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讲长文追忆父亲去世（高晓松从未祭奠父亲）
高晓松讲长文追忆父亲去世（高晓松从未祭奠父亲）“不吉利”的高晓松，从出生就不曾得到父亲的宠爱。高晓松出生在1969年11月14日，正是那场运动如火如荼的年月。高晓松出生前，父母在北京上海深造，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也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高晓松出生后，一家人的境遇犹如从天堂跌落凡间，父亲固执的认为高晓松是“不吉利”的。
“那年在遥远异乡接到父亲去世的电话，出乎意料地哭了一小会儿。也不知是可怜自己还是可怜他。”
高晓松父亲节发文谈及父亲，隔着多年的时光，言语中依然有放不下的痛楚。
很多人知道高晓松家境显赫，从祖父母外祖父母到父母都是高知，却少有知道他们父子关系的疏离。
高晓松出生在1969年11月14日，正是那场运动如火如荼的年月。
高晓松出生前，父母在北京上海深造，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也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
高晓松出生后，一家人的境遇犹如从天堂跌落凡间，父亲固执的认为高晓松是“不吉利”的。
“不吉利”的高晓松，从出生就不曾得到父亲的宠爱。
孩子的心是最敏感的。
感受不到父爱，高晓松从小到大从不问父亲任何问题，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
上学时，高晓松会带朋友到家里玩，但是一到饭点，他就开始心焦，他知道父母不会留朋友在家吃饭，他觉得很为难，既不敢违抗父母也不愿意愧对朋友。
高晓松大学退学，在父亲看来是极其丟面子的事情。
他要求高晓松搬出去，并告诉他“不读书就不要赖在家里”。
高晓松离家那天，父亲难得的亲自下厨给他炒了两个菜，一个是响油鳝丝，另一个高晓松已经模糊了。
那时的高晓松尚且没有谋生能力，父亲却格外兴奋，像丢掉一个莫大的包袱。
他给高晓松讲了两则鸡汤，又对儿子说离开最好就别回来了。
事过多年，高晓松依然清晰的记得父亲送他离家时的高兴劲。
看着父亲心情愉悦的唱着印度尼西亚民歌《星星索》，高晓松心寒透了，他觉得那是他们父子最后一顿饭。
那之后到父亲去世的二十几年，高晓松和父亲说过的话没有二十句，吃过的饭只有三顿。
一顿是一家人相聚庆祝妹妹高晓江结婚，另外两顿分别是高晓松爷爷奶奶的葬礼。
1998年，29岁的高晓松独自一人在欧洲旅行，妹妹高晓江嫁给了一个德国人，一起到希腊度蜜月。
趁着兄妹俩都在欧洲，离婚许久的高晓松父母也赶到希腊为高晓江庆祝。
那个时候，高晓松已经和父亲多年未见，一家人很久没有一起吃过饭。
高晓松父母特别高兴地说：你看其实我们的婚姻其实是胜利的，为什么是胜利的呢？当然首先是因为爱情在一起，没有爱情分开，有一对爱情的结晶，两个人都有不错的成绩。
那顿饭之后，又是许久未见，再见便是高家爷爷奶奶的葬礼。
除此之外，父子间形同陌路。
接到父亲去世的电话时，高晓松和妹妹都在国外，第二天中午近乎同时飞回北京。
“去医院领了父亲，根据他的遗愿直接拉到火葬场。我打电话给母亲，母亲说也替她鞠个躬，感谢那两粒开挂的精子。
火葬场里有一支装扮如姜文电影里荒诞民国范的军乐队，高矮胖瘦，荒腔走板，帽子上的兜鍪东倒西歪。我们听不下去，便和父亲的后妻一起出门找了一家卤煮吃午饭。约莫五十分钟光景，饭吃完了人也烧净了，我们也达成了遗产都留给后妻，骨灰我和妹妹带走的协议。”
高晓松和妹妹根据父亲的遗愿把骨灰分撒在清华与旧金山湾区。
高晓松的姑姑们要得一小撮骨灰给哥哥建了墓，每年清明给高晓松和妹妹发祭奠的照片，他们俩一次也没去过。
但是父亲节那天，高晓松还是希望父亲在那边可以享受到无人打扰的时光，一动不动坐在水边，钓他心爱的鱼。
那个被父爱放逐的孩子，终究还是对父亲怀着爱意。
高晓松说年轻时的他，因为和父亲极为不好的关系，身上有很多问题。
如今，他能用平静的文字，写出内心的那些痛楚，是岁月用无坚不摧的力量让他放下很多。
和高晓松一样，季羡林大师的儿子季承，和父亲的关系一度冷硬如冰。
季承出生不到3个月，父亲季羡林就去了德国留学。
对那个奉命成婚的妻子和襁褓之中的儿子，季羡林没有丝毫留恋，反而感到一些轻松。
10年后的1945年，季羡林终于回家，母亲叮嘱了季承无数遍要喊爸爸。
“爸爸”，当季承满心欢喜的高声喊起时，季羡林只是摸摸儿子的头，没有期待中的激动和拥抱。
盼望了10年的父亲，是世人眼中学识渊博平易近人的学者，却是季承那里冷漠的父亲。
季承无数次幻想，爸爸回来了他就可以像别的小朋友一样跟爸爸打球玩闹钓鱼跑步，可是爸爸和他甚少亲密，这让小季承很是失望。
回到家中的父亲，也并未停留多久，就离开济南的家，去到北大工作。
季羡林去北大工作后，一直按时向家里寄钱，寒暑假回济南探亲。
季承写信给父亲，要求父亲把一家人接到北京团聚，父亲说不是他不想而是无能为力，并斥责季承小孩子不要胡思乱想。
1952年，季承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和父亲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却较少见面。
父亲每个月通过邮局，寄给儿子15元钱生活费，父子间交流十分有限。
季羡林最喜欢的事情是做学问，他的书房满满的书，却不像别人的父亲一样在学业上指导他，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和优异的成绩都是季承一个人努力过来的。
在季承的生命里，除了负担大学毕业前的经济，父亲更像一位旁观者。
1962年，季承把济南老家的母亲和叔祖母（季羡林自小过继给叔叔，由叔叔和叔母抚养大）接到北京和父亲一起生活。
生活在一起后，季承和姐姐时常去照顾他们。
季羡林节俭惯了，他不许姐姐用自来水拖地、刷厕所；不同意买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不让给他换洗衣服、床单，说衣服穿不坏洗坏了，一家人在屋里谈天，他进去就把电灯和电视关掉，节俭程度让人难以接受。
别人送给季羡林的茶叶、食品等物品，他一律收到自己的屋里长期保存，等拿出来请大家品尝时，不是生了虫子就是变了质。
季羡林最亲近的是他的猫。
他对猫呵护纵容，节俭的他可以为猫买猪肝牛肉，也可以为没有奶水的猫妈妈买鲫鱼熬汤下奶。猫可以在他的书稿上撒尿，可以在他头上作威作福。
最多的时候，季羡林的猫有八只之多。
可是，对自己的妻子儿女，季羡林从来没有这般温柔，一直是冷冷的淡淡的，犹如隔了一层厚实的网。
1989年2月，季承叔祖母与世长辞。不久，姐姐婉如也生了重病。
婉如生病期间，季羡林第一次去看女儿时，他问女儿是否用钱。
女儿回答有钱后，父亲就不再吱声和秘书李铮一起走了。
婉如生气地摔上门。
第二次，是季承陪父亲去的。父亲拿了一筒茶叶，让季承买了几个广柑。
婉如已经病得十分严重，见到茶叶，忿忿地说：“你还是自己收着吧！”就不再理父亲。
婉如去世后，父亲季羡林没有为女儿送行，没有送花圈，只在季承面前低声嘟囔了一句：“我知道了。”
季羡林写了一篇散文《哭婉如》，知道女儿评价他吝啬自私不近人情后，便没有发表。
1994年2月8日农历12月28临近春节，季承母亲已经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季承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整理了母亲住的客厅。
劳累了一天终于要准备晚饭，在书房待了一天的季羡林出来就问：“我的花哪里去了?”阿姨说搬到对面屋子里了，季羡林立刻去找。
没有找到花，季羡林回来厉声追问季承“谁把我的花扔了!”，季承说了一句气话“我把它扔了!”
实际，花并没有扔，季羡林勃然大怒“谁给你权利扔我心爱的东西!”季承回答是老天爷。
季羡林一时气恼便说“这是我家不指望你养老，你做的都是为了你妈，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
之后的除夕和初二家族聚餐，季羡林都拒绝出席，到了初三在季羡林秘书李铮的调和下，父子俩才和好。
后来，季承才明白，很多年来父亲始终感觉季承季婉如和母亲更亲厚，他在家庭中是孤立的。
母亲住院期间，大部分医药费由季承承担，季羡林却在此期间给山东老家捐钱，这让季承有些难以接受。
季羡林也对儿子季承和妻子离婚娶了家中小几十岁的保姆颇有微词。
1994年12月4日，季羡林妻子去世前两天，季羡林对儿子季承说：“你很聪明。今后你不要来北大了。等你母亲去世后我再找你谈。”
此后13年，父子间都处于“冷战”的状态，直到2008年季羡林重病，季承带着孩子去探望照顾。
在父子最后相处的8个月里，季羡林没有解释什么，季承也不再抱怨什么，他们在一个巨大的谅解中度过了季羡林最后的日子。
季羡林先生性格同样源于原生家庭。
六岁时离开父母投奔济南的叔父，始终难以逃脱寄人篱下的孤苦感。
和包办婚姻的妻子无话可说；留德十年不节俭无法维持；身在异乡爱上的异国女子无法在一起；父子常年没有生活在一起感情疏离；一心为国冷落小家……种种因素造成了季先生偏冷漠的性情，却也成就了一代国学大师。
“与岁月对望，所有人都老了，再没人死于心碎。”
也许，才子注定和凡人不同，他们融入不了我们，我们也无法理解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