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发生了什么瘟疫（东汉灭亡于瘟疫）

东汉末年发生了什么瘟疫（东汉灭亡于瘟疫）身罹其难的曹植也写道：“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 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矣。”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瘟疫死人尤多。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死于这次瘟疫—徐干、陈琳、应玚、刘桢，魏文帝曹丕回忆说：“昔年疾疫，亲故多受其灾”，指的就是这些朋友。又说：“疫疠多起，士人雕落”。那时中原“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据史书记载，光武帝建武年间爆发过三次严重的瘟疫，分别是：“光武建武十三年，扬徐部大瘟疫，会稽江左甚”，“ 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二十六年，郡国七大疫”。此后一百年间，瘟疫渐平，文献记录阙如。但是到东汉中后期的安帝时代，瘟疫再度肆虐横行，达到了一次高峰。《后汉书》中记载的三十多次瘟疫中有二十多次发生在安帝以后的一百年

公元189年，董卓废刘辩，立刘协为帝，为汉献帝。董卓死后，李傕率部攻入长安，挟持汉献帝。公元196年，曹操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公元220年，曹操病死，刘协被曹丕控制，随后被迫禅让于曹丕，曾强悍已极的大汉王朝至此彻底落下帷幕。

汉朝亡国的直接原因，有人说是外戚宦官专权，有人说是汉章帝尊俗儒导致上行下效，务虚不务实，治理效率大减，也有人说是因为汉末风起云涌的宗教行动和农民起义导致了帝国的崩溃。但如果我们眼光向下，就会发现最直接的原因，恐怕是瘟疫。

“疫，民皆疾也”，瘟疫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王朝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许愿也不灵的遥远的古代，一场瘟疫导致社会崩溃，并不是新鲜事。1346-1353年的黑死病大流行，导致南至西班牙，北至波罗的海沿岸的广大区域内，2500万人失去了生命。

我国也是一样，“从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这2632年间，共记载有772年次程度不等的瘟疫。”这还是因为在动乱年代，文献记录不全，导致大量瘟疫并未记录在案的“保守估计”，而两汉直到两晋，都是瘟疫的高发期。

据史书记载，光武帝建武年间爆发过三次严重的瘟疫，分别是：“光武建武十三年，扬徐部大瘟疫，会稽江左甚”，“ 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二十六年，郡国七大疫”。此后一百年间，瘟疫渐平，文献记录阙如。

但是到东汉中后期的安帝时代，瘟疫再度肆虐横行，达到了一次高峰。《后汉书》中记载的三十多次瘟疫中有二十多次发生在安帝以后的一百年之间。在安帝时有4起，顺帝时有9起，冲、质二帝在位仅2年，竟有11起，桓帝时有2起。东汉末年的三十年里，更是爆发瘟疫十二次。

建安九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04—219）中原地区流行瘟疫尤其凶猛。东汉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一个大家族，人数超过二百，不出十年，就少了三分之二。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瘟疫死人尤多。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死于这次瘟疫—徐干、陈琳、应玚、刘桢，魏文帝曹丕回忆说：“昔年疾疫，亲故多受其灾”，指的就是这些朋友。又说：“疫疠多起，士人雕落”。那时中原“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身罹其难的曹植也写道：“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 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矣。”

这次瘟疫，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传染性强，发病迅速，死者往往死于高热和出血，难以防治。所以人们自然将希望寄托在了玄幻的事情上，在医学不发达，鬼神观念深入人心的两汉时期，这种求生的努力往往表现为信巫、求道，也就给民间宗教的极端化运动提供了土壤。

光武帝建武年间的三次大瘟疫，都随之爆发了大规模的“妖巫”事件。第一次是维汜和其徒弟李广的叛乱。维汜自言可以通妖神，收拢弟子数百，后被诛杀。

第二次是其弟子李广等人宣称维汜化神不死，广纠集徒党，攻下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太师”，还打赢了朝廷派出的张宗讨伐军，后为马援所灭。

第三次是建武十九年维汜弟子单臣、傅镇等人又妖言惑众，杀入原武城，劫持官吏，自称将军，光武帝派臧宫率兵围剿。臧宫围城不破。刘庄提议让叛军突围，分而击之，才平叛成功。

从中可见瘟疫与民间极端宗教爆发的共生关系。

而如果恰逢社会治理不昌明，民生多艰的时期，又爆发瘟疫，那么民间宗教势力之强，往往足以彻底打翻一个王朝。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汉桓帝刘志是个玩音乐的，“好音乐，善琴笙”，业余玩玩室内装潢，“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汉灵帝刘宏宠幸“十常侍”，说“张常侍乃我父、赵常侍乃我母”，天天泡夜店，俩人都不是什么正经人。

汉灵帝在位时，本就赶上旱灾、水灾、蝗灾频发，灾异不断，偏偏又来了瘟疫。为了求生，病急乱投医的百姓当然是谁给点安慰剂就跟谁走，偏偏太平道的道士们就找到了全天下最便宜的安慰剂——符水。

几乎所有道派的创教者都不约而同地把驱邪除疾作为创教、传教的手段：“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五斗米，号为五斗米师。”“西晋末，中原乱离，饥谨疠疫交作，民多毙无救。纂悯之，遂于静室飞章告天而泣涕不已……纂按经品斋科行世江表，自是疫疠不复作矣。”

汉灵帝时的灾异横行，给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提供了绝佳的传教机会。他们一边不断提供身体上的安慰剂（符水），一边广播念种，也提供精神上的安慰剂。《太平经》、《女青鬼律》等这一时期的道教经典中都反复强调劫运即将来临，只有所谓的种民才能平安度过劫运，而做种民的前提依然是是否能够遵循并践履传统的世俗伦理原则。

《太平经》认为，劫运到来将使“天地混齑，人物糜溃。唯积善者免之，长为种民。”《九天生神章经》则认为，“大运将期，数终甲申，洪流荡秽，凶灾弥天，三官鼓笔，料别种人，考算功过，善恶当分。《女青鬼律》 认为，“乱不可久，狼子宜除，道运应兴，太平期近，令当驱除，留善种人。”

而怎么做好人呢？标准是谁定的呢？当然是天师们。而不得不提的重要一点就是，如果说此时的天师道和五斗米道真的能在防治瘟疫上提供什么成功经验，那就是组织严密。比如五斗米道将教区分为二十四治，“治”是天师道在各个辖区的管理中心，在“治”中设立“祭酒”管理人员职位，也称“都功”，总理辖区的所有事务。俨然独立王国。提高了治理效率，降低与外界的接触频次，自然可以防瘟疫。

而这样的成功经验一方面提高了教派的威信，增强了教众的信仰力，另一方面也锻炼了队伍，随时可以起兵。所以，就有了太平道广为联络，四处书写“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约定各地共同举兵的大起义。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中央军靠不住，各地诸侯在累世公卿袁家的号召下组成联军讨伐长角三兄弟，既挣了功劳、树立了威望，又锻炼了队伍，董卓一冒头，三国时代就正式开始了。

到三国时代，瘟疫也没有消停，据林富士的统计三国时期（220—265年）46 年间“大疫”流行有6 次，民间道教运动风起云涌，妖道层出不穷，比如三国时制符水治病，最终被孙策以“妖妄”为借口杀害的琅琊道士于吉；自号李八百，以鬼道惑众的道士李脱；以鬼道助赵王伦作乱的孙秀；以“老君当治，李弘应出”为口号发动起义的李弘以及孙恩、卢循等。这场风波一直延续到两晋，直到南北朝天下大乱，才算告一段落。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