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目前局势分析（战乱和动荡四国）
中东目前局势分析（战乱和动荡四国）正是受制于这种僵持局面，叙利亚形势处于巴沙尔·阿萨德政府能够维持，但以政治和解、政治重建和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全面国家重建难以展开的状态。例如，叙利亚于2021年5月26日举行了总统大选。尽管巴沙尔·阿萨德获得了95.1%的选票，再次当选总统，但这种选举是在国家分裂情况下举行的，叙利亚政府事实上不具备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能力。据报道，有超过1100万人居住在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控制的地区，政府军控制了叙利亚超过70％的土地；有250万人在东北部的库尔德自治政府控制地区；有290万人居住在伊德利卜省以及周边武装反对派控制地区。当地时间2021年5月26日，叙利亚大马士革Douma镇，叙利亚总统选举投票正式开始，叙总统阿萨德露面。本文图片 人民视觉 资料图总之，受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走向和平与稳定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某些国家仍处在希望渺茫的困境之中。政治重建
2021年以来，受美国在中东加快战略收缩、中东地区大国内外战略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中东国际关系出现了罕见的缓和潮，并突出表现为沙特与伊朗关系缓和、土耳其和沙特领导的“亲穆斯林兄弟会阵营”和“反穆斯林兄弟会阵营”关系缓和，以及在美国推动下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缓和。
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缓和的内部动力来自地区国家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但如果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角度来看中东国家的发展，中东国家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其面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压力仍十分沉重。当今的中东国家大致可以据此划分为四种类型：（1）面临转型压力的国家：主要包括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约旦、摩洛哥等，甚至也包括土耳其和伊朗两个非阿拉伯国家，它们都面临通过改革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严峻任务。（2）受2019年第二次“阿拉伯之春”冲击的国家：主要是苏丹、阿尔及利亚等，目前仍处在艰难的政治过渡进程之中，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原政权倒台后的政权建设，以及受此影响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问题。（3）处于政治经济转型关键期的国家：突尼斯和埃及是其中的代表性国家，其形势虽有所好转，但远未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4）长期处于战乱和动荡的国家：受“阿拉伯之春”和长期外部干预影响陷入严重冲突动荡的国家，主要包括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伊拉克，它们均面临战后重建、国家建设和国家转型的多重任务。
上述四类中东国家面临的和平与发展压力呈现依次递增。因此，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伊拉克四个处于战乱和动荡的国家，不仅在其内部面临政治和解、政治重建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多重任务，而且它们同时也构成了域外大国和地区大国广泛介入其中的地区热点问题，并与地区范围内的教派冲突、民族（族群）冲突特别是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产生了巨大而复杂的溢出效应，成为影响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治理难题。
2021年以来，在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缓和同时，中东战乱和动荡四国形势作为地区热点问题，却呈现出僵持难解甚至再度走向严重冲突的局面，如利比亚、也门不仅政治和解难以落实，而且出现武装冲突持续加剧的局面，而伊拉克在2021年议会选举后陷入组阁困境，并在“萨德尔运动”退出议会后发生严重冲突。与此同时，尽管地区大国关系趋于缓和，但沙特、伊朗、土耳其、埃及等国家并未停止在这些国家的角力，甚至在2022年以来多次出现土耳其、伊朗以“反恐”为名对叙利亚、伊拉克发动越境军事打击行动，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缓和的脆弱性。
总之，受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走向和平与稳定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某些国家仍处在希望渺茫的困境之中。
政治重建困难重重
在叙利亚，其形势的核心特点是总体僵持态势与低烈度冲突长期化并存的局面。自2018年以来，叙利亚内部形成叙利亚政府控制中南部、库尔德人控制东北部、反对派控制以伊德利卜为中心的西北部的局面，外部形成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力量互相掣肘的复杂局面，各方力量都无法主导叙利亚，但其核心因素是美俄僵持。
当地时间2021年5月26日，叙利亚大马士革Douma镇，叙利亚总统选举投票正式开始，叙总统阿萨德露面。本文图片 人民视觉 资料图
正是受制于这种僵持局面，叙利亚形势处于巴沙尔·阿萨德政府能够维持，但以政治和解、政治重建和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全面国家重建难以展开的状态。例如，叙利亚于2021年5月26日举行了总统大选。尽管巴沙尔·阿萨德获得了95.1%的选票，再次当选总统，但这种选举是在国家分裂情况下举行的，叙利亚政府事实上不具备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能力。据报道，有超过1100万人居住在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控制的地区，政府军控制了叙利亚超过70％的土地；有250万人在东北部的库尔德自治政府控制地区；有290万人居住在伊德利卜省以及周边武装反对派控制地区。
当地时间2022年10月13日，伊拉克巴格达，伊拉克安全部队封锁了一条通往巴格达绿区的道路，议员们聚集在一起，准备今年第四次选举新的国家总统，打破引发暴乱的政治僵局。
伊拉克的政治重建同样艰难，其面临的最大挑战依然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国家权力分配教派化、族裔化导致的混乱和动荡。在2021年10月举行的伊拉克国民议会选举中，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领导的“萨德尔运动”获73个席位，居于首位；国民议会议长哈布希领导的伊斯兰教逊尼派政治团体“进步联盟”获38席，位列第二；前总理马利基领导的“法治国家联盟”获37席，排名第三。这种政治力量组合继续体现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什叶派占主导、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处于劣势地位的政治格局，但也彰显出什叶派内部分化组合的复杂性。在此次选举中，获议会席位第一和第三的“萨德尔运动”和“法治国家联盟”都是什叶派团体，共同点是都反美，但“法治国家联盟”同时主张亲伊朗。
自2021年10月萨德尔领导的“萨德尔运动”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以来，伊拉克政治一直处于瘫痪状态。2022年6月12日，由于未能如愿组建多数派政府，“萨德尔运动”议员集体辞职。此后，萨德尔在什叶派阵营中的对手——伊朗支持的政党联盟成为议会最大党派，该党派有意推选的新总理人选遭到萨德尔反对。从7月底开始，萨德尔的支持者在多个省份开展示威活动，抗议新总理候选人提名。8月29日，萨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永久退出伊拉克政坛，随即引发其支持者更大一波抗议。报道称，在组建政府失败后，萨德尔转向街头抗议，以展示他使伊拉克政治陷入停滞的能力。在随后的骚乱中，抗议者首次冲进包括共和国宫在内的政府大楼，抗议示威者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冲突导致数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伊拉克军方随即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宵禁，总理卡迪米因暴力事件而暂停了内阁会议。因此，伊拉克政治无疑已经因“萨德尔运动”议员集体辞职陷入难解的政治僵局。
利比亚和也门由于处在内战或准内战状态，各种政治力量在不同外部力量支持下陷入事实上的地方割据状态。
在利比亚，西部“民族团结政府”与东部哈夫格尔将军领导的国民代表大会两个“政府”的对抗继续存在，西部力量得到土耳其、卡塔尔等国家的支持，东部力量则得到俄罗斯、埃及、沙特、阿联酋等国家的支持。
2021年2月5日，在联合国主持下，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会议在瑞士日内瓦选举产生利比亚统一临时行政机构。根据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公布的路线图，利比亚预计将于2021年12月24日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2021年10月，利比亚国家高级选举委员会在首都的黎波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统选举的投票日期将由该选举委员会向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提出建议，并由国民代表大会批准。总统选举如出现第二轮投票，则投票与议会选举同时进行，选举委员会将同时宣布两项选举结果。
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政治和解和信任以及各种内外力量的复杂矛盾，利比亚的总统和议会选举最终流产。2021年12月21日，利比亚国家高级选举委员会宣布停止总统选举准备工作。利比亚政治重建的困难也恰如中东媒体评价所言：“利比亚政治危机还在蔓延，安全、宪法与和解的轨道纠缠在一起，没有一条路可以走到尽头”。联合国驻利比亚官员日前也表示：“在通过投票箱实现团结和稳定的道路上，利比亚继续处在微妙和脆弱的关头。”
2022年2月，利比亚东部国民代表大会单方面宣布选出巴沙加为总理，要求西部的民族团结政府、即现任过渡政府总理德贝巴下台。然而，德贝巴拒不让位，坚持带领民族团结政府继续执政，直到选出代表全体国民意愿的民选政府，导致利比亚政治危机进一步加剧。
利比亚大选一波三折，迟迟不能举行，各方表面上的分歧主要包括两点：第一，针对选举法的分歧。利比亚分裂的政治派别一直无法就选举法、监督选举规则等法律文本和程序达成一致。第二，针对候选人资格的分歧。由于对选举规则缺乏明确共识，缺乏执行、监督和争议裁决的权威机构，最高选举委员会、议会下属的选举委员会、最高司法委员会，以及并不听命于最高司法委员会的各地方司法机构，无法就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最终名单达成一致。（参见马小东：《利比亚大选再度推迟：各派势力互不相让，强行选举或引燃战火》）但就本质而言，利比亚大选难产的根本原因在于各派政治力量特别是东西两大政治势力的根本矛盾尚未解决，而安全环境恶化、外部力量矛盾重重等也使利比亚选举缺乏基本的条件。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10日，也门马里卜，一名也门亲政府武装人员在马里卜南部前线与胡塞武装作战。
也门的形势同样严峻，并陷入军事冲突不断升级，政治力量更加碎片化的复杂局面。2018年12月，在联合国斡旋下，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就停火、战俘交换等重要议题达成一致，但不久双方就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2020年12月，也门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曾在2020年4月谋求南方七省“自治”）组建联合政府。尽管在美国拜登政府的敦促下沙特多次表示要尽快结束也门战争，但也门战争在2021年却不断升级，深受外部力量影响的政治力量割据呈现更加碎片化态势。
从军事冲突方面看，沙特领导的联军尽管不断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但并不能令其屈服，反而使沙特、阿联酋不断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性袭击。目前，军事冲突和政治割据仍在不断加剧。黎巴嫩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的学者艾哈迈德·纳吉针对当前的也门乱局指出：“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支持的派系对也门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边界实现了军事控制，而也门内陆地区的广大城镇和农村则在胡塞武装、沙特和阿联酋的代理人的控制下或者争夺中……也门诸多公共机构在失去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几乎全部瘫痪。相反，沙特联盟的成员国根据自己的战略利益在也门开设了新的公共机构，例如在沙特开设的萨勒曼国王中心和阿联酋开设的谢赫·哈利法·本·扎耶德基金会等项目。”
由此可见，也门不仅在政治力量上陷入沙特联军支持的哈迪政府、在自身控制区内另立政府的胡塞武装、以亚丁为中心并在事实上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三大政治力量的“三国演义”，事实上在哈迪政府内部仍存在着沙特、阿联酋、卡塔尔支持的不同派系力量，使也门政治碎片化呈现出杂乱蔓延之势。
2022年4月，也门冲突各方曾达成为期两个月停火协议，后延长两次至10月2日。停火协议生效以来，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和红海港口荷台达恢复部分开放。但胡塞武装与沙特领导的联军的冲突并未中断。在也门冲突各方先前达成的停火协议在10月2日到期后，各方未能就延长停火达成一致。由此可见，也门目前尚难以实现军事停火，更谈不上政治重建。
经济凋敝，民生艰难
2021年是叙利亚危机十周年，战争、宗派冲突和恐怖主义等暴力对叙利亚造成的破坏很难有准确的统计，但战争对叙利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公共机构、社会服务等方面造成严重摧残，以及由此引发的民生艰难和人道主义危机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
据报道，在人口方面，持续十余年的叙利亚战争造成38万多人丧生，20余万人失踪，约560万叙利亚人逃离家园，超过240万叙利亚儿童失学，200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有1340万叙利亚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叙利亚境内60％的儿童遭受饥饿之苦；在经济方面，至2020年，叙利亚经济遭受的损失已达到4420亿美元，石油部门蒙受的损失高达915亿美元，货币里拉对美元的汇率贬值了98％，与战争爆发前的五年平均水平相比全国的粮食价格上涨了33倍；在基础设施方面，战争导致70％的发电站和燃料供应线停止运行，三分之一的学校被摧毁或被武装团体接管，超过50％的医疗基础设施被破坏或损坏。
伊拉克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十分严重，其根源是两场战争（1990-1991年海湾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外部干预和制裁、内部宗派冲突、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破坏等多种因素的产物。战后伊拉克国家发展陷入长期停滞，人民生命权和发展权遭受严重破坏。
近30年来，伊拉克陷入高频度、高烈度、高广度的暴力冲突，导致大量平民死于非命和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根据全球统计数据库的资料，2003~2020年期间，有约20.85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暴力冲突；截至2020年，有约920万伊拉克民众沦为难民或被迫离开故土。伊拉克大量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国家公共服务能力极大下降。以卫生部门为例，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医疗水平下降十分明显。1990 年，伊拉克 97% 的城市人口和71%的农村人口能享受公共医疗服务。伊拉克战争后，约2万名医生逃离，大量医疗设施在战火中被毁。在第二大城市摩苏尔，13所医院中的9所被摧毁，180万人的城市可用病床仅1000张。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伊拉克1990 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 1804 亿美元，而 2020 年却仅为 1672 亿美元。击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后伊拉克国内经济也未有起色，2018～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2.4%，2020 年更是下滑到-10.4%，五分之一的伊拉克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正是由于经济与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交互叠加，导致伊拉克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已经发生五轮大规模抗议浪潮（2011、2012、2015-2016、2018、2019-2020）。
也门已经在长期的战乱中陷入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并在继续加剧。据报道，持续六年的战争导致也门25万人丧生，80%以上的也门人急需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也门2800万人口中2/3处于饥饿状态，2020年至少有9.8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另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估计2021年也门有230万5岁以下儿童陷入严重营养不良状况，其中40万儿童将罹患极端营养不良。这是也门自2015年国内冲突升级以来，民众面临的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估计，2021年上半年，也门需要援助的人口将达到创纪录的2430万，2021年需要超过33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世界粮食计划署指出，自2015年以来，也门货币里亚尔已经贬值250%，导致食品价格上涨140%。但是，面对如此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也门政府的公共机构几乎全部瘫痪。
利比亚的经济和民生危机同样严重。据联合国2021年2月报告，利比亚内战造成4.3万人丧生，700万人口有39.2万人流离失所，100万人需要救济。同时，该国基础设施近乎瘫痪，每天缺乏供水和电力时间经常超过18个小时。
利比亚经济和民生困难的根源在于战争的破坏，以及政治重建失败导致的动荡缺乏经济重建的条件。利比亚战前国家财政收入的 80% 以上来自石油出口，战后利比亚政府试图把能源产业恢复作为经济重建手段，但战后政局不稳定，不同地区、派别、部落之间为争权夺利导致油田和输油管道受破坏严重，致使石油产量锐减，加上国际油价持续低迷，共同导致利比亚能源收入严重下降。总之，由于利比亚经济长期依赖能源领域，其他方面的经济基础薄弱，结构脆弱。石油收入减少和政局不稳定，使其他经济领域的重建都受到资金不足和管理混乱的制约，最终导致利比亚战后经济重建陷入困局。
总之，在中东地区，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是和平与发展环境最为恶劣的国家，首先实现政治和解和政治重建，进而走向经济和社会重建是其面临的严峻挑战。从冲突、动荡、贫穷走向和平、稳定和发展，不仅需要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自身实现和解，更需要西方大国和地区国家从零和博弈的政治和军事干预走向通力合作，而这在可见的未来却依旧希望渺茫。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