们宿舍六人都属于第三组，组里还有马之光和李纲，这二人都是书法高手，马之光很有才气，书画篆刻样样精通，毕业分配到天津废旧物资公司，后来调到天津国际投资公司，来山财找我要一些外贸专业资料，自嘲是"山财的废品到天津废品公司专业对口啦"，后来失去联系，据说在北大读博或博士后，可叹英年早逝；李纲是组里年龄最小的同学，也是潜力最大、进步最快的同学之一，我1995年带汕头大学外贸班学生北京游学，他曾邀邱晓华在国家统计局给学生作了专题讲座，张翠娜同学也处处为我们提供帮助。第三组还有三朵美丽金花：徐华、宋錦萍、张西萍。徐华组长是班级生活委员，长得漂亮文雅，待人温和细心，是班里人缘最好的同学，到了每月发生活费和饭菜票的时候，更是众人期盼簇拥的"散财仙女"。
二、民以食为天——两盆菜
从宿舍楼往东100来米，就是食堂兼会堂，七八个木板窗口前12点就排起长长的队伍。大师傅掂着长铁勺看学生做二选一的选择题：左边盆是素烩菜，一毛钱一份；右边盆里肉烩菜，两毛钱一份。我第一周做过几次选择题后，从第二周起就坚持"左倾路线"——只买素烩菜。原因有二：其一是买肉烩菜风险很大，往往看着勺子浮头漂着个肥肉片，但大师傅手腕轻轻一抖，那肉片就溜回大海了，肉烩菜花双倍的钱只能隐约闻到一点儿肉味；其二是我要把每月开支控制在15元的助学金（12元伙食费 3元零花钱）之内，自从农村插队起，虽然一个工只挣一毛二，我已经基本生活自立了，现在不想再回到靠父母养活的孩童阶段。我母亲要补贴我每个月5元，我总会掏出兜里留存的五块钱展示一下——"花不了"。后来为了节省每周回家的8角车费，我改为骑车40里回西山官地矿。
即使是山药蛋烩白菜，配上主食白面馍或玉米面窝头，比起阳曲苏村插队天天吃高粱面饸烙加一勺醋，我的伙食标准已经足足提高了两个档次，所以我对山财的饭菜是相当满意。如果月底财政宽裕，周六再吃个三角钱的过油肉，那就有过小年的感觉了。
"衣食足而知荣辱"，吃得好，穿得暖，睡得安（再没有跳蚤捣乱），坐在明亮的教室里看书写字，不用每天风吹日晒"四出勤"下地干活，再不把学习搞上去，那真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三、知耻而后勇——两门外语
全班同学个个学习很勤奋，我想一是珍惜邓小平果断决策给创造的大学学习机会，二是不想辜负青春年华。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其中两句："画箸树下微积分，熄灯价值论更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老刘、老谢、王军、樊而俊、郭生明、李德春、李冠瑶、赵阳林、许腊梅等老高三同学的数学、外语和文史功底更扎实，优势明显。班长王军更是口才了得，幽默感胜过赵本山，多年后同学聚会我问："老王，你这口才是天生的呢？还是后来练出来的？"王军微微一笑："这个口是天生的，才还没有。"老初中的同学年长五六岁，也有较好基础，学习干劲更足，我有时晚上快十点结束晚自习回宿舍，却看到党支书包克辛抱着一摞书上教室来了——又是挑灯夜战。因为煤矿子弟学校的教学条件较差，我的英语基础尤其薄弱。只记得Long live Chairman Mao和father、mother等几个单词，有很大差距要弥补，现在翻看大学的单词本，是从brother、sister开始记起。
知耻而勇追，尽量多学多记。我也发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脑袋空空的容易装东西。我曾利用两个周末骑车回家的空余时间，把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背下来，40年后讲课仍可与20来岁的青年学生PK全文。现在后悔当初没利用记忆力超强的黄金年龄阶段多背诵一些古代经典。
英语学习追到二年级也初见成效，班里选五个同学参加学校英语比赛，我也入选。但是发音还是不准，看到脸庞白白净净的北京知青沙立勋（英语课代表）英语讲得那么流利好听，心里十分羡慕。
坚持学外语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想考研究生，曾经一度传闻考研要两门外语，我又自学起了日语，后来确认只考一门外语我就终止了。但那三个月日语的半瓶子醋并不浪费，后来应付一些日本学者还是很管用的——我只要用日语介绍一下自己，再问他懂汉语吗？他一定是满脸愧色，我们就可以顺利过渡到英语交谈啦。
英语学到第三年，安秀芳老师找我：商品学系要选个英语好的学生去北京外贸学院学习，回来做外贸课程老师，你英语不错，愿意不愿意去？我觉得外贸比内贸有意思，当教师工作清闲自在，是我喜欢的工作生活方式。这样，第四年我到北京外贸学院混在进修教师里学习一年，回校后讲授《进出口业务》等。
在北京外贸学院，遇到北京财院七七级的李同学也来进修，我问他认不认得包克辛，让他带个话，结果周末老包背着他那熟悉的黄挎包到外贸学院来看我，下一个星期天我又到崇文门他家去聊学习生活。老包一向言语不多，待人非常诚恳，从中可以体会"刚毅木讷近仁"。我调到汕头大学工作后，他曾出差到那里看我。以后又在北京数次见面，无论是身为计委处长、司长。还是省部级高官，老包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坦诚待人的作风。多年后我曾为中储粮广东公司干部作过"企业社会责任"的讲座，他们也对老包的领导力和人品作风非常敬佩。可惜天不假寿，老包60多岁就去世了，也是我看到好人未必长寿的例子之一。
四、学而不思则罔——"四化"还是"五化"？
因为文革刚结束，课本里还是比较枯燥的计划经济内容，每天学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规律、价值规律等，我记得"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八个字的含义，高光筠教授讲了两个星期。看着课本里屡屡出现的"性质、本质、实质"，我感觉很困惑，一次课后我问讲课风趣犀利、知识面很宽的李志强老师：遇到这类问题应该怎样去思考和回答？是否有规律可循？李老师可能觉得我在考问质疑他，显得不太高兴，双方语速有点儿快，被樊而俊过来给岔开了。
问人不成，只能自己琢磨，结果还确实琢磨出一个问题。当时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用斯大林的一段话表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生产力不断增长、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着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用这个基本经济规律来衡量四个现代化目标，我感觉逻辑上有点儿问题。
既然生产是手段，满足生活需要是最终目标，四个现代化都是手段，怎么能作为长期奋斗目标呢？是不是应当提出人民生活现代化的目标？所以我在二年级时写了一篇近万字的文章《人民生活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目的》，认为四个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不够合理完善，也容易再次造成农轻重比例失衡，应当提出"五个现代化"取代四个现代化，可以让人们同时看到奋斗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这样更为完善，也可避免经济工作导向的偏差。
文章写好后，我给老谢看，老谢建议拿给系主任高光筠老师，高老师还给一些老师传看，据说评价不错。但这个稿子投到哪里呢？高老师说有个《未定稿》（内参）比较适合，但查不到邮寄地址。后来我把稿子寄给《经济研究》编辑部，半月后收到一封手写的退稿信：经研究内容不适于发表，……。
不久，新闻广播出现了"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提法，高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讲：兰宜生，你那个"五个现代化"不要再提了。我虚心接受，此后把更多精力转向了外语学习，以避免探讨经济问题的风险。现在回想当时的观点并不出格，这些年不是在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国人民更加美好生活的中国梦吗？
兰宜生毕业照（1981年北京大北照相馆）
五、难补的短板——三缺一
毛主席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七七贸易班是学校的体育标兵，连续三年获得校运会总分第一。但体育运动却是我的短板，从小读书的矿山子弟学校只有一条灰渣铺成的跑道和两个歪歪扭扭的篮球架，我对尘土飞扬的操场视为畏途，一下学就赶紧回家去捡料碳，没有培养出一项运动爱好。
每天早晨6点多山财各班集体上公路跑操，于晋鲁、邓庆旺、宋勇等大个排头的77贸易班阵容严整、喊声震天，自己也可以跟在里面喊一二三四。真到开校运会的时候，看着同室老谢在准备标枪，吕振林备战800米，史天林跑200米，我就只能作壁上观，摇旗呐喊。有时看到南寒松、巩文波、丁猛荣等同学打排球轻松容易，我一加入球就高低乱飞，弄得自己和别人都扫兴。直到我和刘同生买到一个塑料飞盘，才勉强有了一项自己的体育活动。
这个体育短板，一直到1986—1987年到美国访学期间学会游泳才算基本补齐。现在我给上海财大本科生、研究生上课都会有一个加分选项——如果你们游泳能快过兰老师，考试加10分，四种泳姿可以任选，每年学校教工游泳比赛也能拿个名次。排球技术经过几个校园的磨练也有提高，2019年曾和研究生小胡排球打到128个回合，他也得到10分加分。
2016年温哥华探访老同学巩文波、乔远生，重温体育课。
六、一个都不能少
全班70个同学，入学时有十几个党员，几十个团员，只有四个非党团员，其中三个同学写了入团申请后，很快也加入了团组织，全班就剩下我一个"群众"。
团支部组织委员闫敏到宿舍来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团申请？我说觉得不够格。她说不够格可以努力争取先申请呀。我说不会写，实际是因为高中曾申请入团伤了自尊心，不想再写申请。双方谈得比较僵，吕振林过来打圆场：小兰，我来帮你写申请。后来在老吕帮助下写了申请书，加上刘同生做介绍人，也加入了团组织，跟上了大部队，没给班级全省先进团支部拖后腿。
大二后我和刘同生又"整床"换到新宿舍，与杜明汉、冀德志、兰丕武、刘苏庆成为室友，加入第四组。组长杜明汉是让我十分钦佩的诚稳厚重之人，敏于行而讷于言，每次我们组打扫教室，杜组长总是拿着扫把、簸箕自己先去干上了，从不发号施令，其他人自然赶紧跟上，否则去晚了活儿就干完了。冀德志性格爽朗大方，言语幽默，毕业分配前夕在宿舍悄悄发布"重大内部消息"："听说联合国的指标明天要来啦！"后来杜、冀二人结为亲家也是意料之中。兰丕武、刘苏庆也是各有性格特色，宿舍里每日笑声不断。
2015年夏，兰宜生与上铺兄弟刘同生在壶口瀑布。
七、二水中分白鹭洲
山财贸易系后来分成商业经济系和企业管理系（后与山西经管院合并演变成国际贸易学院和管理学院），77贸易班留校14个学生，恰好两个系各七人。因为生性少言，加上第四年外出学习，除了同室、同组的同学，我与班里同学交流偏少，一些女同学还未说过话，留校以后才有了更多交流学习机会。我与许建平、胡连军同在外贸教研室，以前只能在台下看许班花主持、独唱，现在可以平起平坐讨论出口问题；胡连军出国后成了乌克兰问题资深专家，对女同学改行"吻手礼"，我十分钦佩和惊讶小胡的强大学习能力——在乌克兰怎么能把几千公里外的英国礼仪一起学回来？李晓峰才华出众，勇挑重担，不久担任副系主任；冀德志也很快成为系领导，为商经系办班创收做出重大贡献。不知什么缘故，赵阳林见了我总叫"兰博"，搞得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十几年后在复旦混了个博士学位才恍然大悟——原来她是深藏不露的命相大师呀！现在迫切想知道十多年后什么方位能捡到金元宝？希望赵大师能给再指点一二——元宝当然要二一添作五。余源年龄最小，长得最帅，成为被同学收编为妹夫的两个优秀青年之一（另一妹夫是杜明汉）。感谢闫泽民同学在太原期间倡导的围棋巡回赛，棋友同学每周轮流坐庄，增加了我对老闫、付志明、南寒松、丁猛荣等太原同学棋艺和厨艺的了解，赵超同学因为德艺双馨，调到北京仍难免多次骚扰。
几十年后回看，留校同学有七个外出，七个留守，又是二一添做五。至于外流的原因，有的是因为个人志趣和人生取向，有的是因为专业不对口，等等。就我个人而言，因为我教外贸课程，山西外贸规模有限，山财又属商业部（国内贸易部）管辖，不允许设立外贸专业，我只能讲个副课，越来越感觉无聊，希望到沿海外贸发达地区可以发挥专业特长，后来调到广东汕头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也确实有更多事情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费尽周折调走不久，山财就划归了山西省，商业部也实现了内外贸一体化管理，山财的外贸专业办得风生水起，此为后话。
就内地高校人才外流（所谓"孔雀东南飞"）而言，我现在的看法是，以内地省份的经济体量和经济活跃度而言，有时属于人才相对过剩的地区，一些人才流出，可以减少内耗，创造较宽松的校内人事环境，外出人员可以在沿海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环境和机会，形成一种互利双赢的结果。
无论是外出还是留守的同学，老贸易系都是我们的根，77贸易班是我们共同的标识，外面的同学可以把一些资源引进学校，更好地推动学校的发展。我这些年带的博士生，按单一学校看生源以山财学生为最多，这些学生毕业回到山西或在其他地区为国家建设服务，我和山西财大也保持着学术联系。
说起老贸易系我要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的关心和帮助：一位是安秀芳老师，一位是卢昌治老师。安秀芳老师是把我从农村招到山财的恩师，也是我们班主任。十年前我回山西财大参加国贸专业的项目评审，顺便去北校区拜访看望安老师，安老师恰好刚从澳洲回来，得以相见。我衷心感谢安老师两次改变提升我的人生轨迹：一次是把我招到山西财院，否则我可能还在农村种地呢；另一次是推荐我去北京外贸学院学习，转向外贸专业以后，加上外语方面的基础，后来才有出国学习机会和到沿海工作的条件。安老师对77贸易班感情很深，记忆深刻，说起张绍文、孟铁军等一些同学绘声绘色，笑容满面。
商品学系是由商经系短期派生出来、四年后又长回去的一个枝干，系领导张凌云书记、孔英系主任、卢昌治副系主任都是和蔼达观之人，对青年教师多有关心帮助。我留校后，在卢老师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得到很多帮助指教。做为第一个外贸课程教师，卢老师同意我到沿海外贸公司实习的请求，安排我到青岛山东机械进出口分公司实习两个月，对外贸业务流程和内容有了基本了解；同意我购买订阅外贸专业书籍和报刊，拓宽专业知识面。不论是当系主任还是校领导，卢老师待人谦逊，讲话温和，循循善诱，从不强加于人。
1982年9月我第一次上讲台，给79贸易两个班讲《进出口业务》。面对一些年龄比我还大的学生，不由心跳加速，有些紧张，卢老师专门去教室给我壮胆。只要目光望向后排的卢老师，我心里就感觉踏实许多。课后卢老师跟我讲：板书时不讲课，讲话时不板书。我谨记在心，以后逐步摸索，教学才越来越成熟。
79贸易是很活泼热闹的两个班级，我讲外贸包装时，拿着两听国内新生产的青岛啤酒易拉罐做教具，讲解易开式、堆叠式包装，课间休息回来，看到易拉罐已经被学生鼓捣漏气了，"滋滋"直冒啤酒泡，却无人"认账"。姓陶的班长过来跟我对付："兰老师，这啤酒已经打开啦，要不然我们拿班费买下来喝了吧？"我正色道："亏你想得出来——拿班费买啤酒喝？传出去成什么体统？怎么能让学生上课喝酒呢？这事我自己处理吧。" 下课把啤酒拿回办公室，尝尝口感还真不错。吃一堑长一智，另一听啤酒我就课间随身携带，不能再给学生犯错误的机会。
有个陈同学考试时把"磅"和"镑"写错了，我每个地方都扣了0.5分，他找我质疑："兰老师，这几个地方是同样的错误，扣一次分就行了，怎么能重复扣分呢？"我说："你重复犯错说明不是笔误，而是观念错误，就得重复扣分，这样你能记得更牢，以后再不会把这个字写错了。"现在回想当时要求确实太严格，不知道陈同学现在是不是仍然记得这个字。
1986年夏天，我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商学院学习一年，卢老师半开玩笑半认真对我讲："兰宜生，你可不要当"飞鸽牌"——脱了线风筝不回来呀！"我说："卢老师，您放心，我一定按期回来。"1987年8月份我如期归国，也是山财第一个从美国访学回来的老师。卢老师当时还让我留意国外高校有关股票和股票市场方面的课程内容，此时国内还没有股票和股市，我对此也一无所知，可见卢老师很有发展眼光。
调离山财时，卢老师不希望我走，但也能理解我的苦恼和想法。用了13个月，我才办完调动手续，到汕头大学工作以后，回太原探亲总想去杨家堡小区看望卢老师，但近些年他常在北京居住，未能再见面，有时候常会想起卢老师那低沉温厚的声音。
八、把根留住
40年转瞬已逝，自己也过了耳顺之年，回想在山财的一些往事仍历历在目，现今山西财大的巍巍高楼似乎仍能看到三层老楼的影子。虽然到广东、上海工作为我打开了新的专业领域和学术窗口，在美国、澳洲、欧洲访学也开启了自己的视野和思路，但是山财的根是我成长的主要源泉，山西和山财也给我打上了永久的印记。我介绍自己常说："兰花适宜生长在山西——我叫兰宜生，山西人。"我在上海财大的师生群定名为"山海兰园"，意为"从山西到上海的兰老师载种的花园"。山西财大校训以"修德"居首，上海财大校训则以"厚德"为先，我在上海财大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分别开设《修德成功学》选修课，写了一本《厚德成功学》教科书。王阳明先生讲："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我希望在高校广泛播撒善良诚信的种子，把山西及中华优良文化传承下去，。
在山西财大迎来70年校庆的良辰吉日，衷心祝愿40多年前的老师、同学们健康、快乐、平安、幸福！祝愿70年桃李天下的山西财经大学像70年的新中国一样风雨兼程开启新的壮美航程！
——山财77贸易班兰宜生记于2021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