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现在在哪里（寻找穆旦）

小君 2023-07-08 02:45:24 132

穆旦现在在哪里（寻找穆旦）1952年2月，周与良获芝加哥大学植物学哲学博士学位，和穆旦合影留念但是，1998年秋天来到海德园（Hyde Park）后，我并没有像我曾想象的那样，去考据穆旦在芝加哥大学的一切——尽管我今天从事的工作或多或少与一种考据癖好相关。或许，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我对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产生了由衷的畏惧，在这所社会学和人类学思考异常发达的学校，那种知识分子所固守的骄傲已让我明白，诗人和任何社会和人生现象一样，经不起手术刀一般锋利的理性的剖析。曾有机会由许多面对面的接触，我常看到衰老的大师，就像叶茨（Yeats）笔下的旧皮囊，裹着岁月历练而造就晦暗复杂的心机。这一切不得不让我怀疑，穆旦诗集扉页照片里诗人的真实灵魂，是否也像他的眼睛那般明亮。作为一个如今备受推崇的现代诗人，穆旦是在我去美国的那年刚刚“火”起来，学兄李方编著的《穆旦诗选》，彷佛就是一夜之间，成了那套“桂冠诗丛”中最畅销的一本——说来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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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园寻穆旦

文 | 唐克扬

关于人们对于作品和作者的不同兴趣，钱锺书说过，如果你喜欢吃鸡蛋，又何必一定要去见那只下蛋的鸡呢？其实这个著名的比喻并不确实。知识分子易于鄙夷追星族的狂热，自居为强者的人，也易于淡忘或多少不愿意承认生命里软弱的时刻。他们或许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一个你喜欢的作者其实或多或少担当了精神导师的角色，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曾经将诗人当作巨星来追捧的国度，渴望了解他（她）们的人生，无非是维系与想象中的伟大心灵一丝象征的联系，为自己庸常的生命找到一个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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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诗选》

作为一个如今备受推崇的现代诗人，穆旦是在我去美国的那年刚刚“火”起来，学兄李方编著的《穆旦诗选》，彷佛就是一夜之间，成了那套“桂冠诗丛”中最畅销的一本——说来巧合，今天俨然已成一种文化符号的王小波，在他《青铜时代》一书的序言之中，竟也提到穆旦是他最仰慕的前辈作家之一。在经历了一咕噜“上穷碧落下黄泉”，各色名目的“对话”之后，这两人间的悄声细语，虽然不能算是什么时空穿梭的奇迹，却也让我这个后来者甚是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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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穆旦随中国入缅远征军撤到印度，10月摄于印度加尔各答

我和穆旦作品的渊源甚至远在接触这些以前——远在我去芝加哥大学留学前的高中时代（大约1988年左右），我已经知道穆旦、陈梦家和闻一多和这所学校的关系，我是通过王力的《汉语诗律学》知道了包括穆旦在内的九叶诗人，通过我哥哥，一个毕业于北大无线电系的理科生的选修课笔记，熟悉了“他曾经爱过你的变化无尽”（《赠别》， 1946年）。我由此珍重我的穆旦情结，人们最初的兴趣总是能反映他真正的气质与禀赋，因为那时，他不必像一个成年人那样处心积虑，究竟说点什么，才最能使他交流于社会大众，或是各式各样小圈子的趣味。

但是，1998年秋天来到海德园（Hyde Park）后，我并没有像我曾想象的那样，去考据穆旦在芝加哥大学的一切——尽管我今天从事的工作或多或少与一种考据癖好相关。或许，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我对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产生了由衷的畏惧，在这所社会学和人类学思考异常发达的学校，那种知识分子所固守的骄傲已让我明白，诗人和任何社会和人生现象一样，经不起手术刀一般锋利的理性的剖析。曾有机会由许多面对面的接触，我常看到衰老的大师，就像叶茨（Yeats）笔下的旧皮囊，裹着岁月历练而造就晦暗复杂的心机。这一切不得不让我怀疑，穆旦诗集扉页照片里诗人的真实灵魂，是否也像他的眼睛那般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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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2月，周与良获芝加哥大学植物学哲学博士学位，和穆旦合影留念

但是我的穆旦情节的难以消散，终究还归结为一种缘分，那得感谢一位著名美籍华人学者，他的遗孀L是一个退休的社会学家，燕京大学毕业，住在海德公园快五十年了。有段时间曾经得到一个机会和她时常接近。日常闲谈时，偶尔提到芝加哥大学为中国培养出一批人文学者，L便兴致勃勃地拿出一摞照片，“你们看，这就是穆旦夫妇，在我们的party上照的。”

“我们这儿有过政治家、文学家、建筑家，他呀，是个理想家，”她微笑着说，“我可没想到他现在那么有名。”

我注意看那照片，像是宝丽来相机的尺幅，不知道是否因为用了醋酸纤维，而不是硝化纤维相纸，这张五十年的相片还没有褪色，但未经处理的相片有些显影不足，上面的男人可没我曾经看到的那张照片那么有神采，不过，总还可以认出是他，稍稍有些阴郁的表情，穆旦的妻子倒是神采奕奕，打扮得很四十年代式时髦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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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2月，穆旦夫妇离开芝加哥回国，在车站与送行的同学和朋友们合影

“他不是一个特别爱说话的人，”她说，“不过他动员我们回国时倒是挺积极。”

这和有关穆旦是个“党外爱国者”的记述倒是相符。

“我可不回去，”她说，“谁爱回谁回，反正我不回。”

“人哪，”L总结说，“不能太理想。你看周与良（穆旦妻子）不是又到美国来了吗？她就在Ohio呢，这回再也不走了。”

我忍不住想起了穆旦郁郁寡欢的晚年，总的来说，那时的他，对他的一生似乎流露出一种不胜厌倦的态度。尽管他也会说一些高调子的话，但他终于会说，“抽空也看些书，很爱陶潜的人生无常之叹。”（1976年3月致孙志鸣信）尤其是在他的长子因他的出身不能报考大学时，穆旦“几天都一言不发，似乎陷入极度的精神痛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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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冬》诗稿手迹

结束谈话时，我还是忍不住问，“那您知道穆旦原先在哪儿住吗？”

“Kimbark和55街？”L自言自语道，“记不得了。他的文学挺好的。真没想到，他现在会那么有名。”

“能不能借您的照片去扫描一下，”我看她有些疑惑，就补充道，“我只是喜欢他的诗。”

“你是要写文章发表什么的吧，”她突然有些警惕，“那你可要告诉我，这可是我的私人照片。”

我迟疑了一下，为脑子里冒出的“写文章”的“一闪念”，感到一丝微微的羞愧，便没有再问下去。不过，从此走过Kimbark和55街时，我总会下意识地注意看看，哪幢公寓楼的年代看上去老式一些，在此之前，我早已知道，距此两个街区以外，就是闻一多曾经住过的，如今的一层是“美第奇餐馆”的一幢公寓楼，艺术学院博物馆的Pearlstein 女士不知从哪儿打听来的。这两处诗人曾经走过的地方，使得这异国的街市给了我一丝隐约的亲切感，不知为何也掺和着莫名的忧伤……附近的小学里，我看到轮滑少年自在地掠过，街道尽头的通勤火车，按班就点地飞驰在跨越街区的高架上，岁月中缓缓改变的城市风景，没有工地无休止的喧嚣，也不易察觉社会巨变带来的痕迹。在这平和流逝的时间里，你感受不到太多人生悲剧的意味，不太容易定位自己所处的年代，更无从想象，从这里走过的某几个异国诗人，一个被杀（闻一多），一个自杀（陈梦家），一个悒郁而终。

即使是在五十年以前，诗人也不总是一个时髦的社会角色。不过在那时，诗人能被接受为一种社会角色，已经是够不容易了。通过我自己与诗歌的渊源，我总算明白了几件事情，其实写诗是一回事，像一个诗人那般生活则是另外一回事，虽然人们一般期待一个诗人的人生会是他最好的作品，但并不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能把这两种事放到一块儿（会“画画”和做一个好的艺术家也是这样）。写诗固然需要对语言驾驭的天分，需要多少有别于凡人的思想，这种文字和技巧层面的东西，终究是可以通过多读多写，而有所提高的，然而，比写诗更为不易的，是比相信自己的作品更执着地相信自己的人生理想——诗人的人生理想通常是高蹈的，因为某种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似乎是“本体论幻觉”的东西，他通常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实践与平常人不一样的生活。不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能善始善终。顾城不是，那位曾经期冀“引刀成一快”的汪精卫先生也不是。诗人背离他们人生初衷的悲剧，通常比别的悲剧更富于悲剧意味。

穆旦的时代是个特别的时代，他之所以被称为一个现代主义诗人是因为他“能够看到表面现象下的复杂与深刻”（王佐良）。“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智慧之歌》，1976年），对于“表面现象下”之物的穷究终归导致了建立在表/里二元论之上的旧价值结构的崩溃，这正是现代主义者所经历的悲剧。尽管穆旦的一生实践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勤勉与务实，他的高蹈与激情之中，却常流露出一丝怀疑论者的阴翳。在抗战期间，穆旦跟随中国远征军从缅甸的热带丛林撤退到印度，关于在我看来是他一生中最富于戏剧性的胡康河谷之行，他说到了“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这“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恰恰与古典传统中蓬勃生命力的象征相龃龉。《穆旦诗集》一书的装帧设计宁成春先生，不知为何恰恰选择了东山魁夷的平和的森林作为封面，那纯净的绿，或许是不适合包装一个因矛盾之中的求索而痛苦的生命的。因为有独立的思考和敏感的心灵，他比一般人更容易感受到外在世界的压力，更不容易生存在一个需要屈从与淡忘的年代。但大时代里人海的一颗水滴，他又必须选择“一把一把地献出”，在他的社会责任，道德良知和无羁的想像力之间艰难地维持平衡，终至“‘丧失’变成了我们的幸福”（《妖女的歌》， 1956年）。

在这和平静穆的一刻，我却似乎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痛苦——快乐容易伪饰，诗歌也不妨伪饰，而真实生活中幸福乃至自我的丧失，却不容伪饰。选择从美国回到中国，选择用文学翻译来“报效祖国”（今天的人们或许己经太难理解这种姿态了），选择在感受痛苦时毫无或甚少怨言——冷静地选择面对这种痛苦和自我欺骗是两回事，而且，这并不是一件比写出好诗更容易的事。可是，比这种痛苦更“深入”的东西是现代主义本身所象征的悲剧。即使我由衷地钦佩诗人的人格，也固执地希望，不再有任何反面的声音破坏我想象中的诗人的形象，可我不得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有许多人窃笑于一种未至人情练达的生活——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人们对于“高等文化”的艳羡，对于博物馆和印刷品的景仰与匆匆一瞥，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对他们的现时灵魂有多大的助益。尤其是在今天，后现代主义者的名利场逻辑和商品化的大潮携手，诗人恐怕是再也难成一种生活的理想了。就像唐诗人们将北朝“青阳三月中、柳青桃复红”的简约歌咏发挥到了极致，宋以后的炼字造句很大程度就成了一种文字游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原本直率的心意只有在真正的丧乱时刻才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和平的年代，诗人终于成了飞行于大学之间的另一类名优，形式（操作性）与声名（炒作性）成了判断一个诗人最普遍的职业标准。

在芝加哥大学的日子里，我又经历过许多与诗人有关的人事。Y是一个“朦胧诗”时代扛鼎的大家，记得去捧他的场时的激动心情不亚于在L女士家里见到穆旦的照片。只是，这次并非我去追寻他的足迹，而是他自己御风（乘机）而来，当穿着皮裤的Y先生在优雅的女诗歌教授引导下完成即席朗诵后，我拿出一本自己保存了许多年的《五人诗选》请他签名（我真还没有请任一个影视明星签过名）。

“这本书从前可是我的圣经啊！”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玩笑开得多少有些拙劣。

Y显然是稍稍一愣。然后很快地，他似乎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否想起了八十年代初期诗人的黄金时代？在成都、南京，人们曾经像追堵刘德华、罗大佑一样追堵过他们。

“真没想到在此时此刻还有此人此书，”他转身把这书“秀”给优雅的女诗歌教授，用英语说，“那个时候我们可真天真。”（大意如此）

当我再沿着55街或是Kimbark走下去时，我还会注目于那些普普通通的公寓楼，那些诗人曾经栖息过的窗户里，此刻偶然会闪出一张陌生却普通的面孔，无论白色还是黑色；我还会压抑不住心中的本能——在海德园，是否还有一些穆旦不为人所知的“遗迹”，依然保存到了今天，可以成为一篇文章的素材？不过，我由此放弃了在诗歌上投入更多的时间，我不再会产生出去“瞻仰”那平常房间的念头，不再试图向L女士打听穆旦的详细住址。不知谁说过，生活本身是伟大的戏剧。而对我来说，这一切仅仅是刚刚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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